科举史考试中的舞弊与反舞弊斗争.docx

1、科举史考试中的舞弊与反舞弊斗争科举史：考试中的舞弊与反舞弊斗争 1873年 伦敦新闻画报 插图，画的是北京贡院中参加会试的考生文丨押沙龙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7月下XX，严禁转载，转载请至后台留言申请授权，否则将按微信公众平台关于抄袭行为处罚规则的公示处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复杂，其中的功罪，确实难言。但无论如何，它给中国人投下了一个巨大的诱饵：通过考试可以当官。在西方，考试考出来最多当律师，当医生什么的，哪像咱们这里考出来就可以坐轿子、当老爷，坐在堂上扔签子打人屁股？这样大的好处，怎能不让人心动？我是没生活在古代，要是活在古代，我都想考一个出来。

2、好处这么大，大家当然就忍不住想点歪门邪路，行个贿做个弊什么的。但是平心而论，朝廷还是强烈希望让科举保持公正的。尤其到了明清时代，中央政府几乎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为了杜绝作弊，能想的办法几乎全想到了。朝廷这么认真当然也有它的考虑，公正的吸纳人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科举是中国文官官僚体制的命脉，科举制一旦彻底腐烂，可能导致整个官僚系统的异化，进而威胁到帝国的生存。但是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就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一样，深刻地理解到天下任何招式都有破绽，朝廷的关防也不例外。整个科举史就是一个找破绽与堵破绽的斗争史。外帘官简单来说，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院试，童生通过这个考试可以成为秀才。院试过后是乡试，通

3、过乡试就是举人了。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就是在乡试后欢喜疯了的。第三级是会试，在京城举行，考试通过后就是进士。会试后额外还有一个殿试，但是殿试一般不淘汰考生，只决定名次。不同级别的考试，考场制度就不相同。以明清时代的乡试为例，朝廷把考官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帘官，一类是外帘官。内帘官包括主考官和同考官，其职责就是阅卷。外帘官则包括一大堆人员：印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监门官、搜检官、供给官等等，总指挥是提调官。这些庞杂的人员全部任务就是确保从入场到交卷，从交卷到内帘官阅卷，这些过程中没有任何作弊。怎么防止呢？首先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来考试的，可是考生本人？万一学霸拿着学渣的准考证过来代考，

4、怎么办？他们想到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准考证上描述考生相貌，比如：胖、面白、虬髯。万一考生为了考前精神一下，把络腮胡子剃了，那很遗憾，你只能先回家养胡子再说。但这些描述也会引发争议，清朝有位考官胡希吕就钻了牛角尖。他监考的时候，如果考生脸上有胡子，但是准考证上写“微须”，他就认为是冒名顶替，不许入场。考生着急了就跟他辩论：微须嘛，就是微微有胡须，凭啥不让我入场？胡希吕解释说文言文上“微”做“无”解。当然这就是强词夺理。考生马上反驳：那我皇下江南微服私访，当作何解？胡希吕哑口无言，掂量了一下，终究没有胆量说皇上就是一丝不挂游江南，咋地？他只好让考生入场了。当然，世上相貌千千万，靠简短文字很难精确描述

5、。长成马云那样的还好，像我这样长相普通的，光靠几句话很难知道是不是本人。所以朝廷还规定了第二个办法，考生入场前必须得有认识他们的人，当场指认、签字画押，如事后发现有冒名顶替情节，指认者负连带责任。这两个办法虽然有些用处，但并不能百分百地杜绝冒名顶替。不过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也确实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如果当时有指纹机，皇帝一定会用上的，可惜没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夹带抄袭。这个只能靠搜。明朝时候就搜得非常仔细，经常把考生扒光了，从发辫到脚踝仔细搜检，有时候连肛门都要扒开瞅一瞅，看里头有没有夹带。清朝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考生的厉害，警惕心不够，觉得考个试何至于此嘛。后来朝廷就发现势头不对，对搜检的规定

6、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烦琐。乾隆对此就亲自下过文件，规定得极其细腻，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了：考生的皮衣不能带面，毡衣不能带里，鞋不能带厚底，笔管必须镂空，蜡台柱必须空心通底，考篮必须玲珑格，带的糕点饽饽必须切开?结果会试的时候，考生们都穿着不带面的皮衣入场，白花花、毛茸茸的一大片。大清考场一眼看上去就像装满了喜羊羊的青青草原。乾隆还坚持要检查考生的“亵衣下体”，他也承认这样不太得体，但是他痛心地说：不搜行吗？不搜真是不行。这些考生们夹带本领出奇的高明。他们能把夹带书籍做的非常小，据说还专门用老鼠须写小字，十四片薄黄绢上能抄40万字，卷头还有精密的目录索引。有的考生把一本四书都穿身上，胸口是论语，后背

7、是孟子，两个袖子里有大学，一身浩然正气。面对这样的考生，皇上要检查下体，也确实是不得已。但是光入场的时候搜身就行了么？那远远不够。考生们还有其他的手段。有位考官就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每到考试的时候，贡院上空就聚集着许多白鸽，展翅翱翔，非常的祥瑞。后来他才发现这些鸽子不是祥瑞，而是来给主人送小抄的。为了防止考场内的作弊，朝廷除了锁上考场隔绝内外、派巡检官来回巡查这些措施以外，还派驻大量士兵，有时候一个考生身边配一个士兵，采取人盯人的策略。从考生交卷，到卷子落到阅卷官手里，这个中间过程也能作弊。当然了，朝廷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乡试和会试都有专门的誊录官抄录考生的卷子。考生的原卷叫墨卷，誊录后的卷子

8、叫朱卷。内帘官只能读到朱卷，这是怕他们辨认考生的字迹或者记号什么的。但是群众发现，这个誊录的过程本身就有搞头。比如清朝就有“活切头”和“蜂采蜜”的作弊手法。受贿的誊录官抄录时把李四的好文章，跟张三的坏文章对调，这叫“活切头”；把考场上其他卷子里的好段落拼凑出一篇，充当张三的卷子，这叫“蜂采蜜”。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朝廷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它专门又配了对读官，负责核对朱卷和墨卷是否匹配。不过道高一丈魔高一丈五，誊录官可以预先偷出几分空白卷，临时伪造墨卷。这下朝廷终于傻眼了。河北定州贡院魁阁号舍中，考生使用的夹带内帘官朝廷真正放心不下的还是内帘官。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所谓“窗前不言命，场上莫论文”

9、，八股文毕竟不是标准化考试，并非写得好就一定能考中。你活切的美人头再美，我不看行不行？你凑出来的蜜再甜，我不吃行不行？只有贿赂到了内帘官，才能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朝廷对内帘官的防范最严，比如按照规定，主考官一旦被任命，就不得再和外人交往，直接赶赴考场，然后就被锁在里头，一直到阅卷结束才能放出来。此外，朝廷还配备了很多同考官，一方面分担主考官的工作，一方面也有人多了能互相制衡的意思。同考官数量很多，以清朝为例，在会试和大省份的乡试时，同考官有十八位之多，号称“十八房”。墨卷不许进内帘，送进内帘的只有誊录好的朱卷。阅卷开始前，正副主考官把朱卷分成小堆，用抽签的办法随机分派给同考官。同考官阅卷后，选出

10、好卷子推荐给主考官，两位主考官来决定是否录用。乡试阅卷结束后，所有墨卷和朱卷要再送往京师礼部，由40名官员逐一检查，称之为“磨堪”。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很科学很精密，但这里就没有破绽么？当然有。比方说，朝廷要是任命我为江南乡试主考官，虽然说接到任命后我应该马上出发，沿途不得和外人交往，但我毕竟是个官员不是囚犯，总不能弄个木龙囚车把我装起来，一路上几千里地，身边还有仆人，我总能找机会传递点什么东西出去，然后中间人就可以包办一切了。另一方面，会试或京闱乡试这样级别的考试，主考官的候选人就那么几个，大家很容易猜到，完全可以提前走门路。内帘官舞弊的手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卖题，一个是关节。其中最重要的是

11、关节，卖题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因为就算你预先知道了题目，也最多能保证卷子的水平高，但各花入各眼，怎么能确保考官一定录取呢？所以更保险的办法不是买题目，而是买“关节”。什么是关节？就是文章里的标记。我事先告诉你几个字，你在卷子按照某种规律用进去，我阅卷的时候就能认出这是你的卷子，自然就会录取你。“关节”所用的字颇有讲究。八股文是“代圣人立言”，格式和用语都有严格要求，比如你要是给“猪八戒”三个字做关节，对方就很难把这三个字嵌到文章里去，就算勉强嵌进去也会不伦不类，磨堪的时候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一般关节用的都是虚词，比如一般人句子结尾用“也”，你就先用“也哉”，后用“也矣”，考官就知道是你了。这就像

12、写诗，大家都说：啊，黄河！你偏偏说：啊呀，黄河！这就是“关节”。以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为例，考官卖的关节就是在头三篇八股文里，第一篇文末用“也夫”；第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字；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大家卷子交上去以后，考官就挨个找“岂不惜哉”。朝廷想了很多办法防止“关节”。比如原来八股文里每一段的内容格式都有严格限定，只有最后一段“大结”，可以自由发挥，想说什么说什么。康熙皇帝却下令取消“大结”。现代人说起来往往指责康熙是想钳制思想，连八股文最后一点活泼生机也要扼杀。其实这是冤枉康熙了。他的直接出发点真不是钳制思想，而是为了钳制“关节”。自由发挥的“大结”，几乎可以填进去任何字眼，很容易

13、容纳关节暗号，所以康熙才下令取消。此外，清朝还一度严格规定虚字的使用，比如乾隆丁酉科乡试就规定，承题一段，第一篇八股文只能用“夫”，第二篇用“盖”，第三篇用“甚矣”等等。到下一科的时候这些虚字再做调换。这些规定到了嘉庆年间被取消了，所以咸丰八年的作弊考生才能“岂不惜哉”。这些规定听上去当然很可笑，我为什么一定要“甚矣”，但笑归笑，还是不能不承认其背后的苦心。2009年7月5日青岛举行的鉴宝大会中，市民徐先生收藏的清光绪年间的全国最小作弊微型书五经全注惊艳全场。书长6.5厘米，宽4.3厘米（内页长5.7厘米，宽3.6厘米），该书共有160页，共计13.4万字科场案明朝对科场舞弊还相对宽容，除了洪

14、武年间有过一次不清不楚的滥杀外，其他时候对舞弊的官员最多是贬官、杖责而已。到了清朝，惩罚手段就变得严酷起来。顺治八年丁酉科场案尤其血腥。那一年同时查出多地乡试舞弊，以顺天府、江南两地为最，结果在顺天府乡试案里，四名同考官被杀，三名牵连进去的官员也被诛杀，家产籍没，父兄妻子共108人流徙关外的尚阳堡。另有40名案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最后一刻改为流刑，全家流放尚阳堡。江南乡试案更惨，两个主考加18个同考官一个不留，全部处死，妻子没入为奴。这场大难的导火索出在同考官李振邺的身上。这是一个妄人，他一被任命为顺天府同考官，就张罗着卖关节。托谁卖呢？托自己小妾的丈夫。这听上去有点怪，需要解释一下。李振邺纳了

15、个小妾，却又怕老婆知道，就转给朋友张汉做了太太。但转让只转让白天，夜里还是李考官的小妾。这两位丈夫合伙养媳妇以外，还合伙做“关节”买卖，而且规模做的极大，一口气卖出去24份关节，还给某位医生白送了一份，因为人家治好了李振邺的病。谁料规模做大了，就有点拢不住，卷子一交上来，李振邺就派仆人满世界核对关节。不光在自己负责的考卷里找，还跑到别的考官那里翻。要知道，这是违法的。按照规定，只有主考官才有资格翻同考官的卷子，谓之“搜卷”，而且还只能是在录取完正常考卷之后再翻。但是其他同考官也卖了关节，乌鸦不嫌猪黑，大家就互相换着挑。可见规章制度再严密，也架不住执行者的勾结。但问题是李振邺的销售量太大了，几千

16、份卷子里翻出25份关节，谈何容易？他和仆人马不停蹄也只翻出5份来。其他20份就泡汤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另一位丈夫张汉也入场考试了，也有关节。李振邺倒是挑出来了，但是他想起来张汉在卖关节的时候盘剥自己了，干脆打个叉叉扔一边了。结果那20位交了钱却没中的举子不满意，那位丈夫张汉不满意，李振邺这个妄人自己出来吹牛，听到的人也不满意，加上同考官们卖多卖少，谁的人中了谁的人没中也有矛盾，最后闹得不可开交，一直闹到了顺治皇帝的耳朵里，下令调查。当时满人入关没多少年，对买关节这样的事情并不懂。听到汉人的解说后，满大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神奇的事情！顺治皇帝也极其震惊，他转而往深里一想：顺天府有这

17、样的事情，其他地方难道就没有？结果又扯出了江南乡试案。其实江南乡试案很可能是个冤案，因为一直查到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拿得出手的铁证。但是顺治皇帝是个非常执拗偏激的人，悍然用最严厉的手段惩处当事人。这次案件为后来的皇帝树立了一个原则：考官舞弊者死。到了后来的咸丰八年，也就是考官拿“岂不惜哉”做关节的那一年，这个原则直接导致了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的死亡。柏葰其实有点冤，他根本就没有受贿，就连他的仆人也没受贿。那份有关节的卷子推荐到他那儿，他还给刷下来了，结果同考官求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来求他，柏葰就卖了个人情。结果他的仆人在狱中自杀身亡，柏葰本人在菜市口被斩。咸丰皇帝是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勾绝柏葰后一

18、度流泪，累日心神不定，但尽管如此，他的态度还是很坚决。跟以前被处死的考官比起来，柏葰死的还不算最惨。丁酉科场案中，陆贻吉在菜市口被腰斩，其情景极其骇人。这种残酷的腰斩之刑最后也是因为一个舞弊考官之死，才被皇帝取缔的。这位考官就是河南学政俞鸿图。大多数的科场舞弊大案都发生在乡试一层。会试作弊比较困难，容易被皇帝发觉，而院试通过了也只是秀才，范进当年中了秀才还被胡屠夫提着猪大肠上门教训了一顿，“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这样的一个功名似乎造不出通天大案。但是俞鸿图硬是靠卖秀才卖出一个大案。他主要靠薄利多销，卖一个秀才收三百两银子，仅在许州一个地方他一口气就卖了47名秀才。最后东窗事发，雍正下令腰斩。俞鸿图不知道自己会被腰斩，没有给刽子手“规费”，结果死得极慢极惨，据说上身在地上滚来滚去，还用手蘸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监斩官看得毛骨悚然，回去后将情形禀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取消腰斩。这当然是出于人道考虑，但另一方面，也说明雍正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杀头吓不倒舞弊者，那腰斩也吓不倒他们，那又何必弄得如此残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