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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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发现与研究概况
匈奴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是个有相当影响的古老民族。
关于匈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
司马迁是匈奴同时代人,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首次详细记述了匈奴人的历史概况。
以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著作均有匈奴的记载,使人们对匈奴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
要不是这些记载,后人何以知晓匈奴这一称谓,也不可能对匈奴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有个概略的认识。
然而,这些记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匈奴史上的有些问题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这方面,考古发掘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匈奴强盛时期,控地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
在这一广阔的危围内,陆续发现有关匈奴的文化遗存。
目前发现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即苏联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
其中外贝加尔地区匈奴遗存的发掘工作起步最早,1896一1902年间,苏联学者塔里克——格林采维奇在吉达河、色楞格河、奇科依河和希尔卡河流域发现有近百座匈奴墓。
在这些墓地中,规模最大的是恰克图以北23公里的伊里莫瓦（发掘三十三座“木椁墓”）和吉达河左岸的德列斯堆（发掘二十六座“木棺墓”）两处墓地。
发掘者认为“木椁墓”和“木棺墓”属于不同时期,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并推测前者与匈奴有关,后者则与吉尔吉斯或通古斯有关。
不管当时人们对这类遗存的认识如何,从此却揭开了匈奴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序幕。
1912年,一位俄国探金者因偶然的机会,在今蒙古中央省诺音乌拉发现了一座不寻常的古墓葬,引起了苏联学者的关注。
1924一1925年间,科兹洛夫等人在此又发掘八座大墓和四座普通墓。
诺音乌拉匈奴墓地的发掘,将匈奴考古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诺音乌拉大型贵族墓葬均被盗掘,然而墓葬结构基本完整,并出上了丰富的随葬品,为研究匈奴人的埋推制度、文化面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5号墓（希姆科夫墓）和6号墓均出土带有“建平五年”等明确纪年的漆耳杯,为确定诺音乌拉墓地的年代和族属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关于诺音乌拉墓地的发掘资料,由苏联学者作了初步报道。
随后,特列维尔用俄文和匈牙利文对诺音乌拉墓地的发掘作过详细描述。
但到目前为止,诺音乌拉匈奴墓的发掘资料尚未系统整理和发表,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诺音乌拉匈奴墓的发掘,引起苏联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
他们发现先前发掘的伊里莫瓦和德列斯堆等墓地,无论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品,都与诺音乌拉墓地非常相似,促使苏联考古学家对外贝加尔地区的类似遗存给予格外关注。
1928——1929年间,以索斯诺夫斯基为首的布利亚特蒙古考古队在伊里莫瓦谷地又发掘十一座匈奴墓,其中包括一座有墓道的大墓。
同时,在乌兰乌德附近发掘了伊沃尔加古城,这是继匈奴墓葬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
因遗址内出土类似于诺音乌拉和伊里莫瓦墓地的器物,发掘者确定其为匈奴城址。
此外,1925年杰别茨在奇科依河左岸发掘都连村遗址,出土的遗物与德列斯堆墓地出土随葬品类似。
外贝加尔匈奴遗存的发掘工作停顿二十年之后,自1949年以来,布利亚特蒙古考古队重新发掘伊沃尔加古城,发现大量的房址、作坊等。
1956年发掘同古城相关的墓地,直至1970年先后发掘二一六座墓葬。
1957一1958年间,在恰克图以北25公里的切列姆霍夫墓地发掘二座匈奴墓,1965一1966年在科诺瓦洛夫领导下又发掘十八座。
1980一1983年间,布利亚特考古学家又发现新的匈奴遗存:
乌兰乌德以南60公里的巴尔盖和距德列斯堆墓地20公里的英霍尔居址和墓地,以及图格内河畔巴彦哈拉山墓地。
蒙古境内匈奴遗存的发掘,如前所述,始于1924年。
稍后,1926一1927年间,蒙古学者希姆科夫在诺音乌拉发掘两座大型贵族墓葬,其中5号墓（希姆科夫墓）出土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带有汉字铭文的漆耳杯。
1954一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在中央省和后杭爱省发掘了匈奴墓葬。
在诺音乌拉又发掘一座大墓、四座普通墓和八个祭祀坑。
1956一1957年,道尔吉苏荣在呼尼河流域发现三百多座匈奴墓,并在高勒毛都地方发掘二十六座普通匈奴墓。
六十年代,蒙古、匈牙利和苏联考古学家先后在乌兰巴托郊区伯勒希、科布多省芒汗苏木及呼尼河流域发掘匈奴墓。
1969年在达尔汗山附近发掘六座普通匈奴墓。
七十年代,在后杭爱省呼塔格乌拉、苏赫巴特尔省小乌勒古特、前杭爱省特布希乌拉等地发掘匈奴墓葬。
此外,1952和1956年,蒙古考古学家普日莱发现四座匈奴古城。
1972年,苏蒙历史文化考察队在中央省、肯特省又发现三座匈奴古城,蒙古考古学家纳万在南戈壁省巴彦布拉克也发现一座匈奴古城。
中国境内匈奴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五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才开始寻找有关匈奴的文化遗存,相继发现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和扎赉诺尔三处墓地。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的同行们对这三处墓地的族属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属匈奴,有人认为属鲜卑,至于西岔沟墓地还有乌桓说和扶余说。
鉴于人们对这三处墓地的族属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故本文暂不作为匈奴文化遗存来讨论。
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属于两个不同阶段的匈奴遗存。
第一阶段的遗存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关于这一阶段的遗存将在第四节中详加讨论;第二阶段的遗存相当于秦汉时期,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存有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补洞沟、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和倒墩子、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140号墓、铜川县枣庙等墓地,共发掘袋葬五十三座。
总之,苏联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匈奴遗存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已进行近一个世纪,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发现,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已出版数目可观的研究成果。
在已发表的论著中,除了大量报道资料及就个别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著述外,也有一些综合研究的著作。
如苏联学者鲁金科的《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科诺瓦洛夫的《外贝加尔的匈奴》、达维多娃的《伊沃尔加遗迹群——外贝加尔的匈奴遗存》;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的《北匈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遗物》等。
国内有关匈奴遗存的论著还不多,只有田广金的《匈奴墓葬的类型和年代》和《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郭素新的《试论汉代匈奴文化的特征》,以及拙作《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等论文。
综观以上各家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匈奴考古遗存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涉及到有关匈奴史上的一些重要课题,诸如匈奴定居及农业、手工业、文化艺术、生活习俗、丧葬制度、族源及其与外界的联系等问题。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单凭有限的文献史料是很不够的,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
当然,国内外学者在利用考古资料论述这些问题时,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匈奴考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尚望同仁批评指正。
二、分布、年代与文化特征
如前所述,匈奴遗存包括墓葬和城址,主要分布于苏联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
这里所说的匈奴遗存是指秦汉时期、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墓葬和城址,至于前匈奴文化或有争议的有关遗存没有包括在内。
关于匈奴城址的资料将在第三节中讨论,这里着重分析匈奴墓葬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在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二十处墓地,约九百座墓葬,已发掘三七七座;蒙古境内发现三十处墓地,约二千座墓葬,其中已发掘的约五百座;中国境内发现匈奴墓地七处,已发掘五十三座墓葬（附表一）。
表中所列仅限于著述的已发掘的匈奴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外贝加尔的伊里莫瓦、德列斯堆、切列姆霍夫和伊沃尔加墓地,蒙古境内的诺音乌拉、高勒毛都、特布希乌拉和达尔汗山墓地,中国北方的西沟畔、补洞沟和倒墩子墓地。
以上发现,基本反映了秦汉时期匈奴墓葬的概貌。
匈奴墓葬的形制,大体可划分为八种类型。
（一）长方形竖穴土坑,无葬具,地面无任何标志。
西沟畔、补洞沟墓地和客省庄140号墓可作为代表。
年代为西汉初至东汉初。
以补洞构3号墓为例,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
人骨右侧发现长铁剑,腰部围一圈铁带饰,左侧有铁刀、铁链等（图一）。
（二）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棺葬具,地面无任何标志。
倒墩子墓地可作为代表,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以19号墓为例,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
北壁有龛,内置陶罐。
随葬品有铜带饰、铁刀、五铢钱、海贝等（图二）。
（三）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棺葬具,地面有圆形石堆。
伊里莫瓦、切列姆霍夫和达尔汗山墓地部分墓葬可作为代表。
年代为公元前一至公元一世纪。
以切列姆霍夫39号墓为例,地面有圆形石堆、葬具为木棺,单人葬。
随葬品有陶罐、装饰品、铁刀等,刀背上有铭文,因锈蚀无法释读。
（四）长方形竖穴土坑,有棺有椁,地面有圆形石堆。
伊里莫瓦、切列姆霍夫和达尔汗山墓地部分墓葬可作为代表。
年代为公元前一至公元一世纪。
以伊里莫瓦58号墓为例,地面有圆形石堆。
头端棺椁之间置陶罐,并随葬铁刀、锥、带扣和牌饰、以及绿松石坠饰和漆耳杯。
漆耳杯上有四对凤凰图案和汉字铭文（图三）。
（五）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棺葬具,坑壁下部用不规则石块围砌。
诺音乌拉、德列斯堆、伊沃尔加和高勒毛都墓地部分墓葬为代表。
年代为公元前二至公元一世纪。
以德列斯堆32号墓为例,坑壁围以石块,填土中亦有石块。
随葬陶罐、铜铃、带扣和环、铁刀、带扣和马衔,以及五铢钱、丝织品、海贝等（图四）。
（六）长方形竖穴墓道,偏洞室,木棺葬具。
以倒墩子墓地部分墓葬为代表。
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以13号墓为例,西壁掏洞,内置木棺。
墓道和墓室间有一排小柱洞。
单人葬,头向北。
随葬品有金耳环、铜带饰、石牌饰、五铢钱、海贝等。
（七）方形竖穴土坑,有墓道,有内外椁,内撑中置木棺,地面有封土。
诺音乌拉、伊里莫瓦大型墓葬可作为代表。
年代为公元前一至公元一世纪。
以诺音乌拉24号墓为例,封土为14x15米,墓道封土为12x5米。
墓扩为13x12x9米。
墓底铺两根方木,其上排列十五根圆木。
外椁3x4.4x1.8米,顶上盖十八根圆木。
内椁3x1.7x.1.22米。
棺2.16x0.77x0.85米。
随葬品有丝织品衣服、发囊、鞋垫、袋子和小旗、龙纹玉饰、案、残漆器等（图五）。
（八）砖室墓,分前后室,有墓道和棺椁葬具,地面有封土。
以上孙家寨墓葬为代表。
年代为东汉晚期。
封土呈圆形,墓室穹窿顶,斜坡式墓道。
墓圹口横置一排二十八根圆木。
随葬品有铜镜、五铢钱、“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及仓、井、灶等陶明器（图六）。
秦汉时期匈奴墓葬结构的复杂程度和随葬品的多寡有明显区别,这究竟是反映年代早晚或地域的差别,还是反映匈奴社会成员的分化及拥有财富的差异。
我认为这几种因素都应当考虑进去,同时还要考虑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首先,从年代上说,中国境内西沟畔、倒墩子、客省庄140号墓和枣庙墓,外贝加尔德列斯堆和伊沃尔加墓地的年代偏早。
这些墓葬的形制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无葬具,有的以木棺为葬具,所不同的是漠北几处墓地地面有石堆,墓圹四周用不规则的石块围砌,个别墓葬有棺有椁。
据出土遗物分析,西沟畔、客省庄和枣庙匈奴墓的年代为西汉前期;倒墩子、伊沃尔加和德列斯堆墓地都出土西汉五铢钱、伊沃尔加古城出土西汉四乳草叶纹镜。
德列斯堆墓地出土的铜铃、铜环、透雕铜环、双马互斗纹和鹰虎夺羊纹透雕铜带饰及伊沃尔加墓地出土的龙虎相斗纹透雕铜带饰等,与倒墩子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故这几批匈奴墓地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或稍晚。
中国境内补洞沟,外贝加尔伊里莫瓦、苏吉河口和切列姆霍夫墓地,蒙古诺音乌拉、达尔汗山和高勒毛都墓地的年代偏晚。
这一时期除上述结构的墓葬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有棺有椁及三重墓室有墓道的大型墓葬。
补洞沟和切列姆霍夫墓地出土西汉末至东汉初的规矩镜,诺音乌拉、高勒毛都、苏吉河口和伊里莫瓦墓地出土几何纹规矩镜、四乳四璃纹镜、四乳四神镜、日光连弧纹镜、昭明连弧纹镜等,都是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铜镜。
诺音乌拉5号墓（希姆科夫墓）和6号墓均出土“建平五年”漆耳杯,伊里莫瓦墓地也出土相同的漆耳杯。
“建平五年”即公元前2年。
由此可见,这几批墓地的年代相当于西汉末至东汉前期。
其次,从地域上说,外贝加尔和蒙占境内匈奴墓的结构,与中国北方匈奴墓有所不同。
外贝加尔和蒙古匈奴墓的地面往往有石堆,有些墓圹四周围以石块,有的墓底用石块奠基。
中国境内的匈奴墓,除上孙家寨墓地面有封土外,其余匈奴墓地面均无任河标志,墓穴内未见围砌石块的现象。
可见大漠南北匈奴墓的结构有所区别,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将在第四节中加以讨论。
第三,匈奴社会的分化及悬殊的贫富差异,在墓葬结构和随葬品方面得到充分的反映。
像诺音乌拉和伊里莫瓦墓地,除有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外,同时存在着结构简单,随葬品贫乏的普通墓葬。
这种现象出现于同一墓地,生动的展示出匈奴社会内部已发生深刻的分化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阶层。
结构复杂的大型墓葬,显然属于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及其近亲所有。
除此之外,造成匈奴墓葬结构的多样化,除匈奴固有的葬俗外,不能不考虑到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
像诺音乌拉和伊里莫瓦大型贵族墓葬,其三重墓室及斜坡式墓道的结构,显然是仿效汉朝上层贵族的埋葬制度。
倒墩子墓地偏洞室墓也非匈奴墓葬的传统结构,而是吸收了月氏等古老民族的文化因素。
秦汉时期匈奴墓葬的结构虽然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随葬品的种类和特征却趋于一致,无论青铜器、铁器和陶器,还是装饰艺术都表现出明显的共性。
陶器以罐为主,纹饰以弦纹和波折纹为主要特征。
青铜器有刀、镞、铃、环、带扣和管状饰,铁器有衔、带扣、刀、镞等,装饰品有铜带饰、透雕铜环、石牌饰、各种质料的珠子、海贝等（图七、八）。
装饰品中最富代表性的是各种动物、人物或几何纹样的带饰,绝大部分为铜质,少量为金质,有些铜带饰鎏金。
这些带饰大部分为透雕,少量为浮雕。
形制和花纹类似的带饰,在南起长安客省庄、同心倒墩子墓地,北到外贝加尔伊沃尔加、德列斯堆墓地均有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带饰往往成对发现,图案丰富多彩,仅从发掘品看就有双马、双牛、双羊、双驼、双龙、双马互斗、龙虎相斗、龟龙相斗、鹰虎夺羊、双人跤斗、佩剑武士、武七骑马捉俘等（图九）。
至于传世品中则有多种题材的带饰,构成匈奴特有的造型艺术。
这种独具风格的造型艺术对邻近各族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北方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辽宁西丰县西岔沟等非匈奴人墓葬,以及苏联南西伯利亚塔加尔文化贴西期墓葬中均有发现,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也有大量发现。
匈奴人特有的另一种装饰品是透雕铜环,中国境内的客省庄140号墓、倒墩子1、13、15号墓和外贝加尔的德列斯堆10、38号墓均出土透雕铜环。
这种透雕铜环往往成对发现,见于人骨腰部或腰部以下,倒墩子13、15号墓、德列斯堆38号墓出土的铜环上部均缀以串珠、成流苏状饰物,显然是悬于腰带上作为装饰。
三、城郭与农业、手工业
人们提起匈奴族,自然同“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司马迁曾描绘过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
畜群的主要品种为马、牛、羊,另有奇畜橐驰、驴、驘等。
匈奴人的衣食住行主要来源于畜牧业。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匈奴为游牧民族、从事游牧畜牧业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但匈奴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给研究者以新的启示,有些学者根据考古资料提出匈奴人建有定居点,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问题。
根据文献记载,冒顿单于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位杰出政治家。
公元前209年,他杀父自立为单于,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犂之国,结束了北方各部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的局面。
匈奴统治者为有效的管辖这一广大的地域,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建立三个行政区划:
中央地区,包括色楞格河、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北至外贝加尔,南到云中、代郡,这是匈奴的大本营,设有单于庭,由单于直接管辖;西部称右地,包括河西走廊、西域诸国,由右贤王管辖;东部称左地,接涉貉、朝鲜,由左贤王管辖。
随着匈奴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联系的加强,昔日分散的游牧经济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定居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关于在匈奴统治的范围内,特别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中央地区,出现有定居点或设防城郭的问题,在中国汉文献史料中有几条记载。
《史记·匈奴列传》:
“五月,大会茏城”;公元前129年,卫青出塞击匈奴“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
《汉书·严安传》:
“深入匈奴,燔其龙城”。
《汉书·韩王信传》:
“信亡人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日颓当”。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公元前119年,汉军“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
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汉前将军赵信于公元前123年降匈奴,四年后卫青率汉军至赵信城,可见这座设防的城堡当为赵信所建。
文献记载中多次提到茏城,即匈奴重要的行政中心。
问题在于,茏城的规模和建筑是否与一般概念中的都城一样,由高大城墙围绕的宏伟宫殿,是很值得怀疑的。
匈奴茏城,原先在漠南,秦以后在漠北。
但至今在蒙古境内尚未发现具有都城规模的城址。
所谓茏城,很可能是由“旃帐”组成的。
据文献记载,匈奴人住穹庐（即毡制帐幕）,乌维单于时“汉使王乌等窥匈奴。
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
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史记·匈奴列传》）。
后来,汉使杨信去匈奴,“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史记·匈奴列传》）。
由此可见,匈奴单于的“宫室”即是旃帐。
由这种旃帐构成的特殊的城市,在后来的游牧民族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在苏联西伯利亚就曾发现十二至十七世纪的帐幕古城遗址。
由此推测,匈奴茏城极有可能就是由旃帐构成的聚居点。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的实物资料,还有待证实。
匈奴境内出现典型的城郭,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蒙古境内发现匈奴城址十几座,分布于中央省、后杭爱省、布尔根省、肯特省、乔巴山省及东方省。
这些城址规模不大,实际上都是些设防的小城堡。
如中央省孟根莫利苏木特列勒金古城,呈正方形,每边长235米。
围墙外有壕沟,四面有栅门。
城内有大小建筑基址数处,发现瓦当、方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图一O）;中央省尼拉咙苏木高瓦道布古城,近方形,南北长367米,东西宽360米。
南北墙有栅门,城中央有一大型建筑台基（56x45x3米）。
发现大量筒瓦、板瓦、瓦当、方砖及柱础石等。
其他如中央省孟根莫利苏木布和方台古城,肯特省吉尔戈勒特汗苏木成赫林赫鲁姆古城、南戈壁省诺姆根苏木呼勒特道布古城等,其规模和布局都与上述古城大同小异。
从这些城址的结构和规模看,似乎更具军事性质。
城址内普遍发现汉式板瓦、筒瓦、卷云纹瓦当和陶器等（图一一）,为断定城址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城址以伊沃尔加古城为代表。
该城址位于乌兰乌德西南16公里处。
城址南北长348米,东西宽194一216米。
三面有设防,由四条围墙和三条壕沟组成（图一二）。
城内发掘房址五十一座,以及窖穴、炼铁炉等。
出土遗物与匈奴墓相同,除大量陶器外,有铁犁铧、铲头、锄、镰、刀、锥、镞和甲片,铜矛、镞、牌饰和各种带扣,以及汉代铜镜、弓饵、骨镳等。
城址附近还发现一小城址,面积不大,可能是围栏类遗迹,表明这里的居民不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同时也经营畜牧业。
外贝加尔地区另一处重要的定居点是恰克图以东35公里的都连村遗址,该遗址面积较大,发现大量陶器、青铜器及房屋、窖穴遗迹。
陶器以泥质灰陶罐为主,纹饰以弦纹和波折纹最为典型。
青铜器有马纹牌饰、牛头形饰、三叶锨、带扣等。
这里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等,与伊沃尔加古城和匈奴墓地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无疑是匈奴居址。
关于匈奴城郭和定居点由何人修筑和使用的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有种种迹象表明,匈奴居民的成分是复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匈奴人。
在匈奴城郭和定居点,除居住着匈奴人外,还有被匈奴人征服的当地居民及被匈奴人俘获或亡人匈奴的汉人、西域人及鲜卑、乌桓人等。
外贝加尔地区原本不属于匈奴所有,自冒顿单于之后,匈奴人占据了这一地区。
这里原有的居民很早以来从事农业生产。
而且,很多汉人来到这里,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
《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83年,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
尽管卫律的建议未能实现,后来以“胡人不能守城”为由停止修建。
但卫律的建议是有一定道哩的,因为匈奴境内有所谓“秦人”,即秦时亡人匈奴者及其后代。
到了汉代,为数更多的汉人亡入匈奴。
公元前33年,候应曾说过:
“边人奴婢愁去,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然时有亡出塞者。
”（《汉书·匈奴传》）以至无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与匈奴签约四条:
“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缓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汉书·匈奴传》）。
可见汉人逃往匈奴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汉朝廷不得不明令禁止。
此外,也有不少汉朝高级将领和谋士降匈奴,也有通过“和亲”随公主到匈奴境内安家落户的。
毫无疑问,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较高,深得匈奴单于的宠信,他们完全有可能按原有的习惯建造房舍,过着定居生活。
苏联哈卡斯自治共和国阿巴坎附近的中国式宫殿就是个最有力的证明。
这座宫殿位于阿巴坎市西南12公里处,1941年发掘。
中央大殿由东西两殿组成,均由夯土筑成,中间隔墙厚约1.8米,有门相通。
南墙和东墙厚约2米,墙壁和地面抹有草泥土。
房内地下铺设石板砌筑的暖气管道。
殿址内发现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板瓦、瓦当、铺首等（图一三）,瓦当上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汉字铭文。
这座宫殿,无论从建筑形式,还是从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来看,都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其建造者和使用者显然是地位不凡的汉人。
苏联考古学家推测其为李陵的宫殿,而有的国内学者考证其为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宅弟。
不管宫殿的主人是谁,但建造和使用者为汉人是无可争议的。
这就是说,在匈奴统治的地域内,具有特殊身份的汉人可以建造宫室,过着与游牧匈奴人完全不同的定居生活。
当然,对匈奴境内的大部分普通汉人来说,他们只能居住在城郭和定居点内,依他们各自的特长,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随着匈奴境内城郭常居之处的出现,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找式一些线索。
《史记·卫将军列传》:
“逐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
”《汉书·匈奴传》:
漠北“连雨雪数日,谷稼不孰。
”这两条记载说明匈奴本地确有耕田之业,这一点也得到考古发现的印证。
伊沃尔加古城内发现数量可观的农业工具,包括犁铧、铲头、锄、镰等（图一四）。
见于14号房址地面的犁铧保存最好,长11、宽8、厚3.5厘米。
类似的犁铧,在外贝加尔地区已发现数十件,大部分出自都连村附近遗址。
这些犁铧的发现,说明当时己有牲畜牵引的木犁耕作,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此外,伊里莫瓦墓地40、58和123号墓,伊沃尔加墓地40、41和48号墓、切列姆霍夫墓地40号墓、达尔汗山墓地2和4号墓、特布希乌拉墓地20号墓,以及诺音乌拉两座大墓内均发现粮食作物的遗留。
伊沃尔加古城还出土石磨盘和镰刀。
匈奴陶器中流行一种近底部穿孔的陶器,显然是储存粮食的器具。
不难看出,匈奴境内确实有一部分居民从事农耕,以补充畜牧业之不足。
我们说匈奴本土有定居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并不是说农业已成为匈奴人的主要经济部门,也不可能满足整个居民对粮食的需求。
根据文献记载,匈奴经常从中原地区输入大量的粮食,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史记·匈奴列传》:
孝文帝时“故诏吏遗单于秫蘗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
”《汉书·匈奴传》:
公元前89年,狐鹿姑单于遗汉书日:
“今欲与汉闓大关,取汉女分妻,岁给遗我蘗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公元前48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
汉诏云中、五原郡转毂二万斛以给焉。
”这些记载说明汉朝廷经常赠予匈奴大量的粮食。
至于匈奴人通过民间渠道从汉地获得的粮食其数量还会更多。
因此,考察匈奴经济时,既不能否认匈奴境内有农耕的存在,也不能夸大农业在匈奴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不能由此得出匈奴经济为半农半牧的结论”。
实际上,游牧畜牧业仍然是匈奴社会经济的基础。
匈奴墓葬中普遍忘性,说明家畜仍然是匈奴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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