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春晚节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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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春晚节目
你不知道的春晚审查
一、历届春晚审查故事多
蛇年刚刚过半，关于马年春晚的话题便开始了。
今年关于春晚总导演的人选公布比往常早了一个多月，而且人选也出乎众人意料，“市民导演”冯小刚将担任总导演一职。
当冯导的镜头对准春晚舞台，除了节目内容好坏，有一样东西恐怕是他要注定面对的，那就是审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条子”……
春晚最早的条子出现在什么时候？
有报道说是在1988年。
一个来自东北的女歌手通过一个“极特殊的方式”把一张条子递给了当年的晚会导演，获得了独唱的机会。
25年后，这位歌手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但她这种方式却深刻影响了春晚的发展，不仅衍生出“条子演员”这个新名词，更被后来人发扬光大，条子成了检验历届春晚导演能力的重要环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年春晚节目审查环节中，都上演着一部部你不知道的年度大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春晚审查幕后的故事……
1.2004年春晚：
整整少了12分钟
2004年的春晚，对于经验丰富的袁德旺来说，像一场战斗，更像一场磨难。
四个半小时的节目，全国人民都要看，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得到。
春晚每一个单独的节目会在不同的场所排练，最后再集中到现场进行排练。
有些节目本身不错，但集中时效果却一般，他要扮演好剪刀手的角色。
越接近彩排，他越紧张，心里越没底，这时会有很多领导的意见集中到总导演这儿来，但最终还要他来做决断。
而跟领导协商沟通的压力，不亚于执导春晚的压力。
袁德旺把执导春晚比喻成做一盘菜，他的权力是先做出一盘菜来的权力。
“这菜得有荤的、有素的、有绿色的、有带红辣椒的，还有西餐。
”前期导演可以自己把控，调动所有资源做出一台自己较为满意的晚会。
但是当菜接近完工时，领导开始介入审查，总导演的权力会变得越来越小。
能够指导春晚的人的名单十分庞大。
包括管意识形态的各级领导、中央电视台的各级领导，有时候还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公安部的领导，共青团的领导，妇联的领导，中组部的领导等等。
开研讨会时，可能等到第十几位才能轮到袁德旺发言。
“你做了这盘菜，你要打底，领导要来审查、评判你的时候，你只有听的权力、改的权力，你可以辩驳一下，但是你改变不了。
总的趋势就是要求你这个拿掉，那个拿掉。
”
2004年春晚，原本有个节目，杨少华跟杨义做了一个化装相声，《我是卧底》。
相声的大体内容是讽刺电视剧粗制滥造，情节雷同，有点儿荒诞娱乐的讽刺寓意。
每次语言类节目审查的时候，《我是卧底》的效果都是最好的，棚内效果十分火爆。
历次审查，也都获得了各级领导的好评。
直到离春节还有三天，录备播时，有领导突然前来审查。
审完节目后，所有领导和导演在一起开会，当时正值晚上12点多，大家正在加餐。
导演们吃着水饺、喝着酸奶等待领导依次按照级别从上往下发言。
级别最高的领导第一个讲话：
“今年晚会的节目很不错，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化装相声这个节目，就不要考虑了。
”话音刚落，导演们都愣了，咽不下一口东西。
其他的领导也都附和着说，“我们早就看这个节目不对了，怎么就看不出来？
这回领导一说，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要了，我看就做决定吧。
”
“当时离春晚正式播出还有三天，说毙就给毙了。
再找一个节目顶上来，已经是不可能了。
”因为没有新节目，那年的春晚整整少了12分钟。
2.2001年春晚：
各路领导递来43个条子
2001年春晚结束后，总导演王冼平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谈起了春晚背后的故事。
镜头前的她并没有显得有多兴奋，她语调缓慢而优雅：
“我不会再做春晚导演了。
”
十二年后，王冼平向记者道出了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是不想再做一次傀儡。
”
2000年夏末，刚刚出差回京的王冼平得知自己的方案中标，但是另外两个竞标导演王宪生、金越也要并到2001年春晚团队，和王冼平并列春晚总导演。
王冼平自己倒没有异议，没想到当年李岚清副总理到台里去慰问春晚团队时，听说有三个总导演，便问：
“这怎么回事儿？
总导演不是应该一个吗？
为什么是三个，谁说了算？
”台领导只好打马虎眼说分工不同。
已经是文艺中心副主任的赵安，曾经特意跑来找王冼平解释：
“排在第一个的才是真正的总导演，王宪生、金越配合你。
这样就有更多人能当上总导演，大家都很积极，你要理解。
”
王冼平半开玩笑地说：
“只是一个组织工作者罢了，听话就够了，换了谁做都是一样的。
”王冼平心里想的根本不是她和王宪生、金越谁听谁的，而是明年冬天的那一台晚会有多少节目能从艺术的角度考量。
开始选节目，台里给王冼平送来了43张“小条子”，都是各路领导推荐来的歌手，关系一个比一个硬。
王冼平马上召集这些歌手到她办公室开会，大家一头雾水，从来没有人给“条子演员”开过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王冼平走进去，用一贯优雅的语调说，“这一次你们得感谢我们这些导演，你们自己心里都知道你们怎么到的春晚剧组。
我希望明年你们换一种方式上春晚，不要拿条子来，拿作品。
你们有本事花一年的时间去找作品，去请人给你们写作品，去好好长本事，明年不要再拿条子来，拿作品来。
好，散会。
”几十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时，王冼平已经转身走了出去。
没想到，在王冼平面前一句话不敢说的“小条子”们一回去就开始动用关系给王冼平施压。
最硬的那张“小条子”是个女歌手。
王冼平说，那个女歌手的演唱水平无法恭维，但却要求在12点独唱。
王冼平一听就火了，坚决不同意。
于是就有领导为这个女歌手说项，送礼。
王冼平把礼物退回去后，对方就开始来硬的。
女歌手的母亲打电话给王冼平，“你有领导吗？
你知道你们的领导是谁吗？
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
”这位母亲一边施压一边提出要求，串烧歌不行，六重唱、四重唱都不行。
只要独唱，最次也要二重唱。
王冼平气得跑到台办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请辞春晚总导演，领导们都来劝王冼平，但是却没有人站在她的阵营，请辞最终也没奏效。
最终，这个女歌手在一个重要的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这些关键的节目王冼平尚且不能做主，更多的事情，她无能无力——她希望大摇臂扫下去，每个桌面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实是上面摆满了赞助商产品；她想要的简洁大气的舞台设计，可码了一排格格不入的盆栽……
3.1998年春晚：
拿下《相约1998》惩罚王菲
提起1998年春晚，很多人会记得王菲和那英合唱的《相约1998》。
其实，那一届春晚，本该有一个让人同样印象深刻的开场。
导演孟欣失去了那个特别的开场，她甚至差点失去《相约1998》。
时隔十五年，再谈到1998年春晚的节目单，孟欣仍颇得意歌曲类节目的强势，“歌曲太强了，压住了其他作品。
如果把这些歌甩掉，大家可能也会想起来，‘哦，那年也有小品’”。
说《相约1998》是一个赌注，一点都不夸张。
一台晚会几十个节目，却独独在一首歌上下血本。
“词都不是作词一个人写，大家开会一起说，‘春天’、‘心灵’，‘打开心灵，剥去什么什么’，一首词反复讨论了二三十天。
”“作曲怎么写，怎样才能把香港回归那种喜悦融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去？
太洋不行，太土也不行；歌得好听，还得有难度；那英和王菲俩人能不能合作？
”编剧、词作家，写出《打起手鼓唱起歌》和《祝酒歌》的韩伟说。
那英后来接受采访说，为了她和王菲的磨合，孟欣做了大量指导。
孟欣回忆，“俩人从进录音棚就PK上了，在棚里练，回去各自练，再进棚，一遍一遍的录，直到最后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
”
可谁也没想到，孟欣付出这么多精力打造的一首歌，却突然被要求拿下。
当时，那英直接给央视时任台长杨伟光打电话，询问节目被拿下的原因。
杨伟光过问才知道，原来春晚曾邀请王菲唱歌，但要求她更改歌词，王菲拒绝改词，得罪了人。
拿下《相约1998》，就是为了惩罚王菲。
2009年，杨伟光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这个节目很好，还是该上。
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
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跟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
”
到底什么人要惩罚王菲，孟欣又在此事中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时隔15年，孟欣仍然不愿详说，在回应事件起因时，只是一句“好多因素”。
幸运的是，《相约1998》最终留了下来，可同样有创意的一个节目，却并没能保留。
4.1987年春晚：
费翔父亲是美国人不能上
2000年，第一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将特等奖颁给了13年前的1987年春晚，
最佳编导则由此届春晚导演邓在军获得。
普通观众或许不了解星光奖，可会记得那届春晚，费翔演唱的两首歌《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届春晚也换了新的导演，从连续执导了四届的黄一鹤变成了女导演邓在军。
费翔、毛阿敏、韦唯都是在春晚舞台上脱颖而出的明星，而造星的人就是邓在军。
筹备1987年春晚时，邓在军敲定了台湾歌手费翔。
一次编导会上，有人突然提出：
费翔的母亲是台湾人，父亲却是美国人，费翔不能算是台湾人，不能在春晚演出。
一时间七嘴八舌纷纷发表意见，争执不下。
最后，邓在军坚持：
“血统上费翔是中国人。
”
费翔虽可以留下来，却遇到了新的麻烦。
费翔最早被定下的歌曲，是政治和情感上都非常正确的《故乡的云》。
邓在军认为，应该给费翔加唱另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因为这首歌的节奏太棒了。
在前三届春晚，一个歌手唱两三首歌本不是问题。
但随着春晚知名度的提升，1986年，中央电视台给春晚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
在大陆尚无名气的费翔没法唱两首歌，可邓在军极力想促成一首慢歌、一首快歌的配搭。
最后，音乐编辑曾文济想了个办法，把两首歌通过间奏编排在了一起。
这才有了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审查节目时，台领导又提出意见，邓在军给费翔设计的间奏动作迪斯科的节奏感太强。
邓在军跟台领导年龄相仿，她实在不甘心，就开始倚老卖老，“真的不错，饶了我们吧。
”台领导犹豫不决，但在直播前还是决定拿掉间奏的迪斯科舞蹈动作。
可是直播时，乐队却在照样演奏，费翔也照样在跳迪斯科。
领导急了，邓在军赶忙解释，实在太忙，没有来得及跟下面的人说拿掉间奏。
领导在话筒里嚷起来：
“邓在军，不能切全景！
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邓在军通知切换导演：
“好了，再切全景，领导要处分我了，快切近景吧。
”结果，观众看到的“一把火”前半曲镜头有全景也有近景，后半曲镜头只是近景、近景，还是近景。
人们倒是借此仔细端详了费翔的高鼻深眼和独特的发型。
春晚结束后，费翔的发型随即流行大江南北。
二、春晚审查冷思考
1.条子效应让春晚“一路失宠”
一台晚会21个联唱，13个人唱一首歌。
条子多了，工作人员也有了应对之策。
剧组在电视节目构架之前，先早早地设计出几个“筐”，把这些特殊演员装进去，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安排联唱和合唱。
以2000年的春晚为例，合唱多达12个，几个女歌手居然唱了一首老掉牙的少儿歌曲《找朋友》。
2001年的合唱飙升到21个，一首《西部放歌》，节目单上就写有13个人的名字，这还只是“主唱”，不包括“伴唱”。
惹上经济问题的导演赵安在有一年春节晚会后曾经给出这样一个数字：
一共有歌曲45首，21首是唱完的，其中有4个歌舞组合，每个组合中至少有5个左右的联唱，演员一共有700多人。
在条子的威力下，这样荒谬的节目设置，对于春晚节目品质的伤害，可想而知。
对于这种畸形的现状，央视内部并非没有尝试做出改变，但效果几乎为零。
孟欣曾在自己执导1998年春晚时提出了要改变以“歌曲大联唱”开场的要求，但因为种种原因“流产”。
连央视前台长杨伟光，1991年到1999年春晚的台内最终把关人，在任台长期间，也没能成功。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很想打掉这个节目（联唱）……但是拿不掉，因为有人积极推荐，需要安排。
”
在这种情况下，“条子演员”往往可以理直气壮的和导演讨价还价。
曾经的春晚导演王冼平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当时的一个演唱水平无法恭维的女歌手竟要求在12点独唱。
在她坚决反对后，女歌手母亲打电话给王冼平质问“你知道你们的领导是谁吗？
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
”最终，这个女歌手在一个重要的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条子背后，是春晚越来越不受待见。
据王冼平透露，她当导演的那一年，前后一共收到了43张条子，甚至以要开新闻发布会请辞相抗，竟然都没有奏效。
这也就不难解释人们心中的疑惑：
看新闻这些节目好像都是实打实拼出来的，怎么质量还如此低？
那么多水平不够的演员和节目，都能够在条子的帮助下上春晚，这样的春晚质量能够得到保证吗？
由此也不难想象，为什么春晚“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2.一张张条子让导演成傀儡，失去话语权
郭德纲在没上春晚之前总跟春晚过不去。
不仅用一段《我要上春晚》加以“调戏”，更曾直言：
“春晚总导演的话语权排在第14位。
”
这话还真说到了春晚的痛处，尤其是在条子满天飞的时候，既然关键节目上都可以绕过总导演，那么其他的事情就更难控制，赞助商产品的摆放、舞美的设置等等都属此类。
因为承载的东西太多，使得央视春晚绝对不同于任何一台晚会，导演的上级，外部的关系，往往比导演要有话语权的多，这也是为什么王冼平在谈起不愿执导春晚的原因时，“不想做傀儡”是她最重要的理由。
3.金越：
春晚的政治属性
1994年，金越首次担当春晚副导演，到2010年时，他已经当了四次春晚总导演。
16年过去，人们对春晚的态度已然发生了转变，担任“春晚”这道菜的“大厨”也越来越艰难了。
2010年，金越第四次担当央视春节晚会的总导演。
然而，2010年小品类节目却并未像当年的《打扑克》一样，让人们发自内心地高兴。
人们对2010年小品的更多印象是植入广告，小沈阳和赵本山在小品《捐助》中说，“我们是搜狐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记者”、“你们在网上一点搜狗，你俩就出来了”、“过年我领你去三亚旅游去啊，那儿可好了，转圈都是海”等台词。
小品《五十块钱》里，演员穿着写有某食用油广告的围裙便上了场。
有网友调侃说：
“以前，广告里插播电视剧，今年，央视又有创新，广告里插播春节晚会。
”
曾有媒体问金越，赵本山的小品《捐助》中的广告植入应该是在他知情的情况下来做的吧？
金越回答：
“你要相信演员的觉悟，所有人都不会那么随便地对待央视，对待春晚那么一个节目，它有它的政治性。
”在金越的眼里，春晚有更强烈的政治属性，“一个东西被关注的越多，它就越是一种政治，因为它会影响太多的人。
”
有一年，金越到地方台做节目，一个教授列举了春晚的几大“罪状”，最后愤怒地质问：
“春晚能不能停上一两年？
停上一两年怎么了？
”金越一时无话可答，怯生生地说：
“那我们再办上一两年又怎么了？
”
三、聚焦今年春晚：
该何去何从
而接下来，这样的处境是否会落在冯小刚的身上？
冯小刚是否会被条子包围，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他手中话语权的多少。
如果央视真是下了改革的决心，就应该放手给冯小刚足够的创作空间，将春晚的话语权由央视交到冯小刚手里，实行导演负责制，不再囿于各方利益而有所顾忌，做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春晚。
冯小刚在20多年的电影执导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观众喜闻乐见的冯氏幽默，这种幽默有草根精神、最接地气、最具平民智慧。
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电影才赢得大多数观众的喜爱。
春节里人们带着这种轻松、幽默的娱乐形式迎接新一年，无疑是很恰当的方式，而如何能最大程度的做到这份幽默，同样要依靠导演的对于晚会的绝对控制。
冯小刚所要面对的除了条子，还有很多。
首先是经验。
有央视人员举例，在哈文担任总导演之前，虽然也不乏制作大型活动、晚会的经验，但进入央视一号大厅时，都一阵抓瞎，对各部门设备人员的调度几经失控，现学现问。
那么对电视晚会毫无经验的冯小刚要如何把握“央视一号坑”，光是技术环节就够他头大一阵了。
其次是合作。
无论怎样创新，春晚毕竟不是一场简单的联欢晚会，它承担着向全世界华人汇报一年里国运昌隆、百姓祥和大事记的政治任务，有些规定动作是不能更改的。
央视为冯小刚配一到数位有经验的执行导演辅助完成，其间的协调与配合一定是琐碎磨人的，他需要十分耐心听取意见，尽力协调各方关系，又得动用智慧坚持自我。
最后是风格。
众所周知，冯小刚的“民间、草根、幽默”风格与央视的“高、大、全”调性并不一致，二者如何很好的平衡是央视的难题，更是冯小刚的难题。
不知央视给冯小刚的是“命题作文”还是“自由创作”？
我们只能说：
春晚有风险，导演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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