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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精彩评论选编

年时事精彩评论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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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围殴老师，这样的教育太失败

作者：

王石川

4月15日晚上，安徽蒙城县范集中学英语老师马某某给九

（1）班寄宿学生上辅导课时，因收发试卷不当与学生戴某某发生冲突，进而该班马某某等其他4名同学参与殴打马老师，马老师也还手打了学生。

据了解，双方已达成谅解。

当地教育、公安部门对涉事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监护人加强教育管理；责令马老师写出深刻检查，由教育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处理。

从处理结果看，当地监管部门各打五十大板，急于平息事态的心态一目了然。

双方握手言和，达成谅解，意味着这起事件暂告一段落。

然而，但凡看过视频的人，恐怕不会认为此事应到此为止。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师生原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从视频可以看出，群殴老师的学生个个不计后果，甚至有人拿起凳子砸向老师。

老师也有失范之处，如果收卷时态度温和些，没有情急之下的抓衣领动作，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激烈冲突。

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这是最让人痛惜之处。

师生龃龉貌似由卷子引起，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时师生关系恐怕也不融洽，否则就无法解释一系列怪状，比如马老师与小戴学生起争执，为何多达4名学生参与围殴，而不是劝架？

再比如，群殴发生后，班里其他学生为何无一制止？

如果马老师平时有起码的权威，如果学生有起码的敬畏，懂得尊师之道，再或者，如果师生之间情谊尚存，都不至于如此对抗。

进而言之，透过这起群殴事件，该校的班风、校风、学风都让人担忧。

还有，冲突发生于马老师给寄宿学生上辅导课时，由此也该想想，这些寄宿学生是否存在家教缺失、监护人监护不到位的情况。

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学生围殴老师，不正说明人格教育的失败吗？

那些围殴老师的学生正读初三，快是成年人了仍无规则意识，不懂得尊师，也反衬出当前的教育出了问题。

当年，颜回是这样评价老师孔子及其学问：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有孔子那样的高度，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像颜回那么好学。

但是，孔子与其弟子所构筑的融洽、平等和和谐关系却值得借鉴。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生关系？

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重老师，这是底线，即便不能相亲相爱，也不能互相为敌，否则还如何求真？

《一个教师的一天日记》

早上，我刚拿起电话，打算通知这次期中考试得6分和4分的学生家长来校。

听到同事议论安徽学生群殴老师的消息。

我默默地放下了话筒。

叫来这两名学生，温和地说:

"你看，这次期中考试你们得了个位数字，下周的月考绝不能这样了一一天热了，心也就躁了，很正常，不会写就算了，交白卷吧。

"

　　第二节课，发现一名学生低头鬼鬼祟祟。

走过去一看，他在读小说。

正欲发作。

殴师二字眼前一闪。

我赶紧帮他把书从桌兜掏出，摊在桌子上，和颜悦色地说:

"同学，想看就放心看吧，低头太久，对颈椎和眼睛不好。

"

　　下午上课时，忽然教室传来异响，满堂哄然。

我扶了扶500度的近视镜，定睛细视，原来是一学生用手机看电视，不小心放出了声音。

我急忙走下讲台，轻声安慰有点窘迫的学生:

"没关系，小孩子嘛，追剧很正常，下次戴好耳机吧，不然老师会吵到你的"。

　　晚自习，教室角落传来一阵鼾声，我大怒，走过去正要拍醒，硬生生收回手，拿出纸巾为他擦去嘴角口水，再脱下自己的外衣为他披上，轻手轻脚走回讲台。

晚上，忙毕，洗漱罢，看到镜中完好无损的自己，我长吁一口气，无比欣慰地笑了。

我又完好无损地过了一天！

《学或不学》

——致安徽被学生群殴的老师

你学，或者不学

我就在讲台

不悲不喜

你听，或者不听

我还在讲解

声音不高不低

你交，或者不交试卷

我还在批改

不快不慢

你，心里没了师长

我，手里没了教鞭

和谐教室

彼此相安

这是我们最无奈的事情了

谁给老师一方晴空？

负起责任，反而丢了颜面，失了尊严

夹缝里生存的老师，我们要坚强

（摘自网络）

“隐形补助”对贫困生是一种人性关怀

2016年03月26日08:

18   新京报 我有话说（15人参与） 收藏本文

　　利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偷偷”将补贴款打到学生饭卡，既体现了精准扶贫，也是对学生尊严的一种保护。

　　最近，媒体报道，南京理工大学对全校在校本科生的饭卡刷卡记录进行数据分析，其中，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一个月总消费不足420元的，被列为受资助对象。

贫困生不用申请和公示就可以“偷偷”拿到补贴款。

　　对南京理工大学来说，采用这样的方式对贫困生进行补贴是一种人文关怀。

相比传统的助学金发放方式，实行此“暖心工程”可以直接将补贴款打到学生饭卡，不用填表和审核，能够照顾学生自尊心，将物质资助同情感体谅相结合，更加“贴心”。

而且，这种方法利用大数据分析圈定受助学生，然后分消费情况给予数量不等的补贴款，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

　　事实上，南京理工大学此项举措绝非孤例。

早在2005年，就有媒体报道，中科大“隐形”发放补贴66万，并且效果很好：

由于救助措施到位，十年来没有一个学生因贫辍学。

郑州大学在2010年也推行了这项举措。

　　这种补助方式之所以受到学生与舆论的欢迎，并不断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青睐，其原因就在于补贴方式的人性化、科学性，既实现了精准扶贫，又照顾了学生的自尊心。

相比之下，一些学校的助学金发放却往往并不顾及学生的尊严，有的甚至还要拍照写成新闻稿进行公示。

像洛阳某中学曾经在当地媒体上公布过贫困生预录名单，不仅公示了名单，还“晒”出了50名预录学生的家庭详细地址、困难情况。

而今年1月，湖北大悟县某中学更让100多名贫困生举着助学金拍照……

　　这些助学方式简单、粗暴，虽然透明，却无视了学生个人的自尊。

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贫穷其实也是一种隐私，特别对于处于青少年敏感期的学生来说，贫困不光荣，也不是一种荣誉，它像隐藏在衣服里面的一道伤疤，不愿轻易示人。

而有些学校的扶贫，偏偏展现为对贫穷的“公示”，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伤害。

　　当然，“偷偷”给学生卡上打钱，这种方式也并不完美：

以往人数确定，每个人的金额分等级统一，而现在受助人数不确定，补贴款不统一，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容易滋生问题；而且有的学生为了多拿补贴款可能会刷数据，甚至将一餐分为两餐买。

这需要学校在大数据指引下，尽快出台配套的监督措施，让这项补贴政策，既温暖人心又公正公平。

　　□韩中锋（大学生）

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好事还需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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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708:

46:

00 来源：

东方网  作者：

梁江涛

　　3月21日，南京理工大学有301名同学的饭卡上“莫名”多出了钱来。

有的多了十几块，有的多出了三百多块。

以后，他们每个月还将收到同样金额的补助，直到毕业。

据悉，这是该校最新启动的“暖心饭卡”项目，旨在解决贫困生的吃饭问题。

（3月26日信息时报）

　　树有皮，人有脸，不少家境贫困的学生因为爱面子，不愿意申请贫困生奖助学金。

一些公开的评审和公示，往往会伤害一些学生的自尊心。

真正的贫困生得不到及时的接济，引发是否公平的争议，使一些高校在助学金分配问题上遭致诟病。

　　南理工采取直接将补贴款打入学生饭卡的方式，学生无需填表申请，不用审核，甚至在收到补贴前，没有任何学生知情。

这个被称为“暖心饭卡”的行动，确实是个创新之举，体现了关注人、尊重人，关注的以人为本理念，免除学生“自证贫穷”之扰。

说明再难的事，只要用心，就能得到妥善的化解。

　　南理工教育基金会先是对在校学生的饭卡刷卡记录进行数据分析，筛选出餐饮消费较低的学生，然后再交由辅导员核实，最后确定受资助的对象。

这种筛选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且为了不让调查样本失真，项目前期分析工作完全保密。

但保密性有了，问题就来了。

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岂不成“暗箱操作”？

　　不管是公共财政拨付的贫困生助学金，还是高校多方筹集或募捐而来的其他资金，在使用上都应该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否则，所有流程都在幕后操作，不仅可能使有限的资金用不到刀刃上，还有可能滋生腐败。

个别高校虚报冒领、适用私分，甚至是贪污助学金的事件，都曾发生过。

因此，将好事做好，补上公开这一课，很有必要。

　　高校可通过电子平台公开每一期资助资金的总额，采取不记名的方式分配到每一个资助对象的名下，还要对不同档次的资助金作出说明。

所谓“不记名”是指隐去真实姓名，采用排他性的号码，比如手机尾号、身份证尾号、学生证尾号等等。

这样便于受资助者核对。

这还不够，除了高校本身的监督机制及时介入外，还应不定期组织学生代表进行抽查核对，防止经办人员雁过拔毛、挪用冒领的现象。

　　不管怎么说，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是大数据时代的小感动。

联想到低保对象、保障房对象的确定等难题，不妨借鉴“暖心饭卡”这一做法，既做到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个人体面，又能确保公平公开，防范各种厚亲肥友的暗箱操作，好事就愁做好。

大学帮困必须重视学生的隐私与心理问题

2016年03月28日09:

18   南方都市报 我有话说（6人参与） 收藏本文

　　熊丙奇专栏

　　南京理工大学近日启动“暖心饭卡”项目，该校教育基金会通过数据分析，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一个月总消费不足420元的学生，被列为受资助对象。

该校采取直接将补贴款打入学生饭卡的方式，学生无需填表申请，不用审核，甚至在收到补贴前，没有任何学生知情。

这引起舆论关注。

《北京青年报》昨日刊发文章，针对一些舆论对此项目的点赞指出，大学生享受了贫困生助学金或其他补助，也应当承担公开个人基本信息的义务。

贫困生让院系或班级的其他同学知道自己获得了资助补助，非但不是什么丢脸之事，自己反而应当变得更加坚强努力、奋发有为。

　　这是有待商榷的观点。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高校帮助贫困生接连引发争议，就因不少高校的管理人员也有这样的想法，给贫困学生补助，就要公开贫困学生信息，否则，怎么避免其中的虚报冒领、弄虚作假？

另外，贫困学生如果连自己贫困、需要接受补助的事实也不能承受，怎么能面对今后人生更大的困难，因此，大家所见的是，大多高校采取评议的方式确定需要帮助的贫困生名单，还有的学校采取“竞选”方式投票选出最需要补助的贫困生。

然而，这是站在“强者”角度来思考帮困问题，而没有去关注作为“弱者”的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

不顾及贫困学生隐私和人格尊严的公开、透明帮困，只是在物质帮困，却没有精神帮困、心理帮困，这样的帮困，缺乏大学应该有的人文情怀。

　　早在10多年前，中国科技大学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帮助贫困学生———学校网络中心会跟踪学生“一卡通”消费情况，然后对一直在学校就餐，但消费额却很低的学生提供补助，这种“低调温馨”的帮困方式，让贫困学生感受到来自学校更多的关爱———在过去10年中，很多学校早就有“一卡通”、大数据，可是，利用这些大数据来帮困的学校却很少。

　　贫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环境，虽然被教育要“人穷志不短”，但相对来说，贫困生心理自卑、孤僻、压抑的比例更高，对外部的人和事更加敏感。

调查发现，有的贫困生甚至为担心别人知道自己贫困，而不愿意去申请补助，这是大学采取通过饭卡数据给学生打款的缘由。

在大学帮困中，不公平的不是真正的贫困生获得补助没有透明公开，而是有的家庭并不贫困的学生去“骗补”。

　　那么，在帮困中公开学生信息，显然是为了防止“骗补”这种情况，而与此同时，贫困生的隐私也就大曝光了。

不妨来分析其中的利弊，公开当然可以一定程度防止“骗补”，但显而易见，大学生骗补的比例并不高（除非对所有大学生都失去信任），而且，发现某个大学生骗补，对其的伤害并不大（骗补的学生本身就有欺骗的主观意愿），但对贫困学生呢？

几乎所有家庭贫困的学生，都因为接受补助而把自己的家庭情况曝光在同学面前，而这很可能对其中相当数量的学生产生心理的伤害。

站在“强者”角度，当然可以对贫困学生说，要努力直面现实、奋发有为，但心理的问题不是靠道德说教和思想灌输就可以解决的。

　　对贫困学生进行人文的帮困，这是帮困的大势所趋，以前高校为彰显帮困，在大学新生入学时，会设立专门的绿色通道，现在很多学校开始取消，而设立“无形”的绿色通道，学校老师只要看到学生出具的家庭情况介绍，就让其走绿色通道直接报到。

舆论对此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公平，对此，只要完善监督程序，在学校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首先，对接受帮困的贫困学生，学校不是发放物质和金钱就了事，还有完善的调查、跟踪机制，包括和学生家乡所在地政府、原来中学取得联系，调查学生的情况，这一是核查信息的真实性，二是让对学生的帮助更全面、具体。

上海纽约大学在大学新生开学时，如果学生提出家庭有经济困难，学校会让学生立即报到，给予帮助，而之后学校才进一步去核查。

这有利于建立信任机制，如果学生被查出说谎，失信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在“大数据时代”，做到深入核查学生的信息并不难。

　　其次，学校用于帮助贫困学生的资金开支，会在校内一定范围公开，接受师生监督，不是就由具体负责部门说了算。

目前，高校在推进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学校里发挥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并在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中增设学生委员，这就是在建立内部管理、监督机制。

也就是说，大学应该基于保障、维护所有学生的权利，进行管理改革，而不是由于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管理疏漏，而采取简单、粗暴，不顾及学生隐私、人格的方式。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卖面自救”为何温暖了一座城

作者：

堂吉伟德

今年3月底，患乳腺癌的三门峡市民高亚慧需要化疗。

此时，她的小面馆才刚开业不到一月，欠了一屁股账。

痛哭后，夫妻俩是长久的沉默。

好在，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爱！

高亚慧拒绝捐款，众多三门峡市民争相去她的面馆吃面。

有的吃一碗面，留下100元、200元就走。

“一碗面温暖一座城”的活动，在这座城市正燃烧起来……

“排队吃面”于公众并不新鲜，2013年，郑州“那碗感动全城的面”早已让人闻到了爱心的味道，其他如“全城行动”的例子也不时见诸媒体。

然而即便如此，三门峡“排队吃面”的民间自发行为，依然让人生发出无限感慨，内心依然有着莫名的感动。

推己及人，感动源于对偏见的矫正，也源于对恐惧的消解。

同时，无论是基于对现实的评判，还是对未来的展望，每个人在细微的触动之后，有了更为自信而乐观的展望。

见多了网络式的众筹和求救，自然对“余款不退”的现象也见怪不怪。

小众化的“善款安全门”事件，对于大众化的爱心带来了伤害。

然而，底层之善依旧存在，并形成了交互式的传导与感染。

一方面，处于困境中的患癌者，并没有“以苦相求同情”，将患癌的苦难作为向别人索取的资源，而是拒绝捐款靠自食其力，这样的个人品质足以获得点赞。

诚然，每个处于困境中的人，都有向外界求助的权利，不过这种权利也不应被滥用，否则就会形成透支性的伤害。

因而，寻找一个台阶或者载体，让这种求助不再变得赤裸裸，也没有“道德胁迫”的影子，是个体应有的基本考量，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帮助。

求助并不是示弱，甚至没有底线和规则意识，虑及公众的感受，同样是处于困境中的人应当保有的基本操守。

当然，仅有“卖面自救”的表达，若没有“排队吃面”的外界回应，那么“温暖一座城”的佳话就不会成立，民间爱心也不会得到传递。

有召唤，有呼应，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一碗面的爱心，既虑及了当事人的体面，又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参与，没有捆绑式的软强制，一切都如此的和谐与自然，这样的画面想想都让人有些陶醉。

在把向别人求助视为天经地义，而对其不加限制消费的大背景下，面馆的主人依然固守着防线，而不轻易去动用自己的求助权，这何尝不是对社会道德的呵护，何尝不是一种最本真品质的彰显？

不让别人的捐助成为难以摆脱的心理负担，也不让施以援手者有某种不适，甚至产生抵触的心理，这其实是当下社会，从个体到公益组织，再到民间都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

索取与表达，都需要一个更高级的平台，一个更舒适的台阶，一个更合理的载体，一种更和谐的方式。

也正是基于此，才使得“排队吃面”依然有值得称道的可贵之处，依然有值得效仿和复制的价值内涵。

我们不反对个人求助，也鼓励民间爱心的良性发展，但更希望这种表达与实现，是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可持续性，是可以互相感染和传递的形式升华，而不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强调，一种纯道德式的说教。

若非如此，就必然会不断透支社会道德的基础，让其变得越来越空洞与贫乏。

让爱心更有品质地表达，其实是社会道德构建中的新课题。

很显然，“排队吃面”的温情互动，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应该感谢“天价鱼事件”

作者：

乔杉

“天价鱼”由北游向了南。

据媒体报道，游客王女士近日在桂林一家啤酒鱼餐馆用餐。

店员在未告知鱼价、未称重量的情况下，直接将鱼摔死。

事后王女士才得知，这种鱼是娃娃鱼，总价5000元。

后经警方调解，王女士结账1500元后离店。

最新消息称，当地已组织物价、工商等相关部门以及所属辖区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这起涉嫌价格违法行为迅速展开调查。

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从北方游到了南方。

如同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一样，这起发生在桂林的“天价鱼”事件，同样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因为事件的高度雷同，甚至有人生出了一种恐惧感，似乎“地无分南北”，宰客都没商量。

其实换个角度看，我们应该感谢“天价鱼”，包括感谢其他的“天价事件”。

一段时间以来，爆发的“天价事件”已然不少。

试举几例，青岛的“天价虾”事件，常州的“天价粥”事件，南京消协秘书长曝光的“天价马”事件，上海的“天价茶”事件，再加上这两起“天价鱼”事件，简直有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缭乱感。

即使这样，也得承认，还有大量甚至海量的宰客事件，“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

而且这些事件，固然都以悲剧开场，但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大快人心，是人们希望看到的。

事件本身但不限于事件本身得到了相对圆满的处理。

我们看到，几乎每一次“天价事件”经由媒体曝光后，固然“得分有高低，应对有不同”，最后都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呼应。

我们看到，有关部门多以此为突破口，对当地市场问题进行了排查；有关商家也从中得到了教训，像明码标价问题，就得到了很大的推进和落实。

更值得欣喜的是，有些地方还展现出建立长效机制的模样。

比如青岛“天价虾”事件后，当地痛定思痛，几个月后响应媒体呼吁，推出了“游客消费纠纷先行赔付制度”。

由此不难看到，“天价事件”在总体上推动了市场秩序的好转。

有人可能会讲，既然这些事件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为什么“天价事件”还是摩肩接踵出现呢。

这也正是我们为之遗憾的。

这里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生态的问题。

现在，旅游市场和消费市场确实问题重重，好比由于天气变化，鱼儿缺氧浮头一样。

只要氧气不足，鱼儿浮水是必然的，除非氧气充足了，或者鱼儿都死光了。

类比现在的旅游市场，除非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或者游客都不出去旅游了，否则问题还是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是长效机制的问题。

诚然，“天价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开始了行动，但这种行动常常表现出运动性的特征，即便推出了一些所谓的“长效措施”，也往往“事了人息”，等到事件淡化后也往往没有了下文。

比如说，在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之后，笔者就曾建议，不仅要明码标价，而且要有“升级版”的明码标价，具体地讲，一些高价商品，不仅要标单价，而且要标总价；不仅要明示，而且要签字。

这就是长效机制问题。

而且，一些行动往往是“谁生病谁运动”，那些没有曝光天价宰客的地方，往往站在一旁看笑话，并没有心同此心，查找自身问题。

从这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感谢“天价事件”，但这种感谢是有限度的，因其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倒逼和震慑作用，但没有形成普遍的自觉，通过制度的形式常态化。

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天价事件”是当前旅游解不开的结，这条“天价鱼”还会游向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