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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论文诗经鉴赏论文

女性心理性格形象反映社会现实女性意识爱情中妇女地位

关于诗经的论文诗经鉴赏论文-论《诗经》的女性心理诗经》在《诗经》的各类诗歌中,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爱情与婚姻的婚恋诗与战争、徭役诗无疑是其中的精彩华章。

它凭借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深婉细腻地描摹了女性在爱情婚姻生活中以忠贞不渝、情理冲突、重德修身、思念征人等为核心的各种微妙复杂的女性心理一、婚恋诗的女性心理《诗经》婚恋诗中的女性心理是丰富细腻的,既有对丈夫和情人的自然怡情,相思之苦心理,也有畏惧人言的矛盾踌躇,情理冲突;既有担心青春易逝,渴望婚姻的心理,也有遭受遗弃后的痛苦哀怨心理。

那个时代的妇女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倾注于爱情、婚姻和家庭,这表现了她们对爱情、婚姻、家庭的至爱和至真。

（一）两情相悦,自然怡情《郑风·子拎》是一首写女子对情人相思期会的诗:

"青青子铃,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阀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诗歌末章写出了女子不见情人来时的焦灼心情,她"挑兮达兮",来回走着,虽然和情人只有一日未见,却如同隔了三个月一样漫长。

这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形象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邺风·静女》是篇优美的民间情歌。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短短的二句诗就充分显示出捕捉形象的能力和刻划人物的艺术技巧。

少女与恋人相约在幽僻的地方见面,可是,当小伙子来到的时候,她也许因为羞怯,也许为了挑逗,却隐蔽起来了;见不到心上人,急得抓耳挠腮,走来走去。

写少女用"暗笔",从男子的内心感受刻划出了一个天真活泼而又美丽多情的少女形象。

全诗笔调明快轻灵,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激荡着动人心怀的美好感情。

（二）矛盾踌躇,情理冲突某些有关爱情的篇章,也表现了情与理的冲突,昭示着封建伦理观念正趋形成。

周民族是一个讲究礼仪的社会。

西周初期,在继承商朝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周民族的生活习惯,开始了礼乐文化的制定。

据《礼记·曲礼》记载:

"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齐风·南山》中即说:

"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豳风·伐柯》中也说:

"娶妻如何?

匪媒不得"。

表明娶妻子必须依靠媒人,没有媒人就不能成全婚事,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桧风·羔裘》中的"岂不尔思?

劳心切切"、"岂不尔思,我心忧伤"及"岂不尔思?

中心是悼"等句也表现了女子"欲爱不能"的矛盾痛苦心理,程俊英认为这首诗是"一个女子欲奔男子,又有所顾忌而不敢,所以内心很优伤"。

我们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女子无法与男子相爱,但却能真实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矛盾和忧思。

（三）青春易逝,渴望婚姻《诗经》中有一些诗歌反映了女子求偶盼嫁的焦急心理,最典型的是《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项筐壁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首诗充分写出了女子迟婚、惧嫁不及时的心理。

一位女子望见梅子落地,引起了青春易逝的伤感。

从一章到二章,越来越多的落梅仿佛告诉已经失去了一些机会的女子,她失去的机会越来越多。

从首章的从容相待到次章的刻不容缓,再到末章的急不暇择,一层紧似一层,短促的节奏和连续变换的场景把女子待嫁的迫切心情推向了高潮。

"求我庶士,追其吉兮"、"求我庶士、追其今兮"、"求我庶士,迫其谓之",读这些诗句,仿佛感觉一女子在心中默默祈祷机缘的到来,全诗充分体现了这一女子急切盼嫁的心理,如怨如慕,徘恻缠绵。

与这首诗相对比,《周南·桃夭》则充满了对妙龄女郎婚嫁及时的赞美,由此也可见当时人们的婚嫁观念。

是贺新婚歌,也即送新嫁娘歌。

在新婚喜庆的日子里,大家簇拥着新娘向新郎家走去,一路唱道: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通篇以红灿灿的桃花、丰满鲜美的桃实、青葱茂盛的桃叶来比对新婚夫妇美好的青春,十分贴切地渲染了新婚的喜庆气氛。

（四）婚姻不幸,痛苦哀怨美好的婚姻生活并非毫无矛盾,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丈夫的品行不端是矛盾发生的主要原因。

但由于受男尊女卑制度的限制,一般都只能由妻子含蓄的规劝、提醒,促其觉悟。

《陈风·墓门》便是一支由怨愤的妻子唱出的"相警之诗":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

夫也不良,国人知之。

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枭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诗中的"夫"行为不端正,远近族人对他的行为都"知之",但他仍不加以节制。

妻子无奈,只有一再告诫他,希望他能够醒悟。

《邶风·谷风》写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经过辛勤的劳作,家庭生活有所改善,但富裕之后的丈夫却嫌妻子年老色衰,转而喜新厌旧。

妻子虽然悲苦地诉说了丈夫的薄情寡义,但还是对丈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以浑浊的泾水喻己,用清澈的渭水来喻新人,发出了泾河停流也会清的悲叹。

可丈夫丝毫不为所动。

最典型的是《卫风·氓》。

这首诗以女子的口气生动的叙述了女主人公和氓恋爱、结婚、受虐、被弃的过程。

表达了她的痛苦哀怨和悔恨决绝心理。

女主人公回想自己婚前对"氓"一片痴情,"乘彼桅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婚后"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然而,她的青春在辛苦劳作中像桑树那样"其黄而陨"之后,她的丈夫却无情的把她抛弃了。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她独自暗暗伤心。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本想与"氓"白头偕老,没想到老而被弃,徒增怨恨。

最后,她发出了无奈的决绝的心声: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二、战争、徭役诗的女性心理《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

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与征人的作品互相辉映,表达同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

这类思妇的诗篇,凸显了凄婉哀怨的女性心理。

如《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周南·卷耳》等。

《王风·君子于役》刻画妻子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怀念之情。

丈夫离家已久,杳无音讯,既不知何往,又未谙归妻了居家生活艰苦,终日操劳,长年独守。

白日忙忙碌碌也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每到夕渐落,鸡入窝羊牛归圈时,她仲仲疲惫的腰肢,眺望暮野崎岖的大路直通向远方,这时百千思,自然涌上心头,因而唱出:

"如之何勿思',来。

在大动乱的春秋时代,人民长期担负沉重的兵役,夫妻离散,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

因此,此诗所反映的内容是周代社会一个遍性的问题。

《卫风·伯兮》表达征妇对其英武的丈夫的无法释怀的思念。

在《卫风·伯兮》中,征妇首先表达对其英勇无比丈夫的赞美,并将其夫出征时的场景定格,完全沉浸在丈夫就在眼前时的情景之中。

这是双方相见时的最后一个画面,也成为征妇心上永远的挂念。

战争的来临使双方分离,虽然此时征妇依然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因为其丈夫"为王执受",而执受之人则周人军队中的勇力之士,车战中为车上之先锋,其执受在阵前面驰驱开道。

但这些美好的回忆会因为分离而产生思念之情,当这种思念的心情无法在生活中实现时,这种思念就转化成为忧伤。

诗人将因思念而产生心情变化的过程刻画得栩栩如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妇与日俱增的是无尽担心和忧伤。

这种复杂的心理在诗歌中层层递进地表现出来,女为悦己者容先是无心妆扮: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接着痛心疾首:

"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疼"。

这种一步深似一步的忧伤都是因为征妇对其丈夫的思念所致,是思念在折磨着征妇。

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本是人之常情,并不涉及王道政治,而是人间真情,也正是诗人所要表达的诗歌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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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柏俊才.由《诗经》中的女性描写看周民族的文化特征[J].山西师大学报,2006,

（2）.[4]李鹏.《诗经》中的媒文化[J].巢湖学院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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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诗经》中爱情诗歌中的女性形象-----文献综述

本论文主要通过《诗经》爱情诗歌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在男女轰轰烈烈的爱情生活里凸显周代礼乐制度下女子的社会地位以及婚姻状况。

主要从女性视角、男性视角两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以男女之间的感情发展的不同状态为主要切入点，描写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对爱情婚姻的理想追求，反映她们丰富多彩、迥异不同的形象。

体现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标准。

总结出几种类型，这些观点中有哪些被后世所接收，举出后世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与他们对接，以描绘爱情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与《诗经》比较，体现《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诗歌影响颇大。

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从男女性不同视角出发，以及在男女感情发展的不同模式中，总结出《诗经》中的女性各种形象类型，并结合时代背景叙述她们自身的特点；章惠在她发表的《<诗经>婚恋诗中的女子形象》一文中显现了对《诗经》的精辟小结，她在文中指出按婚恋状况将女性形象分成三个类型：

恋爱女性；新婚女性；婚后女性。

从诗经中撷取典型诗歌，在各种精彩或悲情的故事中，在各种幸福或悲凉的婚姻生活中，细致的反映了周代人民的爱情婚姻观，塑造了一批丰富多彩的恋爱女主人公形象，在对这些女性形象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周代女性对于爱情热情奔放的追求，对婚姻的忠贞和专一。

本文在对《诗经》爱情诗歌的挖掘中，不仅仅单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在分别从对爱情满怀憧憬的恋爱女性，面对婚姻的女性，满心急切盼望的待嫁女，美好甜蜜的新嫁娘，贤良淑德的人妻人媳，婚后哀婉悲戚的弃妇，惶恐幽怨的思妇，以及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性等具体描绘时，同时独具创新的换了一个角度在对男性的侧面描写中，尽可能的深入描绘典型的女性形象，比如男子爱恋相思的女性，以及黯然悲伤追忆的女性。

对《邶风•静女》《郑风·褰裳》《郑风•将仲子》《桃夭》《氓》这些经典诗歌进行分析，展现出或热情活泼或痴情怯懦或哀婉悲戚的女性形象，在人物的具体分析方面，张国际的《<诗经>爱情诗中女性形象的悲剧色彩》；郝雪霞的《<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杜娟和宋娟的《<诗经>中女性的爱情悲歌--浅析<诗经>中的弃妇诗》；杨晓丽《<诗经>中“弃妇”形象浅析》；于淑华的《怦然心动—怀春女子的心灵之歌—诗经女性爱情意识的文学阐释之一》等文章为论文对于《诗经》中爱情诗歌的主题把握，尤其是对其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提供了参考。

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从文学角度出发，分析描写女性类型中艺术手法的运用、语言的运用等，在这一研究目的下，论文收集了大量关于《诗经》描写的艺术手法的书籍和文章，章太炎的《诗经二十讲》中论述了《诗经》的“采诗”和“赋‘诗’”，分析了《诗经》的说比兴艺术手法同时分别阐述了《诗经》的艺术表现，在他所述的《诗经恋歌发微中》更有深入描述。

朱丽娜的《浅论<诗经>的比兴艺术》；栾春磊的《踏寻诗的足迹，浏览爱的画卷--解读<诗经>中的爱情诗》；张彩云的《<诗经>爱情诗探略》以及XX文库中对于《诗经》中女性形象描写的各类手法的论文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词赋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深厚，常运用比、兴等文法，借物以抒情。

这些文中基本都列举诗中充满人文感情异彩纷呈的各类意象。

再对于具体典型诗歌进行详细分析，“比”、“兴”艺术手法突出描写的爱情具有含蓄性，本文也从《诗经》的语言方面入手，根据典型爱情诗歌的具体描述，体现《诗经》语言的真实平淡，精炼押韵。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结合时代观念，尤其周代历史、风俗等方面，对《诗经》中体现出的不同女性类型作研究，总结出周代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以及女性地位、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雒启坤的《<诗经>散论》中作者从《诗经》创作时的西周、春秋社会结构入手，深入探讨“诗”的作者所深之阶层，诗与西周、春秋贵族政治思想及其变迁轨迹《诗经》所反映的西周、春秋地域文化的特点。

作者认为《诗经》是西周、春秋时代中国文明为我们留下的最完整、最生动的硕果之一，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石俊霞的《谈<诗经>爱情诗中女性的美》；谷婵娟,王长坤《论<诗经>中的女性美》具体体现了在礼制初成的周代，对女性形象的要求除了外在的审美需要之外，还包括对女性品德、品格的要求。

体现出的周代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

内外兼修。

杨娟的《从<诗经>中的婚恋诗看春秋时期女性在婚恋中的地位》反映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

古代的女性，只开放给男性，女性只属于家庭。

在对这些相关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之后，关于这一方面的文化定位也拓展到对于女性的价值意义的浅析上，不难看出，古代女子，对于寻找归宿，是极为迫切的。

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诗经》中描写的女性有着自己对于婚嫁的自主观念，但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和束缚，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幸福，许多女性还是要承受着不公的命运。

在论文的第四部分，主要对于总结的这些形象塑造深度分析，以及反映她们的文化定位对后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价值等方面的塑造有积极影响。

在研究原著过程中，关于这一方面的文化定位而言，《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审美价值以及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影响相当深远的，早期文学代表作《九歌》和《孔雀东南飞》。

吴广义1995年《<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刘春燕《谈<诗经>与<楚辞>爱情描写之异同》；刘英波《试论汉乐府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这些文章都为论文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依据，《楚辞》经典中，屈原在九歌中塑造的几位女神形象，就将人类的美德美貌赋予她们，这是对民歌的点石成金，它保留并升华了民间的审美心理而汉末著名民歌《孔雀东南飞》所塑造的刘兰芝形象，完全再现了诗经中对女性形象的各种品质的刻画，《楚辞》和《孔雀东南飞》的巨大成功和深入人心，是对《诗经》中窈窕淑勤俭敬孝等等诸多特征的传承，是诗经女性形象的长久文化积蕴的结果，并以此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精髓。

姚志国的《从诗经女性作品探析中国早期女性的价值观念》文中深入阐述了《诗经》对封建社会时期价值取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礼制为主要的思想文化，后世却有不同的发展和解说。

诗经是我国唯一一部不染脂粉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作为中华民族青春时代的自由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诗经情感诗昭示后人，要摆脱非人的镣铐，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境界，《诗经》中的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本质、健康的感情、谆朴善良的面貌和崇高的道德水平，《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诗歌乃至世俗爱情观的影响影响颇大。

在这些相关书籍论文中，主要都是对诗经中爱情诗篇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涉及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学者从具体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形象和真实思想等主题进行论述，并没有将几方面融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经过反复的斟酌修改，最终本文决定针对研究中这个方面的缺陷，试图从《诗经》中爱情诗歌中的各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出发，从正面、侧面和深层进行剖析，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家庭情况和生活经历等，从不同的角度以及文化定位阐述对于后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价值等方面的塑造有积极影响。

其中刘东颖所著的《<诗经>爱情往事》；刘毓庆的《诗经讲读》以及鲍鹏山所著《第三只眼看<诗经>》，这几本书籍运用的是几近白话的口吻略带小资情调的描绘《诗经》中的爱情诗歌，对于女性形象的分析更有现代化气息，结合现实进行比较显得通俗易懂的同时鞭辟入里，为论文提供了很多依据和参考。

但与此同时，由于有些文献对于《诗经》中的社会风俗分析略显单薄，缺乏思想和心理学的深厚底蕴，难以突破常规新颖出彩，本文立足于对《诗经》中爱情诗篇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深入探究社会时代特征，及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和艺术影响力，力求在展示《诗经》这一部不染脂粉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时，凸显《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诗歌乃至世俗爱情观的影响颇大。

诗经中的女性性格关键词：

诗经女性婚姻两性关系

摘要：

通过品读《诗经》中形形色色的女性以及她们对爱情，对男子的态度和对婚姻的理解，选择不同的视角看待女性，体现她们的可贵品质和性格特征，以及一些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所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现象。

[正文]

 女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各式各样女性的形象都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据统计《诗经》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歌大约101首，约占《诗经》总篇目的三分之一。

   同 样在  “诗三百”中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中不乏一些弃妇，思妇，怨妇的形象，同样也有敢于反抗权势，勇于追求自身幸福的女性形象。

据统计《诗经》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歌大约101首，约占《诗经》总篇目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诗经》是一部描写女性的作品。

诗经可以说是一部描写女性形象的百科全书，《诗经》中有天真烂漫，大胆坦率的少女和矜持深沉、羞怯痴情的恋女等。

也有思念远方的征人的思妇形象。

其中有《摽有梅》中那样的大胆追求爱情，渴望婚姻的女性，其中的“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表现了女子期待有爱人来提亲的迫切心情，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体现了女子对于婚姻与爱情的渴望。

也有被抛弃的无限哀愁的怨妇形象，如《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而《诗经》中女子对与爱情的直接表白与泼辣甚至更甚于男子。

？

《褰裳》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大胆地表达了对男子的态度，说出了难道你不想我，就没有人想我这样的话，甚至还有些理直气壮，简单的言语便给读者勾勒出一幅敢于追求爱情，性情豪爽的辣妹子的形象，不扭捏做作，不低级庸俗，让人看了觉得可亲可爱。

而在《行露》中的女子，面对暴力权势的不卑不亢，决不屈服的美好品质。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表现女子不畏强暴，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的精神。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时间中很长时间对于婚姻和封建礼教是非常看中的，对于女子的约束也是很多，女子要做贞洁烈女，要从一而终，要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没有可能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婚姻大事也要听命与父母、媒人，很多女性都是在新婚之夜才底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新郎。

可为《诗经》中很多篇幅描写的女子追求爱情的表达是如此直白而炽烈，如此毫不避讳。

这要从当时婚姻礼教的大背景开始说起。

首先人类婚姻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原始群婚、按辈分划分的族内血缘婚、同一氏族部落的男女不得通婚的族外伙婚（恩格斯称之为普那路亚家庭）、一个男子或女子在众多的妻子或丈夫中往往有一个主妻或主夫的对偶婚及一夫一妻的专偶婚。

《诗经》时代大致是由对偶婚向专偶婚过渡的阶段，对偶婚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的婚姻形态。

由母系氏族社会的一妻多夫，发展为男女双方各自有一主妻或主夫的同时，还可以有若干临时的异性朋友，也就是一妻多夫与一夫多妻并存。

由于主夫、主妻的婚姻相对稳定，所生子女已经能够确认自己的父亲，再加上频繁的战争使男女失衡，且男性具有生理优势，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男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对偶婚也由最初的一妻多夫逐渐演变为一夫多妻而成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主要婚姻形态。

专偶婚则是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的婚姻形态，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生育合法的子女以继承财产成为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而在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期，这期间开创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传统，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其中包括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

而在周礼中的“男女有别”主要指性别分工与社会地位而言，但贞节观念已有出现。

而在西周时期是束缚女性的封建道德观念的萌芽期。

然而，这种原则在当时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讲都只是一种道德理想。

理论上，礼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情欲的合理性，实践上，礼对于不同地域和社会阶层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同时原始群婚的遗风尚存，而《周礼·地官·媒氏》所载的“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表明官方为适龄男女恋爱择偶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对两性关系的限制可以说是极为宽松的。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女孩子敢于大胆地向心仪的男孩子表达爱慕之情会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的诗句。

而在一些诗中，从生情到谈情，从情到性的过程自然而直接，没有什么礼教的约束。

而贵族阶级的许多行为有甚于此，《鄘风》《齐风》《陈风》中就分别反映了卫宣公强占儿媳、齐襄公与其妹私通、陈灵公淫于夏姬的事件，这类荒唐乱伦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追究，而对此类“失节”行为的指责也多与政治或伦理相联系，较少从婚姻规范而言。

可见，在“礼教”要求相对严格的上层社会，其中女子的贞节观念也十分淡薄。

其中像《褰裳》这样女子对男子直接炽烈的邀请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礼教的束缚和父母之名、媒妁之言的痕迹。

同样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才培养出了那样豪爽，泼辣，敢说敢做，敢与邀请男孩子的女性形象。

所以才有了《野有死麇》中的“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和“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对此顾颉刚对此发表看法为“这分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一向说出的恳挚的叮嘱。

”1而胡适则说“‘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

”“《野有死麇》一诗最有社会学上的意味。

初民社会中，男子求婚与女子，往往猎取野兽，献于女子。

女子若收其所献，即是允许的表示，次俗至尽犹存于亚洲、美洲的一部分民族之中，此诗第一第章说那白茅包着的死鹿，正式吉士诱佳人的贽礼也。

”这种露骨地描写男女欢会的篇章在文人艳情诗中是少见的。

从儒家正统的诗学思想来看，这些诗歌连同文人艳情诗往往被斥为“郑卫之音”“亡国之音”，是风俗浇薄，人心不古的征兆。

但比较公允地评价中国古典艳情诗，我们可以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玉台新咏》的话语：

“岁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敦厚温柔之道，未可概以淫艳斥之。

”2

《诗经》中女性的形象不仅被应用于表现爱情，还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现实，表现了思念出征丈夫的如《卷耳》中“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痛矣，云何吁矣。

”和《君子于役》中“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通过女子之口，流露出对远方征人的牵挂与对战争的不满。

《诗经》对女性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诗经·大雅·瞻卬》中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乱匪徒降自天，生自妇人。

”和《十月之交》中“艳妻煽方处”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就有了“女人祸水论”这样的思想。

可见将王国之灾推卸到女人头上在《诗经》时期便已出现。

在《孔子·阳货》中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见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诗经》为我们展现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让我们为她们动容之余同时品读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解读出中国的女性形象。

 1顾颉刚《史迹俗辨》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2《四库全书总目概要》集部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01页

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

《诗经》时代，已是个女权失落的时代，女性从权利的巅峰上一步步跌落下来，从此逐渐陷入虚弱的泥潭，艰难地扯着男性的衣襟，历经一个个或属奴隶、或归封建的朝代，一路哭泣、沉默而来，生活空间越来越窄，甚至并不需要男性的排挤，就自觉地将自己的一生归位于狭小的家庭，直至明清时代，“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压制，终使女性的价值等同于私人物品，地位甚至犹低于“宠物”。

　　然《诗经》中究竟还残留着许多母系氏族时期女性自由、独立、甚至霸气的上古遗风，与后世自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