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语文上册 第三单元 9 故乡参考资料1 人教新课标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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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语文上册第三单元9故乡参考资料1人教新课标版
第九课故乡
《故乡》写于1921年1月，初刊于1921年5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9卷1号。
1923年由作者收入小说集《呐喊》。
后编入《鲁迅全集》（十六卷本）第一卷第476页；《鲁迅全集》（十卷本）第一卷第61页；《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第一卷第344页。
《故乡》一问世就作为教材收入中学国语教科书，从此经久不衰，除文革时期未收入，均为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
创作语境
1、鲁迅谈本文：
一月号《改造》未刊载《某君传》，岂文章之过耶？
实因某君并非锋头人物。
证据是：
Tandhi虽赤身露体，也出现影片上。
佐藤先生在《〈故乡〉译后记》中虽竭力介绍，但又怎么样呢？
注：
《改造》日本一种综合杂志月刊，1919年创刊，由改造社印行。
《某君传》指增田涉1931年所著《鲁迅传》，后来在《改造》杂志刊载。
Tandhi指印度的“甘地”。
佐藤先生指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和歌山县人，诗人、小说家，译鲁迅的《故乡》时，称该文有杜甫的诗情。
佐藤与增田共译《鲁迅选集》，1935年6月在岩波书店出版。
（《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1月）
2、1921年8月19日，鲁迅在北京买下了西城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房子，要结束长期的会馆生活挈眷安居于北京了。
他12月1日乘火车离京，经津浦、沪宁、沪杭车及钱塘江轮，于4日晚抵绍兴，回到故家。
在故家，他住在24日上午，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经原路于29日中午回到北京。
（曾庆瑞《鲁迅名作鉴赏辞典》1991年62页）
3、在创作、发表《故乡》的1921年，鲁迅从在日本翻译出版的文库本（口袋书尺寸的图书）的短篇小说集《契里珂夫选集》（契珂夫）中转译了《省会》和《连翘》两篇小说。
第二年，这两篇小说被收入外国短篇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5月版）……《省会》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革命派知识分子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故乡。
置身于早已变得面目全非的故乡的街头，他回忆起难忘的少年时代，青春期的记忆复苏了。
与颇有能力、压制群众的警察署新任副署长这位学生时代的朋友再会之后，他陷于失望。
《省会》与《故乡》的故事梗概非常相似。
——将这一事实与翻译和创作是在同一年进行这一事实结合起来看，可以说鲁迅是模仿契里珂夫的《省会》创作了《故乡》。
不过，《故乡》并非《省会》的改写。
契里珂夫描写的是第一次革命受挫后置身黑暗的政治状况中易于逃避到乡愁——这乡愁包括着甜美的青春、充满希望的过去——中去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与此不同，鲁迅对《省会》的框架进行了重构，因而由对“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考察而达到哲学境界。
而且，《故乡》表现的“幻灭、绝望”这一主题在鲁迅的其他短篇小说如《孤独者》、《在酒楼上》中也被一再重复。
（《鲁迅〈故乡〉阅读史》[日]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新世界出版社2002.6）
4、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不仅落后于欧美各国，甚至落后于明治日本，必须进行国民国家建设。
鲁迅是一位在文学领域承担创造“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语）任务的知识分子。
从那以后，虽然创办《新生》的计划流产，中国的国民国家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鲁迅仍然依托于微弱的希望之光前行，在《随想录·四十一》（1919年1月）、《一件小事》（1919年12月）中继续叙述着希望的逻辑。
在这种明快的“希望之逻辑”的系谱中，被《故乡》所陈述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一观念的特征在于那种逻辑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而且，到了后来的《〈呐喊〉自序》中，他还讲述了与《新青年》编者谈“铁屋子中的希望”这一不知是事实还是虚构的小插曲。
……《〈呐喊〉自序》与其说是鲁迅以自己的文学活动为中心所作的冷静的回想录，不如说是表达创作《〈呐喊〉自序》、写作《〈呐喊〉自序》时鲁迅心境的自述。
那么，有可能颠覆希望之逻辑的心境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
——是用人类主义把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艰难诞生的中华民国引向成熟的共和国这一理想的破产。
（《鲁迅〈故乡〉阅读史》[日]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新世界出版社）
阐释史
一、社会革命论：
在《故乡》问世以来，社会革命的论调就一直是人们阐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人们认为鲁迅所要表现的是在资本主义侵入农村之后，不仅封建制度根本上动摇了，就是农村经济也必然的陷于破产，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他的矛头直指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示不满的同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的反抗，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
“在鲁迅的作品之中，表现反封建制度的，我们还有申说他的第三种方式的必要，那就是伴着很浓重的伤感主义的气氛而写成的一些关于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创作。
……而《故乡》一篇，是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在资本主义侵入农村之后，不仅封建制度根本上动摇了，就是农村经济也必然的陷于破产，封建制度因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崩溃，在此是给予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钱杏邨[阿英]《现代中国文学论》《拓荒者》1930年）
“一切美丽的幻景变成许多许多生活的苦的邹纹了。
鲁迅这次从北京回到故乡算是做了一次悲哀的巡礼。
[略]当他再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又要投身更大的悲哀与更大范围的愤激中去了。
这样的哲理似的思想上的结论，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
这需要对现实的深刻的观察与分析。
他原来已经知道，希望是需要用斗争来实现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若能号召大多数人来走，路便有了。
”（欧阳凡海《鲁迅的书》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5月）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就在写艰涩的世道和凄苦的人情。
这样的世道和人情正反映出一个经济濒于崩溃的农业社会。
[略]向称风俗淳厚的乡人中间也多了‘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来客。
作者在那个时候（一九二一年）固然还觉得‘愿望茫远’，但他的深邃的观察已使他看定怎样实现希望的道路。
此所以《故乡》是对于人情的感慨而不是贫乏无力的叹息，是对于世道的纠弹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牢骚。
它刺入相当广大的人民的感觉和情绪却又不陪伴他们老是沉湎在这样的感觉和情绪中，它要引导他们到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理想中去。
用《故乡》作题材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何以鲁迅先生的《故乡》传诵如此之久，说来真切而不流俗（例如发发个人牢骚），有见解而并非教条，这也许是它的独到之处吧。
”（孙起孟《故乡》《读书与出版》第四次“国文班”[此刊物是国共内战时期在上海出版的面向中学生的刊物，上面有一个连载形式的作品解说栏目“国文班”]1947年12月）
“鲁迅和闰土在少年时代本是一气的，后来由于阶级的分野，他们隔绝了。
这种‘隔绝’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这篇文章写出鲁迅对于这种‘隔绝’的悲哀，对于自己所属的阶级的悲哀，也就是写出他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
[中略]鲁迅希望水生和宏儿他们‘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咱们就中国已经成立了，进行了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正在建设。
”该书在印行第五版的时候，“我”的悲哀被移到最后，专门强调“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
”（《语文》1950年版）
“以不涉及“我”的悲哀问题，论述到：
“作品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农民在层层压迫下日趋贫困的痛苦生活，显示了作者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憎恨和抗议，对新生活的渴望和新生活必将到来的信心。
”（1956年版《文学》的教学参考书）
《故乡》“的主题思想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并具体列出五种：
㈠包含揭露社会黑暗、指出社会苦难的根源、批判小说人物的三种态度、探索新的出路四方面的内容；㈡揭示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表达作者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㈢揭示隔膜，创造新的生活；㈣憧憬向往新生活，唤起农民觉悟；㈤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激励斗争。
（《中学语文课文研究信息集》1987年1月）
《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天真活泼，聪明伶俐，说话放连珠炮似的滔滔不绝，仿佛“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却变得语言迟钝，沉默寡言，仿佛木偶一般。
对此前后变化，判若两人。
中年闰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小说已陈说详明，无庸赘。
中年闰土见了阔别多年的“我”，为什么没有作声，而问起他的家境又“只是摇头”呢?
以言者之见，经封建制度无情摧残后的闰土，如此举动更符合人物形象，更能有力地表达他心中的苦楚，深刻地反映小说的主题。
闰土和“我”是童年好友，三十年后能够久别重逢，当然“实在喜欢得了不得”，但是见面之后，“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役有作声”。
鲁迅先生勾勒的这幅生动的人物写真画，形象地刻画了他儿时叫惯了“迅哥儿”，现在改口称“我”老爷的那种犹豫不绝的心理和欲言又止的神态，深刻地反映了闰土此时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一举动，表明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再不是童年时期的纯真友谊的关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冷酷的世态凄凉的人际关系，使“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因此，他犹像一会之后，终于表现出令“我”打了一个寒战的恭敬态度和对老爷的尊称。
“没有作声”时闰土的心理活动，说明了他深受封建意识毒害之深，反映了封建制度对旧中国善良的农民，不仅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而且在精神上也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当“我”问到闰土的景况时，“他只是摇头”，然后是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诉说，接着又“只是摇头”，“默默地吸烟”。
在那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反动统治下，闰土受尽折磨，神情麻木，苦不堪言。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无情的精神摧残和生活折磨，使他“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所以便将多少心酸事，尽在不言中。
总之，小说在三处描写了闰土麻木呆滞，沉默不语的神态，这“没有作声”时的神态、吞吞吐吐的言词和摇头代言的举动，不但使闰土这个人物更形象生动，而且还将封建制度对旧中国农民从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乃至精神毒害揭露得淋漓尽致，人木三分，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也正是鲁迅先生塑造闰土形象独具匠心的绝妙之笔。
（贺应龙《闰土形象刻画艺术自议》语文教学与研究1997年04期）
二、阶级教育的教材：
在《故乡》的阐释之中，其中人物的分析，始终带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感情的色彩，闰土虽是同情对象，但表现了落后农民的愚昧，只相信求神，而不明自己生活悲苦的深刻根源，是受到批判的。
特别是杨二嫂作为小市民的代表一直是作为反面教材在挣扎着。
每个人物都与他的阶级属性挂钩，属于什么阶级，就有什么性格特征，并被作为他那个阶级特征来看待。
“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
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
《故乡》中的‘豆腐西施’对于‘迅哥儿’的态度，似乎与‘闰土’一定要称“老爷”的态度，相差很远；而实则同有那一样的阶级观念在脑子里。
……但著者的本意却是在表出“人生来是一气的，后来却隔离了”这一个根本观念；[尽管失望于现在]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
……我很盼望这“新生活”的理想也因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豆腐西施’对于‘迅哥儿’的态度，似乎与‘闰土’一定要称‘老爷’的态度，相差很远；而实则同有那一样的阶级观念在脑子里。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郎损[茅盾]文艺时评《小说月报》1921年8月）
“[引用杨二嫂对‘我’说的话]这是真的农民！
农民最关心张家长，李家短，最好数算别人的兴衰、出入，倘若在事实上并不知道时，便自己凭空捏造，却又信以为真，愤愤之心常是有的，顺便拿东西，更是常事，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农民的真正面目，因为是真正面目，所以我不以为是侮辱。
[略]整篇文字，是在情绪里，对农民，是在怜悯着，对自己，却在虚无，而且伤感着。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上海1936年1月）
“[杨二嫂认为]似乎闰土拿了不应该，他明拿偷塞却都合理似的。
这正是很普遍的市侩心理。
”（景宋[许广平]《〈呐喊〉中的几个女性》《中国青年报》半月刊五期北京[汇编4]1949年3月）
“杨二嫂是什么阶级的典型呢？
有人把他和闰土等量齐观。
王士菁《鲁迅传》的看法，就是这样。
[中略]她没有农民阶级那些厚实可爱的性格。
她很会逢迎恭维，陷害邀功，她只想损人利己。
她是小市民的典型，她那些卑污的性格是为作者所深恶痛绝的。
”（周舒光《鲁迅〈故乡〉中的“杨二嫂”》《语文教学》1952年9月）
“杨二嫂之为“豆腐西施”是受现实生活逼迫的结果。
那时，她也是个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
[略]但她因受了没有掌握任何生产手段的小市民的阶级地位的限制，于是作为个人性格表现出来的，只能是厚着脸皮吹、拍、拉、捧和强求硬拿的无赖伎俩。
”（潘颖舒《关于鲁迅〈故乡〉的几个问题》1953年3月）
1957年11月，有文章提出杨二嫂出生手工业劳动者之家：
“[杨二嫂的]言行充分显示了她那种小市民的恶劣习性。
[中略]她家过去开豆腐店，也是属于手工业劳动者的。
[中略]为了生活而不得不牺牲色相，这事实也是颇为辛酸和沉痛的，而这也说明了她的社会地位的低微，她也是个被压迫被侮辱的妇女。
”
她本身也是受侮辱受迫害中的一个。
尽管作者十分憎恨小市民恶习，对杨二嫂的为人毫不吝惜笔墨地予以新辣讽刺，然而也是为了借此抨击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云南省昆明市教育局编辑《中学语文课文选读》“题解·分析”1975年2月）
“这些描写，显示了鲁迅对杨二嫂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她在生活中形成的自私泼悍的习惯的憎恶。
但是，作者从这两方面凝成的愤懑和控诉最终是指向使杨二嫂家境破败、刻薄自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的。
因此，鲁迅对杨二嫂的批评，正是对形成她那种坏习惯和自私心理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
”（《江西省二二制中学适用课本语文教学参考资料》1977年2月）
“在中国，就像以前所看到的，一般是把闰土看作由于封建社会的打击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的、值得同情的诚实的人，是将其置于少年闰土的延长线上来理解，因此不原意把在灰堆里藏碗碟的人看成闰土，而是做出发现碗碟的杨二嫂妒嫉闰土、自己藏了碗碟又装模作样、在败坏闰土名誉的同时又表功、受表扬的解释。
”（日本的鲁迅研究家尾崎文昭在同人刊物《〈故乡〉的二重性与‘希望’的二重性》）
鲁迅小说的特点在于“表现的深切”。
他力图用文学作品来达到探索人性、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少年闰土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中年闰土和杨二嫂是作者探索国民性缺失的具体对象。
闰土和杨二嫂都被生活扭曲了纯真的人性。
他们人格上的共同点是:
愚昧麻木不觉悟，都“昏睡在铁屋子里”。
但他俩同中有异，闰土一方面自卑，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对“苦”麻木，对命运茫然。
杨二嫂则表现为对阶级感情不知不觉不察。
她是镇上人，开豆腐店为生，她的主要顾客是农民。
在农村小镇，商人与农民是相辅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商人与农民休戚与共，应该联合起来，与上流社会抗争。
推翻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毁坏这铁屋子，争得希望”。
可是杨二嫂全然不知这种阶级关系，她为了自己不吃亏，拼命的算计弱者，甚至产生了阿Q对小D式的妒嫉。
妒嫉自己的阶级同盟—闰土。
正好暴露了“自私、妒嫉、内让、同类相残”这种中国人人性的瘤疾。
只不过作者不是直抒.而是用曲笔表现而已。
（蒋兴娟《故乡》细节中的人文性探索语文天地2004年22期）
三、“故乡”原型说：
《故乡》的问世，连带鲁迅先生一系列小说，描写对象是乡村中国，作者经历是由乡村出走而在城市居住，并用城市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故土，由于这种描写对象与作者经历的特殊性，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的先河。
同时，由于作者的特别审视的角度，“故乡”又成为具有了某种带隐喻似的原型。
“……前期作品之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及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
这几篇中还有一种特色，那便是它们所显现的村人的性格。
作者所取的几个典型，多是乡村或小镇上的人物，在这一点，作者可谓独开生面了（描写乡村生活的文字很不少，然多庸俗之流）。
我们现在在都市过活的人，看乡村的人好象永远隔着在彼岸，文学家能够在这中间造出一条桥梁，使我们知道他们，也使他们自觉，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此中也正有无穷的材料；然而我们的作者可惜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颠倒尽把他的典型写成abnormal的morbid的人物去了。
这许是他所学过的医学害了他的地方，是自然主义害了他的地方，也是我所最为作者遗恨的。
”（成仿吾《〈呐喊〉的评论》《创造季刊》1924年1月）
“……闰土的不幸命运和农村凋敝残破的景象，惊醒了鲁迅的怀乡梦了！
加上‘五四’落潮后鲁迅的思想又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浸染了苦闷与彷徨的色彩，这样，说及故乡，他就不能不带着一种难以排遣的苦痛了。
这样的心绪、心情，其实就是一种带着浓重的伤感情调的乡愁。
表现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称之为隐现着乡愁的伤感的故乡风。
……《故乡》的思想艺术成功，实际上还开启了20年代‘乡土文学派’小说的新风。
举凡‘一声悲叹’，‘伤感故乡风’，还有描绘习俗及山川的美，也都成了那时‘乡土文学派’小说的共同特点。
”（曾庆瑞《故乡》篇《鲁迅名作鉴赏辞典》1991年）
小说中的“故乡”其实是“荒村中国”的象征，故乡即故国，国就是家，家就是国。
由于旧中国的国家结构与家的结构大同小异，统治者就像是家长,臣民就像子女，国家是统治者的财产,家是家长的天下，国与家都靠血缘关系维系，力量单一，所以一旦“家长”无能，“子女”必饱受外人凌辱，沦落为奴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那么对于“我”而言，老家的枯草、破败与难免易主的现状不就是旧中国即将亡国灭种的先兆吗！
如此想来，如何不令“我”顿生凄凉哀怨之感。
其实故乡物质上的贫困并不可怕，怕的是人失去了精神支柱、甘心为奴。
可悲的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杨二嫂的出现和闰土的一声“老爷”打破了“我”心中一切美好的偶像,“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一个“就”字说明“我”对这种结局早有所料，因为故乡人仍生活在毒害他们的封建思想环境中，他们的观念仍受“当官发财”、“坐轿”、“娶姨太太”之类“老章程”的约束，他们仍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外的荒村里沉默地忍受一切奴役，这显然与“我”生活过的文明世界截然不同，所以现在“我们”虽在同一个中国生存，说同一种语言，但他们的话已失去了真实信息，“我们”之间必然无话可说，只不过“我”心里不愿意、不希望如此罢了。
然而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的幻想被打破了,回到久别的故乡却找不到记忆中的美丽与儿时的和谐友爱，眼中所见一切都是荒凉。
与故乡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和思想冲突使“我”对“荒村故乡”产生了厌恶感，作为一个“外来人”，这里已没有值得留恋的所在，所以“我”要再次离乡，并决心告别故乡，乃至埋葬故乡。
问题还在于，既然对故乡已绝望，又为什么要在小说结尾说一段关于希望的哲语呢?
资料表明，鲁迅早年接受过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故坚信未来会比现在好，青年会比老人进步，受此影响他把创作的目的定为:
暴露旧社会的病根，催人留心，并没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这是原因之一。
另外，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战士，是须“听将令”的，即他要为那寂寞里奔驰的勇士呐喊助威,他的作品须与“五四”先驱者进步的思想倾向保持一致，所以他必须“删削些黑暗,装点些笑容。
”因此鲁迅在《故乡》结尾加上希望哲语，以保证作品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亮色,催人奋进。
总之，《故乡》是一篇凄婉愁怨之作，作者力图通过“我”的感伤揭示人们之间可悲隔膜的可怕，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令美好故乡变荒村故乡的罪恶，以便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最终令国家富强，令下一代走上幸福之路。
这才是鲁迅把故乡说成“荒村”的真正含义，也是其作品的独到和深刻之处。
（陈红旗《“荒村”与〈故乡〉》现代中小学教育2000/10初中生版）
《故乡》中的故乡形象是不确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鲁迅在建构自己故乡形象的同时，又亲手把自己建构的故乡拆解。
“荒村”是小说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故乡形象: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从《故乡》开始，“荒村”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书写故乡的经典形象。
在这儿，我们不禁要追问是什么原因让鲁迅将故乡推到如此“荒远”的境地？
不能否认这里鲁迅描写的故乡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乡土中国凋败的现实图景有同构关系，这也是《故乡》的阅读和阐释中被普遍关注的地方，但除此之外，我们倒更愿意把这种“荒村”形象理解成鲁迅的文化想象。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荒”与“远”有其文化的原型，就像叶舒宪在《“大荒”意象的文化分析》中揭示的：
“无论时间上的荒古还是空间上的荒远，都难免在世俗理性的观照下呈现为荒怪或荒唐的一面。
”“荒远与中央的空间对立还具有另外一层文化蕴含,那就是以怪异荒诞来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世俗秩序的合法性,为超越和创新的思想提供契机。
”应该说，处身于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作为时代的觉醒者的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思想的超越和创新的企图,这样看来，鲁迅的“荒村”既是现实的审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
在《故乡》中“荒村”已经超出古典写作忧时悯农对乱世中的荒村的观照，而成为文化转型、抉择中的时代思考的象征和隐喻。
在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视野下，在20世纪现代性背景下,正在走向凋败的故乡适逢其时的负载了落后、悖时这些沉重的文化内容。
思考这个问题，巴柔对于形象的研究很有启发，巴柔认为：
“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宣传了）它的个人和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
因而，“荒村”形象也必然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必然联系着鲁迅置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空间。
说到底，对故乡的批判性的审视中，《故乡》的“荒村”形象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前景的期许以及重建文化的自我想象。
（何平《<故乡>细读》青年论坛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9期）
钱理群等曾经指出，鲁迅的小说有两个叙事模式,其一为“看/被看”二项对立模式，其二为“离去——归来——离去”模式，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归乡”模式。
他们所说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的“回乡”母题，往往塑造出种种童话般的抒情世界，而鲁迅的四篇小说（《故乡》、《社戏》、《祝福》、《在酒楼上》），皆以故乡为题材,以故乡的风土人情为内容，为我们描绘出了两幅图画:
一幅是温馨瑰丽的风景画,属于抒情的世界；一幅是衰败的萧瑟图，属于生活的世界。
而从“回乡”的方式上考察，前者是回忆故乡，是心理上的;后者是面对眼前,是现实中的。
心理上的故乡，在作者笔下美丽、抒情，作者徜徉其间，似乎流连忘返；而他构筑的现实中的故乡则是布满苦难，并且萦绕着无瑕的童话世界在经验的现实中毁灭的悲哀，为作者所否弃。
小说不乏这样的笔致:
一到心里的故乡，作者的笔便活泼无比，心也熨帖无比，仿佛跋涉长途的旅人找到了避风的港湾仿佛浮躁的人寻着了宁静的园地。
而一接触冷酷的现实，一切皆如海市蜃楼，浸泡着的是深沉的痛苦，感受到的是冰凉，———似乎可以这样说，心里的故乡是作者灵魂赖以栖息的家园，而这一美好的家园却又总是被无情的现实所击溃。
显然，同为故乡，却是两幅迥异的图画，两种截然的感受,其深层的原因何在呢?
二、心里故乡之美。
创作是一种理想的追忆以及愿望的升华，理想是创作的逻辑起点，人们常称之为乌托邦，在鲁迅的笔下被称为“梦”。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坦言：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而我偏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在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梦”或乌托邦就是作家期待的一种世界，涵盖了其主观精神，这世界也许遥不可及，“有时也不免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但同时“可以使人欢欣”，缠绕着作者精神的丝缕,是一种意识的慰籍，于鲁迅而言，便是他精神栖息的家园。
这一家园，也就是心里的故乡，总是洋溢着充满希望的自然美、人情美和人性美。
四篇“回乡”小说里，《故乡》是最显山露水地对故乡进行描绘的，较其他三篇更具抒情性。
作者激情满怀地讲述着心理的故乡的瑰丽。
由“深蓝的天”、“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拼成了肃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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