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的有益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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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的有益探索

李鸿章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的有益探索

　　一、舆论漩涡中的李鸿章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

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

”［1］现如今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

有些人认为李鸿章卖国求荣，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然而另一部分人说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是“东方的俾斯麦”。

这截然相反的评价也正好折射出李鸿章功过各半的人生。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问题从来就没有终止过，粗略地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改革开放前，此时期主要为一边倒地批判李鸿章为“历史的罪人”“卖国贼”，对李鸿章的一生主要是全盘否定为主，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刚从苦难的历史中走出来，对于这场灾难短期内难以释怀，民族主义情绪让人们对其更加仇视，后来文革时期历学问题遭到数十年的抑制，对于李鸿章的问题被搁置了一段时间。

　　第二个时期为改革开放之后，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再次活跃起来，这时期大多数人开始适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对待人物的评价，能够充分地考虑李鸿章所处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其历史活动，因此给出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评价，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他对于清末的历史功绩。

　　在近代中国充满屈辱的历史中，列强的入侵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中国人民，这让原本对身份模糊的中国人民牢牢地凝聚在一起，但是国人对于和洋人交往频繁的人仍然是嗤之以鼻，严重的便会被称为“卖国贼”。

由于清末李鸿章被重用，加之中国国际环境复杂，李鸿章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颇多。

无论军事、经济、外交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李鸿章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李鸿章的很多行为被认为是误国误民:

洋务运动的失败、对于军事的控制、外交的节节失利，都被人们视为用心不良，李鸿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

赵尔巺也评价其“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

”［2］甚至邓小平1982年会见英国首相散切尔时曾谈到: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3］李鸿章所极力提倡的洋务运动，也是人们不断诟病的目标，人们认为尽管李鸿章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是后来的一切都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的运动，它经不起任何的检验。

　　但正是由于李鸿章在晚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招来怎样的议论也都是正常的。

越是身居高位越是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处，况且“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于其评价自然也是充分考虑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

张居正纵然家财盈室，勾结宦官排挤高拱，但是谁又去过多地深究这些了呢?

因为“一条鞭法”确实挽救了明朝于危难之际，张居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的“垂爱者”。

然而李鸿章生在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难的时代，也为他的政治生涯注入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李鸿章也是在危局之下，一次次地出来“救火”，但此时的大清去势已定，无人能挽其“将倾之势”，李鸿章难凭一人之力救大清于水火。

有心救国，无力回天，哀其生不逢时。

　　二、军事家---李鸿章

　　“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

”［5］梁启超曾在其《李鸿章传》中道出了李鸿章在编练淮勇之前的仕途并不算平坦，这或许与其没有机会施展这“浑身解数”有关。

咸丰初年，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太平逆贼作乱，晚清政府中人才也比较缺乏，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也为李鸿章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李鸿章从来都很会把握机会，他凭借自己优秀的军事才能为其为官生涯带了巨大的转折，也正是由于其优秀的军事指挥、策划和作战能力，第一次让人关注到这个大器晚成的曾府幕僚。

李鸿章最终凭借这些一路高歌猛进，挺进到晚清政府的核心权力层。

清政府末期早已是千创百孔，实已无多少满族亲信可用，一时间竟找不出挑梁重臣了，中央军队也由于内受贪污腐化之戾气熏染，外受来势汹汹烟毒之腐蚀，面对士气正酣的太平军。

恐怕满人上下再也打不起往日的精神了，这时汉人为主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厮杀中打了胜仗，这让清政府在权衡祖宗之言和身家性命时，自然放任了汉军的发展，这也是李鸿章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契机。

安庆克复后，湘军声望日重，清剿太平军的重任全部落在了曾国藩一人的肩上。

江苏为太平军的大本营，故防守甚严，江浙地区也是赋税大省，是太平天国政权的经济支柱，自然也是断不可失的地方，因此征剿在此时遇到了瓶颈，加之兵源的短缺，这都给进一步消灭太平军提出了新的要求。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曾国藩拨数千军令李鸿章参照湘军的建制，归庐州招募淮勇。

李鸿章在参加湘军的基础上，注入了自己的建军思想，打造了一支有着自己标签的军队，这支队伍也是李鸿章得以崛起的重要资本。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约八千人，其中不乏有潘鼎新、刘铭传、程学启、郭松林等一批骁勇善战者，因此实力自当不可小觑。

其后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开始与太平军展开全面的战争，李鸿章与其他将领合谋，连克数县，将太平天国拉进了最为艰难的阶段，另外此时太平军的暮气日盛，显然敌不过成军不久、士气正高的湘军和淮军。

　　似乎是败局已定，这时太平天国新崛起的将领李秀成带领农民军奋起厮杀，锋芒毕露，还是给官军不小的打击，清剿似乎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困难，李鸿章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苏州克复后，完成了戡定江南最为关键的一步。

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乘胜出击，与曾国荃、左宗棠两军相策应，合力攻坚，一举灭敌，为大清解了燃眉之急。

　　后起的李鸿章在最重要的关头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策划能力，为日后论功行赏时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对抗太平天国的后期，”鸿章裁其军，易以英将戈登，常胜军始复听节制，命出海攻福山，不克而还。

”［6］李鸿章用常胜军充实了淮军，又取法常胜军，完善了军备，使得淮军实力大增，这一切都说明李鸿章对于局势的洞察力，从那之后，李鸿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新的官宦生涯。

满人上下也不得不依靠这个汉人势力。

后来的平定捻军也最终让李鸿章站稳了脚跟。

在平定太平军之后，曾国藩明哲保身，积极引退，剿捻任务落到他一人身上，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李鸿章最终再次平定了捻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他对于农民运动的疯狂镇压，也被人民视为“刽子手”“独夫民贼”，但毕竟李鸿章是政府利益的捍卫者，对抗政府的活动自然也是他所不容的。

　　三、洋务运动的舵手---李鸿章

　　洋务运动也确是李鸿章投其毕生精力所经营的事业，但是由于其失败的结果，因此也招来了众多的非议和不满，通常认为其只知器物的变革，挽救大清所需要的是制度的变革，说李鸿章根本不懂洋名，但又敢问当时当下谁又比他更知洋务呢?

李鸿章对于洋务的推行也是亲力亲为，在当时也是不常见的。

另外，制度的变革是需要的，但是任何制度的变革都不能排除器物的变革。

退一万步讲，李鸿章推行洋务即便无功也谈不上误国。

况且洋务运动失败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所有过错都归于李鸿章，显然是不妥的，无论结果如何，就事论事，洋务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的变革。

　　在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发现了军饷问题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影响，他在与曾国藩的书信往来中提到“直镜柴草维艰，兵与贼皆取资于民，千里无寨，所过已如梳篦，故民仇兵甚于仇贼，久必不堪设想。

”［7］他对于经济问题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因此他大力发展民用工业，他寄希望于借助企业的极大发展，使国家经济得以“唤醒”。

如“轮船招商局”“湖北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给中国的传统企业注入了全新的技术，增强了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力，延缓了外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摧毁。

李鸿章还同时认识到，西方发达的物质水平与其先进的教育体制和科技水平是密不可分的。

他为了配合洋务的需要，建立了武备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西学，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改革科举制度等，一时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

　　海陆军事方面是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中倾注心血最多的方面。

海军、陆军一度也有了质的飞跃，以下是甲午中日战争时，中日双方海军实力的对比以及中国主战舰队的实力。

　　当时李鸿章还引进了西方的练兵方法，编练了新军，到了中日战争打响时，其统领的淮军约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而且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聘请洋教员教习现代军事技术。

从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国海陆军的实力进步是非常大的，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确与日本存在差距，但这决不是可以让中国弃刃投降的差距。

在当时李鸿章倾其全部之力发展近代军事，他将富国强兵的想法付诸了行动。

按理说，中国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不应该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可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经中日一役，李鸿章穷毕生心血的北洋海军，或被击沉，或损害严重，或以资敌，赫赫淮勇，也威风扫地。

再经天津大沽一役，李之心血全部化为灰烬，李鸿章二十余年所建“楼阁”，瞬间坍塌。

“武器，训练，甚至教习用语，在军队和军队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都相去悬殊。

”［8］“北洋海军的致命弱点，还在于选将不当，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亲为用人之资。

”［9］这些都是人们在李鸿章一手建立的海陆力量遭到灭顶之灾之后的总结。

清政府屡战屡败绝非李鸿章一人之过，他的做法是具有前瞻性的，顽固派的阻挠，高层指挥调度失灵，李鸿章任人失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李鸿章对于军事、经济、教育所做的贡献是不能泯灭的。

最终的失败也不该他来买单。

没有这些，情况也绝不可能变得更好。

　　四、外交家---李鸿章

　　对外交涉是李鸿章招致骂名颇多之处，李鸿章也因此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从此李鸿章也背上了“卖国求荣”“卖国贼”的帽子。

“晚清的外交思想基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礼仪天下精神在外交领域的一种表现。

”［10］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李鸿章自然深受封建文化的教育，即使他如何目光犀利，思维超前，他依然和封建统治有着牢不可破的关联。

走不出封建思维的桎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天津教案”首开李鸿章外交之滥觞。

从“天津教案”始，李鸿章开始其外交之路，此时的李鸿章，天之骄子，时任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这一切都注定了其必然被推向外交的第一线。

在当时的状况下，谁都明白和外国人打交道是一件苦差事，条约不得不签，所谓得全权大臣所能做的也不过是讨价还价罢了，决定权还是在以慈禧为核心的高层手中。

李鸿章的多次外交也都受任于危难之际，注定了其外受列强威逼，内遭国人唾骂的结局。

例如:

出使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彻底让李鸿章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被送上了舆论的“断头台”，当时中国战败，被迫对日乞和，但清政府依旧认为日本乃蕞尔小国，两次派去的对日谈判人员都为中下级官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权力尚浅，人微言轻且不符合外交礼节。

坚持遣回。

直到第三次才派出李鸿章出使日本。

李鸿章到达日本，全力进行谈判，对于其中对中国损害较大的条款也是据理力争，未表现出任何卖国求荣的迹象。

在与日本第三次会谈后的归途中，遭遇刺客，子弹击中李鸿章的左颧，直深入左目，险命断他国。

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依旧设法回国，委托参赞李泾方坚持谈判，并利用日本方面的失节作为谈判的资本，日本也最终答应了停战协议，使得中国军民免遭更多的伤害，日本御医建议李鸿章须静养多日，李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子焉能延宕以误国乎?

”［11］最终《马关条约》还是签订了，李鸿章也不可挽回地成为了人民的公敌，对于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我们似乎少了一些应有的怜悯。

有人说李鸿章外交时的一味退让、妥协使得中国颜面全无，对此李鸿章说:

“目前国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国，亦不宜自我开衅。

”［12］也许李鸿章对此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他想保存力量，给清政府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图再战，当时的中国经中日一役，军事力量几被摧毁，战斗能力被最大程度地削弱。

面对装备精良的列强，“保和局”也许真的为权宜之计。

时间没有给李鸿章证明的机会，他的外交理念也最终没有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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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赵尔巺．清史稿［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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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信函一［M］．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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