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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内债史料研究
旧中国（1894——1949）国内公债史料研究评述
2014届营口银行小企业金融中心新员工——周子介
摘要：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的旧中国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它包括满清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包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南方护国政府等），如果以年限划分的话，千家驹先生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将旧中国定义为1894——1949年这一段时间[1]，我认为旧中国时期的内外债分为几个阶段，早期旧中国主要以外债为主，民国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诸多方面原因，内债开始大规模兴起，本文主要通过各时期学者对中国内债史料的整理情况加以集合、汇总，最终整理出其所要讨论的共同点和其特别之处，探讨旧中国时期中国内债的发展和财政政策的变化，同时，科学的对内债进行整理可以使我们构建完整的内债史研究体系，有助于我们完善针对旧中国财务体系的划分。
关键字：
内债，内国公债，外债，银行业，财政
研究动因：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公债史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清末至今一百几十年，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的公债情况做出了很精辟的分析，但是针对中国内债情况的讨论却并不是很多，同时很多研究中国内债的资料都是基于几个主要材料基础上的，并没有推陈出新的内容，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目的是通过将前人所述之精华集合整理，通过比较各时期学者的观点和其精要之处以达到对旧中国内债情况的精要分析，从而进一步掌握那个历史时期中国财政政策的变化。
研究状况：
1.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情况:
贾士毅先生的《国债与金融》一书应该是最早系统阐述内债的一本著作，这本书不仅描写了内债的一些情况，同时还描写了外债的情况，贾先生在这本书中论证了内债与金融的关系，同时把国民政府内债和整理内外债放为单独的两个章节，显示出了其重要性，对于国民政府的内债，贾先生分为统一前和统一后两个阶段，这种划分模式具有其独特性，在我看过的其他文章中很少有将国民政府划分称两个阶段的，我想这也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相符合。
[2]
千家驹先生的《中国的内债》一书中明确了导致旧中国财政破产的三个因素，即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与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政府由于军费支出浩大而靠外债度日、官吏贪污的加剧。
[3]这本书其实只是一本小册子，千家驹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并没有深入的去讲中国内债的一些问题，他仅是阐述了一些建立在当时中国经济基础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内债与金融的关系。
在这本小册子中，千家驹先生掺杂了一些个人感情在内，但不能否认这本小册子是构成日后《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发行的基础，同时，这本小册子对内债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做出了讨论，我觉得这一个章节是这本小册子的闪光之处。
王宗培先生在其《中国之内国公债》一书中着重讲了民国初期的内债情况，本书主要分为上下两部，其中上部主要描述的是民国初期内债概况，其中包括了内债的发行目的、用途、偿还，基金的递变，国债投资的利益计算等方面，本书的下部主要是以表格的形式描述减息延期案之后的内债情况[4]，王先生所著此书旨在探查民国时期内债各项状况，并分章节介绍，而在其书中对于内债募集成本等方面的介绍是其他书籍中所没有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王先生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民国时期财政史，尤其是民国时期内债史是一本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其中针对内债募集的计算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表1：
内国债券实利率一览表及计算方式
资料来源：
王宗培：
《中國之內國公債》，上海长城书局发行1933年版，P56
《内国公债汇览》一书，详细的列出了爱国公债条例，中华民国军需公债条例，民国各时期内国公债条例，这本书由中国银行总司库编纂，在当时是一本比较权威的书籍，尤其是我觉得其中对于整理案内各项公债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描写，这对于我们研究北洋时期整理案内的公债情况很重要，同时这本书也针对内债还本付息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这本书后半部分主要以各种表格为主，包括各项公债的发行号码表，中签号码表等[5]，对于我们查找民国时期的各项公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本书也是后来很多研究民国时期财政史学者的一本主要参考书。
2.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旧中国时期内债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1980年前），很少有学者能够全面的总结旧中国内债方面的问题，“对于旧中国内债的研究也仅有千家驹先生的《旧中国公债资料》以及任静吾的《十年内战中蒋党政府的公债与经济垄断》和肖灼基的《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6]，其他著作寥寥无几，如果有也大多都是批判旧中国内债对人民的盘剥，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无法作为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的控制渐渐放松，有很多学者开始向旧中国时期的内债史方面做研究，这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
即，对清朝末期内债史料的相关文献研究、北京政府时期内债史料的相关文献研究、国民政府时期内债史料的相关文献研究。
1）清朝末期内债史料的相关文献研究：
●刘增和：
《清季财政改制研究疏论》，《安徽史学》，2011年第五期
刘增和的这篇文章主要以晚清财政制度的变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主要为光绪前期和新政时期，这篇文章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其对于财政史方面如何去发现新的研究空间和新的研究方向方面的论述，首先要兼顾域外对于本土财政改制的复杂影响（不能忽视外部力量，对于内债的研究也要参考外部材料的描写）、其次要警惕就财政论财政的肤浅方法（不能单单只注重财政方面，应该全面考虑经济形势以及政治形势的影响，例如晚清的财政就要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影响，而北洋时期要考虑派系的影响）、要明确财政制度变动的关键枢纽（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去讨论，要真正的确定研究对象再去进行研究）。
[7]
●申学锋、张小莉：
《近十年晚晴财政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2年9月，p102~108
这篇文章分为八个小节，第一个小节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对于晚清财政史研究材料的一个整理，第二小节是对于晚清财政政策演变及发展的一个描写，包括费红萍对于中央财政的材料收集和李玉军对于晚清区域财政的表现及影响等，第三节和第四节论述的是晚清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第五六七三节作者主要针对的晚清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以及晚清时期的财政思想的发展，第七节是作者举出的一个实例，太平天国政权的财政政策。
[8]
整篇文章引用的材料极多，可以说非常丰富，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正是由于引用的文章过多导致了文章整体的一个混乱性，虽然作者每一个章节划分的都很细致，但是每一个章节里面对于所引用的文章却没有深入的讨论，只是一带而过，这并不能抓住这些文章的内在，同时这篇文章引用的实际数字很少，没有说明晚清时期内外债的具体情况。
●许毅、金普森等著：
《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这本书我认为是讨论清代外债的一本比较有价值的参考书，它提出了研究清代外债的几个问题（从起源，本质，研究方法方面），划分了清代外债的两个阶段（1851——1894）（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次数和数量有限，主要目的是为了购买洋枪洋炮，抵御太平天国及巩固国防为主），第二阶段（1895——1911）（这一阶段大规模举借外债，又被称为清廷最后的疯狂，主要是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以及清政府财政危机、新政的筑路，办矿都需要大量外债）。
[9]
同时这本书对于各时期的赔款项目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描写，例如对于清末矿业借款和电讯借款等。
这本书对于清末内债转变成为外债做出了细致的描写，是值得我这篇文章值得借鉴的部分，因为对于清末内债描写的文章很少，所以能够找到一份文章里面有描写清代内债的部分是很不容易的，清末政府发行的内债主要有三份，分别为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招信股票”及1911年的爱国公款，文章对于直隶、湖北两省内债转变为外债的过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写。
对于京汉铁路的描写也很详细，早期京汉铁路的运营权一直都由洋人控制，而京汉铁路主要为“借款筑路”，1904年盛宣怀提出应早日收回运营权，1905年他又提出“卢汉铁路整顿办法”主张提前将借款还清，1908年清政府举借外债收回了卢汉铁路，但是因为清政府债信太低，发行内债的时候没有人购买，因此最后不得不重新通过借外债的形式向外国政府筹款，最后所谓的赎路公债大部分被外国势力所购买。
2）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内债史料的相关文献研究：
北京政府时期又被称为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统治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经济十分混乱，在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金融业及银行业方面[10]，但是统治阶级财团利用金融手段将非法获得的资金合法化，同时直系军阀时期军费开支浩大，导致北洋政府的财政最终崩塌。
表2：
北京政府在1912至1926年历年发行内债数额（单位/元）
资料来源：
千家驹：
《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页
我们研究建国后的内债史料，就必须要提一下潘国旗先生，潘国旗先生出生于1961年，浙江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财政学会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共浙江省党史会理事，杭州市人大财经专家咨询小组成员。
潘国旗先生在中国建国后内债史方面的研究很突出，他的很多著作都与中国近现代内债史相关。
●潘国旗、柳国庆：
《略论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浙江，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外债对于内债的转换，北洋政府时期逐渐从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向内债开始转换，因此会伴生很多问题，在北洋政府成立初期主要还是以外债为主，但是一战发生后，北洋政府开始以内债为主，由于北洋政府的债信极低，所以各大银行都不愿意放款，在现实逼迫下北洋政府只能实行整理案，整理案前后两个阶段是划分北洋政府内债的两个阶段，整理案之前可以称之为滥发公债时期，北洋政府视举债为不二法门，整理案后北洋政府举债度日，但基本款项都能够偿付。
但所能够偿付的只是相对于外债而言，内债情况仍然一片混乱，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上台时期的金融政策。
[11]
●潘国旗：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01期
这篇文章在一开始就给我们北洋时期发行的内债总额为992725449.868元，这是我在其他文章及著作中没有看到的，将北洋时期的总的内债额度做出一个计算，可以从大局方面进行描写，同时还可以针对这一总额与其他时期的内债进行对比，方便资料的汇总。
潘国旗在这篇文章中偏重于讲解北洋时期内债的积极作用，作者认为描写北洋时期内债落后性的文章已经很多，不值得在继续反复描写，而大多数著作对于北洋政府一味的批判，忽略了其在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如果从内债在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来说，他认为其积极作用主要有三点，其一，北洋时期的内债突破了中国古代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采用了借贷的方式，这在财政观念和手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二，北洋政府发行的内债有部分用于交通、教育、水利、赈灾等，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其三，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文章对于北洋政府内债发展介绍的比较详细，而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内债的总数计算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作者对于北洋政府的内债类别进行了划分，主要划分为财政部内债和交通部发展内债，而这两种内债其中又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其中，交通部发展内债主要以外债为主要形式，内债处于次要地位，财政部内债种类繁多，有短期国库证券、以公债票发行的内债、银行短期借款等。
[12]
表3：
北洋政府以“债券”形式发行的国内公债一览表
资料来源：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第865—987页；王宗培：
《中国之内国公债》，p6;千家驹：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附录部分。
北洋政府时期发行的内债利息高，折扣大，每次发行都有指定担保品，为了维护政府债信，很多内债是用关税、盐税等民生必需品作为担保，但是大多数内债都是以其他不靠谱的物品作担保，随着内债发行及债权方发现担保物品毫无价值，北洋政府的债信最终崩塌。
对于北洋政府的内债用途既要看到其消极作用，也要看到其积极作用，虽然北洋政府时期军政费用依然占据政府支出的主要方面，但是其对于交通事业、水利赈灾、教育事业等方面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支出的，这也说明了即便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国家在教育、交通等方面依然没有停止发展。
表4：
1912—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内债用途分析表
资料来源：
潘国旗：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01期，对于文章的归纳总结
3）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内债史料的相关文献研究：
●千家驹：
《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为建国后学者研究旧中国公债史的基础资料，千家驹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直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这本书非常细致的讲解了旧中国（1894——1949）各个阶段的内外债发展情况，罗列了各种债务形式并加以分析，这本书主要从四个历史时期进行归纳整理，其中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讲解的最为详细，同时在这本书中又对广东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内外债进行了整理，这在其他的有关书籍中并不多见。
《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主要以录得的公债发行条例为主，在这本书中，作者曾自嘲自己所写“均为枯燥乏味之极，但舍此之外，却别无其他可称为公债资料的东西。
”之所以把这本书放在民国时期内债史料研究的部分，主要是我认为千家驹先生的这本书其最主要部分还是对民国时期内债的整理方面。
●潘国琪：
《国民政府1927~1949年的国内公债研究》，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
这本书主要以国民政府时期为研究对象，作者将此书分成四个章节进行讲解，主要为国民政府以前的国内公债、国民政府1927~1937年的国内公债、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国内公债、国民政府1945~1949年的国内公债。
我认为这本书对于国民政府时期国内公债的研究已经很全面了，在所划分的四个章节中，作者对于国民政府发行内债的目的及特点等方面都做出了评价；
对于早期国民政府内债发行，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十年的内债发行，其债权方主要为银行，十年间发行内债近26亿，由民众认购的的部分只占总内债额度的很小的比例，国民政府所举借的内债，其中大部分用于军事开支，但是也有一部分投入到了工业生产中，例如电力、钢铁等行业很大一部分都是1936年前后建成的。
[1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基本每年都维持在实际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一时期服从和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是当时的最高政治原则，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就是以这一目的为原则的，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主要以外债为主，内债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时期下降了很多，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公债特点主要有利率较低、流动性差、种类繁多、数额巨大等。
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三管齐下，即增税，募债，发钞。
而已募债为重点，因为国内学者针对公债在这一时期的作用问题上众说纷纭，意见分析很大，作者比较倾向于这一观点：
“即战时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全部来源于钞票的发行，其中有很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自身的资产及公民储蓄，这部分为银行消纳的公债额与公债的实际发行数一起构成公债的社会消纳额。
”[14]
我认为作者对于国民政府1945~1949年这段时间的论述应该是比较有新意的，因为很少有资料对于这一段时间国民政府的财政进行论述，大多数资料都是针对抗战时期的内债整理，战后国民政府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加征赋税、出售部分黄金外汇及日军败退后遗留的资产、举借内外债等。
对于战后国民政府公债政策失败的原因分析，作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战后的通货膨胀极其恶劣、其次是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导致生产萎缩，经济残破，人民无力购买公债、最后国民政府失去了债信。
●吴景平：
《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中国社会科学》（京）2001年05期第175～187页
与其他研究中国内债史的资料不一样的是，吴景平的“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这篇文章所论述的角度很新颖，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个方面是论述内债与公债，吴先生认为近代以来很多文献对于内债与公债总是混为一谈，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和区分，他认为公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公债，包括内国公债和外国公债，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债和外债是相对应的简称，内债是指国家政府在本国内部以国家信用等方式向本国公民或团体筹借资金，通常情况下用公债来表现内债的形式并无不可，但是有的著作或文章针对内债与公债进行统计性评述的时候只列入采用公债票、国库券形式的债项，忽视非债券形式的内债，这就会导致内债问题的简单化，会使其他人误导，将复杂的内债问题变得简单，最终导致内债与外债的混淆。
第二个方面他是从债务方与债权方的关系方面进行分析，通过我对于多数材料的分析中看到了一个比较共性的特征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债务方的角度进行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给我们一个不同的角度，即用债权方的角度做出了一个研究，通过其文章的描写，作者认为金融财团，银行业等为债权方。
国民政府为债务方，作者文章中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举借的几笔内债为例，“1927年5月1日开始发行的江海关二五库券3000万元，1927年7-8月间的盐余库券垫款828万元，1927年10月和次年2月两次发行的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4000万元，利用这些案例来阐述债权方与债务方的关系。
”[15]
还有一个方面作者对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机构和团体在内债中的作用进行了描写，例如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
作者认为这些机构和团体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有的机构对于内债的发行起到了一个节制的作用，同时，有一些机构也对国民政府维护其债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等。
研究结论:
内债问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以来研究比较薄弱的方面，很多著作都是以外债为主而忽略了内债，本文通过针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的材料进行分析，找出每个阶段的文章特点，找出具有代表性文章的闪光之处及作者不同于其他文章的独有的观点，当然很多其他的材料也总结了很多滥发内债导致的问题，例如阻碍民族工商业发展、导致金融膨胀和紧缩、扰乱财政政策等。
从我们所能够参考的材料来看，建国后针对内债的研究是要比建国前多很多的，但是这些著作大多都是改革开放后逐渐面世，而千家驹的《旧中国内债史》一直是建国后内债研究的基础材料，这也证明了这本书的权威性，总之，对于中国内债的研究是每一位财政史学者都应该去了解的部分，这是我们研究清末、民国时期公债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千家驹：
《旧中国公债史料》，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
2.贾士毅：
《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1930年第一版
3.千家驹：
《中国的内债》，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4月1日出版
4.王宗培：
《中國之內國公債》，上海长城书局发行1933年版，P56
5.中国银行总司库：
《内国公债汇览》，京华印书局，北京银行周报社发行
6.潘国旗：
《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9月第33卷第5期
7.刘增和：
《清季财政改制研究疏论》，《安徽史学》，2011年第五期
8.申学锋、张小莉：
《近十年晚晴财政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2年9月，p102~108
9.许毅、金普森等著：
《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10.郑志廷张秋山：
《直系军阀史略》，北京，人民出版，2007.12
11.潘国旗、柳国庆：
《略论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浙江，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2.潘国旗：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01期
13.姚会元：
《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58页
14.王磊：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第4期，第84页
15.吴景平：
《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中国社会科学》（京）2001年05期第175～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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