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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发展变化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CompanyDocumentnumber：
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人口红利发展变化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1、理论背景
、人口红利的概念建立
AndrewMason（夏威夷大学教授）于1997年在发表于《亚太人口政策》（Asia-PacificPopulationPolicy）上的文章“人口和亚洲经济奇迹”（PopulationandtheAsianEconomicMiracle）中将东亚奇迹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人口红利”（demographicbonus）.。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将其视为“中间大，两头小”（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的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
此后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越来越多人用于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
“人口红利论”产生至今不到15年，理论尚不成熟，许多争议与看法尚未有定论。
但普遍都认同的一点是，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所带来的宝贵机遇。
也有人将之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期”。
相对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较低的情况被称为“人口负债”，在现阶段的社会背景下，人均寿命越来越长，随着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终将被人口负债替代。
、衡量指标
人口红利其本质是一种年龄结构的相对变化，一般而言，学术界采用劳动力抚养负担来衡量，也称“总抚养比”（GDR），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15-64）人口数之比。
也有的学者认为不同人口尤其是劳动力、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因此数量上的比例并不能完全衡量抚养一个少儿或赡养一个老年人的真实经济负担情况，于是提出用劳动力经济负担来衡量的办法。
本文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为劳动力抚养负担，因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抚养负担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劳动力的精神抚养以及情感支持，通过抚养数量比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情况。
然而在现实中，通过年龄人口数之比并不能衡量实际的劳动力抚养负担，由于“所有劳动力全部参与就业”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必然存在一定比例的劳动力由于各种原因未就业的现象，例如相当一部分人口直到22岁仍在受教育。
从抚养负担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分不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反而成为被抚养人口。
因此本文采用的是理论抚养负担，仅作比较与参考，并非实际抚养负担。
【表1】人口类型划分标准
资料来源[4]
划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界线为“亏盈平衡”，本文所采用的划分标准如【表1】，亏盈平衡区间的总抚养比为53-59。
人口类型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赡养比
备注
人口红利
＜44
＜
＜
人口暴利
44-47
人口高利
47-50
人口红利
50-53
人口微利
盈亏平衡
53-59
人口负债
59-62
人口微债
62-65
人口负债
65-68
人口高债
＞68
＞
＞
人口暴债
、认知误区的辨析
1）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是否有必然联系
人口红利只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或有利条件，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尽管可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不可夸大这一因素的影响，更不可排除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事实上，技术进步、政策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长远和重要的多。
2）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全是优势吗
实际上，就目前而言，人口红利至少存在这样几个弊端，一是“劳动力拥挤效应”。
劳动力的庞大和劳动力市场容量的有限，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导致一部分劳动力处以失业状态，特别是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游荡在城市之中。
生产性人口如果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反而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
二是人口红利会导致社会消费力下降，内需不足，产生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三是人口红利的远期负外部性（人口负债）。
四是人口红利的快速兑现引起了资源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
即时兑现是以未来世代人的利益为代价。
这种经济损失不立即显现，而是作为一种成本遗留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造成代际矛盾。
因此对待人口红利我们应该采取在充分利用机遇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把握潜伏的危机，尽量减缓人口红利的“副作用”与“后遗症”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
、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该模式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
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预示着人口年龄结构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从另一方面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萎缩，它既是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促进产业升级、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2、中国“人口红利”的发展变化
、中国人口红利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历了明显的人口转变过程，这段时期的人口转变以生育水平在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为开端，以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为末期主要特征。
可以说这三十来年是中国收获人口红利发展最显着的时期。
下面通过对劳动力抚养负担的定量分析来具体验证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红利的发展变化。
操作方式：
通过对【表1】中的各年龄段人口进行数据处理，得到各年的劳动力抚养负担系数，用以衡量人口红利变化。
年份
年末人口（万人）
人口百分比
合计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1982
101654
34146
62517
4991
1987
109300
31347
71985
5968
1990
114333
31659
76305
6368
1994
128135
34348
85806
7981
1998
124761
32064
84338
8359
2002
128453
28774
90302
9377
2006
131448
25961
95068
10419
2010
134091
22259
99938
11894
【表1】中国各年度年龄段人口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上文解释了劳动力抚养负担系数通常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百分比表示，称为总抚养比。
计算公式为:
其中：
GDR为总抚养比；
P0_14为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
P65+为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
P15-64为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
为了着重研究老龄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这里有需要再将劳动力抚养负担细分为老年赡养负担与少儿抚养负担，相应的指标为老年抚养比（ODR）与少儿抚养比（CDR），计算公式为：
；
得出的数据见【表2】，通过条状图的形式更清楚地看到变化规律（如【图1】）。
年份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1982
1987
1990
1994
1998
2002
2006
2010
【表2】中国各年度劳动力抚养系数表【图1】中国劳动力抚养系数变化图
由以上的图表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总趋势是，总抚养负担和少儿抚养负担逐年下降，而老年赡养负担逐年上升。
1982年，平均每一个劳动力要抚养个未成年儿童和赡养个65岁以上老年人。
2010年，平均一个劳动力负担个儿童和个老年人。
28年来，少儿抚养负担年均以%的幅度降低，而老年负担以%的幅度增加。
前者下降幅度要大大高于后者增加的幅度，从而使总抚养负担以年均%的幅度降低。
对应上人口类型划分标准，我国在1982年时仍处于人口微债期，1990年以后进入人口红利期，1998年进入到人口高利期，大约2000年以后进入人口暴利期后人口红利仍在不断增强。
从人口红利结构来看，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显着不同。
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红利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少儿人口负债逐渐转向少儿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一直处于人口暴利阶段，但有减弱之势。
1982-1998年，中国少儿抚养负担位于%一%，处于少儿人口暴债阶段；2002年，少儿人口抚养负担降低到%，开始进入盈亏平衡阶段；2006年，少儿抚养负担降到%，也逐渐进入人口暴利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发展的特征
1）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
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由人口经济规律决定的。
随着计划生育效应的持续显现，许多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将进入劳动力衰竭时代。
人口红利变得不可持续，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必将导致未来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负债就会很快来临。
蔡昉认为，2010年民工荒是用工供给短缺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2）人口红利低质性未改变
虽然年轻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加，但总体上还未能摆脱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状况。
这不仅制约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红利的实现与扩大。
可见，中国的人口红利一定程度上是低质人口红利。
3）
中国人口转变具有强烈的区域特征
人口红利空间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内陆的阶梯性特征更加凸显。
如【图2】，西部地区近十年的人口红利发展速度远不比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
西部地区适龄劳动力的相对比例大大低于东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劳动力供给在数量方面相对地少于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得以加强的另一个原因是，西部地区大量的劳动力都向东部转移，使得西部地区劳动力的相对数量不断减少。
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的单向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
【图2】中国总抚养比地域差异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区域间的人口转变差异还表现在城乡人口红利的发展差异，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间在城乡和地区间依次推移，并主要以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流动作为桥梁来兑现人口红利。
4）人口红利阶段性持续短暂
口红利期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开启期、丰裕期、后红利期和负债期。
短短三十年内，中国就由人口红利增长的开启期到到达了丰裕期的顶峰。
开启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9年左右。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改善了人口结构，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丰裕期为2000年-2010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稳定期，也是人口红利最丰裕的阶段。
有人预计由于计划生育的后期效应，中国人口的丰裕期与后红利期也会很短，中国将快速进入后红利期和负债期。
、影响中国人口红利发展的因素
1）人口控制政策
推行计划生育是人口转变以及迎来人口红利的重要政策前提。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密集出台并积极实施了一系列计划生育政策措施。
从1990年开始，出生率稳定下降，并继续实施“少生优生”、“晚婚晚育”、“提倡一胎，控制二胎”，保持政策稳定性。
严格而又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快速下降到2008年%和%的低水平。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得劳动力承担的少儿抚养负担不断减轻，构成人口红利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强制性地完成了人口出生率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而且使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显着性变化，带来了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2）教育普及度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实施一系列教育政策下，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非凡成就。
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政策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为标志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政策”和1999年开始大力实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
在这两大政策的导向下，中国人口素质得到了快速提高。
教育水平与人口红利关系密切。
一方面，高教育水平是使人口红利得以与经济发展结合并最大化发挥效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实际劳动年龄范围的缩小，很大一部分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是被抚养人。
3）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随着政府撤销先前对人口流动严格控制的政策后，国内劳动力流动大大增加。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8000万流动人口。
如果包括那些在非户籍所在地不到6个月的人，短期移民数约为亿。
从乡村到城市、城市间、农村间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对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
移民在人口变迁进程中将人口红利由农村转向城市，中西部地区转向东部地区。
同时由于增加了夫妻分居、降低生育率，对整体年龄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口结构预测
1）人口红利接近峰值
根据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局的预测数据，2010年中国抚养比为达到史周期最低值，而就业比为历史周期最高值。
由于预测数据周期为5年，且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我们预计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之间达到顶峰。
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02年之后，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7%，即联合国新界定的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尤其在2015年之后，老人抚养比将迅速上升，社会老龄化问题将突出。
到2035年，老人抚养比将超过儿童抚养比，且中国总人口也将步入下降通道。
2）刘易斯转折点迫近
根据专家学者对中国目前三大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人数配比的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时，第二产业的生产率为第一产业的3倍（目前为倍），那么按当前的三大行业的GDP结构，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口占比变为%，%和%。
据此测算，中国尚有亿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
但根据蔡昉2007年的研究，这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年龄已达40岁以上，不太适合转移就业，因此，实际剩余（可供转移就业的）仅有约4500-5000万人。
又过了三年，现农村实际剩余劳动力或许仅在3000万左右。
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即将由富余转向短缺，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已经迫近。
然而，就城市化进程而言，相比于日本与韩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时分别为70%、66%的城市化率，中国还远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要求。
同时，农业-非农业部门套利空间依然存在，“民工荒”现象依然只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较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
目前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远低于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收入，收入套利空间依然存在。
因此，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迫近只是一个趋势，并不会马上实现。
未来的十年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健康发展尤为重要，需求已经产生，我们应该主动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3、中国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意义
、充足劳动力供给创造的增长绩效
人口红利的显着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这种显着性提高了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有利于经济增长。
如【图3】所示，在一个标准的“索洛-斯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一个经济存在着所有变量都以一种不变的速率增长的状态，即处于其增长的稳态（steadystate）。
在图中,横轴表示资本-劳动比，反映的是储蓄或投资水平；纵轴表示产出-劳动比，反映的是产出或生产率水平以及技术构成。
每个工人的总产出作为资本-劳动比的函数，用f（k）表示;为了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不变的资本-劳动比率而进行投资的要求用nk表示,其中n是一个外生的劳动力增长率；Sf（k）表示按照储蓄率S进行的投资。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一个经济存在着稳定的平衡增长的解的含义是：
无论最初的资本-劳动比如何，最终都将收敛于资本-劳动比不变的这一点上，即每个工人储蓄率与劳动力增长所需要的资本装备水平相等。
反映在图中，就是f（k）与nk两条曲线相交点上的资本-劳动比K。
【图3】索洛-斯旺新古典增长模型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人转变的结果而处于劳动年龄人比重高的阶段上时，由于储蓄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从K点移动到K1点，新的投资则提高到S1F1，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到f1（k1）。
这时，一个可以达到更高增长速度的稳态就形成了。
从图中看，在C点和C1点分别画出的与f（k）和f1（k1）的切线表明，新的稳态下的增长率高于原来的稳态增长率，即V1＞V。
由此可以从理论上判定，人口红利的出现的确通过对劳动力增加为经济增长带来显着的增长。
不同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实际检验了人口转变对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这种作用的显着性不尽相同。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与高速的经济增长
并不是所有的人口机会窗口都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相比较于其他国家，包括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与经济快速增长期都具有更高的吻合性（如【图4】）。
这应该归因于中国自身的国情、国家政策指引、世界经济发展背景共同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创造条件
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改革开放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经济得以收获人口红利并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
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因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为比较充分地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
2）国际产业转移带动工业和制造业蓬勃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劳动力比重上升为工业和制造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投入社会、投入建设，使社会平均工资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状态。
这种优势吸引全球加工制造业源源不断的转移到中国。
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带，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为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大大地促进了沿海制造业的发展和工业区的兴起。
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崛起过程中，世界制造业版图进行了重新分割。
“中国制造”、“中国工厂”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的一股巨大潮流。
同时，加工制造业发展也为中国劳动力的利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利用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使工业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并带来制造业的整体繁荣。
3）劳动力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人口红利在中国的分布极不平衡。
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无法兑现人口红利。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充分、有序流动调节了人口-红利分布的不平衡性，促进了农村地区人口红利的获取和利用，延长了城市人口视窗关闭的时间，有效地将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
4、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与挑战
4．1、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与劳动力成本上升
不论是从工资的绝对值还是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都处于低位水平。
我国人口红利阶段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转移至非农业部门，使得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始终处于相对充裕状态，从而能令制造业工资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上。
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较低，并呈下降趋势。
198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17%，而到2008年该比值只有%。
而按照OECD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该指标在40%左右。
这表明我国的劳动者报酬依然处于低水平阶段。
专家通过研究1990年以来的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人口增加数量与GDP增长的关系，预计劳动力市场五年后将现刘易斯转折点。
按照前文论述的我国现存3000万的实际剩余的农村劳动力的判断，应该说，未来五年还不会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供不应求的状况。
但到2016-2020年，假设每年保持年均%的经济增长速度，单位GDP增长需要新增的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为100万人，那么第二、第三产业需要劳动力新增4000万。
而期间全国新增劳动人口约为400万（联合国预测）。
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已经无法从农业部门处转移获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降低经济增速，或者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改变经济结构，最终使得单位GDP增长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降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经济转型
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之后到来时，将令劳动力供给不足，价格也出现明显的上升，因而拖累经济增长速度，继而，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低端出口制造业将经受严峻考验。
于是，促进产业升级将成为中国未来几年重要的课题。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被誉为“世界工厂”，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
过去一二十年中，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有三大基石作为支撑，即东西方政治壁垒逐步降低背景下的东西方市场融合、互联网以及交通通信技术的革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国际分工体系。
随着中国劳动力逐步出现短缺、劳动力报酬开始上升，这三大基石中的第三个已经开始在动摇，虽然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绝对水平上依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将对依赖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全球化方式构成威胁。
从中国国内的角度看，劳动力成本提升势必加快中国转变增长方式的进程，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居民收入水平和传统制造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劳动力成本提升将给中国带来三大中长期趋势：
（1）制造业进入规模平稳提升和产业内重组整合促进行业集中度提高的阶段，在经济中占比逐步萎缩，传统制造业行业内重组与整合趋势更为明显。
（2）高附加值装备制造及技术密集性产业规模迅速壮大与产品档次提升。
（3）消费和服务总量的扩大与结构的升级。
在劳动力短缺问题逐渐扩大时期内，中国将经历慢速发展期。
当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时，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基本结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开始向供方倾斜。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不断提高，从而促进消费的扩大与升级，从而带动经济的再次高速发展。
、发挥人口红利、应对挑战的策略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
“人是我们最大的财产”。
在中国这样一个进步与落后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收获人口红利，应对人口负债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现阶段促进充分就业，加强劳动力保障的立法。
应加快劳动就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并且规范政府及社会开办的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失业。
（2）在保持经济健康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多的优势，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协调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使其均衡发展，吸纳更多劳动力。
另外要不断拓展行业内部各自的外延，一方面要相对增加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数量，如乡镇企业。
（3）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劳动力结构阻碍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隐藏了大量潜在劳动力。
因此须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确保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定居，废除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不平等社会福利，让户籍制度的功能回归本位。
（4）进行教育改革，调整并优化教育结构。
我国目前的教育在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依然存在问题，譬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投入不均，成人教育虚浮，职业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大学专业设计与市场脱节等。
通过教育改革，才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同时提升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本素质。
5、结语
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发展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特别是本文针对人口红利及相关因素的具体数据与论证分析，我们可以更加确信人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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