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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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篇一：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政府组织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表明了几个观点，一是对待中国古代政治，不能“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我们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人事与制度的关系，不能死搬硬套地用制度而不顾人事是否适用。
在这本十万余字的书中，作者选取政府组织、科举、兵役、赋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论述了汉、唐、宋、明四朝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清朝本该也按此体例进行论述，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因此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了清朝“部族政权”的特点，也就没有按此体例论述。
汉代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九卿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同时也要对宰相负责，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是王室的管家，到后来因由私到公的演变而成为政府领袖，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宰相在公私上还是分得不太清楚，一方面是皇帝的管家，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公器——政府的首长；汉代的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郡守的级别与九卿等同，郡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郡守、县令在地方拥有很大权力，军权，财权，察举权，治民权等无所不包。
因此，中央的相权还能有效制约皇权，地方官的权限也很大，皇帝并不能形成专制。
及至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实行“三权分治”，即中书省主发令，门下省有“封驳”权，而尚书省负责执行，这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其特点是主逸臣劳。
尚书省分为六部，其排序大致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而未改动，只是次序略有变化。
唐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二级地方政府上加了一级观察使作为检察机构，后来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至于最后形成节度使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逐渐衰弱以至于灭亡。
虽说唐代中央政府较汉代而言已从私过渡到公，在制度上有较大进步，但地方政府分级太多，尤其后来出现的节度使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使唐灭亡，并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战乱。
因此，唐代皇帝也没有形成专制，反而受宰相和节度使制约。
鉴于唐代由于军人藩镇割据而亡，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将无常兵，兵无常将。
在中央政府，相权被分割，建立枢密院以割军权，设三司以割财权，又有审官院分用人之权，因此相权所剩无几，君权上升而相权低落，宰相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并且作为纠绳皇帝的谏议大夫也转变成针对宰相，宰相更加难做，相权进一步衰落。
于此同时，宋代地方政府也被夺权，宋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州府，最低一级是县。
宋代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因此地方无兵也无财，其结果是日趋贫弱。
因此，“宋代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给地方，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
”宋代可以说是集权的开始，军权，财权，人事权都集中到中央，并削弱了宰相之权，皇帝开始扮演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的角色，地方几乎无权并且地方官都由中央临时任命，混乱也就不可避免。
及至首都被破，各地无力抵抗，因此也就有了宋朝羸弱的说法。
但宋代的经济发达，尤其商业非常繁荣，因此也有人说宋代还是比较强大的。
因此，从制度上说，宋没什么建树，只能说是个富而不强朝代。
到了明代，中央集权更加严重，直接撤掉了宰相，不再设立。
明代的中央政府中书门下基本被废，只剩下尚书省，并且尚书省不设长官，六部分头负责，六部首长各不相属，此外还有一个都察院，即由御史台转变而来，专管弹劾纠察，
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管司法的是刑部尚书、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三法司。
“上述九卿之上没有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为多头政府，互不统属，政府长官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明代还设立了内阁，内阁有票拟权，由于明代制度把权力集中，皇帝事务太多，后来皇帝偷懒，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这就给太监专权提供了机会，不过宦官专权也是皇权集中的一种变异。
明代地方政府多承袭元的地方政府制度，出现了行省制，具体是一省分三司，再下才是府、州和县，县官本是亲民之官，但由于上面管官的官太多，被压得太低太可怜，以至于连服侍奉承上级都来不及，更无力去亲民了。
而清代在钱穆先生看来是一个部族政权，他们是以私心治理中国的，所用均为法术，是部族专制统治，清代在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灭亡，清代就不找太监而从外面调大臣入内阁，不论明代的内阁制，还是清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私人秘书，均是为集中君权而设立。
清代地方政府制度是一种军事统制，“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再加总督和巡抚，已变成五级，遇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也不能做主，还要中央另派人管理，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的官，总督巡抚不过承转命令。
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
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要说专制，只能说明清两代专制，其共同特点都是皇帝集权而中央和地方都无权，但是明朝皇帝比较羸弱，懒于朝政，导致宦官专权而亡，而清朝皇帝比较勤政，这也可能因清是部族政权的缘故，要维持国家稳定，皇帝必需亲自处理朝政。
，也必需要勤政。
二、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
钱穆先生说到宋代的政治制度时，谈到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书中说道“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
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只因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
在他做了宰相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了《论语》。
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读。
”钱穆先生这种说法与于丹的解释并不一样。
于丹在其书《于丹论语心得》里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解释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半部《论语》治天下。
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
”这两种矛盾的解释，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兴趣。
但是这两种说法只会有一种是正确的，赵普一句话不可能产生两种对立的解释。
那么，要考察哪种解释正确，首先考察这句话的出处和解释，以及《论语》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还要考虑是什么原因迫使赵普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同时也要考察赵普是一个怎样的人，赵普作为宰相，那么就要考察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以及他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
这句话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
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
他说：
“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从这段话来看，就是有人说赵普只读过《论语》，学识太少，不适合当宰相，太宗赵光义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他只读过《论语》，他说用了《论语》的一半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现在打算用《论语》的一半辅佐太宗，使天下太平。
从赵普的话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必得用到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那么《论语》中就该有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他又说打算辅
佐太宗赵光义，使天下太平，那么所用知识就要更广泛了，从国家大政方针到基本民治，无所不有。
而我们知道《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主要是讲儒家仁和礼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并没有涉及军事和谋略知识，要说辅佐赵光义治理天下还是会用到些。
那么从字面意思无法有力地得出结论，那么再考察赵普其人和当时的政治制度。
赵普辅佐太祖赵匡胤所做的有重大影响的事有二。
一是宋建立后，为防止宋继后周成为第六个短命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致其钱谷，收其精兵”，借以加强皇权，二是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举措。
从这两件事看，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策略，只要有点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都会知晓，根本不需《论语》指导，《论语》也不会有这些东西。
那再说赵普这个人，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皇权，乾德二年（964）正月罢免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的相位，五年后，任命赵普为相时，出现了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可见赵普有些政治常识都不知道。
赵普当了宰相后，独断任事，太祖怀疑他专权，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赵普“恶其与己同列”，太祖只好让他们做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
赵匡胤先后欲用资历学识比赵普高的为相，都被赵普或排挤或陷害，赵普日益擅权。
后来由于有人告发赵普包庇政事堂受贿官员而被赵匡胤罢相，并以“使相”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
到了赵光义当了皇帝后，赵普还是不得重用。
由于赵光义出现了帝位合法性危机，太宗招赵普问对策，也就有了后来的“金匮之盟”，于是赵普就当了司徒兼侍中，成为北宋职衔最高的首相，后又被封为梁国公。
赵普任宰相后，开始打击秦王赵廷美，赵廷美被打击后，赵普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节度使，这显然是太宗赵光义为加强皇权之作。
几年后，在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又以侍中为宰相。
两年后，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
大家公认的是，赵普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没有什么学识，因此，就做了州、镇僚属，在此期间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常识，准确的说，他学到了的是一些政治权术，如同刘邦做亭长一般，他并没有什么长谋大策，要是赵普真是国士，他任宰相时，就该为宋朝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
至于说赵普是个好宰相，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赵普也就如此了。
”因此，从赵普个人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打天下靠的并不是《论语》，而是一些政治权术和政治谋略。
再从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当时宋朝，无论太祖赵匡胤还是太宗赵光义为了巩固皇权，防止重蹈后周覆辙，削夺武将兵权，罢黜后周遗臣，任用自己亲信，而如赵普这样的亲信又没有多少学识，地位也不高，没有什么根基，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后来赵普专权，被赵匡胤罢相，及至他帮赵光义解决一个大难题，就当了宰相，赵光义解决了秦王赵廷美后，随即将赵普罢相。
综上所述，赵普并非什么国士，也没有多少学识，有的不过一些政治常识和政治权术即谋略，他辅佐赵匡胤平定天下所用不过一些权术而已，他辅佐太宗赵光义时，其实是想说他不会干预太多政务。
其原文的解释应该是，有人以他学术少而诽谤他不适合当宰相，及至太宗赵光义问他，我个人认为他的回答实质是，他确实没有多少学识，至于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在战略上所用的就是一些权术、谋略，也不需要多少学识，《论语》所用也不多（我认为第一个其半应该量词，解释为不多），也就用做礼仪之用，对待士兵、百姓要仁慈；至于说他辅佐太宗赵光义，由于吸取了前面被罢黜的教训，他会把自己的政务限制在《论语》
规范的范围内，并且只是一半，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请太宗赵光义放心。
至于把赵普原话翻译成“半部《论语》治天下”，应该是后来儒家为了加强儒学的作用才这么说的，也蛊惑读书人说，读了《论语》就能治理好天下了。
参考书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
三联书店，2001.
2.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
中华书局.
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下册）.第七卷.第23章，第27章第1节.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李波编.中华文明大讲堂.中卷.第7讲.呼和浩特：
内
社.2009.
参考古籍：
《宋史》卷1《太祖纪》一
《宋史》卷2《太祖纪》二
《宋史》卷3《太祖纪》三
《宋史》卷4《太宗纪》一
《宋史》卷5《太宗纪》二
《宋史》卷256《赵普传》
蒙古大学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篇二：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札记
钱穆作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札记
文/历史141班刘光炎
一
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钱穆的作品是不可不接触的。
钱穆先生说台湾的学者，在思想上，并不像当代大陆的很多历史学家受到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我觉得他的观念相对于我们长期以来认识的历史要新颖且客观，读后获益良多。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是钱穆先生的数次讲演话语的合辑，分别重点讲述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五个朝代：
汉、唐、宋、明、清。
其中也牵涉到其他时代的一些制度上的联系，而且在书中经常将各代的制度进行对比，不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但总能让读者能去联系地了解历史，优劣何尝又不是在读者心中呢？
书中又从政府的组织制度、考试和选举制度、赋税（经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叙述了五个朝代。
回想我们所学过的历史，各朝各代的政治，无非也就是这些。
钱穆先生在前言中也叙述了认识历史的几点原则，在此摘述一下：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此“人事”非如今所说的“人事”，我个人理解为：
人对政治和制度的操纵。
）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
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
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
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有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这些，在当时也未必尽为人所知，一到后世，则更少人知道。
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
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
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
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
历史意见?
。
……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这七点可谓透彻，回想自己往昔读历史，是陷入了怎样的肤浅与误区？
钱穆先生书中思想深刻而繁厚，我只写予我深刻感受的几方面。
二
钱穆先生在文中一直强调：
“从秦到清，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
这就与我们中小学阶段所了解的历史大相径庭了。
在高中时就知道不同学派对“封建时代”这一历史区间划定不同，但教科书一直说秦朝统一后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而钱穆先生让我知道的，秦汉不仅不封建，而且也说不上是专制。
皇帝的存在和皇位世袭是历史的选择，而钱穆先生在书中说：
“可见汉代的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
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高中时，总是说皇帝要加强君主专制，当时在想，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了，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早就至高无上了吗？
为什么一直加强集权几千年？
一直说的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又是怎样的？
其实从一开始，皇权就是被相权所掣肘的。
在明清之前，“我们纵有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
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
”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个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
明朝废除了宰相，在书中，我又得以解惑：
内阁首辅不近乎于宰相吗？
钱穆先生直接在书中评价了张居正——“权臣”，他的一篇关于讨论张居正的书信（《答徐君书》）也被附于书后。
?
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
”
制度之后，又是多少人事的心酸呢？
三
读这本书的第二大感慨便是制度和时代的变迁。
在说到九品中正制时，钱穆先生说：
“但到后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不同了，而还是照样沿用，遂出了大毛病。
”
说到汉代察举制：
“但就汉代察举制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说是一种坏制度。
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
这不止是汉代选举制度如是；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否
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远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
了解的多了，方知“腐朽”为何物。
像西周分封制、汉刺史州牧制、北魏均田制、隋唐科举制府兵制——很多事情在创始之初初衷何尝不好呢？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治乱与分合与这一因素有莫大关联：
很多统治者在制度创始之初确实能起中兴之效，然而中国古代总是有因循守旧和崇古之风，后代墨守成规、沿袭旧制，不思改变，终于腐朽被推下历史舞台——哪里又知时代在变，人事更在变！
这，或许就是当今时代改革的意义所在。
四
在讨论明代政治制度时，钱穆先生特地讲了“明清两代之胥吏”。
明清的胥吏，不为官员所重视，然而却将文书重任付之彼手，弊端则显露出来——一群被歧视的人却能触及制度及权力核心的东西，若他们居心不良，报复
社会，危害可想而知。
前面说了，制度必与人事所牵连。
很多制度的弊端，最易在政治的低层曝露。
如王安石变法，初衷很好的制度在下层弄得怨声载道，又如十多年前的计划生育的实施，“大力开展计划生育教育”变成了“干部进村捉猪赶羊”的恶行?
?
我在高中时曾和一个挑水工闲谈，没多少文化的他轻叹一口气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基层的实施有问题?
?
”
无论单看历史还是论及其他，我们都不应该忽视那些细节微末的人和事。
自下而上去看事情，会发现很多自上而下看不到的地方。
五
钱穆先生在论述清代时，说到一个概念：
“部族政权”。
“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
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
”
一个部族掌握一个政权，制度上霸道又自私，极端又专制。
而中国其他的朝代，大多是“士人政权”，以士人也就是读书人为主体，其制度显得规范、理性。
文人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一个阶层，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由他们穿针引线般，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地延续下来。
我可以认为，中国民族绵长的延续性也正是由于“士人政权”的构成和“文人政治”的存在。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参考书目：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2.2月第一版
20XX年12月16日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篇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作者简介：
钱穆：
（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
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逝世。
本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是钱穆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
他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括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出利害得失。
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指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
但中国的几千年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专制”则是钱穆先生所反对的了。
钱先生论得论失，主要是肯定其得——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在政治制度、人事上的建树。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有其自身的价值立场和运行机制，我们要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
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可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我们的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尤其是儒家的报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
钱穆说不能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我们的历史，而应注重人事与制度，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反驳历史意见，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长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所以，任何制度，绝不会有利无弊，不会历久不变，但如果适合国情，与时俱进，借鉴吸纳，就会推动一国日新月异，繁荣昌盛：
任何政治，不可能一枝独秀，不可能因循守旧，它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直接挂钩，与经济文化等密切联系，才会助力一国全面发展，欣欣向荣！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内容颇多，作者先介绍了五个朝代的的政治经济等情况，随后又分别检讨了历代得与失，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观点，现在我摘要几个方面进行浅谈：
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及其关系。
记得有学者对夏朝到清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史总结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利益分配，它们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当，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若关系失衡，则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它们关系的核心在于财权和事权，集权与分权的度要适当。
这当然一语道破了其实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
安排主要内容是权限划分。
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这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地方体制、政府层次、历史传统相联系。
钱先生认为汉以后，政府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政府便分为三级。
中央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官员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对中央负责，地方官员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
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官员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
特别是处于官僚体系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
他们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荣誉感，唯一能使他们动心的便是物质上的东西。
于是在基层缺乏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中央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
另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了严密控制，比如书中所说北宋开始后，中央解除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派文臣到地方做知州，管理政事；派转运使到地方管理财政，从而把地方的行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到中央，这些都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一定作用。
再如书中所说的明朝的地方机构，实际上是一种地方三权分立制度。
明太祖首先把元朝实行的行省机构废除，在各地同时设立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和都指挥司，分掌地方的行政、司法、军政。
三司互不统辖，分别直接隶属中央的相关部门，这种做法不仅职权明确、上下贯通，而且更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出现了一个强化的趋势。
当然中央控制主要有立法控制、行政控制和财政控制三种手段。
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中央大，地方小，中央政府绝对性地统治者地方，除非地方政府做大，
要不然它们同生共存是可以预见的。
二是人事与制度的关系。
预闻政治，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心中满怀对历史的尊重，便有了足以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食粮。
钱先生认为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政治制度归根结底必须适合国情，任何制度，绝不会绝对的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的有弊而无利，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一旦制度僵化，缺乏弹性，随之就有弊丛生。
这些就特别强调了人事与制度的关系。
钱穆先生指出，“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若离开人事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
所以就制度与人事而言，也该先定一范围。
比如：
在政府组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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