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养加一体化的理论初探与政策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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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加一体化的理论初探与政策建议

 种养加一体化的理论初探与政策建议

王国刚，刘合光*，刘静，李芸，钱静斐，吴国胜

【摘要】推动种养加一体化是加快转变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系统分析种养加一体化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上，阐述我国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及问题，探讨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

研究认为，种养加一体化的本质是发展“以养带种、以加促养”的产业链结构，核心是构建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结协调机制，目标是提升产业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使得参与主体共享增值收益，同时实现循环可持续发展。

当前存在种养加各环节联系不紧密、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一体化发展规模小带动力不强等问题，建议通过支持产业龙头企业、创新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和鼓励规模化种养基地建设等方面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从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强化金融信贷支持和加强科技支撑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撑保障。

【期刊名称】农业现代化研究

【年（卷）,期】2016（037）005

【总页数】6

【关键词】种养加一体化；内涵；理论基础；发展路径；政策含义

王国刚，刘合光，刘静，李芸，钱静斐，吴国胜.种养加一体化的理论初探与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37（5）:

871-876.

WangGG，LiuHG，LiuJ，LiY，QianJF，WuGS.Perspectivesoftheoriesandpoliciesintheintegratedcrop-livestockmanufacturesystem［J］.Research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2016，37（5）:

871-876.

“种养加一体化”是我国畜牧业在发展实践中探索出的成功生产模式之一，是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向［1］。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已明确提出“推动种养加一体发展”，这是新时期我国加快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部署。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贯彻科学发展新理念背景下，深入理解种养加一体化的科学内涵，查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短板，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加快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上公认种养结合一体化发展是生态循环农业的一种有效模式［2-3］，在农业系统中类型最为多样化［4］。

该模式的可持续性依赖于作物与牲畜之间的互补性及其对农地等资源的良性保护［5］，牲畜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起着关键作用［6］。

种养结合模式可以有效帮助农民抵御市场风险，抑制收入的波动［7］，同时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8-9］。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10-13］、运行机制［10-13］及其经济效益［10-11］等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

其中，周颖和尹昌斌［10］对迁安市“乐丫”种、养、加结合型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总结归纳了该模式的基本原理和模式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种养加一体化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对农民增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也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现有研究多是从实践层面对典型种养加一体发展案例进行剖析，而宏观层面和理论层面，关于种养加一体化的概念、基本内涵、发展现状与问题以及未来实现路径等，在供给侧改革形势下具有新的要求。

因此，本文系统阐述种养加一体化的概念和基本内涵，探讨了其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针对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推进路径和政策建议，以期为科学推进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种养加一体化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1.1　种养加一体化的概念

一体化最早是对国家间经济社会全面互动过程的表述，指多个原本相互独立的主权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在同一体系下彼此包容、相互合作。

目前一体化概念多集中用于经济一体化［14-16］、城乡一体化［17-18］。

具体到农业领域，种养加一体化可以引述为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各环节的生产经营主体，以产品为纽带，以价值增值为导向，以产业化经营为组织形式，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等制度约束，使得从种植到养殖到加工各环节主体有机结合、产业链上下联动、生产运营协调统一，形成链式互利互惠综合体，实现要素生产率提高、产业竞争力与发展效益提升、农牧民收入提高的多赢效果。

种养加一体化是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生产模式，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型组织方式，是以提质增效为目的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之一。

1.2　种养加一体化的基本内涵

种养加一体化内涵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1）种养加一体化的本质是发展“以养带种、以加促养”的产业链结构，创设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以达到种养加产业链各环节上经营主体利益协调，隶属于生态循环农业范畴。

2）种养加一体化建设的核心是构建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结协调机制。

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农畜产品生产环节较为分散，各环节生产经营主体利益联结不紧密，更多地注重自身生产环节的利益最大化。

种养加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通过参股、发展订单农业等方式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平衡理顺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把传统的相互独立的生产环节进行有机结合，使得从种植到养殖到加工各环节上下联动、生产运营协调一致，形成链式互利互惠综合体。

3）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是提升产业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使得参与主体共享增值收益，同时实现循环可持续发展。

传统农业分散式生产方式，很难对各环节的产品进行有效监督，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证、公信度不高，产业竞争力弱、附加值低，而且片面追求自身环节“高产”的目标，生产活动往往对资源环境产生很大影响和胁迫，负外部性较大，循环不畅。

种养加一体化通过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等制度约束，能有效控制产业链每一环节的质量风险，这将极大地提升产业竞争力，做到优质优价提高产品附加值，符合当前的消费观，而且也能有效的解决相关生态环保问题，实现循环发展。

4）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实践模式是主体间种养加一体化和单一主体自身种养加一体化。

前者属于主体间合作共融式发展，具体实践模式包括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家庭农牧场等；后者属于同一主体自身通过拓展产业链条涵盖种养加各环节进行一体化发展，如现代牧业蚌埠牧场“牧草种植—奶牛养殖—牛奶加工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2　种养加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2.1　理论基础

1）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个人、企业或团体等经济单位之间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具体包括事前发生为达成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项合同发生的成本等费用［19-20］。

市场交易由价格机制来协调，“内化”市场交易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21］。

交易费用的节省是生产经营主体内部精细生产、外部组织内部化、寻求合作伙伴并建立战略联盟的动机。

种养加一体化通过契约等形式，将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生产经营主体进行融合，实现了产业组合的内部运作，降低交易费用，一体化程度越紧密，交易费用就越低。

2）制度创新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Douglass和Lance于1971年提出的［22］，认为制度创新的动力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外部利润，而当外部利润大于克服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一项新形式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23］。

所谓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无法获取的利润。

新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使显露在现有制度安排结构外面的利润内部化，其主要手段有分散与克服市场风险、转移与降低交易费用［24］。

种养加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各环节经营主体自愿加入或退出，共同体创新活动只需要支付组织成本，没有强制成本，外部利润显著大于成本情况下，积极推动着主体间构建“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以此有效转移与降低交易费用，获取外部利润。

2.2　现实依据

1）保障农产品品质的重要措施。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加关注“吃的好、吃的安全、吃的健康”，提升农产品品质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与传统单一环节的生产模式相比，种养加一体化生产模式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主体间利益联结，更加注重对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而这要求生产过程中，比传统生产模式对农产品品质要有更严格的要求，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有更严密的监管。

由此看来，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是保障我国农产品品质的重要举措。

2）增值增收抵御风险的有效手段。

传统单一环节的农户生产方式，以出售初级农产品为主，规模小、结构单一，加工程度低、附加值小，缺乏市场竞争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农民很难分享产业链下游增值带来的收益，生产经营性收入难以提高，“小生产大市场”的弊端明显。

种养加一体化生产模式，通过产业链延伸形成农户与加工企业的命运共同体，可以做到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应对价格波动、供给不平衡等市场风险，有效提升产品安全系数、提高产品附加值，而且通过创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种养加产业链各环节上经营主体间的利益协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破解“小生产大市场”困局、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必须推进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

3）发展循环农业的内在要求。

近些年，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农业保供给、保收入、保安全、保生态的压力越来越大，农业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合理利用资源、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更加注重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发展循环农业势在必行。

然而，种养加结合不紧、循环不畅，生产、加工融合不够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循环农业的发展。

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深度融合种养殖业初级产品生产与加工环节，是加快循环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这也是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的重大战略举措。

4）加快农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

种养加一体化发展要求各生产经营主体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与观念，以共同体利益最大化原则采纳新技术，充分利用现代经营理念，运用现代物质装备，发展先进高效现代农业。

从而促进优势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拓展农业发展新领域，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引领传统农业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农业转型发展。

3　我国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及问题

3.1　种养环节结合渐成发展趋势，但与加工环节脱节较为严重

农业生产实践表明，种养结合的生产方式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而且两者结合的技术门槛较低，容易操作实施。

为此，无论是中小规模农户还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实现了在种养环节的结合，发展形成了“以养带种、种养结合”的模式。

从优化农业结构、发展循环农业的视角，国家层面也是大力倡导、鼓励发展种养结合生产模式，并给予了政策支持。

但种养与加工环节的连接目前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相关支持政策虽然多次提出创新机制、强化联结方式，但缺少相关配套支持资金，使得工作难以落实不到位。

3.2　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完善，但种养主体仍处于弱势地位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有效提高了农户组织化程度，农户种养环节生产的产品逐步由传统销售模式转向较为稳定的合同和订单模式。

同时，农户在合作社、合作社在企业通过入股获取定期分红，以及企业通过二次返利机制稳定、强化与农户的关系等新型的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也在快速形成，农户、合作社、企业等多元主体间形成了土地、资本、技术等多要素复合、利益共享的发展态势。

但就主体地位而言，种养环节的经营主体仍然以农户、家庭农场及合作社为主，在产业链上位于上游，在利益链条上处于弱势地位，是契约、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更多时候被动作出让步。

3.3　种养加一体化区域运行模式涌现，但辐射带动能力仍较弱

受区域政策、产业基础及产业特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种养加一体化模式日益丰富，逐渐形成了现代牧业等单体企业一体化模式，以及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多元主体一体化运行模式，但就种养加行业整体而言，一体化运营模式仅在小范围局部区域取得了较大成功，辐射带动能力十分有限。

其根本原因在于小规模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履约意识弱和标准化生产能力不高，企业与其合作交易成本高，利益联结机制经常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产业化企业数量有限、带动能力弱，部分企业的不诚信履约行为挫伤了农民及其他相关生产经营主体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

4　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4.1　支持龙头企业壮大，引领种养加一体化发展

多种方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适时适度引进先进适用的生产加工设备，改造升级贮藏、保鲜、烘干、清选分级、包装等设施装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拓展产业链条。

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整合优势资源，加大科技投入，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创建产品品牌，支持龙头企业申请商标国际注册，积极培育出口产品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力，更好的发挥带动辐射作用。

4.2　创新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稳定共赢

引导龙头企业参与种养环节的生产，并通过入股、信贷担保、技术支持等方式与农户、合作组织等生产经营主体深度合作，提高彼此的信任度；规范合同文本、明确双方权责关系，强化企业与农户的诚信意识，平等互利、友好协商，形成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大力推进订单农业的发展；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分红、利润返还、二次返利等多种形式，将产品加工环节获取的附加值收益部分让利给农户、合作社等联结主体，共享产品增值收益。

发展并创新“龙头企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家庭牧场”的经营模式，完善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生产、合同养殖、品牌运营、统一销售等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生产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4.3　鼓励规模化种养基地建设，夯实一体化发展基础

以奶牛、肉牛、肉羊为重点，扩大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实施范围，支持适度规模养殖场改造升级，加大对中小规模奶牛标准化养殖场改造升级，促进小区向牧场转变。

研发肉牛、肉羊的舍饲半舍饲养殖先进实用技术和工艺，加强技术配套集成，形成区域主导技术模式，推动牛羊由散养向适度规模养殖转变。

制定完善畜禽标准化养殖技术标准和规范，推广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适度规模养殖模式，提高标准化养殖管理水平。

鼓励有一定规模的大户申领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发展家庭牧场。

鼓励以入股等多种形式组建专业合作社，发展种草养畜。

鼓励养殖户成立专业合作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入股，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农牧循环发展，提高组织化程度和市场议价能力。

5　政策建议

5.1　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继续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和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多种形式扶持农户、合作社和企业发展加工业。

强化科技支持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申请使用国家有关农业科技专项资金，实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引进资金。

深入推进产业化发展政策，对龙头企业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农产品加工项目且进口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用设备，在现行规定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对龙头企业购置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依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保障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的合理用地需求。

推进粮食主产区和农牧交错带“粮改饲”进程，扩大粮改饲试点项目范围，推动建立粮饲兼顾的新型农牧业结构；推行牧草种植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夯实饲草料生产基础。

强化畜禽良种补贴、基础母畜补贴、动物防疫补贴、养殖机械购置补贴及标准化规模养殖奖励等政策，深入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增强养殖环节综合生产能力。

5.2　强化金融信贷支持

多渠道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采取授信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收购的支持力度。

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有效担保物范围，完善农户小额信贷和联保贷款等制度，加大对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家庭农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

适当加大畜禽标准化养殖项目资金，并逐步将直接补贴调整为贷款担保奖补和贴息，推动解决规模养殖场户贷款难题。

但坚决避免龙头企业做“甩手掌柜”，制定核查标准，强化龙头企业对农户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并以其带动能力作为贴息及政策性资金拨付的依据。

5.3　加强科技支撑服务

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等组织合作建立研发机构、博士后流动站、产业技术联盟或重点实验室，推进新产品研发研制，创新关键环节生产工艺。

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科技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完善人才流动和兼职制度，推进科研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和科技人员股权激励改革试点。

开展技能服务型人才培训，提升基层技术推广骨干的服务能力；结合“阳光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加大对农牧民的培训，提高广大农牧户的种植、饲养管理技术水平；加强生产经营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提高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技术水平。

致谢：

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济民研究员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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