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幸福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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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幸福感
幸福感与金钱
金钱是善仆，也是恶主。
——培根
在一个物质崇拜的社会，金钱无疑成为幸福感的最大竞争对手：
更多的人选择去追求财富。
大多数人倒不是排斥幸福，而是认为一旦有钱了，幸福就随之而来。
经过本章对于幸福感与金钱之间关系研究的介绍，对于这种流行的看法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认识。
第一节横向比较的结论
希腊神话中有位国王叫迈达斯（Midas）。
有一天，一个醉酒的老人误闯了他的玫瑰园。
迈达斯认出这人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老师，因而加以款待后，把他送回了狄奥尼索斯的住处。
狄奥尼索斯为了报答他，答应给迈达斯想要的任何东西。
迈达斯想了想，说我想要点石成金的本领。
狄奥尼索斯答应了。
迈达斯喜出望外，赶紧兴奋地找身边的东西尝试。
杯子、桌子、椅子，只要他的手一碰到，立刻就变成了金杯、金桌、金椅。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发现不对劲——他刚要喝水，水就变成了金子，他刚要拿起桌上的鸡腿，鸡腿也变成了金子。
最要命的是，这时他的女儿走了进来，他不加思索地把女儿抱了起来——结果，女儿也变成了一尊金雕塑。
于是他后悔莫及，祈求狄奥尼索斯收回他的点金术。
可幸的是狄奥尼索斯告诉他，只要去帕克托罗斯河里浸浴即可。
迈达斯赶紧去照做，终于，河底的沙子变成了黄金——迈达斯的能力转移给了具有魔力的喝水，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梦魇。
一、幸福感与财富的相关是普遍的
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过，幸福感的衡量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思路。
在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上，这种区分也是有意义的。
横向比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同一时间内，那些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相比，其幸福感的程度如何；纵向的比较则可以让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财富给人究竟带来了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横断研究得出的结论。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盖洛普公司2006年和2007年的全球民意调查。
该调查据称是历史上最全面的人类抽样调查，包含了130个国家，每个国家抽取1000多名个体。
受访者按照生活质量阶梯来给自己的生活评分，范围从0分到10分。
下表展示了得分最高和得分最低的10个国家。
最高
最低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8.0
丹麦
3.2
多哥
7.6
芬兰
3.4
乍得
7.6
荷兰
3.5
贝宁
7.5
挪威
3.6
格鲁吉亚
7.5
瑞士
3.6
柬埔寨
7.4
新西兰
3.8
津巴布韦
7.4
澳大利亚
3.8
海地
7.4
加拿大
3.8
尼日尔
7.4
比利时
3.8
布基纳法索
7.4
瑞典
3.8
埃塞俄比亚
引自《改变人生的快乐实验》，埃德·迪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80页
很多看重金钱超过幸福感的人会欢呼起来。
很明显，得分最高的十个国家无一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富裕、政治民主、重视人权、男女平等；再看得分最低的十个国家，都是经济极其贫困，政治不稳定甚至经常受到战火摧残的国家。
这是经济因素直接影响幸福感的有力证据。
二、中国国内的幸福感统计说明了什么
不过这个数据中没有关注我们的国家。
奚恺元是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华人教授，因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而知名。
从2004年开始，他和国内的媒体《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各城市的幸福感进行调查。
2004年中国6大城市的幸福感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
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如果说04年的数据比较早，作者在网上也搜到了2011年的一个中国城市幸福感排名，部分结果如下所示：
排名
城市
总分
1
杭州
94.18
2
成都
94.14
3
青岛
93.77
4
长春
93.68
5
重庆
93.48
6
江阴
93.26
9
香港
89.74
95
北京
67.52
97
上海
65.85
从奚恺元的中国城市幸福感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几条规律。
首先，笔者掌握的资料也并不全，但在所看到的几年的排名数据中，杭州都是稳坐榜首；成都也是几乎每一次都位列前茅。
同为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尽管经济更加发达，但是得分却低很多，排名往往非常靠后。
相比之下，有很多小地方，比如作为一个县级市的江阴，却位列很多大城市之前。
另外，《财富》杂志最近几年也收集了类似的数据，每年都有中国城市的幸福感报告。
作者在网上查到2011年《财富》杂志评选的幸福感最高的中国城市依次为：
成都、杭州、青岛、大连和苏州，前三位和前面表中所列的一致。
不管是《瞭望东方周刊》还是《财富》，这些媒体在中国城市中所作的调查都指明了一点：
金钱并不能保证更高的幸福感。
或许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聚集了更多财富的同时，牺牲了一些传统文化；缺少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持，生活在这些水泥森林中的百姓们会感到更多的压力和空虚。
杭州作为中国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二线城市，拥有比较舒适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也传承了江南水乡温润的生活习惯，同时又没有邻近的上海那样的经济发展的压力，因此其市民才感到生活的满足；成都作为巴蜀文化的中心，更是继承了“美景、美食、美酒、美女”的安逸生活方式，遍地是各种茶馆、串串香、酒吧，成天可以见到公园里大摆龙门阵、热火朝天地搓麻的壮观场景。
可见，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主观的心理状态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更为详细的数据
以上的调查只是统计了地区和幸福感的关系，并没有直接表现出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
下面一项调查包含了世界各国、他们的购买力，以及生活满意度指标。
购买力是以美国为100分满分，其他各国与美国进行比较算出相对分数。
国家
生活满意度
购买力
国家
生活满意度
购买力
保加利亚
5.03
22
德国
7.22
89
俄罗斯
5.37
27
阿根廷
7.25
25
贝劳
5.52
30
中国
7.29
9
拉脱维亚
5.70
20
意大利
7.30
77
罗马尼亚
5.88
12
巴西
7.38
23
爱沙尼亚
6.00
27
智力
7.55
35
立陶宛
6.01
16
挪威
7.68
78
匈牙利
6.03
25
芬兰
7.68
69
土耳其
6.41
22
美国
7.73
100
日本
6.53
87
荷兰
7.77
76
尼日利亚
6.59
6
爱尔兰
7.88
52
韩国
6.69
39
加拿大
7.89
85
印度
6.70
5
丹麦
8.16
81
葡萄牙
7.07
44
瑞士
8.36
96
西班牙
7.15
57
表格取自《真实的幸福》，马丁·塞里格曼著，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59页
这项调查的结果没有包含太多的极贫国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很多规律：
同样地，那些幸福感排名前列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富裕的发达国家……不过，我们都看到了最右面一列数据中醒目地出现了一个个位数。
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购买力少得可怜的发展中国家，其生活满意度比德国、日本等大牌发达国家都要高。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巴西、阿根廷、印度人的身上。
相反，像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几个国家，以及日本，其生活满意度都低于其购买力所预测的数值。
因此，这份调查基本上也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
金钱总体上和幸福感是相关的，因此可能是贡献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金钱对于幸福感的作用边际递减？
但是反例也绝不少见，这些反例说明金钱并不是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到幸福。
例如，弗雷等人发现，尽管在那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中，收入的增加对于幸福感的增加有着显著的贡献，但是一旦超过了大约人均年收入10000美元的阈限，财富值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就不再有显著相关了。
另外，有调查显示，跻身《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前100名富豪，只比普通美国人幸福一点点而已。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叫做金钱对于提高幸福感边际效用递减。
或许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金钱起作用的方式十分简单：
购买生活所需就能直接带来幸福感；但是当达到温饱和小康，生活需要基本满足之后，金钱的作用就变得更加间接：
得知道怎么去花钱才能够带来幸福感。
还记得第一章中介绍的伊壁鸠鲁学派吗？
他们的观点就认为，金钱的充裕可以让我们避免伤害和痛苦，但是一旦达到一个阈限值，它就不能够带来更高水平的幸福。
伊壁鸠鲁相信，“不满足于少量（物质条件）的人，再大的量也没法满足他”（Nothingsatisfiesthemanwhoisnotsatisfiedwithalittle）。
在快乐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就是用来描述这种收入增加而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的现象。
它是由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的名字命名的：
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用实证证据来证明经济状况，尤其是达到基本需求之后，就和幸福感没什么关系了。
这种效应的一个推论就是，一旦一国经济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不应当再把注意力放在GDP或GNP增长上面，而应该把工作的核心放在如何提高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或译国民幸福指数）上面。
2008年，美国宾州大学两位经济学家斯特文森和沃尔佛得出结论：
快乐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对数的。
对数函数关系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尽管他们用这个事实来反对伊斯特林悖论——因为他们指出，对数曲线就表示不存在一个快乐饱和值，无论什么时候，财富都能提高幸福感；但是对数关系无疑是最典型的“边际递减”曲线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这个结论和我们上面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2010年，伊斯特林教授又发表了一篇论文，用来自37个国家中的数据支持了自己最初发现的悖论。
五、仍有不少人活在对数曲线之外
前面我们看到，总体上看心理学和经济学中很多研究都验证了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结论；但是这样一个“边际递减”的论断也面临着两方面的反例：
一方面，在金钱的绝对作用方面，卢卡斯等人曾经对大量德国人的快乐抽样数据进行了多年分析，他们发现了富有程度和人们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直接的关系。
德国本来就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在这样的群体中，比较那些极其富有的人和很富有的人，确实得到了支持前者更快乐的结果。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年收入8万美元的人比年收入6万美元的人更快乐，但是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人则比中产阶级要快乐得多。
另一方面，再来看看一项关于极端贫困条件下的例子。
R.迪纳是第一章中提到的研究幸福感的专家E.迪纳的儿子，他也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曾经环游世界各地，调查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幸福感。
例如他调查过加尔各答的32名妓女和31名睡在街边的流浪汉的生活满意度。
凯帕娜是一位35岁的妓女，已经从业20年了。
母亲去世后，她不得不做这行来养活兄弟姐妹。
她一个月回乡探视家人一次，她的8岁女儿也住在乡下。
凯帕娜独自居住，工作地点是一间窄小的水泥房，里面有床、镜子、一些碗筷和印度神像。
她属于A级性工作者，收取每位顾客2.5美元的服务费。
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对于我们很多读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一定会觉得他们对于生活极度不满意。
确实，整体而言他们对生活不大满意，在1~3分中得分1.93，低于加尔各答的大学生（2.43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活的其他特定方面，他们的满意度并不低，例如道德（2.56），家庭（2.50），朋友（2.40）和食物（2.12）。
而且，当R.迪纳将加尔各答的流浪汉和加州弗雷斯诺的流浪汉加以比较时，发现加尔各答的流浪汉的幸福感反而更高。
这说明，即便是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金钱对于幸福感也并不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很多情况下人们能够苦中作乐。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更为重要。
就像孔子曾经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颜回家里很穷，住在破烂的小巷之中，饮食匮乏，旁人看了都难以忍受这样的环境而为其担忧，但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总体来说，在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大量方向不一的结果。
但是多元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规律：
金钱很多情况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它和幸福感的正相关，在贫困条件下尤为如此；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金钱的作用绝不是决定性的，在另外一些因素的作用下，富人的快乐程度可能并不会高多少，甚至会更低；而同样是这些其他的因素有可能使得那些普通人成为最幸福的人，使得那些即便是贫困的人也能够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第二节纵向比较的结论
在上一部分中，通过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城市之间的比较，以及特定收入、特定人群之间的比较，我们对金钱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概念。
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证据都集中在上一部分横向比较的部分，但是笔者认为一些纵向的证据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看清这一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幸福感变化
首先来看一些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幸福感是如何变化的。
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尽管经济条件、人们的教育程度、营养状况和医疗条件，以及文艺娱乐等都有了长远的进步，但是人们的抑郁症比率却翻了10倍之多，而且患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
60年代第一次患抑郁症的平均年龄是29.5岁，现在则是14.5岁。
最近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将近45%的美国大学生因为抑郁而影响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
Myers发现，报告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数，从1957年的35%下降到了1998年的33%，然而在这期间美国其实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增长：
相比于1957年，20世纪末美国的社会财富翻了一番，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近两倍，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加。
很多国家的情况与美国类似：
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的幸福，但到2005年只剩下36%了，而这段时间中英国国民平均收入则提高了3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异常迅猛，但同时儿童和成年人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病率也在上升。
中国卫生部的报告称：
“我们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荷兰的魏哈文教授曾经用“国民幸福指数”（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对中国进行三次调查。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GNH为6.64；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在1995年GNH达到了7.08；但是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反而下跌到6.60。
以上证据都一直地表明物质的充裕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随之上升。
二、个人收入变化与幸福感
上面国家经济发展的例子是从宏观角度看的，下面我们将考察个人在富有之后的变化。
这种情景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了彩票大奖一夜暴富的例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完全来自于外在因素，而且是完全偶然的。
不像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财富奖励，在中彩票的例子中金钱的影响因素往往能够比较纯净地展示出来，排除了其他的个体因素。
下面是在西方广为人知的薇芙•尼克尔森的故事。
新闻中经常报道那些中大奖的人一一一开始是因为他们中大奖，后来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辛酸。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广为人知的薇芙•尼克尔森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的薇芙•尼克尔森一夜暴富。
她赢得了当时英国最大的彩奖，总金额相当于今天的600万美元。
你可能会猜到，尼克尔森欣喜若狂，她对每个人说，她要“花钱，花钱，再花钱”。
有人甚至因此，写了一首歌，而“花钱，花钱，再花钱”成为经典歌词。
许多英国读者都知道后续的悲惨故事，可能其他人也预料到了这一点。
尼克尔森一夜暴富后很难适应新状态，同时也和老朋友日渐疏远。
1999年，在英国报纸上一篇名为《独立》的文章中，尼克尔森回忆了这段时光：
“就连我的老朋友也离开了我。
他们不想别人说他们是因为钱才和我在一起的。
”尼克尔森的生活变得只有喝酒和购物狂欢，最后，她陷入了极大的经济困境。
她曾一度逃往马耳他，但因袭警被遣送回国。
尼克尔森最终破产，她结了5次婚（其中有一次婚姻只维持了13周），后来以跳脱衣舞为生，而且嗜酒成性。
但这个故事并没有完。
薇芙•尼克尔森最终幡然醒悟，从此，她开始了一段健康的新生活。
在《独立》这篇文章中，尼克尔森描述了自己新的生活状态：
“我对自己的新生活很满意。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快乐，而不需要钱来让自己快乐。
”
尽管薇芙•尼克尔森最终收获了比较美好的结局，但是或许这种自我复原的能力是她的个人财富，而她一夜暴富之后生活脱轨，逐渐陷入困境的经历则并不是一个特例。
2002年美国人威特卡中了3.14亿美元的体育彩票。
随后他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希望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他把大量的钞票送给了自己的孙女，但是后者却因此而死于吸毒过量。
他自己也因为开空头支票而被一家赌场起诉。
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因酒后驾驶先后两次被捕，他还多次遭遇入室盗窃，与妻子逐渐疏远，因殴打他人而被起诉，其基金会也被迫关闭。
有一些量化的研究也证实了上面暴富之后人们的经历。
在伊利诺伊州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那些中了彩票的中等奖项（40万美元左右）的人比没中奖或者赢得其他奖项的人要更快乐，但是差异不大，在统计数据上并不突出。
不过也有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证据：
史密斯等人发现，在英国中了大奖的人尽管承认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他们比未中奖的人更加快乐。
另一个研究调查了22名平时就有抑郁心情，但都曾经中过大奖的被试，发现中奖事件过去之后，他们比本来不抑郁的中奖者更快地恢复到了从前的抑郁状态，又觉得不幸福了。
所以这些受到诅咒的幸运儿的事例其实呼应了前面其他的研究结果：
金钱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个体的其他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把一个奇迹变成一场灾难。
第三节金钱崇拜的原因及其害处
一、追求幸福=追求财富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上面便是大名鼎鼎、人所皆知的美国《独立宣言》正文第一句话。
这句话是杰佛逊在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洛克认为人生来就有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而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佛逊将最后一项财产权改成了追求幸福的权力。
他大概是感觉“追求幸福”更具有道德上的价值，在当时的独立战争的历史环境下对于人民大众也更具号召力吧。
但他可能没想到，随着历史的发展，追求幸福被人们普遍地等同于追求财富。
关于金钱，美国著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如下精典论述：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
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己。
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
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
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
谁若是糟踏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
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
很多有借贷信用的人都犯了这个错误。
要想避免这个错误，就要在一段时间里将你的支出与收入作详细记载。
如果你在开始时花些工夫作细致的纪录，便会有这样的好处：
你会发现不起眼的小笔支出是怎样积成了一笔笔大数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经省下多少钱，以及将来可以省下多少钱，而又不会感到大的不便。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
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谁若每天虚掷了可值四便士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
“谁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这就如同故意将五先令扔进大海。
“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会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
”
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是在美国家喻户晓，100美元纸币上的头像就是他。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富兰克林的这些话评论道：
“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我们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这些话里了。
”“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把赚钱纯粹当做目的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对不合理的。
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
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再是满足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
我们称之为自然关系的这种颠倒，虽然从自然情感出发是不合理的，但却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这是没有处在资本主义影响之下的一切民族所不具备的。
”韦伯认为，这种以赚钱为最高目的的道德观来自于新教伦理。
正像富兰克林引述的圣经中的那句话所说的：
“你见到过在事业上克勤克俭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
二、美国梦的黑暗面
就像本章开篇引用的培根那句话所说的，笔者认为，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确实容易让金钱从一个“善仆”变为“恶主”。
功利主义总结为一句简单的话就是胡特森提出的金钱越多越幸福。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探讨了东西方幸福观的一个巨大差别：
在功利主义主导的西方幸福观中，人们倾向于把”good”，”happiness”的看作是静止的，把幸福看做是一个外在的对象，一种有限的资源，因此鼓励人们去征服。
这种逻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导，因为它忽略了幸福的主观性，忽略了它是一种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自身修为而达到的更高的精神状态。
这种误导将人们异化为金钱的奴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人们的金钱狂热：
很多情况下我们难以确定自身的感受是好是坏，因为情绪是多变的。
相比之下，金钱总是有着一个明确的数字，因此追求金钱就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更具有可操作性——金钱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自我的成长、精神富裕的构建，总是只有自己能够知道，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
正像本章前面所引述的各种研究结果所支持的，金钱的确对我们的幸福有重要贡献，但是那些秉持绝对功利主义观念的人，往往得不到真正的幸福。
在一项名为“美国梦的黑暗面”的研究中，凯萨等人指出，那些只追求财富的人通常没办法充分地发挥他们真正的潜能。
他们比其他人更有压力，更容易沮丧和焦虑。
在新加坡商学院的学生中的调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那些内心充满强烈的物质化价值观的人，其自我实现度、生命力和幸福感普遍较低，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焦虑和身体障碍。
三、中国财富界的精神现状和启发
尽管以上的例子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但是这种西方工业社会的文明已经席卷了全球。
因此美国的情况绝不能说不适用于国内；甚至在很多方面，国内的情况更甚。
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初现的中国，贫富差距加大，大众文化被富人营造出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所统治——书架上最多的书往往是成功学自助书籍，而稍微有钱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出国去念个金融工程之类的专业。
2011年路透社和法国益普索刚刚进行了一项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主义调查，发现中国和韩国并列为物质主义最为严重的国家：
在这两个国家中，69%的受访者认为有钱是成功的最重要标准；相比之下，加拿大是最少物质主义的国家，这一比例仅有27%，就连美国也不过33%的人认为金钱代表成功。
这真的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讽刺，我们所不齿的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我们所揶揄的美国梦的黑暗面，恰恰在中国最为深刻地体现了出来。
再比如说，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狼性”，大概是指在经营和管理中调用人们像狼一样的集群作战的凶猛本能，以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取胜。
作者上XX简单搜了一下这个主题的书：
《狼性精神》、《品读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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