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孙中山与大同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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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孙中山与大同思想
XXX大学
本科生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
浅议孙中山与大同主义
学院：
XX学院
年级：
XX级
专业：
XX学
姓名：
XXX
学号：
XXXXXXXX
指导教师：
XX
2012年X月X日
摘要
大同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中颇具特色的部分。
他的大同思想是在吸收中西方文化学说之后所形成的，更加贴近现实，不仅有理论基础，更有可实践性，并且随着认识的加深不断深化扩展。
在实践上、理论上给中国革命的开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孙中山；大同主义；实践性
Abstract
CosmopolitanismisadistinctivepartofSunYat-senthinking.ItisformedaftertheabsorptionofeasternandWesternculturetheoryclosertoreality,notonlyhaveatheoreticalbasis,andmorecanbepractical,andconstantlydeepeningandexpandingwiththedeepeningofunderstanding.Inpractice,intheory,tocarryouttotheChineserevolutionhasplayedaveryimportantrole.
Keywords
SunYat-sen;Cosmopolitanism;practical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前言1
一、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种“大同”方案2
二、大同主义的含义3
三、孙中山大同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4
（一）出身环境………..5
（二）太平天国平均主义理想的影响5
（三）儒家仁义和平之说和基督教博爱思想5
（四）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6
四、到达世界大同的进程7
（一）开始实施民生主义7
（二）进一步推行民生主义8
（三）全人类都实现了共产主义9
五、对孙中山大同主义的评价9
（一）紧跟时代步伐10
（二）与实践相结合10
（三）不断深化发展11
结论13
参考文献14
致谢15
前言
处在各种矛盾漩涡之中的近代中国，滋生了许多奇特现象，孙中山的大同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孙中山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他把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作为一种理想最求。
他亲笔书写《礼运.大同》的全文用以激励全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一、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种“大同”方案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曾经先后提出过三种“大同”方案，即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
大同理想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礼记.礼运篇》著录孔子的一段话，将远古的大同理想世界做了具体描绘。
自兹以降，千百年来，大同思想传世不绝，大同理想世界也常为后世人，所向往。
迄于近代，洪秀全于1845年至1846年间作《原道醒世训》，首先对《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加以发挥，并预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理想世界很快就会到来。
但是，怎样才能进到这种美好世界呢？
他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其基本精神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做到有田同种，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
但这一方案在实践中并没有行得通。
继洪秀全之后，最执着地探求”大同”思想者，要属康有为了。
1885年，他“手制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从此开始了对大同理想世界的长期探索和研究。
1897年撰《礼运注》，构想未来大同世界应是一种“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外户不闭、不知兵革”的太平盛世。
在礼运注的基础上，又于1902年至1903年间完成了《大同书》的撰写。
这是康有为为未来的“大同”世界所设计的一幅详细的蓝图。
书成后，他“想象诸极乐之世界”，而能拯救全人类于“诸极苦之世界”，却是兴奋不已，赋《大同书成题词》五律三首，内称：
“大同犹有道，吾欲渡生民。
”虽说如此，但他并没有找到一条通向大同世界的道路。
差不多与康有为同时，孙中山一面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一面也在寻找到达大同之路。
但是，作为一名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主要不是对未来的大同理想世界进行设计和描绘，而是致力于寻找大同的途径和方法。
二、大同主义的含义
孙中山把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并多次强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1903年12月17日，他在复友人信中说；“所谓社会主义者，乃弟所极思索不能忘者”。
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平均地权，以后又不断补充上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节制资本等内容。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socialism”一词的不同译法。
他声称：
“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
1905年5月，孙中山曾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前往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要求接纳他领导的革命组织委第二国际成员。
据1905年5月20日比利时《人民报》报道，孙中山在会见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德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时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弊病”，以便“在将来建立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他说：
“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孙中山在同比利时《前进报》的一位记者谈话时宣布：
“中国社会党将派代表参加下一届斯图加特大会”。
1905年7月，孙中山离开欧洲前往日本，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
10月30日，《民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提出民生主义的主张，后连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和评论，号召中国人民“闻风而起，效法俄国人民起来革命”。
在孙中山的眼里，大同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即“解决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孙中山说，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问题”，即人民的“吃、穿、用、住、行”，其中“吃饭是人民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问，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社会的原动力，是一起历史活动的重心”。
三、孙中山大同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
孙中山的大同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它的产生与下列因素有关
（一）出身环境
孙中山大同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与孙中山所出身的环境分不开的。
宋庆龄说：
“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生于农民的家庭。
他的父亲耕田。
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就在他早年还是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
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部该长此困苦下去”。
农民的平均主义给早期的孙中山留下很深的影响。
孙逸仙传作者曾问孙中山平均地权得自何处，孙中山回答：
“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破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
无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
则或忽视次重大问题亦未可知”。
也可以说，民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孙中山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
孙中山曾和章太炎讨论过如何均分土地，还曾设想在“土地国有化”以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他说：
“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己，农之所以困也。
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直纳若干只租于国家，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
（二）太平天国平均主义理想的影响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与太平天国平均主义理想的影响相关。
在他看来，“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
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也”。
贫富不均是一切社会病症的根源，也是导致社会革命的缘由。
任何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必须以均贫富为首要任务，必须实现“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大同理想。
他从他的家乡继承了太平天国的反满传统，他与陈少白、杨鹤龄和尤列被称为“四大寇”，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并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
他说：
“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师大便早已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
孙中山在谈及民生主义问题时曾引用洪秀全为前辈同志并推崇称赞，他说：
“民生主义，在数十年前，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
即洪秀全是。
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
（三）儒家仁义和平之说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中国儒家的仁义和平之说以及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也是孙中山的大同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撑物。
孙中山在谈及民族主义时，大声疾呼的就是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天下大同的精神。
正是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孙中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暴力革命学说。
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是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平等博爱之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
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真髓，就不外此三者。
……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
在分析孙中山的思想形成和来源时，不能忽略它早年在外国人的教会学校里所受的影响。
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也没有完全放弃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正如他所说“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
…….当时予之所信，大倾向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置也”。
（四）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
孙中山的大同主义思想，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相关。
孙中山水果，1895年—1897年间避难英国时，“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乃采取民生主义”。
在伦敦期间，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早在1887年，《资本论》便被译成英文出版。
译者之一的安维林于1892年出版了一本《学生们的马克思》，其内容是对《资本论》一书的介绍。
这便对他阅读《资本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大概在此时，他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同时，美国人亨利乔治（HenryGeorge）所著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也引起了他兴趣。
有人指出：
亨利乔治“这个理论给孙逸仙永远的影响”。
所以，这段读书经历成为孙中山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起点，也使他成为最早了解并研究马克思及社会主义的中国人。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萌发了一种想法，即中国革命成功后，不是“步泰西之法”，亦步亦趋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社会主义成为他一心追求的革命目标。
正如他以后再一封信答友人书所说：
“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这确实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四、到达世界大同的进程
孙中山的大同主义是将世界大同当作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但实现社会主义有是进至世界大同的必经阶梯。
他把到达世界大同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始实施民生主义
开始实施民生主义，即实行集产社会主义。
孙中山指出：
“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
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之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
”他认为，民生主义的基本点就在于“平等”二字。
他提出：
“我人所抱之惟一之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得矣”。
要求把中国建成一个“极平等的国家”：
“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
-----是为国民平等之制。
”就是说，“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之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
”“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人民平等，虽有劳力劳心之不同，然则其为劳动则同也。
即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也。
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即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
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力不等而自等。
”
孙中山十分注重土地问题，认为要谋求国民在经济上的真正平等，解决土地问题乃是关键所在。
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已成七八了”。
为此，他进行了长时期的探索和思考。
他曾经详考中国古今的田制，并与留日学界人士多次聚谈，“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
洪秀全规定：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他认为就是实行民生主义，但所采的“井田”的方法却是行不通的。
他从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得到启发，认为该书“主张土地公有”，“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实为精确不磨之论”。
于是，他所提出的“平均地权”，就是采取“单税”的办法，即“核定天下地价。
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1903年，他提出“平均地权”之说后，又于1905年写入《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民生主义的主要纲领。
（二）进一步推行民生主义
进一步推行民生主义，即实行共产社会主义。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虽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究系遥远的事情，故当务之急是实行集产社会主义。
苏联十月革命后，他的认识开始有所变化，认为实行“大同”、即共产社会主义是能够成为现实的了。
他指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
又说：
“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经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
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
……世界上行这项最新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
那么，他是否认为俄国已经实现“大同”了呢？
并非如此。
他特别指明：
“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
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
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
今日惟俄国新创设设之政府，颇于此相似。
”“此所谓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教以养，责在国家。
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也”。
显而易见，孙中山认为俄国社会已超过“小康”阶段，并具备一定的“大同”因素，与“大同”只是“相似”或“庶几近之”，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大同”。
俄国新政府的成立，只能由“小康”向“大同”过渡的开始；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共产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大同”虽然如此，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大同”却是不可能的。
（三）全人类都实现了共产社会主义
全人类都实现了共产社会主义，即真正达到了“世界大同”。
孙中山“大同主义”的真正目的，要在全世界内实现“大同”。
在这里他发展了《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观，认为所谓“唐虞之世，尧天舜日，号为黄金世界，极平等自由之乐”，也不过是一国之“大同”，表现为“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
他特别赞成孔子“天下为公”的话，就是普天下都能实现“大同”。
这就要求先一国一国地做起，用“世界主义的真精神”，各自“先治其国”。
“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
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负有重大的责任。
什么是重大的责任呢？
他说：
“我们今日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的时候，想到今日受了列强政治经济的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
用固有的道德和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五、对孙中山大同主义的评价
从19世纪90年代起，孙中山开始对中国的社会民生问题进行研究，以从中寻求解决的方法。
在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大同”观后，他又继续探索，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大同主义”说。
对于他的“大同主义”说，历来评价不一，这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一）紧跟时代步伐
孙中山所提出的“大同主义”，既扣紧了时代跳动的脉搏，又是着眼于世界的未来。
他一方面强调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而且要“学得比较外国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一方面又告诫革命党人，中国革命的最后目的，绝非是仅仅追求“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而已”。
因为“今日之世，财富之丰富，无过于英、美者；文化之昌明，无有过于法国者。
英为君主立宪国，美、法为完全共和国。
而此数国之人民，贫富悬殊，判若天渊。
”中国怎么能走他们的老路，重瑫覆辙呢？
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他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号召革命党人要发扬世界主义精神，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奋斗。
尽管他的这些论述含有某些主观空想的成份，但其中心部分却是着眼于现实，抓住了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有助于推动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
所以，他的“大同主义”理论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
（二）与实践相结合
随着国际风云变幻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孙中山也在修正和发展他的“大同主义”说，不排除其主观空想的成份，同时增加其适合于革命实践需要的内容。
事实证明，他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或将孙中山的学说与同时代的某些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认为“它比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具有更突出的革命实践的性格”，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孙中山对于早年所提出的“平均地权”，曾主张采用亨利·乔治“单税制”来解决，并于1912年在广东付诸实施，但未取得原来所想象那样的效果。
事实上，单靠“单税制”并不能实现“土地国有”，也不能帮助农民真正摆脱沉重的封建压迫。
现实教育了孙中山。
经过多次的挫折和失败，到了1924年，他终于庄严宣布：
“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夫为尤甚。
国民党之主张，则为农民之缺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以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缴，以均地力”。
嗣后还明确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说，：
“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了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
……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
”但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根本上还要农民先有觉悟”，“能够联络起来”。
“多数农民如果结成大团体，就有力量可以养活”。
“有了这样的大团体，那么从前被人抢去的利益，便可以争回来；若争不回来，或者被人压迫，便可以设法来自卫，或者是抵制”。
孙中山在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总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根据实践发生矛盾时，总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根据实践的需要来修正自己的理论。
所以，只看孙中山“大同主义”说中的主观空想成份，而不去看其越来越明显突出的实践性格，显然是不对的。
（三）不断深化发展
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在不断地进一步深化，到他的晚年还有了飞跃的发展。
纵览“大同主义”演变的整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发展阶段：
前期是为“大同主义”说初步形成阶段；中期是对“大同主义”说进行阐述和宣传的阶段；后期是“大同主义”说发生飞跃发展的阶段。
1921年以后，孙中山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抛弃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他说：
“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是新式的。
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其后，还指出：
“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在这样的“最新式的共和国”中，“产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
在1924年5月1日广州举行的工人代表会上，他号召工人“要担负起国家的大责任”，要从今日起，立一个志愿，组织成一个工人大团体”。
因为“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做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
”与此同时，他还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
“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
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
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就是说，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同时承担起来。
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孙中山“大同主义”说发展的后期，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经“产生了部分质的变化和飞跃发展”。
结论
通过以上对孙中山大同主义的论述，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从空想引向革命的实践，这是它区别于近代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点。
更重要的是，它在发展“大同主义”说的同时，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民主思想革命思想，从而将旧民主主义引向与新民主主义接轨，并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涌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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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论文是在我的学业导师——XX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结构设计到前沿把握，从初稿到定稿，无不凝结着X老师的启发与帮助。
在此，向她致以深深的谢意与敬意。
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在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这个大家庭里，我不断地充实和提高着自己，这一切，都离不开学院里的每一位老师和工作人员给予我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向他们表以我真挚的感激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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