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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潘莉
2013-4-114:
54:
32 来源：
《学术论坛》（南宁）2005年02期
【作者简介】潘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学。
（广东广州510610）
【内容提要】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对一国的公平与福利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实践表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由一系列因素综合影响决定的。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是否正相关，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与适度。
改革是使社会保障制度趋向合理的惟一途径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相关性
整个20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公共部门在GNP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长。
这包括了公共部门消费的巨大增长，这个增长被称为收入转移，而社会保障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早期，这部分增长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缺陷、创造一个较少贫困和疾病的社会。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发展和各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引发了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思考和争论。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
社会保障究竟是会推动还是拖慢经济增长？
关于这个问题的再思考，对于研究当前我国经济高增长状态之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基础
社会保障作为工业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最早萌芽于17～18世纪的英国。
1889年德国建立的公共养老金计划，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国家化和社会化。
100多来的实践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各国维护社会公平，提高社会福利，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它的经济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延续，提供了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在理论方面，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1776年）。
亚当·斯密论述了通过“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进而实现社会整体水平提高的一种思想愿望。
新历史学派针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劳资问题，强调和证明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马歇尔主要论述改革收入分配以增进社会福利，以及对贫穷者的社会救济问题。
1920年庇古（A.C.Pigou）出版了福利学派的经典著作《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一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则社会福利越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也越大。
他认为最佳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所带来的国民收入最大，从而社会福利也最大。
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通过国家干预，扩大公共福利支出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但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滞涨”的困境，在这时候兴起了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经济学派，包括供应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从理论上对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依据做出了重新评价，强调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197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ArthurOkun出版了《公平与效率》一书，表达了当时经济学界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收入与消费的平等不得不以资源分配的效率降低为代价。
按照这个观点，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研究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产出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这使人们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了更多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学者认为福利国家采用了社会保障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悲剧性的结果；还有部分研究还表明了不可知的结论（Agell，Lindh和Ohlsson,1994），即经济增长与公共部门的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联系。
为了理解可能存在的相关性，首先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在一些以福利经济学著称的经济学中，存在着效率与分配体系之间的最令人满意的协调。
效率也即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通过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来达到，在这个市场中所有的消费价格反映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所有要素按照相应的边际生产率取得回报。
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不能保证公平也即收入和消费在个体之间的分配，而必须依靠正义感支持，尽管市场的竞争力可能使之趋向于平等，但是在缺乏再分配体制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下，生活是非常不公的。
因此，这样的市场体系完全不利于再分配。
再协调背后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转移支付发生的收入再分配。
这个再分配体系只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有着明显缺陷的收入税的代名称，其他任何一揽子的收入再分配体系在实践上的基础也出现相似的问题，对收入、财富、消费征税可以被设计为使生活水平趋向平均，但是往往又会陷入价格扭曲和效率损失。
这些损失越大，边际税率越高，因此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
社会保障确实包含人们之间系统的再分配，但是社会保障并不主要是不同个体之间再分配的主要体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人的一生的收入或个体在不同状况下的收入的再分配。
因此年轻人交纳养老保险金、健康者交纳医疗保险金、有工作的人交纳失业保险金，相反通过税收体系实现的再分配，有一个表面上客观的谁应该付费、谁应该受益的既定标准，那些年轻的、健康的、有职业的人应该交费，而年长的、有病的、失业的则应该受益。
这里需要联系到商业保险市场的某些特性。
商业保险是自愿的，以商业保险市场的失业保险为例，商业保险公司面临两种市场失效的现象，首先是道德风险（moralhazard），即保险人能够通过某些保险公司无法觉察到的行动，改变可能发生风险的概率，使自己从中受益，同时造成保险提供者的损失，因此失业保险会增加被保险的失业者失业的可能性，他可能不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保住他现有的工作，或者失业者不愿努力去找他可能能够找到的工作。
另外一个问题是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个体之间失业的可能性是变化的，保险提供者无法在众多的保险人当中判断谁的风险最大，由于商业保险市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保险人做出判断，就不可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保险公司查清谁失业的风险高、谁失业的风险低的能力是有限的。
假定保险公司仅仅知道经济中失业的平均概率，失业保险金就会反映这个概率。
如果知道他们失业风险非常低的人不愿按照现有的费率去购买保险，保险公司现有的顾客的失业风险就会高于总的人口平均水平，保险公司就无利可图。
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费率，但是这样会导致更多低风险的顾客退出。
如果保险公司能收集个体风险行为资料，这个过程的动态可能会被阻止，但是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
如果成本太高了，结果很可能是商业性的失业保险完全或部分退出。
可见，管理个人行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当市场失灵，自然会想到公共干预。
简单来说政府能做的是通过强制保险以克服逆向选择的问题。
因此，不管风险级别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加入失业、疾病等保险。
尽管如此，政府仍不能做到祛除道德标准问题。
失业保险的条款可能会增加失业率，伤残保险可能会增加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数目。
过高地期望去创造一个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也因而不得不以更多道德标准问题的产生为代价。
社会保障制度越普遍，这个结果越明显。
这也可能是欧洲的失业率较美国高的一个原因。
二、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模型（Solow,1965）指出，长期的资本收入和消费增长率是由技术的增长率决定的。
然而从中期来看，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投资在部门间的分配。
这个分配反过来依赖于投资者对资本的预期收益率。
但是投资是具有风险的，回报率无法准确地预测。
因此存在一个趋势，即投资者对风险特别高的投资需要非常高的预期收益，以补偿所包含的高风险。
然而也有一系列减少投资风险的设计，最主要的是体现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风险在大量的投资者中分担，这也就是所谓动态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
很明显，资本不是生产的惟一因素，劳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结果，因此个人在劳动和资本市场上关于要素供给的决定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投资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的收益同样是不稳定的，作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同时各持有一些他们的有价证券来降低风险。
但是有一方面是非常不相似的，决定是否对你成为一名制造业技术工人或银行家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可能面对多种选择。
因此，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不可能多元化的。
依靠市场经济对此运作的结果可能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尤其是对专业性非常强的和失业风险高的工种。
显然人力资本的投资缺少这样可以分散风险的股票市场，那么在为这类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方面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呢？
社会保障体系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社会保障体系在某个人人力资本产出最低的时候会增加他的产出，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劳动收入的相关风险，改善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
从这方面来说，社会保障体系对经济增长是有利无害的，相反是作为对自身阻碍经济发展的市场失灵的修正。
当然社会保障可能过度，效率就会受到承受过多社会风险的损害。
在关于社会保障的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中，传统的议题是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这一点引发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持久讨论。
通常的假定是强制性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引入会减少个人的储蓄，极端的假定是社会保障赔偿金的增加将会减少相等数额的个人储蓄。
这里基本的前提是个人对他未来一生的消费是有计划和有理性的。
当一段时间内个人的收入会发生再分配时，他的最佳反应是采取行动，消除、抵消可能产生的变化。
现实中很少有这样典型的情形，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一般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只可能是针对某些处于平均水平的个体，不仅是社会保障与私人储蓄之间回报率方面，而且个人的风险的承受程度，都可能有些不同。
在这方面，早期的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与个人储蓄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后期的研究结论则较复杂不一。
即使社会保障赔偿会减少了储蓄，公共部门仍有可能会弥补这项减少从而中和其影响。
这要将养老金的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分开讨论，已有的结论是养老金的基金制将比现收现付制导致较高的社会储蓄。
基金制体系中，来自于赔偿金的累进的储蓄可以转化成现实的资本，就好像私人储蓄通过金融机构进入投资，而在现收现付制下不可能做到这些。
但这种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完全的。
因为采取现收现付制的情况下，政府或多或少会动用在现行消费下来自于养老金的那一部分收入。
当然它可能用在公共资本积累方面。
并且按照20世纪60年代一批增长经济学家提出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路径应当在消费和储蓄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并不是储蓄越多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两种体系的主要的区别是，在基金制的保障体系下政府投资于养老保险的承诺可信度更高些。
基金及公开其账目的义务的存在是强制政府严格预算约束的一条途径。
这还意味着由于社会保障，总的私人和公共储蓄承担着较少的、被减低的风险。
另外，社会保障直接改善了社会公平和福利，从而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创造市场机制有效发挥功能的更好的环境，这其中蕴涵着公平对经济增长有利的道理，也说明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已经讨论过社会保障与总的经济效率之间存在一部分的线性正相关、一部分的负相关的条件和情况，如果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效率，GNP的水平就会增加，在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一定的情况下，产量也会比以前增加，但这不意味着GNP的单位增长率将增加。
事实上，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仅仅当社会保障体系对技术进步率有长远的影响才能够发生。
图1表明了社会保障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GNP，直线A是从时间0开始计划期内初始的GNP，沿着这条线的增长率是稳定的。
现在假定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在某一时刻有一定的固定的比率的潜在的增长的GNP。
如果改革能够持续进行，出现一条平行的新的经济增长线B，其高于原来的GNP水平但增长率相同。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所以在改革的初始点0会有偏移，直到GNP达到T时刻的更高的增长路径。
在转移阶段内的增长率会很高，这一点不能从短期效应中剔除，因为改革的时间可能会相当长。
图1社会保障与长期经济增长
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实践来看，也经历了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
战后西欧国家实行的全面的福利制度，对于维持社会和平和政局相对稳定，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实现，使得人们对未来的稳定性增长非常乐观，也为广覆盖、高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条件。
并且在经济运行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支出增加和成本上升，也很容易被弥补。
但是，一旦持续的经济增长结束，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就失去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支持。
经济衰退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失业救济金增加，更加大了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一方面经济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却更大幅度上升。
这也从客观上表明，社会保障并不构成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只是当经济衰退时，过度的社会保障加重了经济负担，使得已经衰退的经济不堪重负，不利于经济复苏摆脱困境。
这时必须对社会保障实行改革和调整。
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看，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
为了能尽快摆脱困境，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了“高增长、低福利”的发展战略，只有把蛋糕做得更大些，每个人才有可能分得更多些。
由于其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个人和家庭在社会福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低税收、低福利的特点。
他们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价格优势，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种相对低的福利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一个成功的经济成长政策应该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一套有益于劳动力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制度体系，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程度时，就应该重视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忽视和有意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同样也会导致社会经济不平衡。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东亚经济奇迹的神话破灭，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职业，依靠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根本不能维持生计。
失业和养老问题日趋严重，拖累了经济恢复与增长。
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改革与调整势在必行。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制度设计和水平也各不相同，表现在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结果方面也不相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人们对未来社会和经济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生产资源是无穷尽的，经济可以保持长远的持续增长，福利也会不断增加。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经济衰退，社会保障制度也陷入了困境，这一切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保障在很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增长。
可能的原因有几方面：
一是为了维持高标准的保障水平，必须要征收高比例的税收，而高税收容易导致税收的替代效应，私人投资活动容易受到抑制；二是为了维持高福利，政府公共支出中转移支付的比例很高，将影响到政府可控制的资源在其他领域的配置，投资活动以及相应的就业机会也会因此而减少；三是政府提供的高福利导致人们行为选择发生变化，更多地选择休闲来替代工作，劳动供给的减少也会对GDP的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此，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出极端的观点，如货币学派就主张取消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劳动者更多地利用私人储蓄和商业保险市场，让私人保险市场更多地替代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
显然，过度的社会保障不利于经济增长，建立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来说，其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是公平为先，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宗旨是出于公平和福利的需要，同时也对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社会保障一方面具有保障的功能，为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作为国民经济再分配的手段对国家经济进行调节，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保证。
社会保障制度最终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和是否适度，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只从效率的角度来评判，它是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综合决定的制度选择。
因此，不应将一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简单地归因于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增长的快与慢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受制于一系列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遵循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和轨迹。
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和水平的确定，也遵循着客观因素和条件。
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表明，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的动态的过程，社会保障也必须随着一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而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消除弊端及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是否正相关，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与适度，而改革是使社会保障制度趋向合理的惟一途径和发展方向。
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结构转型和制度变迁之中，经济的高增长一方面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另一方面，高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保证，客观上也对社会保障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在进行改革和调整，其目标只能是不断地强化和完善，以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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