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大东沟海战 清军阵型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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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大东沟海战清军阵型考

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

陈 悦

一、北洋海军所用接战阵型的考察

（一）中、日双方当事人有关北洋海军接战阵型的说明

所谓阵型，简而言之就是海军作战、航行时所采用的特定组合形式的战术队列，其中尤以接战阵型最为重要，即“舰艇战术编队或战术群内各舰按照战斗需要的关系位置展开后所形成的队形。

”[1]海军舰队作战中，将多艘舰船组合到一起，使用恰当的阵型队列，有助于发挥集群的力量，使得军舰的生存力、战斗力获得倍增效应。

正因为具有这种效果，阵型自古以来就是海军界极为重视的基本战术，也是各场海战中，对胜负结果起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十艘主力舰的编组主要出现了两个阵型态势。

其一是北洋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大东沟口外锚泊待机阶段，以及发现日舰踪迹后，起锚航行初期的阵型。

另外一个，则是北洋海军主力军舰经过起锚航行阶段，逐渐从待机阵型展开而成的一个阵型，即对海战而言最为重要的接战阵型，本文即以后者为关注的中心。

关于黄海海战北洋海军究竟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阵型，国内外学界论见颇多，几十年来，涌现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观点、设想、推理，使得这一课题呈现出热度很高的状况。

然而这些讨论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缺陷，即遗忘了一点基本知识，就是解答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选用阵型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参战当事人，参战当事人所作的报告、回忆也理应是研究这一课题最具价值的基础史料。

以往的一些讨论中，对这类一手材料出现了令人不解的忽略，反而过多的采信二手甚至三手材料。

实际上，北洋海军在海战中选择了何种阵型的问题，早在海战结束后不久，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引的一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呈文中，就有十分简洁、明了的说明。

“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

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倭人以十二舰鱼贯猛扑。

”[2]

看似纷繁复杂的阵型问题，其实最直接的答案在丁汝昌呈文中早已经明确指出，就是“夹缝雁行阵”。

联系该呈文的上下文加以分析，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就是指对海战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接战阵型。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黄海海战中方舰队的最高军官，也是舰队战时进行阵型选择这类高度重要的军事行动的决策者，他对自己选取何种阵型所作的说明，显然具有最高的史料价值。

既然有本次海战中方最高战役指挥员自述的直接答案存在，那么对阵型研究的首要工作就不应当去搜罗并非一手史料的文章、以及与战事无关者的回忆资料，用这些材料进行闭门式推演，而是应当首先对丁汝昌所述的阵型予以高度重视，严谨分析。

倘若经过仔细的分析，确实证明丁汝昌所述的“夹缝雁行阵”与黄海海战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偏差，那才能再重新考虑其它来源的材料。

否则，绕过海战最高指挥者乃至阵型选择决策者的直接发言不管，而偏信一些史料价值贫弱的材料，去探讨求证根本没有可靠依据的阵型采择样式，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了。

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一词，最有可能就是北洋海军的一例专业阵型名词，在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编译印行的《船阵图说》中即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完全一致的名词，及对这一阵型的说明。

《船阵图说》属于规范海军阵型编列的军队操典规章，“《船阵图说》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一直是我国海军舰队操演和战斗所取阵法的主要依据。

”[3]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甲午战争中，日军还曾缴获过该书，进一步证明了这套操典在当时北洋海军中确实实际运用过。

[4]用《船阵图说》来解读“夹缝雁行阵”，具备了其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船阵图说》共开列有118种阵型变化条文，与“夹缝雁行阵”直接相关的阵法演变，分别是“说第一百零三，六船双叠雁行阵变为夹缝雁行阵”、“说第一百零八，六船一字雁行阵右转变为夹缝雁行阵”、和“说第一百零九，六船一字雁行阵左转变为夹缝雁行阵”。

[5]从中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获得“夹缝雁行阵”的特征信息，所谓的“夹缝”指的是军舰阵位相互交错，后列的军舰排在前列军舰右后或左后方，二船之间呈现45度角的基本战术组合状态。

“夹缝雁行阵”，就是军舰横向展开，前后两排的各艘军舰，一一对应呈现错列“夹缝”态势的阵型。

（参见：

图一）

图一，笔者根据《船阵图说》绘制的夹缝雁行阵示意图。

《船阵图说》中与“夹缝”这一战术组合相关的，还有“说第一百零二，六船双行鱼贯阵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四，六船单行鱼贯阵右转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五，六船单行鱼贯阵左转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六，六船单行鱼贯阵后军右转变为夹缝鱼贯阵”、“说第一百零七，六船单行鱼贯阵后军左转变为夹缝鱼贯阵”等阵法，[6]其中同样可以得出，“夹缝”指的是二艘军舰前后错列，后者在前者侧后45度角位置的形式。

夹缝鱼贯阵与夹缝雁行阵的区别不过是，夹缝雁行是军舰横列，而夹缝鱼贯是军舰纵向展开，左右二列军舰一一对应呈现“夹缝”形式。

如果丁汝昌所说不错，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摆出的接战阵型就是《船阵图说》所载的夹缝雁行阵的话，那么当天海战场上诸多中、日双方直接参战者的报告、回忆中，对北洋海军所列阵型的描述里，就应该能找到一些与《船阵图说》载明的夹缝雁行阵外在特征相符合或起码相似的记载。

之所以选用海战当事人的报告、回忆来作印证比较，因为这些人均属身经战事者，所作报告的史料价值也最高。

至于并未身经战事者的二手、三手资料，以及后世研究者的论说，史料价值显然弱于前者，在拥有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些资料当不予采用，以排除无谓的信息干扰。

1、汉纳根报告

黄海海战中与提督丁汝昌同在“定远”舰督战的总查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ken），在战后呈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两份大东沟海战报告中，都提到了北洋海军所采阵型的问题。

其第一份报告提到，北洋海军十艘主力军舰发现日本联合舰队后，排列的是“后翼单梯阵”。

[7]在其第二份报告中，有关阵型的信息更为丰富，称北洋海军十艘主力舰原本以双纵队形式排列前进，之后一度准备变阵为单纵队接敌，经总兵林泰曾建议，最终以后翼单梯阵作为接战阵型。

[8]汉纳根的两份海战报告，都指认北洋海军大东沟海战的接战阵型是一种名为“后翼单梯阵”的阵型。

由于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两份汉纳根报告，都属于日本军方转译的版本，文中的名词术语大都译成了日本的对应名词。

要了解日文译本中出现的“后翼单梯阵”这一名词究竟是怎样的阵型，是否和北洋海军《船阵图说》列出的夹缝雁行阵有关，就必须从日本海军的阵型术语中寻找解答。

和近代中国北洋海军一样，师从欧洲的日本海军，其早期的阵型规范等知识也都来自于西方。

1887年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在欧美访问时，经日本政府批准，高薪聘请英国海军上校JohnIngles赴日，讲授有关海军阵型、战术的课程。

深感获益匪浅的日方，于事后将JohnIngles讲授的内容汇纂成三卷本《海军战术讲义录》印行，JohnIngles的战术思想对近代日本海军阵型、战术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9]在这套被日本海军奉为战术圭臬的《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即能轻松地查到涉及“后翼单梯阵”的相关内容。

按照日本海军的阵型名词解释，“后翼单梯阵”实际包含两层具体的战术内容，即“后翼”和“梯阵”。

所谓的梯阵，其基础要点是二艘军舰前后错列，后者在前者侧后45度角位置的基本战术组合，[10]与北洋海军的“夹缝”完全一样。

（参见：

图二）根据战术单位的组成方法不一样，梯阵可以演化出单梯阵、小队重梯阵、小队并梯阵、分队重梯阵、分队并梯阵等多种组合方式。

[11]“后翼单梯阵”是单梯阵的一种变形，指的是各自成45度角错列的军舰排成一排，总体上呈“人”字形的阵型。

[12]考虑到北洋海军在组成作战阵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左右两翼的“超勇”、“扬威”；“济远”、“广甲”落后掉队，以致整个阵型呈现中央突出、两翼落后的“人”字情形，同样说的是采用“夹缝”作为基础战术组合的“后翼单梯阵”，显然是对两翼落后、变形成了“人”字型的“夹缝雁行”阵的一种误读或是附会的翻译。

在没有见到汉纳根报告英文或德文原稿版的情况下，我们还无法了解到日方翻译的“后译单梯阵”所本的原文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一疑问可以通过北洋海军其它参战的几位西方人的回忆得到解释。

图二，《海军战术讲义》关于梯阵的解说。

见该书上卷，第84页。

2、戴乐尔回忆

同样跟随“定远”舰参加了海战的英籍洋员戴乐尔（WilliamFerdinandTyler），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关于阵型的内容。

“ThesignalwasforLineAbreastwithleadersinthemiddleinsteadofLineAheadofSections，ashadbeendecidedbytheAdmiralinconsultationwithhiscaptains.”[13]粗译为：

“信号旗命令排列成并列横队，旗舰居中，而不是提督征询他的军官们之前决定的分段横队。

”

所谓的并列横队，意指的就是二排军舰错列的阵型，与“夹缝雁行”阵的含义完全一样。

至于戴乐尔提到北洋海军在改作并列横队前排成的“分段横队”，则显然是说北洋海军的锚泊、出发阵型。

“分段横队”与汉纳根提到的“并列纵队”相比，字面上看起来虽然一横一纵，完全不同，不过其大致意思却并不相背，实际是对阵型的组合单元认识不同而作的不同理解。

并列纵队，意指两支纵队并列。

分段横队，可以认为是五个由两艘军舰组成的横队逐次分段排列。

从外在形态看，都能给人以两路纵队的感受。

3、马吉芬回忆

“镇远”舰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N.McGiffin）1895年在CenturyMagazine发表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大东沟海战的阵型。

“InfarlesstimethanistakentoreadtheselinessignalhadbeenmadefromtheTingYuento‘weighimmediately,’andneverwerecablesshortenedinandanchorsweighedmorespeedily.TheoldChaoYungandYangWei,beingalwayslongerinweighinganchor,wereleftastern,andafterward,pushingontogainstation,probablygavetothefleetaseemingwedge-shapedformationforashorttime,therebygivingrisetothereport,widelycirculated,thatweusedthatformationinadvancingtotheattack.Ouractualformation,whichhasjustlybeencriticized,wasanindentedorzigzaglin,thetwoironcladsinthecenter,asshowninthediagram.”

翻译为：

“‘定远’一挂出“立即起锚”的信号旗，所有军舰就立即卷索扬锚。

老旧的‘超勇’与‘扬威’一向起锚费时，因此被落在队尾，但后来二舰加速就位，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舰队一度形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报告中所提到的，类型楔形的阵型。

我们就以此阵型投入战斗。

我们实际希望采取的阵型受到了批评，如图所示，这是一种锯齿形或者说Z字形的队列，两艘铁甲舰位于队列的中心。

”[14]

马吉芬的这段回忆，恰好是对汉纳根报告日文译本的有力补充和说明。

马吉芬称，舰队原计划是要排成成一个类似锯齿状或者Z字形态的队形，锯齿状、“Z”字型，在当时的海军阵型中，与这两点特征对应的阵型，刚好就是军舰错落排列的“夹缝”形态。

马吉芬附在CenturyMagazine上的海战图（参见：

图三），完全证明了此点，图上北洋海军列成的阵型就是典型的夹缝雁行阵。

马吉芬在之后的文章中透露，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舰队并没有能够完全排成上述的既定阵型，而走样变成了一个类似楔形的阵型，楔形阵则刚好与汉纳根报告日文译本出现的“后翼单梯阵”对应。

图三、马吉芬回忆文章中的配图，灰色锯齿状队列就是北洋舰队。

与图一稍作对比就不难看到，这个队列是《船阵图说》所列的夹缝雁行阵。

原图见，CenturyMagazine，50:

4，August1895，P.592.

4、卢毓英回忆

北洋海军“广甲”舰次补管轮卢毓英回忆到，“时我军前后错落，阵列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

”[15]

军舰前后错落，正是“夹缝”的特征。

单雁行，意指一字横队，双雁行意指由前后两排军舰构成的阵列，阵型界乎单雁行与双雁行之间，刚好是生动反映了北洋海军以夹缝雁行接敌，军舰疾驶时，阵型处在动态运行中的情景。

5、蔡廷干被俘后审讯供文

北洋海军“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在威海保卫战中被日军俘获，在日本所作讯问笔录中也有涉及大东沟海战阵型的内容。

根据蔡廷干口述指导绘制出的2幅北洋海军阵型图，其一是锚泊阵型，表现的是双纵队。

其二作战阵型，绘出的是一个单横队。

由于“福龙”鱼雷艇并不是首发参加海战的舰艇，北洋舰队主力接敌时，“福龙”艇出于后方远处的大东沟内，单横阵可以认为是远距离上对北洋海军所采接敌阵型的一种大概印象。

[16]

6、日本参战军官报告

作为对中方当事人说法的对比、补充，海战的另一方，即参加这次海战的日本海军舰长，战后所作的报告中也有十分重要的信息。

黄海海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参战各舰相继都对海战经过做出了正式的战斗报告，关于北洋海军究竟排成了怎样的阵型，在很多高级军官的报告中都有所判断。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说是“单横阵”或“后翼梯阵”；[17]“比睿”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称是“后翼梯阵”，而且不断调整方位，对准日本舰队的侧翼；[18]“扶桑”舰长新井有贯称是“先锋梯阵”或“后翼梯阵”；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称是“凸梯阵”；[19]“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在报告中称是“后翼梯阵”；[20]“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称是“不规则凸阵”；[21]“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认为是“后翼单横阵”。

[22]

从这些文字描述可以看到，大部分日本参战高级军官，根据海战场上北洋舰队实际形成的人字型阵型外观，无一例外把北洋海军的阵型判断为“后翼梯阵”或类似的阵型，这种观感与汉纳根报告日文译本的说法如出一辙。

此外，一些日方高级军官在报告中还附带了海战态势图，这些图里记录的北洋海军阵型，实际都酷似夹缝雁行阵。

（因日本参战各舰舰长报告中都附有航迹图，数量极多，难以一一罗列，仅举具有代表性的几例，参见：

图四、图五、图六）

    图四、1894年9月21日“大孤山冲战况报告附图”，《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

   图五、1894年9月20日“军舰‘桥立’报告”“海洋岛战景报告”附图，《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二。

图中的“敌”舰群，就是北洋舰队。

图六、1894年9月19日“‘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报告”附图。

《极秘·征清海战史》第十卷，第711页。

通过比对中日双方海战参加者的回忆、报告，可以清晰地得出答案，丁汝昌在给李鸿章呈文中提出的夹缝雁行阵，正是《船阵图说》列明的该阵，也就是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选择的接战阵型。

（二）对特殊材料《冤海述闻》中的阵型描述辨正

1、题外话，说《冤海述闻》的作者是何广成是否可信

中日双方参加海战的直接当事者回忆、叙述之外，还有一份性质极为特殊的材料。

1895年无名氏编撰的《冤海述闻》，[23]由于一些研究者推认其不具真名的作者是北洋海军“济远”舰上之人，且亲身经历了海战，使得这份材料在关于北洋海军阵型的讨论中屡被采择，[24]有必要对其稍加辨析。

实际上，将《冤海述闻》的作者认定为“济远”舰军官，乃至进一步认定为“济远”舰军官何广成的推论尽管流传很广泛，然而却充满着疑点。

虽然对这一推论的质疑与本文关系不大，但仍需略加陈述。

（1）推论者根据《冤海述闻》中有关甲午丰岛海战、黄海海战“济远”舰上活动的细节内容较多，认为作者必定是亲历其事者，进而锁定到“济远”舰上，而且是“济远”舰的军官集体中人。

实则早在1895年《冤海述闻》刊行面世前，与书中所述的丰岛海战、黄海海战等内容类似的信息，在《申报》、《字林西报》等报纸上就已经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即使是局外人也不难根据这些新闻报道汇纂成类似的文章。

推论《冤海述闻》作者是“济远”舰军官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错误。

丰岛海战之后不久，1894年8月1日《申报》上就出现了与“济远”舰《管驾日志》所载海战内容相近的文章“华船得胜记”。

1894年10月6日，《字林西报》上登出一篇名为“中国舰队访问者和舰队外籍洋员来信”的综合性文章，其中出现了与《济远航海日志》所述丰岛海战细节几乎完全一致的内容。

[25]如果按照推论者的逻辑，这些报纸的读者无疑也都存在是《冤海述闻》作者的可能性。

要对如此庞大的人群加以辨别考证，无异于走进了一条没有尽头的死胡同。

（2）锁定作者是“济远”军官后，根据一份丰岛海战当天的《济远航海日志》，结合《冤海述闻》里的很多内容与《济远航海日志》相似，认定作者是丰岛海战发生时“济远”舰的值更军官。

推论者所指的不注出处的《济远航海日志》，实际出自日本国内在甲午战争期间大量印行的战时大众读物《日清战争实记》。

所谓的航海日志刊载在《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81－82页上，刊物上本名是《济远号の航泊日志》，文前交待来源是从北洋舰队覆灭后“松岛”舰舰员获得的《北洋海军“济远”舰管驾日记》6月本中节选。

认定“冤海述闻”的作者是“济远”舰值更军官的理由，重要的一条是“除了《济远航海日志》的记事者外，是没有别人能够这样具体地写出像《冤海述闻》这样的书来的。

可见，要想确知‘冤海述闻客’其人，就必须从济远舰的值更人员当中去查找。

”[26]藉此认为在丰岛海战发生时间内的值更军官成为《冤海述闻》作者的可能性最大。

然而推论者其实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北洋海军各舰的《管驾日志》，虽然列明了每天各时间段的值更军官姓名，但并不表示各时段的内容，就是分别由各该时段的值更官记录、撰写的。

北洋海军的基本制度法——《北洋海军章程》中有明文规定，“海军各船大副、二副等，应逐日轮派一人，将天气、风色、水势及行泊时刻、操演次数，凡有关操防巨细事务，概行登记日册”[27]，即规定每天的管驾日志，由大副、二副中的某一名军官独立完成。

既然这样，值更官名单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并没有理由将日志记录者的范围局限在这个时段的值更军官中，“济远”舰上的大副、二副中的任何一名军官，乃至舰长以及任何一名被舰长授权者，都有可能是日志的记录者。

即使将来真的找出了日志的记录者，那也依然无法证明此人就是《冤海述闻》的作者。

北洋海军规定，军舰的航海日志必须每月造册呈送北洋大臣与海军衙门，[28]从丰岛海战发生的7月，到《冤海述闻》成书面世，在此期间海军衙门、直隶总督衙门、北洋海防营务处甚至北洋海军内部的人士，都有能够见到日志内容的可能性。

见到这一内容的人，还有机会转述给更多的局外人。

如此，推论者要论证其说的话，所要甄别的人员名单就大而无边了。

（3）根据官职资历，推定作者是何广成

在认定《冤海述闻》的作者是“济远”舰的值更军官后，推论者采用排除法，最后选定“济远”舰的驾驶二副何广成为《冤海述闻》的作者。

理由是，在值更军官中，何广成的资历深，“而且此事还密切关系到其本人的名誉、前途等切身利害问题”。

[29]

可是事实并非如推论者描述的那样，《冤海述闻》面世前，“对济远在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也是难辞其咎的”何广成，[30]已经离开了“济远”舰，受提拔进入北洋海军提督督标，上升成了司令部军官。

[31]这一情况，显然是推论者没有预料得到的。

连带而及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推论者认为丰岛海战后，何广成接替战死的沈寿昌，担任“济远”帮带大副一职，但却没有给出任何史源出处，令人生疑。

威海卫保卫战失败后，日方获得的北洋海军军官名单上，“济远”帮带大副一职实际担任者是都司张浩，何广成已经以守备职名列督标中军，遗留的驾驶二副一职担任者是守备谭学衡。

倘若真的如推论者所说，何广成丰岛海战后就出任“济远”帮带大副，那么为什么直到威海保卫战结束，官阶仍是守备呢？

[32]

在没有掌握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贸然认定《冤海述闻》的作者，非但不能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恐怕将来还会引起诸如何广成后裔站出来鸣冤，称自己祖先根本没有写《冤海述闻》之类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2、《冤海述闻》所列的究竟是何种阵型

经上节分析，《冤海述闻》其实是一份目前还无法认定其作者究竟是谁的资料，因此史料价值本来就打折扣，无法与一手史料相提并论。

不过既然有研究者坚持以这份材料为阵型研究的依据，那暂且就其所述的北洋海军黄海海战阵型情况也做一分析。

《冤海述闻》中提及黄海海战北洋海军阵型的内容，主要分布在正文和书后附带的海战态势图两处。

正文中提到，“十一点，遥见南来黑烟一丛，知是日船，丁提督船升旗，令全军起锚备战，复令相距四百码，成犄角队阵”，“我军阵势初本犄角鱼贯，至列队时复令作犄角雁行”。

[33]推论者即依据此，结合二手史料——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加以分析，从而认定“两相引证，可知北洋舰队生火起碇后先是排成犄角鱼贯阵”，接战阵型是“犄角雁行阵”。

[34]

按照《船阵图说》刊载，犄角鱼贯和犄角雁行两种阵法的最基础战术组合是犄角阵，属于一种三舰战术单位，具体为三艘军舰错落分布，第一舰在前方，第二舰在第一舰右后45度角位置，第三舰在第二舰左后45度角位置。

犄角鱼贯则是成这种三舰组合的多个军舰小队，整体纵向排布的阵型，犄角雁行阵则是三舰小队整体横向分布的阵型。

[35]

这种三舰战术组合属于近代海军中常见的基础战术单位，日本《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同样也刊列了这一战术组合，称为群队阵型，并且用极大的篇幅，对这种群队阵型的组成、优点、与其它各种阵型作战时的注意要点等，做了详细讲解。

[36]

曾参与北洋海军接收“致远”等外购军舰回国活动的外交官余思诒，在其日记中曾摘录了一些英国海军的战术典范，其中也提到了三舰战术组合，“将战之时，分三船为一队，数队为一军，最为合宜。

”[37]

丁汝昌所述的夹缝雁行阵，基础战术单位是二舰前后错列组合成的夹缝；可《冤海述闻》所说的犄角阵的基础单位却是三舰组合的犄角，显然不属于一类阵型。

不过《冤海述闻》书后所附的海战态势图中，却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

第一图、第二图中，注解文字都称北洋海军列的是犄角鱼贯阵，但图上画的却分明是二舰一组，且军舰舰位前后错落的夹缝阵。

第四图出现的接战阵型，注解文字是犄角雁行阵，图上画的却是典型的夹缝雁行阵。

（参见：

图七、图八）

针对已经有人提出的“事实上，犄角阵是，而且必须是由三舰编成的小队才能采用的阵法，二舰编成的小队则根本不能列成犄角阵”的质疑，[38]推论者根据《船阵图说》“说第五·八船单行鱼贯阵右转变为四叠雁行小队阵”后补注的一句话“凡两船为一队，谓之小队”，[39]称“‘三舰编成的小队’概念，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在当时的海军阵法中是并不存在的”。

“根据当时海军阵法的规定，小队只能由两舰组成，用‘三舰编成小队’是绝对不行的。

”[40]

图七、《冤海述闻》第二图

图八、《冤海述闻》第四图

需要严肃注意的是，《船阵图说》提到的“凡两船为一队，谓之小队”的说法中，“小队”属于一个特定名词，特指图说中的二舰战术组合。

而许华等提出的“犄角阵是，而且必须是由三舰编成的小队才能采用的阵法”里，“小队”一词显然是泛指军舰的战术组合单位。

推论者用《船阵图说》中对特定名词的诠释，来否定许华等用泛称名词提出的犄角阵组合概念，显然是不适当的。

今天更换成更严谨的用词，说三艘军舰以一定阵位构成的战术组合才能叫作犄角阵，显然与《船阵图说》中所传达的犄角阵信息完全一致。

我们不可以用搅乱泛指名词和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