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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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一）
——“货币抽血”与“货币输血”
当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所取得的收益正好与他们维持生存所必须支出的成本相等时，货币将永远是快速流动的，收入后支出，支出后又收入，货币不会“冻结”在他们手中，他们就不会有什么货币储蓄。
然而，当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所取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时，即可获得利润，这部分利润假如他们暂时不用于消费，就会形成货币储蓄。
就这一过程而言，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本来是“长着腿”的，在没有利润的前提下，货币不可能被较长时间地“冻结”在某个人或某个企业的手里，它不得不在人们之间或企业之间往来奔波，没有歇脚的地方。
当利润产生出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可以不依靠这部分利润的进一步参与就可以保持原来的经济规模正常运转，使得这部分利润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成为储蓄。
按照常理，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获取了P量的利润，假如他们没有增加消费，那么他们应该正好将市场中流通的P量的货币变成了储蓄。
储蓄的形式可以放置在家中，也可以存储在银行里。
假设某个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是1亿元，而某个经济实体每年所取得的利润是1千万元，假如国家不增加货币的供应量，而这个经济实体把每年所取得的利润都存放在自己家中，那么10年之后，从理论上讲，整个市场中就没有货币流通了，都以某种储蓄的形式“冻结”在某个经济实体手中，其结果是，用于交换的媒介——货币将出现短缺危机，人们将不得不放弃对这一货币的使用而改用其他的替代货币，金融市场将会混乱不堪。
换另外一种情况，按照上述的假设，国家每年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所增加的幅度正好等于每年新增加的利润数额，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每年都会有1千万元的货币被“冻结”在某个经济实体手中，但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总是能保持原来的数量，市场的货币流通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在下面将要说明的“货币抽血与货币输血”原理。
当利润产生（没有扩大投资也没有增加消费）成为储蓄之后，每次利润的形成，就形成了一次“货币抽血”。
其意思是，市场就如同一个人，抽了200cc的血后，用不了多久，自身的造血系统会自动地补充这200cc血，使人身体中的血液仍然保持原有的供应量，保证了供给和需求，保证了人身这个“市场”的正常“流通”。
当这个人再次被抽血后，又会再次得到补充。
于是人们会发现，这个人人体中的血液与已抽出“流通体”外的血液合在一起，其总数量会越来越多。
与上述情况相同，当一部分货币被“抽”出这个市场流通的体外变成了储蓄，国家银行就需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满足市场货币的正常流通。
“货币抽血”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国家增加发行的货币就应越多。
假如我们有办法能将整个社会所获得的利润准确地测算统计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所获取的利润额应该正好等于它所增发的货币的数量。
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所获取的利润，并不见得将它全都变成储蓄而形成“货币抽血”，有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会参与消费或参与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抽血”将有一部分变成“货币输血”，又把货币投入市场中。
假如所有的“货币抽血”全都变成了“货币输血”，那么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就基本保持不变，银行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再增发新的货币。
但事实上，将所有利润形成的“货币抽血”全部变成“货币输血”是很难做到的。
没有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可以做到将每一次所获取的利润都找到一个投资项目再投出去，或是找到合适的满足需求的方式将利润都消费出去，总是有一部分利润形成储蓄。
一些可有可无的消费，人们大可不必非将钱全部花掉，可供投资的市场相对利润的增长速度来说也总是显得不够，更何况储蓄的习惯和愿望又总是深入人心，势强于消费和投资，于是每次发生的“货币抽血”总会有一部分被“冻结”，不再频繁地参与市场流通，因此货币市场就不得不适当地进行“造血”——增加货币的供应量。
将这一因素考虑进来后，那么国家银行新增发的货币量，应该等于利润总量减去国民用于消费的货币额加上再投资的货币额所剩下的余额。
然而有人可能不理解，认为利润变成储蓄，又存在银行里，银行又贷款出去，货币又进入了市场，不妨碍货币的市场流通，形不成“货币抽血”。
其实，假若没有银行，人们将储存的货币存放在家中，势必会使所有的利润都变成“货币抽血”，市场上将会有大量的货币“不知去向”，国家为保证一定量的市场流通货币，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发货币，如此将会出现惊人的通货膨胀。
银行的作用之一，就是将一些人或一些企业的利润代找投资者而将货币贷款出去，让它们进入投资或消费领域参与市场的流通。
但是人们别忘了，银行贷出去的这部分货币其真正的所有人，都仍然随时享有提取支配的权力，或投资，或消费。
假如银行将所揽存的利润储蓄全部贷了出去，而此时存储的人准备扩大投资需要用钱，银行如不能获得另外增发的货币，拿什么以备人家支取呢？
因此，银行贷出去的钱，其归还的期限大有文章。
如果银行缩短还贷期限，这一期限正好与存储人储蓄冻结的时间相等（即在这一期限中存款人不花这部分钱），那么就不用按照这部分贷款的数额增加新的货币。
相反，如果银行贷出去的货币其还贷的期限长，而存储货币的人储蓄期限短，那么就不得不按照这部分储蓄的数额增发新的货币，也就不得不增加货币的供应量。
事情很清楚，如果获到了利润的人并不扩大投资也不增加消费，总是将钱存在银行里储蓄而不支取，那么这部分“货币抽血”转变成“货币输血”又可以通过银行流通起来。
能否真正流通起来，这就要求银行必须将这部分货币以贷款的方式转入投资者或消费者的手中，从而形成“投资替代”或“消费替代”，即形成替代性的“货币输血”。
假如所有新增加的利润总是能够全部形成“投资替代”或“消费替代”，那么货币的流通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国家也就用不着增发新的货币。
但事实是，“投资替代”或“消费替代”总是赶不上利润增加后被冻结储蓄的速度，由此就不断地有新的货币被增发出来，以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
因此，通货膨胀不但直接地与货币的供应量有关，而且它还间接地与“投资替代”和“消费替代”的规模和成效有关。
如果银行里的钱贷不出去，形不成“投资替代”或“消费替代”，那么通货膨胀率就会直线上升；反之就会降低。
让人极为尴尬的是：
如果“投资替代”运作得好，增加了利润，按时还贷，则结果是使储蓄增加，将“货币输血”又转变成“货币抽血”，而且新增加的利润又会形成新的“货币抽血”，于是通货膨胀的情况就会加重；与此相反，如果“投资替代”运作得不好，不但未增加利润，反而还亏了本钱，无法还贷款，造成了银行的贷款坏账，则结果是这部分货币无法再形成储蓄，全都成了“消费替代”，于是通货膨胀的情况就会由此减轻。
当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时，通货膨胀却出奇地低，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1、非货币产品的供应量大幅增加；
2、资金外移（对外投资和外逃）；
3、银行贷款坏账增加。
如果不将这些经济数据放进来考虑，单凭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考察通货膨胀率是高还是低，那肯定是缺乏说服力的。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二）
——货币增加与物价上涨
早在公元200年左右，罗马法官鲍尔斯就说过：
“货币的价值，被货币的数量所左右”。
在16世纪西欧发生的“价格革命”中，包丁等人认为是金银大量流入的结果。
其后，如托马斯·孟、洛克、范德林特、孟德斯鸠等人也都是货币数量论者；休谟则是18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者。
李嘉图对其前辈的论点作了总结，更为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
一直到密尔根·弗里德曼，始创的货币理论形成现代货币主义，将货币理论推向一个高峰。
有关通货膨胀的问题，应该说，大卫·休谟是第一个关注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的经济学家。
休谟指出，当金、银被采掘后，通过支出进入流通，货币就这样逐渐集中到一部分商人手中，继而商人将手中的货币用于投资，因此工业生产规模扩大、社会就业机会增多。
即使物价略有上涨，这种通货膨胀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提高了商业利润，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赞成这一观点，即：
货币供应量加大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
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未再进一步地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加大的情况。
正如我们在前面《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一）》中所作的分析，“货币抽血”即以增加利润的方式所形成的货币“冻结”，将导致货币供应量不得不加大。
假设：
某个社会共有100人，平均每个人需货币100元就可以满足货币流通需求，那么这个社会只需10000元就可以保证正常的经济秩序。
但是，这个社会中的某个人获取了利润1000元（也许是剩余价值，也许是价值剩余，反正都一样），而他仍保持100元的消费或投资，其他的钱都暂存在家中，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可用于流通的货币平均还只剩下90元，已经不够100元了。
倘若是共有10个人都获取了1000元的利润且都储存在家中，那么结果就更惨了，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可用于流通的货币几乎所剩无几，正常的经济秩序将难以维持。
为了维持正常的货币流通，因“货币抽血”被“冻结”（即储蓄）了多少，原则上就应另外多增加货币多少，所以这个社会就得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不增加就不行。
自从有了银行，大幅度地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之趋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银行以给付利息的方式将那些被“冻结”在流通市场之外的货币揽存起来，寻找到“替代投资者”或“替代消费者”，使这部分货币又进入到市场而流通起来。
假如银行寻找不到能行使“货币输血”的替代者，那它的设立就是完全多余了。
增加货币的供应量，除了“货币抽血”的缘故之外，货币流通基数增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以前面的假设为例：
某个社会原有100人，平均每个人需货币100元就可满足货币流通的需求，这个社会原本只需1000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
但是，当这个社会的人口基数增加到200人时，那么原有的货币流通基数就远远地少于正常要求，因为按照过去10000元的货币供应量，平均到这200人的消费基数上，平均每个人才掌握有50元的货币，根本不够正常的流通使用。
甚而至于，消费者基数的增长与货币流通基数的增长，其间并非1：
1的关系。
就是说，原来100人需要总的货币流通量是10000元，现在200人需要总的货币流通量并非是20000元，有可能将翻几番！
于是，不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就根本无法来应付这种局面。
当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有时是政府的有意安排。
政府发行债券时要承诺支付一定比率的利息，政府用发行债券收来的货币“替代投资”地去经营一些项目，这本身应说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利的。
但是，往往情况特别糟糕，越是政府干的事，越是容易干赔了，入不敷出，别说是利息，就连本钱能收回来就不错了。
可政府即使亏空了也不能赖账，就得进行“造币活动”，增印货币，还本付息。
拿到了本钱得到了息，储蓄者自然是高兴，但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之后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于是相对地说，储蓄者得到的货币表面上因得息而增加了，但由于物价上涨而贬值了。
这个账，聪明的人是不会算错的。
正如欧文·费雪所说的那样，在工人们涨工资时，货币幻觉也会常常发生。
既然工资是厂商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高工资通常会导致产品涨价。
正在产生货币幻觉的工人们，在开心地接过数额增加了的工资单时，可是这笔数额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
由上而知，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的原因。
它们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是哪个财主赚钱心切，也不是哪个顽童玩者无意。
弄清楚了这些规律，我们才好对症下药，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预防。
在我们分析了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原因之后，对于物价上涨的问题我们还要进行分析。
根据休谟的分析得出结论，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将最终引起物价上涨，此后的很多经济学家也同意这一结论。
但是，正如他们未对通货膨胀中货币增发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样，对物价上涨的问题似乎也缺乏深入的分析。
究竟为什么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导致物价的上涨？
其实道理并不难弄懂。
我们还是以前面的假设为例来作一说明。
假如某个社会有100人，他们平均每人的消费能力是100元，某种商品的供应量只能满足20人的消费需求，且由于人们的消费能力不同，有的高一些，消费能力为130元，有的低一些，消费能力为70元。
巧的是，只能满足20人消费需求的某种商品，能接受它的价格的人正好是20人，即与消费能力高一些的人数相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供与求处于平衡状态，商品的物价不会涨也不会跌。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使每个人的消费能力都得到增加，平均为200元，即使其中有差别，消费能力低一些的人也都能增长至130元，那么，能接受某商品价格也可以参与这个商品消费的人就会增加至100人（即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有能力消费）。
在这种情况下，100个人去竞争抢购只能满足20人消费需求的商品，供应明显少于需求，其价格就必然会增长。
这是最最基本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货币，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是货币，它既是特殊的产品，又是特殊的商品，当它进入了产品性商品交换的市场中，尤其是当它的数量相对大幅增加时，要么会导致货币商品的贬值，要么会使其他非货币商品增值。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物价是否上涨，并不一定非由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来决定之。
就是说，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并不必然会使物价上涨，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它就是：
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其他非货币商品的数量相对保持不变。
如果，某种商品数量的增加，超过了货币供应量，那么物价不但不会涨，反而还会下跌。
我们从现实中可以经常看到，当经济高速增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有很多商品的物价不涨反跌，这就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假若全社会各种各样的产品产量全都大幅度地提高，看着好了，它们的物价是无力上涨的。
据悉，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所作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当时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期比指数已连续8个月呈负增长的状况，企业商品价格同期比指数已连续下降13个月，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本应体现出的通货膨胀的情况是极不谐调的，但是它绝对是正常的，其主要原因，它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各种商品供给大量增加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随着中国加入了WTO，下调了50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同时取消了一部分商品的进口配额，部分国产商品也降价竞争，因此一场价格恶战将会很快打响，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也会对中国的物价水平带来长期性的影响。
通常我们见到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增长有力，不断有新的利润出现，那么货币供应数量的增加总是要大于商品综合数量的增加，所以通货膨胀经常发生。
与此同时，在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某些个别商品在市场上出现“价格跳水”，但它并未妨碍商品整体综合价格的上涨。
然而，如果在中国经济增长有力、不断有新的利润出现的情况下，商品整体综合价格在下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要么是中国商品整体综合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从而改变了供求关系；要么就是有很多人的消费能力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反而降低了，阻碍了他们的消费，使得“有供没有求”的情况出现；或者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确认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无庸置疑的，但一些相悖的经济数据应该使我们意识到，有些经济隐患潜伏在我国的经济肌体中，至今没有明确地诊断出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转变成不治之症，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中国经济连年快速增长，尽管它并不一定能很准确地标志财富增长的数额，但各个方面的经济数据总是能基本体现出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的趋势不容怀疑。
这种经济增长，同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当初经济增长时的情况相同，都会使货币利润频频产生，使市场中流通的一部分货币以利润为契机汇聚到一少部分投资者手中，他们在不扩大投资、也不增加多少大额消费的情况下，必然会使这部分货币利润变为储蓄。
用宏观的经济理论来看待，在整个商品市场中，货币商品的供应量会随着经济增长的程度基本上以一定的比率增加，使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
这是因为，以货币利润为特征所增加的社会财富，应该使国家的金融机构恰好以新增加的财富数额（即利润的总额）增发货币，新增发的货币数额应该正好等于新增加利润的数额。
它既可以使得经济核算符合数理的逻辑性，又可以缓解因货币利润越来越多地汇聚到一少部分人手中，使在市场流通中的货币量逐渐减少而带来的交换不便的麻烦。
如果货币供有量相对应地总是能与其他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量相等，这对于市场交换来说肯定是十分顺利的事情。
然而新的麻烦出现了：
新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往往都是以货币利润的形式实现的，总是体现为有新的货币产品增加了；更大的麻烦是，除货币以外的其他商品的增加，往往不会使它的生产者有多高兴，因为生产者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对这类商品的需求总是有限的，譬如某人一顿饭只需0.2Kg粮食，你供给它0.4Kg，那剩下的0.2Kg有可能就得扔掉，甚至当粮食供大于求之后，其市场价格会大幅下降。
与此相反，人们对货币产品的渴求就不会担心多了不好保存，不管它增加了多少，都可以很方便地存在银行里，不用为此上缴什么费用，反倒还有利息而得到鼓励。
于是，人们希望得到货币产品的迫切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其他商品增加的迫切程度；即使财富增加了，也要把它转换成货币产品形式。
其结果是，货币产品的增加是没有节制的，导致货币产品增加的数额供应量，相对应地总是比其他商品的供应量要多得多，最终造成货币产品“供大于求”。
所谓的“供大于求”，不是说需要它的人少；事实上对于货币来说，人人都渴求得到它而且多多益善；这里是说它与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会出现变化，货币多而商品相对应地变少。
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大量增加，如同市场商品交换中的普遍规律一样，稀少为贵，多了自然会贬值。
由此，我们会发现同是一种商品，假定它的供应量不变的话，它的交换价格会逐渐提高。
例如在天津，三十年前一碗“豆腐脑”才4分钱一碗，二十年前时涨到了两角，后来很快涨到5角，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涨到了7角钱一碗，涨价近20倍。
与自然产品相关的其他很多的商品都是如此，譬如煤、水、电等。
这一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即货币利润的增加数额）是相关的，而通货紧缩是与经济衰退的速度（即货币亏损的数额）是相关的。
但是，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情况：
经济在快速增长，而市场并未出现通货膨胀，反倒出现通货紧缩。
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其自身经济规律作为依据而成为一种可能。
以中国为例，自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强劲有力，甚至连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到全球的时候，中国仍保持着快速增长。
但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者对中国官方数字的可信性提出置疑，认为中国通货膨胀出奇地低，这与经济高速增长是不谐调的，是难以理解的。
在哪种情况下，经济高速增长可通货膨胀却保持极低的水平？
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资本的外移。
所谓的资本外移，说的就是货币产品的外移，就是社会财富的外移。
试想，一国以货币利润为形式所增加的社会财富，若留置于国内，它必然会改变货币产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货币利润年年增加，那么年年都会有更多的货币增加，如果其他商品的供应量基本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大量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就必然会导致贬值，或者说其他商品的相对供应量少而出现升值，也就必然造成通货膨胀。
但是，如果年年新增加的货币（别管把它称作特殊商品，还是称作资本，都是一样的）逐渐外移，使得货币的供应量（人民币和外汇的总和）不是单向性地增加，而是随增随减，那么货币产品与市场上的其他商品在供应量上总能保持相对平衡。
这种平衡其前提是，以货币利润为形式所新增加的社会财富没有留在一国之内参与投资、储蓄或消费，而是转移到了一国之外。
这种资本外移或叫财富的流失所造成的后果是：
经济增长的国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经济滞长的国家（即货币产品流入的国家）却会出现通货膨胀。
假设一国外移货币资本的总量超过了它自身利润增加的总量，那么不但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反倒会出现通货紧缩。
据一家媒体报道，1997年～1999年，中国外汇管理局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资金出逃达到520亿美元，非法洗钱占了很大一个比例，而当时通过优惠政策引进的外资只不过每年400亿美元。
1998年，香港引进“外来投资”147亿美元，1999年是240亿美元，到了2000年突然上升到了643亿美元，都超过大陆的引资规模，相当一部分被认为是来自大陆的“洗钱”，而且反过来有些资金再投向大陆，于是这些黑钱就被“合法”地洗白了。
还有媒体报道说：
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估计达988亿美元。
其中1997年约为364亿美元，1998年为386亿美元，1999年为238亿美元。
经有关经济学专家研究作出的测算结果是：
根据间接测量法估算，中国1987年～1997年的11年中，资本外逃数额累计2457.62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223.4亿美元；同样，根据世界银行法和摩根担保法估计出的数值进行测算，该项累计额也达到了2032.47亿美元和1529.11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额为184.77亿美元或139.01亿美元。
在1995年和1997年两个高峰年份里，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额高达434.37和434.14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当年来华直接投资额（358.49、442.36亿美元）的121.2%和98.1%。
（庄芮：
《试析中国的资本外逃》。
《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
另一种测算结果是1989年～1997年中国合计外逃资本约1260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额（约1850亿美元）的68.1%；亦是同期借用外债总额（909.5亿美元）的1.4倍，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
由于资本的大量外逃，使得中国成为排在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韩继云：
《中国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与防治策略》，《改革》，2000年第6期。
）
这么多的社会财富以货币产品的形式，或者以稀有物品（古董、贵金属、文物或其他贵重物品）的形式出境后再变现转移成货币产品所形成的外移，抵销了国内货币利润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它给一国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资本外移分为两种具体形式：
一种是资本外流；另一种是资本外逃。
资本外流是一国的资本移到另一国投资，它具有两面性：
若资本运作成功，可使投资方赢得利润，货币利润可以由国外回移，照样可以使一国的社会财富增多，这种资本外流是短期不利、长期有利的；若资本运作失败，或者出现非盈利的状况，这些投资就成了另一国的消费或间接消费。
入不敷出那就更惨了，它不但不会使一国或另一国的社会财富增加，而且会使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减少。
资本外逃则是一国的资本移到另一国的单向性的投资、储蓄或消费，因为它是单向性的，因此它即使开始以投资的面目外移，但它最终还是要永久地呆在外移国，或是再投资，或是进行储蓄和消费。
这种外逃，本质上说它并没有使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减少，但它却变成了价值剩余使一国的财富增多而同时使另一国的财富减少，这对于被减少财富的国家来说，绝对是大大不利的。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三）
——利率必须为正数的原因
当财富增加之后，大多数人都会偏爱储蓄，过度的储蓄必然会引起投资不足，也就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为了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有人探讨性地问：
能不能让储蓄的利率不为正数？
如可行，人们不就会远离储蓄了吗？
弗朗哥·莫迪利亚尼为了解释总的消费者支出，创立了家庭储蓄和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
该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理性的个体会试图使他们的消费水平年复一年地相当稳定。
然而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年代，人们能挣较多的钱，经济状况较差时或者当人们退休不再工作后，人们挣的钱将少得多。
即使收入年复一年地变化，人们还希望能够保持一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这就需人们使他们的消费与他们预期一生的收入相称。
于是，他们会在自己挣钱相对较多的时期储蓄起收入的一部分，而在收入相对较少的年份不再储蓄。
一般的情况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会刺激个人消费，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降低，如担忧可能会被解雇，从而便会减少消费支出。
莫迪利亚尼所说的储蓄，是指货币产品的储蓄，因为货币产品的储蓄可获取利息而成为能够带来增殖的储蓄。
对其他非货币产品的储蓄，按说也是产品的储蓄，但这种储蓄大多不能带来增殖反而会因自然损耗而出现储蓄的贬值（即我们通常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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