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董根洪.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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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董根洪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董根洪

　　什么是战略思想？

战略思想即关于一系列基本目标政策的总和，是针对全局性重大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对策的抉择。

从先秦到晚清，漫漫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提出了一系列富于真知灼见的战略思想，构成了古代世界战略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髓，其中的许多内容至今仍熠熠生辉。

以下就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起源发展、基本特点、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作一简略探讨。

　　一、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起源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和智慧性的民族。

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高度智慧的结晶之一便是很早就重视并学会了战略性思维，很早便懂得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道理。

　　能否立足于全局和长远思考问题，是否能从整体性普遍性的角度提出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措施，这是真正的智慧所在，这是一个民族从蒙昧野蛮走向开化文明的重要标志。

我们的先民在长期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劳动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的经验知识，获得了许多规律性的“天道”“人道”认识。

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丰富的战略思想。

　　从古代经典可知，我国古代能常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自夏商周的政治家思想家始，《周易》、《尚书》便包含着丰富的古代战略思想内容。

《周易》揭示的便是“周”遍广大的关于天地变“易”的不“易”常道，同时从天道、地道中引伸出作为人们活动规律、社会治理原则的“人道”。

这一“人道”的基本内容便是古代治国思想，如《说卦》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段话便是揭示了仁义是根本的“人道”治道的战略原则。

如果说《周易》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引出一系列古代战略思想，那么《尚书》便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出了丰富的战略思想。

《尚书》作为中国最古的一部史料汇编集，记录了上自传说的尧舜，下讫春秋中叶夏商周的诸多政治实践经验，其一系列典、谟、训、誓、命中，包含了尧舜禹以来的古代杰出政治思想的治国战略思想。

如在《召诰》《康诏》等篇中揭示的西周政治家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便是古代重要的治国战略指导方针。

再如《洪范》篇，其“洪范九畴”便是殷末思想家箕子所陈述的九项治国的根本大法，便是九条治国方略，其“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等都是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战略性思维。

但总起来看，在形式上尚带有较多神性迷信色彩，在内容上呈现出单调零散特征。

　　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家蓬勃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构成了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这时，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于是一大批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们纷纷涌出，各抒己见，各种围绕由乱达治的方略纷纷现世，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直面“近忧”，积极“远虑”，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诸“百家”战略思想“争鸣”纷呈的精彩场面，使古代战略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围绕名实之辩、天人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善恶之辩等战略问题，形成了以仁义为纲的儒家战略思想体系、以兼爱为纲的墨家战略思想体系、以自然无为为纲的道家思想体系、以刑名法术为核心内容的法家战略思想体系等众多战略思想体系，进入一个“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的多元化战略思想发展时期。

《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不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对众多战略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都有精彩论述。

　　我国古代战略思想自西汉起，步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汉武帝时，为适应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政治需要，政治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的战略纲领，为实现此纲领，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战略措施。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政治战略，自此以后，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阶段，即以一个以儒家仁义德治为主导，兼采道法的新阶段。

以后历代众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提出过各有特色的思想观点，但都只是对这一战略思想体系的完善充实，并无实质性的突破。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汉以后总体上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体现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基本发展过程。

　　二、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

　　把握中国古代战略思想，首先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

诞生于古代中华大地上的战略思想因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因此体现出与古代西方战略思想和现代战略思想明显不同的特征旨趣，正确把握这些特征旨趣，极有助于形成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思想。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

笔者以为总的有三，可概要为：

（1）重政治不重经济的政治化战略；

（2）重安稳不重发展的稳定性战略；（3）重家族管理不重公共权力管理的家族化战略。

　　1.政治性战略。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重政治不重经济，以政治为其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非常重视建构战略思想，“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王安石）。

然而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呕心沥血所建的“长久之策”，所创的战略思想所指所贯的本质内容为“政治”，即政权治理或统治管理。

先秦诸子百家学派林立，思想纷呈，然而各家各派所争所鸣的具体内容虽然不一，但它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务为治”。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家抽出了形形色色、各各不一、富于独创性的战略思想，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围绕着一个“治”的时代主题。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本质上是“治国之道”、“为政之道”，是一系列关于治国统治的方针大略。

而这种方针大略的实质是以帝王操纵权力和运用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统治术。

因此，其内容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

一部《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荟萃着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被胡三省、康熙、曾国藩等政治家、思想家誉为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都必读的“莫善”的“经世之书”。

然而这样一部集古代战略思想大成的史书，其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治国全局问题的“治乱之道”思想，目的都在“资治”，是一部帝王统治的教科书，充满其中的是如何建纲立纪、强干弱枝，而鲜及经济生业。

它不仅与现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战略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光远）的现代战略思想明显不同，也与重视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古希腊罗马的战略思想截然有别。

“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创造性”（杜维明）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基本特点。

　　2.稳定性战略。

与“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现代化各种战略都为发展战略，战略思想以发展为主题的现代化战略思想不同，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本质上是稳定型的、具有鲜明的重安稳不重发展的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统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等级制社会，是一种“家天下”的社会。

因此，对于最高编译者的皇帝来说，他的最大任务就在于如何维护保有“家天下”的统治局面。

因而，作为皇帝“家天下”服务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战略思想不仅必然具有重政治轻经济的特点，而且其重政治的本质目标就在于重政治稳定，因此还必然具有重安稳轻发展的特点。

也就是说，如何安稳“家天下”的统治秩序成为古代战略思想的中心主题。

“治民无常，唯治为法”（韩非）。

一切“唯治”，一切唯在实现有效的统治秩序，“治世”便是一切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根本追求。

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孜孜以求、纷纷以售的都是“务为天下治”的“治道”。

其“治国之道”的战略思想都在力求使“家天下”的统治地位“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而“勿至于乱、至于危、至于亡”（司马光）。

无论是“以德治国”或“以法治国”等等的战略思想都是“治国”战略，都是“治乱安危存亡之道”的“治道”。

“治国”、“治天下”、“治道”之“治”字凸显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全力以赴在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治”景，别无他求。

如果说，古代战略思想中有时也包含有“富民之术”之类的某种发展内容，但这些都是包含于“治国之道”中的，都是服从围绕于“治”的最高目标的，它自身并无独立的性质。

　　3.家族性管理战略。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战略思想，然而，这样一种政治战略思想却因“家天下”的政治特点又使之带有浓重的家族性特征，是一种带有家族性管理战略，它与古希腊罗马带有公共权力管理的政治战略思想不同，更与现代政治的公共权力管理战略思想不同。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具有“家天下”的特征。

它必然导致“积家而成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的观念。

国家只是家庭的放大，治国便是治家，社会人伦关系本质上只是家庭伦理关系。

在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典型的家伦，君臣一伦是父子伦的仿效，朋友一伦则是兄弟伦的类推。

这样，以无条件尊重、服从家长为特征的家长制就成为古代宗法社会的一大特色。

由此而来，使中国古代政治化的战略思想带有了家族化的特征，而这种家族化的政治战略思想必须重视二条内在相连的战略原则：

即“齐家”和“重孝”。

一是“齐家”，由于家即是国，齐家便是治国。

也就是说齐家是治国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途径。

于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

又如何“齐家”？

根本在“孝”，“重孝”便是齐家的关键和重心。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只要将“顺”于父、“服”于父的“孝”“移于君”、“移于官”、“移于长”，便可有效地维护“家天下”，从而达到治国的目的。

因此，家族性管理的战略思想既构成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内容，也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理想目标

　　战略思想的首要内容在于战略目标的抉择确定。

战略目标规定了人们行为努力的基本方向和活动的根本指向。

正确的战略目标具有激励和规范时人的作用。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如前所述具有重政治重安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已内涵了古代战略思想的战略目标总体“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治”和“平”是二大根本的战略目标。

　　1.治。

中国政治战略的根本目标在达天下大治。

自孔子倡“礼之用，和为贵”，就把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视为政治道德实践的最高追求。

由乱而治、由危而安，正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梦寐以求的。

实现稳定的政治统治也便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最大梦想。

《资治通鉴》描绘了这一战略目标的理想治景：

“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战、诸侯顺附，四类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

这样一种以绝对和谐为特征的“治”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

历代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其“治”都在较好地凸显了这一“太平之象”。

　　显然，这一理想的“治”景内包含了君臣民三者之间一种理想的和谐稳定的政治关系，即从“明君”、 “贤臣”、“顺民”三种理想的政治人格所生发出的忠君礼臣、尊君爱民、敬官恤民的政治关系，正是这种和谐的政治关系构建出了“治”和“安”的社会统治秩序。

　　2.平。

如果说，“治”是古代政治思想的战略目标，那么，“平”可谓古代社会理想的战略目标。

而“治”与“平”二者又是内在相连的。

“平天下”本质上是要使天下在“大同”、“均平”中实现太平。

儒家所描述的“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的“大同”“小康”社会图景，都以“绝对均平”为依归。

这也即是孔子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均”和“安”正是“有国有家者”的追求。

这种以“平”为特征的“大同”“小康”社会模式，充分体现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双重政治价值，即一方面对于庶民百姓来说，均平的社会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稳定和精神上的无纷扰；另一方面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均平的社会模式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安定和社会基础的稳固。

正因如此，“平”也就成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战略目标，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方针原则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核心在于围绕其治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原则，这种根本的战略方针原则即是所谓的治国“纪纲”。

“纪、道也；纲，要也”。

所谓纪纲，就正是长期指导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规范，是达到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