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帅和他的四位夫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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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和他的四位夫人

朱德元帅和他的四位夫人--朱德和夫人萧菊芳、陈玉珍、伍若兰、康克清

更新时间：

（2010年04月18日）

　　朱德：

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四川仪陇人，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佃农家庭。

1909年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

1917年任滇军旅长，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返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

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回国，1927年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并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

1928年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9年与康克清结婚。

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

1931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年10月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中，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萧菊芳：

朱德第一位妻子。

早年曾在昆明师范学堂读书，是一位新派女性，1912年秋天与时年26岁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朱德在昆明结婚，婚后仍然继续求学。

1916年从云南到四川泸州与朱德一起生活，9月生下朱德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朱宝书（又名朱琦）。

1919年6月因病不幸逝世。

　　陈玉珍：

朱德第二位妻子，四川沪州南溪镇人，贤淑、端庄、大方，而且思想进步、有文化，她悉心照料肖菊芳留下的孩子，还主动收集当时的进步文章让朱德阅读，后来朱德远涉重洋，赴欧洲探求革命真理，她独自在家中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伍若兰：

朱德第三位妻子，1903年出生于耒阳金南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是一位美丽大方、文武双全的刚烈女子，1924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

1928年3月参加红军.先后担任过耒阳县妇联主席、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前委工农运动委员妇运科长等职。

从仰慕朱德到爱上朱德、并与朱德一起行军打仗。

1928年2月与朱德结婚。

1929年2月行军途中为掩护朱德和军部脱险负伤被俘，同年2月12日被敌人杀害于赣州市，牺牲时年仅23岁。

康克清：

中国妇女运动卓越领导人，革命家、社会政治活动家。

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

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万安罗塘湾妇女协会常任秘书，万安县巡视员。

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与朱德结婚。

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

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历尽艰辛。

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先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是中共七大代表。

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五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常委，第五、六、七届副主席。

1992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朱德的第二任夫人陈玉珍（2004.08）

萧夫人去世后，时任滇军旅长的爷爷仍带着我父亲驻防泸州。

因军务政务繁忙，这对父子的生活便显得非常艰难。

他的挚友孙炳文看到这种情况后，就把自己的外甥女陈玉珍介绍给了爷爷。

这就是我父亲的养母陈玉珍。

陈奶奶长相端庄，人品贤淑，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过接触，她深深地爱着爷爷，同时也怜爱我的父亲，视我父亲如同己出。

爷爷后来回忆说：

“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

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

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

我们在谈话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

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此后不久，我们便结了婚。

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

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了很漂亮的花圃。

她爱我的孩子，如自己所生一样。

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

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

她没有生小孩，所以，当时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

那几年，爷爷身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并没有和陈奶奶过几天安稳日子。

当时，爷爷和驻四川的一些滇军将领主张联合川、黔军出兵讨伐北洋军阀政府，或者滇军从四川撤回云南，但云南王唐继尧对这两项建议都不接受，他要滇军在四川争地盘，好让他称雄西南。

当爷爷觉悟到这是被军阀利用打仗后，便于1921年初，同滇军将领回师云南驱逐了唐继尧。

他本想在这之后便出国留学，但被同事挽留在云南又干了一年多。

到了1922年3月，唐继尧又阴谋组织旧部打回云南昆明，并向爷爷发出通缉，爷爷便带了一连人马逃出了昆明，辗转于滇北的崇山峻岭，过金沙江、大渡河，又经过雅安、乐山，六十多天后，只身回到南溪家中。

这时，陈奶奶正日夜盼望着爷爷的归来。

爷爷在经历了“悲惨的逃亡”之后，与陈奶奶团聚，尽享了小家庭的温暖，但他仍没放弃出国留学寻找救国之路的愿望。

陈奶奶深知爷爷的志向，也知道爷爷深爱家里老母和幼子，不忍离去。

为了不让爷爷有过多的牵挂，她便一个劲地安慰爷爷说：

“你放心地去吧！

家里的一切我都会照顾好的！

”

爷爷于1922年5月告别陈奶奶，9月从上海乘法国邮船赴欧洲。

当他再从苏联海参崴乘船转道日本回国，已是1926年7月。

这时，爷爷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爷爷回到上海，即由陈独秀派到杨森的川军里做兵运工作，以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爷爷到万县见了杨森，向杨说明了国内大势，要他脱离北洋政府，转向国民革命。

8月，爷爷又抽空回到泸州、南溪，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回南溪家中与妻儿团聚。

他与陈奶奶已分别四年多了，我的父亲朱琦已在陈奶奶的悉心照料下度过了他的童年。

爷爷把陈奶奶和我父亲接到了万县，后来带他们到了武汉，又由武汉到了南昌。

1927年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爷爷才派人把陈奶奶和我父亲送回了四川。

而这一别，竟是十年音信沓无。

那是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十年，爷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顾不了家。

而他又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最大的“匪首”，这必然使家乡的亲人和陈玉珍奶奶受到牵连。

陈奶奶不仅要抚养我的父亲，还要照顾爷爷的两个母亲（生母和养母），可以说是苦难备尝。

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爷爷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才又有了与家人联系的条件。

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华北前线进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奶奶写了分别后的第一封信，信中说：

“别后甚念。

我们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种程度。

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

理书（二哥之子）、尚书（大哥之子）、宝书（朱琦）等在何处？

我两母亲（生母和养母）是否在人间？

……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

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到途中。

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败日本。

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

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

”

陈奶奶接到爷爷的信后，立即从四川给爷爷回了一封信，爷爷接信时已在华北的五台山前线。

当日，爷爷给陈奶奶写了第二封信：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二十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日。

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

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

望调查告知。

庄弟及理书（爷爷二哥之子）、尚书（爷爷大哥之子）、宝书（我父亲）、许明扬（爷爷大姐之子）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

统望调查告知。

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

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

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

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了。

……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

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

手此致复。

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

九月二十七日

1937年11月6日，爷爷又写了一封信给陈奶奶：

玉珍：

由南溪来信数封均收到，悉一切情形，又家中朱礼书来信亦悉。

许明扬近与我见面亦谈及家中情况。

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

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

尚书死去，云生转姓，后事已完，我再不念及。

惟两老母（爷爷的生母和养母）均80，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

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分，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400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

望千万办到。

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10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

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

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29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

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也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

我虽老已52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

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亦不应以大革命时代看我。

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

专此布复。

并望独立。

朱德

　　十一月六号

　　山西昔阳县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爷爷一方面嘱咐陈奶奶变卖南溪家中的书籍财产以接济“尚在饿饭中”的两位老母，一方面嘱咐陈奶奶“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这种坦诚，既包含着爷爷对陈奶奶的信赖，也可以看出陈奶奶是多么明理贤惠的女人。

　　陈玉珍奶奶又苦苦熬过了抗日战争的八年，解放战争的四年。

在期盼中度日，终于盼来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也不可能恢复与陈奶奶的家庭，但爷爷深知陈奶奶对他的感情，对他的贡献、为他做出的牺牲。

爷爷在1950年2月给陈奶奶写了这样一封情深意笃的信，并安慰她“好自为之，自作主张”。

全信如下：

　　玉珍：

　　自别后，你多受惊恐，无日不神飞左右，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

谢谢你。

　　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不是其它。

今日南溪已得到解放，你们是能家居做事的，当无他顾虑，努力从事生产，自能享受余年，亦应努力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更多光荣。

南溪当道，今日当然是我们的同志，无论军政党都是保护你们的，多与他们见面，如果在南昌时一样态度对之，自然使你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你们家中事亦可如此好好解决。

我今年六十又四，食少事繁，身体日弱，个人私情、家事等等，不能不使我置之度外，望你好自为之，自作主张。

来信云，你事繁任重，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

今后如有十分困难时，当托同志照顾一切，如能自立总以自立为是。

你的侄儿女辈，如有革命志愿，家中不依靠他们为生活的，我可介绍培植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

　　祝你的身体好，并祝你的伯母健康。

　　朱德

　　（50年）二月十日夜

　　解放以后，我父亲一直与陈家保持着书信联系，并在五十年代受爷爷之托专门回四川去探望陈玉珍奶奶……

　　想起父亲的养母，我真为爷爷曾得到过这样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感到庆幸，同时也为父亲曾有这样一位养母而感到幸福。

在那样激烈变革动荡的大时代，她嫁给了像爷爷这样投身于时代大潮中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温馨的小家庭的。

可以说，陈奶奶一生都在期待、风险、艰难中度过，她以无限的爱心照料了爷爷的母亲，养育了爷爷的儿子，她为爷爷奉献了一生，也可以说是为中国的时代大变革奉献了一生，她值得我深深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