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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过度投机探析

中国股市过度投机探析

摘要:

中国股票快速发展,在国民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过度投机则对我国股票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抑制过度投机,引导理性对我国股票市场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股票市场已具有了一定规模,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历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之一便是对中国股市的过度投机的批判。

我们研究探讨了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深层次原因,从理论上提出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以期能够在实践中有所借鉴。

    一、投机对股票市场的作用

  投机在牛津词典中的定义是:

以获取价差收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商品、股票等的交易活动。

投机只有在未来的价格走势具有不确定性时才会发生。

当投机者自以为能够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并要变这种预期为资本收益时,便会进行投机交易。

适合投机的主要是在交易所中交易的股票等金产和商品。

投机在股票市场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投机发挥了风险分散和提高市场效率等作用;另一方面,投机也加剧了市场波动和风险。

股市是市场经济金钱游戏中最现实、最讲究实效的场所。

当投资者自以为能够预测未来的价格趋势,并要变这种预期为资本收益时便会进行投机交易。

可以说投机是股市无法回避也是不可能回避的。

股市是风险非常集中的地方,在股票市场中,投资人关心的问题只有两个:

收益和风险。

投资人为追求收益最大化并且回避风险或转嫁风险便会采取投机操作。

但同时市场参与者的频繁投机操作往往会引发股市的剧烈波动,继而增加了投资者的负担和精神压力,导致他们急于兑现隐约出现的一点点增值收益。

这种短线交易的投资行为反过来又加剧了股市的波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二、中国股市过度投机的表现

  投机是所有股票市场的共性。

我们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是过度投机的市场,其依据是:

  

(一)个别交易日暴涨暴跌体现更为显著。

规律表明,上证指数一年内的波动幅度,通常在700点左右。

在美国股市历史上波动最剧烈的1933年和1932年,道琼斯平均指数的波动性也只有%和%,近几十年来很少超过20%,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是经常保持在10%以下,过去8年中国股市的波动性为%,要成倍地高于世界主要股市,甚至大大高于新兴市场。

  个别交易日也同样在中国股市的表现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1996年12月16日开始实行10%的涨跌幅限制之后,股票价格的短期震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对减缓整个股市波动性的作用仍然相对有限。

所有股市都会有最大涨幅日和最大跌幅日,而中国股市的怪异之处在于这些高涨幅日与高跌幅日出现的密集程度和震荡程度。

  

(二)换手率过高,参与资金多以短炒为主。

衡量股市投机性最常用的指针是股市的换手率,即年度交易总额与平均市值总额之比。

换手率越高表明股票的平均交易频率越高,也就是股票的持有期越短。

有关资料表明,中国股市在过去8年中的平均换手率高达500%以上,10倍于发达股市的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每只股票在一年之中被转手交易了5次以上,即每只股票平均持有期只有两个多月。

而在其他主要发达股市中,股票的持有期限平均是在两年左右,新加坡与加拿大股市更是长达3年之久。

  (三)市场基本上以炒作概念为主,绩优股长期遭受冷落,绩差股鸡犬升天,庄家操纵股价现象严重。

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着价格与投资价值严重背离的现象,股价与公司业绩之间几乎没有必要的相关性,劣质企业的股价反而大大高于绩优股的股价。

    三、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原因

  “不做多头,不做空头,只做滑头”,这句古谚从另一侧面折射出我国股市投资者的心理现状。

中国股市如此浓重的投机气氛究竟是谁之罪?

是什么原因促使市场参与者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用投机来面对中国股市?

  

(一)公股流通问题,高悬在市场头上的利剑。

我国股市从设计之初,就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分为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占有2/3比重的国家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

中国股市目前的流通股比重只有%.由于非流通股数量巨大,一直被视为中国股市的心腹之患,洪水猛兽。

政府每一次在国有股减持方面的试探性行为都会在市场掀起轩然大波,引发市场的巨幅下跌。

可以说,公股(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已成为目前我国股市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是导致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根本性原因。

  

(二)工具创新对股市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国股市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创业板的设立。

创业板又称二板,是我国欲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为让那些不符合主板上市条件的中小高科技企业有一个融资的平台。

创业板积极作用得到公认的有以下几点:

(1)改善产业结构;

(2)强化工业基础;(3)增强就业;(4)提高经济竞争力,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业板的设立必将分流主板市场的资金,可以说是对主板市场的一个沉重打击。

二是股指的设立。

股指期货是以某一股票指数作为标的期货合约,从股票现货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

股指期货具有期货的一般功能,如套期保值、价格发现,可以用来对冲现货股票的风险投机、套利、资产配置等。

股指期货的推出,意味着市场盈利模式将出现一些变化,即看跌股票也有盈利的可能,从理论上讲,它使股票市场增添了一个平衡力量,把过去的“单边市”演变为“双边市”。

它对我国股票市场是个利空,因为市场多了一个做空工具。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尚不完善,客观上需要引进股指期货这个避险工具,但《证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要推出股指期货,需要修改相应的法规,因此股指期货在近期内无法推出,但对投资者心理及行为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

  (三)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低下,缺乏成长性,是导致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

股市应该是能够为人们创造财富的,投资本身就应该有两方面的收益,一是上市公司每年分派的红利;一是股价上升带来的资本收益。

但我国上市公司充满了收益或盈利偏低的现象,“一年优,二年平,三年差”好像是我国上市公司走不出的怪圈,据,沪深股市1992年平均业绩是元,到了1997年,便降到元,2001年更是跌幅惊人,只有元。

公司收益偏低导致市场价位偏高。

虽然手段、市场传闻和投机心理等因素可能会在短期内左右股市走向,但决定股票价格的根本因素还是公司的盈利增长,也就是说公司的收益盈利最终必然会直接反映在其股票价格上。

市盈率与价格股权比的分道扬镳暗示着中国股市目前的病灶既在于公司盈利偏低,也在于股票价位过高,但前者的严重性要远大于后者。

因此中国股市的这一特点称为“低盈利公司”或许比“高价位市场”更为准确。

  此外,中国股市的股息收益率要显著低于国际普遍水平。

在当前全球低利率的经济中,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股息率通常会比货币市场基金利率高出1%左右,而中国的股息率只略高于活期存款利率的%,甚至不及三个月短期储蓄利率%的一半。

中国股市中的现金股息实际上只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

股民投资的总额是2万亿,回报率只有千分之几,收益竟然大大低于储蓄收益,毫无疑问,希望得到财富的股民实际上受到了剥削。

在这种环境下,必然导致长线投资的减少,短线投机的增多。

据对中原证券新乡营业部100位股民的随机,81人选择了投机性的波段炒作,只有19人选择了以购买绩优股或投资基金的长线。

 

  (四)政府、监管部门对股市的频繁干预调控,造成的政策性风险,是引发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又一原因。

从技术上讲,由于移动平均线对股价有助长和助跌作用,再加之在股市中人们容易受的影响而形成盲目跟风的“羊群效应”,往往会导致股指和股价单边非理性走势,此时,为抑制风险,就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对市场实施调控。

由于我国股市是新兴资本市场,各种法规、制度还不完善,对股市进行宏观驾驭的经验和技巧还不成熟,十多年来,政府、监管部门对股市调控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或“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在具体操作中难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时常矫枉过正,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不仅如此,由于政策行为的巨大强制性,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客观上使投机行为更为严重。

如果政府对风险的判断产生差异,市场必定会偏离政府调控目标,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

  (五)我国股票市场职能定位出现偏差,更多地体现在为国企脱困服务上。

在此思想下,我国股票市场超常规发展,10年间,股市扩容到一千多家,平均每年100余家,堪称世界股市的“大跃进”,此外,每年还有大量的上市公司进行配股、增发,供求失衡。

据,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整整用了100年时间,平均每年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

虽然美国每年新股票的发行量与发行额从绝对值上讲要大于中国,但从相对值上看却恰恰相反。

美国平均每年新股票的发行总额仅为股市总值的%,但在中国股市却高达%.在通常情况下,新股发行既能吸纳部分外来资本,也会导致现有股市中资本的流失。

但在平衡市或弱市情况下,新股票的过快发行抽离资金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吸引资金的作用,对股市行情也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从我国投资者患有明显的“恐新症”即可窥见一斑,每当新股发行速度加快,股市必跌无疑。

近几年,层为控制股市的节奏,更多地依赖对新股发行节奏的控制上,大多数投资者以此来判断管理层对当前股市的态度并做出相应的操作,引起大盘相应的涨跌波动。

同时,有关专家认为扩容大跃进,过分强调了股市的功能,导致新兴市场阶段过短。

可以说这10年除了政府和国有企业成功地“圈”到了几千亿资金以外,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个市场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回报。

    四、抑制过度投机,引导理性投资

  

(一)调整股市结构,改变我国现有股市一股独大的局面。

调整股市结构起着激活全局的作用,不但将会抑制市场的操纵性与投机性,有利于市场信心的建立,并有助于减轻政府监管的难度和压力,进而促进股市的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在坚持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对流通股股东给予充分合理的“补偿”,在补偿的前提下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思路,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问题。

一是实现全流通。

就目前我国股市来说,流通市值仅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一,由于我国股市还必须不断地做大做强,如果不实行全流通,其结果必然是非流通股的比例越来越高,将来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

全流通可以说是中国股市重拾规范发展之路。

二是多元化对已有的非流通股进行减持。

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和各种方案的不同特点,由公司等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共同协商决定采取哪一种具体方案,如配售、回购、缩股和扩股等股权调整方案;存量发行方案;基金方案;股债转换方案以及包括协议转让、拍卖、新建国有股市场等在内的第二市场方案等。

在具体实践中定价机制必须统一。

以净资产值为基准,再综合考虑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行业发展前景等各种因素确定一个权数,用净资产值来乘以这个权数,进而确定减持价格。

值得欣慰的是管理层在优化我国股市结构方面也试图有所作为,2002年11月4日,中国证监会、部和国家经贸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并对转让中应遵循的原则、外商应符合的条件及报批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此举意味着解除了我国自1995年9月以来实行的“暂不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政策禁令,意味着暂停了多年的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得以重新全面启动,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在制度上的新突破。

  

(二)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

不可否认,我国政府和监管部门为抑制投机,引导理性投资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几年更是不断加大监管力度。

我们认为政府、监管部门还应审时度势,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监管。

  1.完善政府风险防范的制度性功能。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虽已粗具规模,但由于市场发育和政府行为的探索性和渐进性特点,政府风险防范仍然存在制度性缺陷,突出表现在:

缺乏市场避险机制,退市机制不够完善和投资者保障机制不健全、运行不到位等问题。

因此,必须以新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强化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市场风险防范新体系。

  2.规范并改善证券市场资金供给。

防止违规资金人市是防范市场风险的重要环节。

违规资金包括违规入市的信贷资金、证券公司挪用的客户保证金、证券公司对客户的融资、非法外汇等。

这些违规资金对证券市场构成了巨大的风险。

在防止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的同时,还应考虑改善股市资金供给,引入具有高安全性的资金主体。

  3.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对市场主体风险的防范,应立足于对可能导致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因素控制。

要按市场化原则防范市场风险,通过形式将政府的监管和防范风险政策定型化和程序化,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以给市场参与主体和投资者风险把握的预见性。

(2)加强对证券交易禁止行为,是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防范的核心内容。

我国《》、《证券法》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3)强化对中介机构监管。

政府应制定涉及证券业务的师事务所、事务所的法人和个人行为准则,提高处罚等级,赋予规范监管检查和处理的相应权力,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保证中介机构的公正性。

  (三)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的持久、稳定、健康发展是证券市场的基石,改善公司盈利、寻找一条适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股票市场现有的炒作模式至关重要。

上市公司要科学地进行规划和管理,获得核心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以保持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地成长。

同时上市公司的发展目标应与国民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统一。

公司要拥有形成竞争优势所需的优势资产、可增长技能、特殊关系等优势资源。

在知识年代,上市公司应注重对核心能力的识别、培育、巩固与创新,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管理。

上市公司应通过各种努力,彻底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低下的现状,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树立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彻底改变我国股市的投机炒作现象。

  稳定、规范、发展是我国股票市场今后的主基调。

调整股市结构、强化政府监管、改善公司盈利是健全中国股市的三大法宝,只有三者齐头并进才能够推动中国股市跨人一个崭新的时期,最终告别以投机炒作为核心和动力的初级阶段。

我国股票市场才能告别过度投机这一泥淖,迎来理性投资、规范发展的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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