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兰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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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兰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张秀兰徐月宾
摘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其基本依据是，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直接的作用，社会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社会的发展。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是：
（1）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发展”和“转型”迭加的特征，社会问题空前密集，所以需要吸取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制定社会政策的理念；
（2）吸取发展型社会政策关于投资于人力资本是反贫困和提高国家竞争能力的根本措施的理念。
关于在中国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文章就最为重要的，且容易为论者所忽略之处提出三点：
（1）政府要在社会福利中发挥主导作用；
（2）在政策设计中增加对家庭的支持作用；（3）针对老人和儿童实施一些普遍性的社会福利。
关键词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发展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提出，刷新了我们许多旧有的认识，在社会政策理论发展的脉络上具有创新性的贡献。
本文将首先讨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贡献及其主要理念和实践，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探讨其在我国应用的条件和方法。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实践经验
过去的十多年来，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形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泛或丰富了很多。
概括起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始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政策的作用。
传统上，社会政策经常与社会支出（socialspending）或社会负担相提并论，现在则开始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其作用。
这样，对社会政策的概念和作用的理解已经从价值观领域走向了实用或工具性的领域。
（2）将社会政策的功能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
过去，社会政策的功能或目标主要是社会稳定或社会公平，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化形势下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手段联系在一起，如社会政策强调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等。
（3）更注重通过社会政策来影响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
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虽然由于角度的不同，理论界对社会政策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将这一概念界定为市场以外的资源分配机制，而现在则更注重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来影响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结果，如强调“上游干预”和风险预防等。
（4）相应地，社会政策关注的对象也包括了非贫困者。
社会政策所关注的对象不再只限于老弱病残和贫困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也包括了非贫困者，例如，如何帮助普通劳动者实现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平衡正在成为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努力的一个目标。
由于有了这样的变化，过去，社会政策教科书首先要对什么是社会政策进行定义，而现在，要想讲清楚什么不是社会政策，反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上述社会政策的变化就包括了本文要讨论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些核心观念和理论。
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际政治形势等环境的变化，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对发展的重新认识以及全球化的影响。
（一）发展理论与发展型社会政策
发展理论中长期存在的两个现象是：
一是将发展视为经济发展，二是将经济和社会发展分别对待。
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出现了许多新的认识。
首先看对于发展内涵理解的变化。
美国学者沃斯在对过去近60年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梳理之后，提出了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协调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的理论。
沃斯赞同托达罗的发展的含义，即发展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发展是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重组和重新定位的多方面的进程。
沃斯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和三个目标。
三个核心价值包括生活必需品，即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能力；自尊，成为一个人；摆脱奴役，能够选择。
发展的三个目标包括增加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如粮食，房屋，医疗和保护，并扩大分配范围；除了更高的收入外，还包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教育，更重视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要使国家和个人摆脱奴役和依赖，扩大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的选择范围。
可以看出，沃斯的这个诠释，实际上是将社会内容注入于“发展”的含义之中。
可以说，这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概念的新认识。
在发展的目标上，说得最明白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他提出了“资财”的概念，把它视为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
而且把增加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
美国博德公司国家竞争力咨询项目负责人迈克尔·费尔班克斯（MichaelFairbanks）根据阿玛蒂亚·森关于资财的观点，列出了国家的七种资财：
1）自然资源；2）金融资源；3）人造资本（建筑物，基本设施）；4）体制资本；5）知识资源；6）人力资本；7）文化资本：
与创造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
可以看出，在这七种资财中，后四种都不属于经济类而属于社会类。
可以说，对于“发展”内涵作经济与社会的综合理解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总趋势，而且，随着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和发展机制的多元和多层次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这一趋势越来越突出。
而这一趋势又直接反映在国际组织的价值取向中。
近年来，社会发展的问题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重视。
从这些组织的一系列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发展目标从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生产结构的变化、贫困率的下降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凡此，都包含了很多社会发展的目标，或者说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其次看对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变化。
将发展注入社会的内涵，认为发展不仅指经济发展，也包含了社会发展，这在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中是一大进步。
但是，对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还经历了一个过程。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社会发展是外在于经济发展的。
尽管社会发展的概念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即由联合国提出，但它认为社会发展是通过经济和社会规划所体现出来（HardimanandMidgley,1982）的社会结果，因此社会发展的概念仍然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另一种发展。
例如，1970年代以来联合国提出的社会发展主要包括扶贫以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包括1995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以及其后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定义，都将社会发展看成只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事情。
这一认识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关系上的反映，即社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政策的附庸，是负责处理经济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并不被当作经济战略中的一个支撑条件，比如公平所带来的潜在生产力等。
于是，社会政策在实践中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手段性。
传统的对社会政策的理解是社会政策是为了解决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这样就把社会政策当作手段，而放大了经济增长的目标，结果，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增加人类福祉这一点反而模糊了，经济增长实际上有意无意地被当作了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二，附属性。
社会政策一直是被当作经济政策的附属品，被阐述为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社会政策总是被当作平衡经济政策中的一些公平和平等的问题，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补充，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来讨论。
这样，对社会政策的探讨，一直是以经济政策作为一个参照。
第三，修补性。
人们多数时候将经济政策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而将社会政策视为为贫困者提供收入保障的再分配机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发达国家这种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割裂的状况对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很多影响。
例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认为就业是消减贫困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会自动惠及社会成员，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政府的财政主要应该用于支持经济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一直坚持的是“剩余型”的福利框架（HardimanandMidgley,1982）。
随着经济增长，广大社会成员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要求政府作出承诺。
于是，很多国家在“剩余型”和“制度型”之外采取了“递增型（incremental）”的福利框架。
但这种递增型的社会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城市人口的。
结果，很多国家的社会政策出现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模式，城市以递增型为主，农村仍然是剩余型的（Lipton,1977）。
这种二元社会的现象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但事实说明，剩余型福利模式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早先所期望的经济增长自动惠及社会成员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然而，在实践中，不仅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很多经济政策也很难和社会政策分开，比如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公共服务支出既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的范畴；社会安全网是社会政策，但是涉及到预算部分也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
再比如劳动力市场政策、最低工资、就业保障以及政府监管和法律制度等，都是既涉及社会政策也涉及经济政策的范畴。
实际上，二者很难截然分开。
而从发展目标上看，也很难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分离开来，比如经济收入的增长和消减贫困。
因此，无论是从目的上还是从操作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是整合的。
发展型社会政策就集中反映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的整合状态，而将社会政策的目标从微观领域拓展到中观和宏观领域。
第一，在微观领域，从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对个人的福利服务，转为通过提升个人能力、减少不公平和歧视来推进机会的公平。
同时，通过推进特殊群体的参与来促进个人的参与能力。
第二，在中观领域，由于发展的内涵包括制度建设，所以社会政策在中观领域的目标就纳入了制度建设的内涵。
这些制度建设的内容包括促进群体之间的公平。
第三，在宏观领域，关注社会在水平层面的整合以及垂直层面的畅通。
社会发展本身包含着社会公平和公正、社会成员的有效参与，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基本服务（而非需求）权利的保障，和对文化惯例、法律、制度、政策的制度化。
有效参与需要有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在水平层面，也就是不同的部门和利益群体之间的整合与协调，以及垂直层面，也就是参与机制的畅通。
这样，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目标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整合的，很难对于二者作出泾渭分明的区分。
而且，不仅是目标，在操作上也是如此。
例如，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再分配与很多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手段结合起来，从而改变了再分配这种单一机制，其手段还包括劳工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政策）、促进就业的政策（如小额信贷和公共财政政策），甚至税收政策。
此外，创造就业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反映了这一点。
因而，发展不再是先经济后社会，而是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换言之，社会政策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经济政策的依附品。
（二）全球化对传统社会政策的挑战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逐步被人们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趋势需要对社会政策在理念和模式上进行调整。
一般来说，理念的变化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政策的功能和目标等问题的重新理解和定义，而模式的变化则表现为社会福利提供方式的改变。
回顾福利国家的产生、发展及改革历程，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经历了三次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有观念方面的，也表现为政策模式的改变。
第一次变化，政府成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主体。
福利国家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制度，其核心特征是政府取代了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和慈善组织等为主要渠道的社会保护机制而成为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主体。
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剩余型”（residual）向“制度型”（institutional）转变的福利递增的过程。
20世纪30至60年代是福利国家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期间的社会主流思潮是，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公平和低效的，而政府干预则不仅是保证公平、也是克服市场低效的必要手段。
因此，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点不仅有经济和政治理论的支持，更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共识。
在这一时期，福利国家的政府承担了从筹资到递送的全过程，这是其社会政策的主要模式。
第二次变化，私有化改革运动将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心从公平转向了效率，强调经济增长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因素。
然而，无论经济增长对改善人们生活的作用多么重要，只有经济增长是不足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
以OECD国家为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间，OECD国家居民的市场收入差距一直呈现明显扩大的趋势；尽管绝对贫困明显下降，但相对贫困则没有多少缓解，并且相当一部分人仍然面临贫困、失业，处于被社会排斥的状态。
这说明，传统的社会政策存在缺陷。
第三次变化，开始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即发展型社会政策。
90年代中期以来，OECD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儿童教育和服务、针对双职工父母的弹性工作时间和亲职假期以及鼓励单亲父（母）寻找工作等。
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失业率和依靠社会救助的人数显著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这些新的社会政策在OECD国家的文献中被称之为“积极的社会政策”，即本文中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关于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详见下文）。
总之，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策的积极作用被重新认识，社会投资的概念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支持和调整社会政策的理论依据，将社会政策与人的不同生命阶段相结合在很多发达国家被认为是实施积极社会政策的有效手段。
发展型社会政策在西方国家的被接受，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全球化使得人力、资金、物资、信息跨越国界在全球流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与其人力资本及其社会整体环境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密切了。
于是，西方国家开始从社会政策领域寻求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策略。
因为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这就要求社会政策将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作为优先的目标，将人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产进行培植和投资。
因此，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即是通过社会政策来影响个人的竞争力，通过提升个人的竞争能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这样，社会政策就不能停留在传统的缺陷修补上，而是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同时，由于对人进行培育或投资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具有了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内涵。
由此可见，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在全球化的挑战下，发达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
总起来看，从操作上来说，传统的社会政策是将资源用于减轻人们的不幸和困境，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而发展型社会政策则是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那些会使人们陷入不幸或困境的因素，而不是在风险成为事实后再向他们提供生活保障。
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对象不再只是现实的贫困者或不幸人士，而是一种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能力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
因此，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看来，社会政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它对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于人力资本：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理念及策略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简而言之，社会政策是社会投资。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改变了人们通常认为社会政策是一种支出，是为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传统看法。
可以想象，这一突破将刷新我们对于社会政策的许多认识，带来这一领域理论的系统更新。
发展型社会政策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的一个基本依据是，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直接的作用，因而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那么，社会政策如何发挥其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呢？
简单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儿童、支持家庭
投资儿童、支持家庭是体现发展型社会政策人力资本投资理念的核心所在。
帮助儿童和支持家庭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反贫困策略。
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强调对于贫困的“上游干预”。
原因在于，在任何时候，贫困都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消除贫困不仅代价高昂，也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因而，只有预防贫困才能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
在应对贫困和收入差距的问题上，传统的做法不外乎两个：
发展经济和再分配。
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不仅不足以解决诸如贫困和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因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而很多社会问题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
那么，在“下游干预”方面实行再分配，即基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劫富济贫”政策又怎么样呢？
事实上，继续使用这种做法的余地和效果都不是很大。
首先，“劫富”意味着要提高税收，但随着老龄化的进程，无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个人都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保险缴费压力，提高税收将很困难；其次，高税收对投资和工作积极性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最后，贫困一旦形成，基于转移支付的社会救助将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
如果救助水平高，则“福利依赖”、“社会负担”、“鼓励不工作”等福利国家的弊端都有可能成为事实；但如果将救助局限于维持受助者的基本生活，则又很难使其脱离贫困，实现自食其力。
与传统做法不同，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社会政策的功能和目标要与人的生命阶段相对应，使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社会政策的支持。
这是预防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措施。
从现象上看，贫困和收入差距的存在，直接表现为一部分社会成员未能在劳动力市场有效地发挥其角色：
失业或收入低；而失业或收入低的直接原因往往是与健康状况（残疾或疾病）或缺少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等因素相关。
然而，这些现象只是“症状”。
大量研究表明，很多社会问题植根于儿童时期。
人的生命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儿童期、成年期和老年期。
这些不同阶段不仅有不同的需要和问题，而且上一阶段的生活质量对下一阶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或决定作用。
例如，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其受教育机会、学业表现、甚至营养状况等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致使他们进入成年后更易于面临就业困难、失业或者出现健康问题，从而使他们在工作年限经常处于贫困或低收入状态，他们也不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及早安排退休养老的事情而导致老年时期生活困境。
这样，贫困将成为贯穿一生的问题。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保护儿童、改善儿童的成长环境是政府最早致力的社会福利之一。
不仅各种针对儿童的福利计划具有悠久的政策历史，为儿童提供福利也是一个极少受到争议的社会政策。
但是，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中，投资儿童不仅被认为是切断贫困“代际转移”链条的措施，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国家竞争能力的策略。
换言之，投资儿童的目的不只是让儿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是为他们的生命起点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bestpossiblestartinlife）。
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多政策用以保证儿童获得恰当的教育、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家庭环境等，这些都是发展型社会政策投资儿童的重要措施。
另一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还强调对所有家庭的支持。
在西方国家，针对家庭功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与儿童福利一样源远流长。
传统上，针对家庭的福利主要是围绕消除儿童贫困的目的展开的，因为帮助家庭是帮助儿童的最好的办法。
换言之，儿童的需要与家庭的需要是不可分割的，帮助家庭即是帮助儿童，不能帮助家庭就不能有效地帮助儿童。
但传统的家庭政策仍然没有脱离事后救助的局限性，即只为出现了问题的家庭提供帮助。
发展型社会政策则认为所有的家庭都需要帮助，并且更强调从预防的角度为普通的非贫困家庭提供帮助。
这是因为，产生贫困、失业、青少年犯罪以及家庭暴力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不能发挥其正常职能，发展型社会政策就是要预防家庭功能受到影响，而不是在家庭失去正常功能时再给予替代性或补偿性帮助。
近年来，OECD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实施了一系列致力于使父母实现工作与家庭责任平衡的社会政策。
这种取向来自这样的认识：
由于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收入保障，它对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的实现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是，随着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很多家庭中的父母面临既需要工作又需要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其家庭成员的矛盾,甚至形成工作和家庭责任相互干扰的恶性循环：
家庭问题经常会影响人们在工作场所的表现，而工作或经济压力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生活。
因此，近年来不少国家的家庭政策有缓解这类矛盾的内容。
如在英国，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政府鼓励雇主制定有利于职工行使家庭责任的工作安排，如家庭休假制度和弹性工作时间等，这样做既可以使在职者有时间参与家庭照顾工作，也可以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再有，职工家有急事时，可以请假处理家务；如果有新生婴儿或新领养的子女，还可享受三个月的无酬亲职假期（parentalleave）。
事实上，很多为家庭提供支持的服务如日托和家政服务等，通过家务劳动的市场化而使父母实现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平衡，特别是使妇女参加劳动的现实和愿望得到支持或满足。
因此，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会政策的帮助对象不止是特殊人群，而是所有的家庭和个人。
概括起来，如果说传统的“劫富济贫”社会政策是缓解社会问题的“症状”的话，发展型社会政策则是致力于消除产生这些“症状”的根源。
儿童期、工作和家庭是人们生活中的三大基石，发展型社会政策所强调的就是，社会政策要围绕这些方面为人们提供支持，从而切实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加他们的福祉。
第二，围绕就业和工作提供支持
在西方福利国家，为失业者和就业困难的人士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的社会政策同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传统的社会政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社会成员在失去劳动收入或遇到任何不幸时仍然能够过上不失尊严的生活，在具体做法上主要以创造就业机会为主。
发展型社会政策基于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核心观念，更强调提升社会成员的就业能力来促进就业和增加劳动者从市场获得收入的能力。
归根到底，对很多人来说，失业和贫困问题是由于人力资本缺失而被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结果,因而最根本的帮助方法就是使他们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19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就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包括welfare-to-work和welfare-in-work等：
前者是为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服务和福利，而后者则是在受助者就业后给予继续支持的各种福利和服务。
总之，这些社会政策的核心即是帮助和鼓励受助者参加工作。
事实上，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使受助者重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通过工作或市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是“第三条道路”（TheThirdWay）所主张的权利与责任挂钩的实践。
在英国，政府不仅继续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培训和寻找工作，而且，失业者在重新找到工作后，还会继续得到政府的帮助，直到他们能够保住这份工作，并获得恰当的收入。
换言之，社会政策对失业者的支持策略是“扶上马再送一程”，从而彻底避免他们频繁地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或在低工资边缘徘徊。
在美国，长期以来，“只有工作才能解决问题”（Onlyworkworks）一直是人们深信不疑的解决贫困问题的真理。
这一口号最终导致了1996年对实施了61年的AFDC（AidtoFamilieswithDependentChildren）的改革，变成了现行的TANF（TemporaryAssistancetoNeedyFamilies）。
新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要求成年受助者在接受帮助两年后必须进入工作状态（engagedinwork），否则对其的现金帮助即会被减少或取消。
与旧的AFDC的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是，过去，受助者如果被发现在从事一些临时性的有收入的工作，他们的福利将会被取消或减少；而现在，政府会鼓励受助者在接受救助的期限内同时再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而不会取消或减少其福利。
第三，福利多元化与“第三方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
与发展型社会政策将人作为投资对象的理念密切相关的是福利多元化的社会政策供给模式。
19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渐呈多元化的模式。
一方面，这是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导源于美国“财政福利”模式的影响，并由此而引出了福利国家“美国化”的讨论。
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私有化改革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
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NPM）运动在西方国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政府改革运动，其广为传播的“（政府）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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