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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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
说明1：
实行计划经济无非两个问题，第一问题，能否制定出使经济增长的计划，回答是显然的，苏联六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了制定出使经济增长的计划完全是现实的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能否使计划经济下的劳动者保持高度的劳动热情，能否使计划经济下技术革新保持在足够快的速度。
我的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就是解决这第二个问题
说明2：
这篇文章发端是在十年前，后来就丢下了，现在又拾起来修改。
但内容补充增加了许多，因此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尤其是一些概念的定义和建立在定义基础上的分析应该说是可以算新写的了，但真正的核心的思想还是发端于十年前的文章，因此一些思想也散落在其他文章里表达过。
这应该算是我写的所有文章里最重要的一篇了。
别人理解不理解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不过相信就算现在没有人理解，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理解的。
说明3：
文中提到荣辱快乐机制和荣辱机制，或许会人一些人联想到现在所谓八荣八辱。
实际上文章里的荣辱快乐机制和荣辱机制的概念，十年前写这个文章前半部分的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把这个八荣八辱连个影子都没有了。
而且当局所谓八荣八辱不过是丝毫没有理解荣辱机制，毫无作用的空洞口号而已，这只要看明白我文章中的意思就知道了
说明4、我文章中牵涉到社会形态部分，在十年前写的时候，还是老套的五社会形态论，意思和过去教科书上一样。
但现在对此的观念改了（具体看我写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和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一文）。
首先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不存在作为独立社会形态的奴隶社会，其次封建社会本身所指向的历史时期也不是过去官方的说法。
我说一下我这篇文章中的社会形态
一共四种独立稳定的社会形态
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两种过渡类型的社会形态：
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是资待社会
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在中国是夏商和西周，资待社会是指从春秋战国到唐朝，宋明是资萌社会也可以算资本主义早期
说明5，本文写于2008年，博客上有连载，写把文档整体公布在网络上供有需要者下载
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
作者杜车别
引言
世界上最有讽刺意味的或许是，因循守旧的人以革新的面目出现，头脑僵化的人以解放思想的面目出现，保守顽固的人以激进的面目出现。
那些资本主义的信徒，那些打着改革开放招牌，满嘴西方经济学术语的人，恰恰是最愚昧、最僵化、最保守的群体。
他们的思维无法越雷池半步，只能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打转，可是他们相信而且愈来愈相信他们是最有革新意识，头脑最活跃，思想最进步的人。
他们可怜可鄙的地方就在于谈论一些自己都不清楚的概念，然后用这些概念当作法宝去吓唬别人。
他们谈论自私却不知道给自私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他们谈论利益，却不知道利益的本质是什么；他们把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其实是低效率自私算计者和快乐机制停滞者假设）当成圭臬供奉起来，却恰恰连心理学中人类行为动力的基本机制都还没有搞清楚
撕开他们漂亮的画皮，他们的一切观念都是建立在停滞僵化保守的畸形本能之上，他们用层层含糊朦胧的概念，把这个畸形本能包裹起来，遮掩起来，粉饰起来，于是就以为可以瞒尽天下人的耳目。
这些西方经济学的信徒只能想象科技的进步，物质财富的进步，唯独不能想象人本身的进步。
在他们的思维里，人只能是一个固定的常量，想象人本身的进步对他们来说是大逆不道的，违反天条的。
他们整个理论体系，整个信仰世界，都是建立在这个迷信之上。
他们所能设想的最好制度就是顺应这个迷信，巩固这个迷信，从本质上说，他们和最愚昧的宗教徒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这个迷信，他们的理性思维麻痹了，成为彻底无条件服从的奴才了。
如果有人挑战这个迷信，他们就会歇斯底里的咆哮说：
这是妄想把所有人变成圣人，这是极权主义，这是通往奴役之路。
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的思想还远不如中国宋明时期的一系列思想家的观念来得深刻
可笑可叹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人，他们拼命鼓吹的是人从自己的狭隘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这是理论前提，这是公理基础。
可是他们又拼命要别人相信他们自己则是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他们的观点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利益。
于是他们自己就成了自己理论的死角，他们殚精竭虑，苦口婆心要别人相信，只有他们这些特种人，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才是站在整个人类立场，宏观整体上考虑问题的。
至于对中国现在那些还挂着所谓社会主义招牌的御用经济学家樊纲吴敬琏厉以宁于光远之流是更不必有任何指望的。
他们的思想尚不如那些公开挂着资本主义招牌的经济学家深刻,难道能指望他们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么？
对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祝福他们早日进步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水平。
这些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头脑的僵化，思想的形而上学。
他们只会以静止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会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会以孤立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会以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
他们就象一群井底之蛙，无法想象外面的天地是什么样，大海是什么。
对他们来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就象庄子说的“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就象宋玉说的“藩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
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
社会主义说的是快乐机制本身进化，以他们可怜僵化的头脑只能理解成思想境界的提升；社会主义说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实现自私，他们只能理解这就是要求所有人“无限的高尚”；社会主义说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只能理解成是“要求高度统一”。
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能理解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死活理解不了，难比登天。
然而他们还是会充满自信的来批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倒真是资本主义信徒一贯的作风。
他们愚昧程度就象一些古代的野蛮人，画地自守，认为自己生活的范围就是整个世界，包围自己生活环境的山或海就是世界的尽头，越过了这些山，穿过这些海，就会掉入无底深渊，就会跌入地狱。
于是他们的就愚昧的永远死守在这个范围内活动。
他们对新道路的探索，新制度的设想，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害怕，甚至类似迫害狂妄想症一样歇斯底里。
他们不仅自己这么认为，还想法设法的恐吓阻止别人去进入更广阔的世界。
站在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更是不惜直接采用武力手段和经济封锁，扑灭镇压任何对新道路新制度的探索和尝试，比如对苏联的十面围剿，对越南的轰炸屠杀！
他们满嘴的思想自由，但他们最害怕最恼怒的不就是还有人的思想居然和他们这些资本主义信徒不一样，还有人认为应该探索新的道路，尝试新的制度么？
他们千方百计的丑化抹黑对新道路新制度的探索尝试，利用这些探索尝试中必然会出现的缺陷不足甚至罪恶大做文章，说那是通往奴役之路，那是极权社会。
真是佩服这些人的脸皮厚度！
他们的欺骗性、伪善性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资本主义崛起时的贩卖黑奴，贩卖毒品，到处的屠杀掠夺，血腥工厂里的童工，他们大概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对任何新道路新制度的探索尝试，他们恨之入骨。
在他们看来，只有永远躺在资本主义的狗窝里，才是万事大吉。
满嘴挂着自由，人道的虚伪招牌，实际如何？
所谓的自由就是让所有人成为资本主义奴才而已，所谓人道就是如六十年代印尼镇压共产党而屠杀上百万人，就是如美国那样对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屠杀上百万平民。
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现实主义者，是讲求实际的，认为那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丑恶的长久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短期内消灭根本不可能。
一切都是值得宽容的。
而到了进行用新的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探索时，这些人就摇身一变成了理想主义者，纯洁高贵的令人惊讶生畏。
对任何可能的弊病不足都摆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样子。
这些人明知道新制度代替旧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不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痛苦的过程，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曲折挫折，而且旧的丑恶也不会象了施了魔法一样消失，必然会在新的条件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人仍然会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来咒骂新制度。
如果他们的咒骂是为了让新制度更快更好走向成功。
那倒是应该感谢了，然而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其实是完全反对任何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尝试。
如果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四平八稳，一帆风顺，毫无牺牲，大家高兴，一下子变成天堂，那大概他们也是赞成的，可惜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就活该受到咒骂。
鲁迅曾经说“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头便告成功，否则免不了被围攻打倒的命运，不许说话是轻的，更多时候是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意志略微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
。
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鲁迅这段话说的是中国人，但其实是一切僵化守旧者的写照。
中国的是如此，外国的何尝不是如此？
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的舞台已经绵延横亘几千年的时间了。
对于僵化顽固保守的人来说，他们只能理解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只能接受私有制加市场经济。
这就是习惯的力量，固有思维的力量，数千年积累沉淀潜移默化熏陶的力量。
他们不断重复着千年一贯的陈腔滥调，还以自己在表达什么崭新的，高深的，刚刚被他们发现的真理，他们愚昧的认为不断重复的这些滥调的自己是比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更深刻的人。
他们沉浸在自己想到的东西，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创立者却没有能力想到的幻觉中，如同精神胜利法一样飘飘然而不能自拔。
他们最大的法宝就是反问“社会主义那么好，计划经济那么好，为什么苏联解体了”“说计划经济好，为什么不去北朝鲜？
”。
从这点来看他们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僵硬机械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眼里，历史是而且只能是毫无起伏直线式的向前发展。
因为对新制度的探索经历了曲折，经历失败，所以这新制度就肯定是不好的制度，只能被围攻打倒，只有永远躺在旧的制度上才是好的。
应该向他们问如下的问题：
如果我们设想一种新的制度确立，会想它是一帆风顺，从一出现起，就表现出无可辩驳的优越性，就牢固树立起自己的地位，就势如破竹的代替了旧制度呢？
还是会设想，经历许多反复，经历许多曲折，经历种种失败，然后才逐渐完善，逐渐被更多人所理解？
有清醒理智的人自然回答后者，这也是被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的真理，没有哪一种进步是可以一帆风顺，一片坦途，毫无曲折阻碍的实现的。
可是对那些资本主义信徒来说，他们似乎只能设想前者，在他们那个已经被格式化的头脑里似乎只存在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永远躺在旧制度上，另一个就是新制度从一开始就被证明完美无缺，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一个斤头便告成功”。
对于这些狂热宗教徒一样的头脑，还能有什么多说的呢？
幸好世界上事情的是不会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进行。
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起，经历无数次曲折坎坷，一直到现在依然是处于低潮失败之中。
但人类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必然的道路。
这是资本主义信徒再歇斯底里，再皮肉痉挛的咆哮，捶胸顿足的反对都阻挡不了的。
曾经担任过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昂纳克在逝世前有过这么一段话：
“在我生命面对终结之际，我仍坚信民主德国的存在并非白费。
她证明社会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好。
她是一次试验，目前失败了，但是人类从来不因一次失败而不再追寻新的认识和新的道路。
现在应当检讨失败的原因。
当然社会主义失败也是由于我们（我指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犯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
社会主义在德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而且正是由于民主德国的公民象从前的德国人一样，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是由于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
民主德国的历史教训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对于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亿万人民，对于未来世界都会是有益的。
谁曾会民主德国辛勤工作过，谁的一生就不是白白渡过”
相信未来终有一天，所有正直的人都会同意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上镌刻着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包括昂纳克在内的所有前东欧拉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纪念他们作为整个人类新文明先驱者的伟大贡献，没有他们筚路蓝缕的探索，没有他们千辛万苦的实践，没有他们的失败，也就永远不可能有后来者的胜利。
人类会以感激尊敬的心情来纪念他们，来抹去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
我的这篇文章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也是对那些社会主义探索事业鞠躬尽瘁的先驱者献上一点自己的敬意。
当然人微言轻，这篇文章也不指望在改变人的认识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产生多大的效力，只能算略尽微薄之力。
就算只有一个人看了之后，思想有所改变，有所理解，也就算没有白写了
上编基础理论部分
第一节、对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直观粗糙的介绍
为了避免一开始就用繁琐细致的分析，让人厌烦，这里用比较粗糙朴素的形式来对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做一个笼统简单的介绍阐述。
这里的阐述目的只是让人先有一个大概笼统的直观印象，所以叙述分析都并非建立在严格定义的基础上，许多概念都会显得朦胧含糊。
在后面部分，我们会对所有牵涉到概念尤其是生产积极性的概念，给出相对严格的定义，并在定义的基础上进行更细致更透彻的分析。
一、生产积极性变革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许多人把这话当作宝贝，说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贡献。
其实这句话只能说明邓对马列主义似懂非懂，对社会主义毫无认识。
解放生产力是个相对概念，我们完全可以说封建制度也是解放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解放生产力。
封建制度的解放生产力是相对于原始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是相对于封建制度而言。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只能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
单独笼统的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毫无意义可言。
大约邓以为只要能够相对于原本贫穷的中国来解放生产力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了吧，这样得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当然是极其肤浅的。
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斯大林的两段话。
斯大林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能打破和战胜封建制度呢？
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更加富足。
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
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富足起来”
“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
两相对照一下可以看出，仅从理论水平上，邓小平和斯大林之间的差距判若云泥！
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我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的解放生产力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的，否则就算不上是社会主义！
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确定社会主义的一个客观标准。
只有当我们的生产力以资本主义制度下望尘莫及的速度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时，只有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以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企及的速度增长时，才算真正建成了社会主义。
斯大林说的是够清楚了，但为什么现实情形却与之大相径庭？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到资本主义复辟前的苏联和东欧，不要说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即使是相提并论也谈不到，不要说比资本主义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即使是给予一样多的产品也是了不起了。
至于中国更是提都不必提，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所有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中也一直是属于最落后的一类，即使是现在，从人均生活水平，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来说，也远落后于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东欧。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重大挫折和失败是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
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然我们可以听到一种流行一时的论调，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种下的恶果，都是由于斯大林创立的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才有后来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失败。
在这些人看来，大约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社会主义已经走向胜利，由此可见斯大林之罪大恶极了。
这种说法当然是极其荒谬的，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科技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文化知识的普及推广速度仍旧是全世界最快的。
至于斯大林死后的三个主要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是反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是反斯大林的（勃本来就是赫鲁晓夫跟班起家），戈尔巴乔夫更是反斯大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把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责任推给斯大林，有些人的逻辑的确是格外古怪点了。
飞机远比汽车优越这是谁都明白的，但是如果驾驶飞机的是个只会开汽车的司机，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局面。
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从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等，没有一个是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的。
有这些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的人来领导进行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社会主义不垮台不失败才是咄咄怪事。
现在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坚持斯大林主义所造成的，恰恰是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所造成的结果。
之所以说这些人不理解社会主义，最根本最核心的一点是，或者这些人意识不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资本主义相比必须有革命性的转变；或者是即便意识到这一点，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创造条件来实现这种转变，甚至是采取南辕北辙的政策。
于是我们在过去出版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庸俗糊涂自相矛盾的观点：
一面大谈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存在着根本一致的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却连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更不必说什么一致不一致了），另一面又大谈着所谓物质利益原则所谓竞争的必要性。
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开始就极其明确地提出要用完全新型的生产积极性代替资本主义劳动者那种斤斤计较，在竞争的恐惧中挤压出来的生产积极性。
而且他们也都明确指出，改造生产积极性的过程是不可能自然而然，自发完成的。
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而社会主义就是要同这种最可怕的势力做最坚决也是最艰苦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
但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却是与之截然不同的，邓小平有一段话说：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另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说“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用哪种形式”
生产关系，他知道是不能固定不变的（事实上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代替许多人认为可以固定不变万世长存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生产积极性，在他看来就成了只能固定不变的。
少数不能变成多数，短时间不能变成长时间，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和头脑僵化。
他表面上也承认社会主义应该解放生产力，应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拉动生产率，实际上完全把这一点架空成虚无飘渺的神话！
难道不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根本性的进步，不激发出劳动者高度自觉的热情，就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
真是痴人说梦！
莫非他以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
再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目标必然是使人们过上高度富裕的生活，共产主义自然更是生活水平提高到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但是富裕的生活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一些人来说，富裕的生活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让自己精神和体力上更全面更充分的发展，从而更好的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作出更丰富有效的成果；而对那些靠着物质利益的刺激，靠着竞争的鞭策才能进行劳动的人来说。
富裕的生活的只能使他们的欲望本能恶性膨胀，变得荒淫奢侈，产生种种变态畸形，使自己更加空虚，精神和体力更加退化。
如果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不使人的生产积极性有本质性的进步，不使创造性劳动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一需要，那么即使我们能达到共产主义那样高度富裕的社会，那也不过是宣布人类进入一个全面腐烂全面退化走向消亡的时代而已！
当然有些人也是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要把劳动作为自己的第一需要，不过在他们看来，那是共产主义的事情，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毕竟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是不会把劳动作为自己的第一需要的。
然而莫非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真的存在这样一条明确分隔的界限，昨天大多数人还是把物质享受当作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
今天，一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于是所有人就把创造性劳动作为第一需要。
这可能吗？
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不每时每刻致力于改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不断进步。
那么不仅共产主义无法实现，而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无从发挥，社会主义必然失败！
正因为邓小平等人根本没有理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资本主义相比有本质性的进步。
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系列极其糊涂的思想。
他们对计划经济大肆攻击，对按劳分配的作用糊涂不清。
对竞争和竞赛的区别漠不关心。
他们一想起斯大林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指责这种体制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他们根本无视，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
他们也根本不去考虑斯大林所说的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涨和劳动热情，就不可能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
为什么呢？
我想最关键的就是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旧的生产积极性，而没有新的生产积极性。
他们的思想极度僵化，在他们看来，生产积极性是不可动摇，不能改变的，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在他们看来，技术可以进步，经济可以发展，社会可以变迁，但唯独人本身不能进步，只能是一个常量，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他们看不到在斯大林的政策里包含着一种全新的东西，在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里找不到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得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发生革命性变革，产生了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涨和劳动热情。
在列宁斯大林看来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东西，对邓小平这样的人来说，却是极难理解的，简直难比登天。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之所以会出现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只有列宁斯大林这样少数人才真正理解社会主义。
而大批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缺乏真正的理解。
也是任何新事物要战胜旧事物的过程都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曲折性复杂性的必然体现。
二、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积极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1、两对矛盾之间的区别
邓小平等人往往把生产关系同生产积极性之间的矛盾混淆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在他们看来，由于生产关系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了，需要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从而解决这个矛盾。
他们的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生产关系与生产积极性的矛盾完全是两回事。
举一个最简单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早就出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以一次又一次出现了经济危机，但是在他们那里，生产力与生产积极性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显然这个矛盾是不存在的！
因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始终是配合得相当好的，由于有着残酷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竞争，所以大部分人都会竭尽全力去工作劳动，以免在竞争中找到被排挤失败而陷入羞辱的境地中。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可以提出一个论断，那就是生产关系永远只能落后于或适应于生产力，谈论生产关系领先于或超前于生产力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因为生产力永远是最革命，最进步的因素，它永远走在最前面，现实存在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领先超前于生产力的。
要么这样的生产关系根本就不能构建起来。
如果能构建起来，那最多只能适应于生产力。
比如说在一个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尚不足以同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发生矛盾。
这时如果能在这个国家构建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那么会不会出现生产关系领先超前于生产力的情况呢？
答案是不会的，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构建起来，那么就不会领先超前于生产力，只能是适应生产力。
当一个社会制度刚刚出现，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它的生产关系总是适应于生产力的。
如果这时候也有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积极性，那么生产力就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力就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且这个矛盾日益尖锐，生产力发展速度也越来越慢。
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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