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当代资本主义腐朽性凸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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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当代资本主义腐朽性凸显
当代资本主义腐朽性凸显、矛盾日益激化
2007年7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面对这场严重的经济灾难，许多人都在反思：
为什么一贯吹嘘其“经济制度健全”，并据此动辄对他国的经济体制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美国，成为这场严重经济灾难的制造者？
由于立足点不同，答案自然不同。
我们认为，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
一、当代资本主义已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
美国这场严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为什么会发生？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同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这两对矛盾所决定的。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于这场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作上述归纳当然是不错的。
但深入研究，就感到这种解读似乎还不够。
这是因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演变，较之《资本论》所分析、研究的资本主义，已具有了诸多新特点。
就危机本身而言，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或重要不同点。
其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始发于工业生产领域；而此次危机从一开始就具有金融危机的性质。
其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从一开始便鲜明地暴露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而此次危机尽管仍同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有很大关联，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同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即金融自由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其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受重创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不发达国家所受影响并不严重；而这次危机，虽肇始于美国，但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无一幸免。
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所具有的上述三个显著特征，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在运行形式上显示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
但凯恩斯主义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即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
所谓“滞胀”，就是高失业、经济停滞或低增长与高通胀同时存在。
比如，美国的失业率最高达9.1%（1975年），英国甚至高达13.4%（1982年），整个“经合组织”失业人数达到3050万人。
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1975—1979年，美、英、法、德、意大利及日本等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6%，比60年代6.6%的增幅下降60%多。
与此同时，物价却飞涨，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60年代为3.7%，1970—1974年年均上涨率为7.9%，1975—1979年高达10.1%。
一般而言，经济停滞或萎缩、高失业、高通胀等现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交替出现的现象，前二者多发生在经济周期的萧条——危机阶段，高通胀多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
此次出现的经济停滞、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所谓“两高一低”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
深入剖析20世纪70年代滞胀期间“两高一低”同时存在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导致这场长达10年“滞胀”危机的重要的直接原因。
二战之后，经过50年代、60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资本利润率也趋于下降，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疲软；为维持较高资本利润率，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扭曲市场法则，强行推高物价；驱动经济复苏的另一只轮子——社会消费，因为劳动者大量失业及高通胀而持续低迷。
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两高一低”的“滞胀”隧道中挣扎、爬行。
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滞胀”的发生，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所致。
他们在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大肆鼓吹他们一贯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国共和党里根和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先后上台执政，将凯恩斯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把新自由主义捧上了美英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出了“滞胀”危机的漫长隧道。
人类社会在经历长达近10年的“滞胀”危机劫难过程中，催生了对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颇具影响力的三件大事：
一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
二是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美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至上世纪90年代初，以“华盛顿共识”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最终蜕变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
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自由化”，加上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既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则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提供了最重要的杠杆或平台。
这三者的媾和，成为拉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三驾马车”。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三驾马车”的拉动下，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不断加剧资本向大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中的趋势。
以美国为例，资产超过50亿美元的工业大公司，1955年只有8家，到1970年增加到22家，到1980年更增至52家。
在“滞胀”后期，资本聚集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银行资本也在加速集中，不仅大银行兼并中小银行，还出现强强合并，产生了一批空前巨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
到1977年，美国最大的50家商业银行资产达6684亿美元，存款为5212亿美元，分别占全美国1万多家大小银行总资产的56.8%和总存款的55%。
其中，美洲银行、第一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制造商汉诺威信托银行、摩根保证信托银行等5家最大银行的资产和存款量，分别为3224亿美元和2464亿美元，占5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和总存款的比重均超过42%；而雄居首位的美洲银行，拥有资产949亿美元和存款758亿美元，占5家最大银行资产和存款总量的30%左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大大加快。
在“滞胀”期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长期萎缩低迷，固定资产投资不振，迫使金融寡头把闲置的、过剩的金融资本输往国外，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致使美国跨国银行在海外的势力迅速增强。
1954年，2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99家银行控制的国外分行共1200家，美国占10%；到1977年，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共在海外设分支机构3000家左右，美国占37%，所占比重增长近2倍，分支机构数由120家左右增至1100余家，增长近10倍；1979年美国在海外投资新建和合并企业资产总额中，银行所占比重为43.3%，比制造业的资产额要高出2倍多。
美国的许多大商业银行都是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发展成为庞大的跨国银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在70年代的“滞胀”期间加速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英国等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跨国公司获空前扩张，至20世纪末，全球跨国母公司已多达6万余家，它们控制的海外分支机构有50多万家。
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由此可见，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超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把全世界作为其运作的舞台。
这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
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加速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不仅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主要矛盾。
从美国近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来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已逐步呈现出了同国家垄断资本既有某种联系、继承，又有显著差别的若干基本特征。
1.经济加速金融化
金融资本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
经济金融化集中表现在：
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由于实体经济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面对激烈竞争，实体经济企业不得不通过并购等手段“做大”自己。
而实体经济企业要完成“并购”行为，必须向银行贷款融资。
金融资本垄断寡头正是利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血液和命脉的特殊地位，逐步实现了对实体经济企业的操控，并越来越多地占有实体经济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
据美国学者统计，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则为534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金融行业“创造”了美国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40%左右。
而在40年前，即20世纪60年代金融行业所“创造”的利润不到国内所有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的2%。
仅仅40年，这一比重就增长了19倍。
2.金融虚拟化、泡沫化
资本的本性就是在循环中尽快增值。
既然无需经过实体经济生产运作、仅仅通过货币自身循环就能生出更多的货币，加上美国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导致大量的社会资本涌入金融领域。
据有关统计，20世纪50—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1980—2007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
不仅如此，近一二十年来，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在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90年代，这一比例已接近90%。
3.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
现代金融是经济的中心，是一个经济体的血液和命脉。
金融产品作为商品交换结算工具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作为资产储备或转移资金、安排资产风险结构等的资本市场工具，它必须在国家计划的调控下，在国家有关法律的框架内，在国家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流动，以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
随着现代金融衍生产品的增多和金融产品的虚拟化，其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现代金融产品同当代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结合之后，其流动之迅速、流动量之大，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力之大，常常出乎人们的想象。
对此，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美国执政当局心里十分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为实现其尽快增值的目标，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满足于仅仅主宰美国经济，而且要掌控整个世界经济，实现“全球一体化”即“美国化”。
其重要杠杆之一，就是“金融自由化”。
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加大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力度，要求各国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1990年出笼的“华盛顿共识”，明确要求“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这一切的要害在于，削弱他国的经济主权、金融主权，为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自由进出他国“圈钱”、进而控制他国经济扫清道路。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推行“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美国当局历来实行双重标准，他们鼓吹的“金融自由化”，仅适用于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
如果其他国家的资本进入美国市场，将会遇到法律的甚至行政的种种壁垒，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审查，甚至被拒之门外。
近几十年来，美国当局在维护其“国家安全”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或发布行政条例，对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进入美国进行严格限制和严密金融监管，其法律的或行政法规的条款多达1000余条。
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第二个含义是主张金融运作自由化，取消金融运作中必不可少的监管环节。
监管环节的缺失，使在货币循环中运用欺诈手段“圈钱”的金融巨鳄获得空前“解放”，金融衍生产品大多被毒化，成了美国产另类“摇头丸”。
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充满欺诈的金融、资本市场上演的一幕幕“圈钱”大比拼过程中，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级欺诈骗子。
甚至连号称美国金融市场看门人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在美国的充满尔虞我诈的金融大染缸里，也同金融巨鳄们沆瀣一气，将大批“有毒债券”贴上“优质”或“3A”标记去坑蒙全球投资者。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的经典注释。
4.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化。
仅仅是美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一个方面。
美国经济畸形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实体经济逐步萎缩、国民经济空心化。
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仅为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2006年仅为2.7%，投资额仅相当于GDP的2.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服务性行业（主要是金融行业），已占GDP的70%左右，在实体经济领域，除军事工业仍为全球之冠外，其余仅石油、IT、房产、汽车、飞机制造以及农业等产业还能称雄于全世界。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房地产因泡沫破灭而一蹶不振，汽车行业又遭重创，克莱斯勒、通用、福特三大汽车巨头因汽车销量骤降、经营出现巨额亏损。
至此，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稍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产业已经所剩无几。
5.在所谓“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
以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灵魂的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榨取尽可能多劳动者血汗服务的。
新自由主义所谓的“效率优先”，本质是“资本增值效率优先”。
满足资本尽快增值的“效率”，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以广大劳动者的日益贫困为代价的。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素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在增加，但美国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
1971年美国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每小时工资下降到10美元，降幅达43%。
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工人的实际工资降幅更大。
正是在所谓“效率优先”政策的主导下，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
1扩大到了357：
1。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中，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的财富增加了7倍。
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6年翻了一番；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从25800美元增至26350美元，仅增长550美元，6年仅增2%。
美国政客及一些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
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骗局。
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就是他们所谓“效率优先”所构建的今日美国之社会现实。
6.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
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物资供给具有无限制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因资本盘剥加重使得广大劳动者的贫困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导致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攫取主导地位之后，仅仅从生产资本那里分割更大一块“企业剩余”已无法满足其欲望，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圈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殿堂。
股票、股市以及各种基金逐步与经济基本面脱钩，蜕变成了高杠杆运作以“圈钱”的大赌场。
债券，对于国际金融寡头来说成了资本市场上可以“一箭三雕”的新宠：
一是鼓动借贷消费可暂时缓解因劳动大众贫困加深、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二是可从借贷消费的劳动大众身上进行再次榨取；三是通过将各种债券（包括坏账、死账债券）包装成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对美国乃至全球投资者进行坑蒙诈骗。
正是在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主导、推动之下，近一二十年来，在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负债经济模式”：
普通民众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
有学者据此责难美国人是超前消费，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美国民众靠借贷消费，不过是为了维持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有关资料，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983年为75%左右，2000年上升为125%；美国家庭债务占其税后收入的比重，1980年为60%，2000年上升为110%。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所以，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2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
这还不包含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1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
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
不仅美国广大民众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美国企业甚至政府也靠举债维持经营或运转。
2007年美国国债余额为10.35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布什政府推出8500亿美元救市国债计划，为此国会不得不将国债上限提高至11.3万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又推出7870亿美元国债救市计划，国会又不得不为此将国债上限提高到12.1万亿美元。
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会保障欠账等内债加在一起，2009年美国的债务余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
以上6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运行中的基本表现。
它反映在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在进一步发展。
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无政府状态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制扩大的趋势同劳动大众相对贫困导致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这一切表明，爆发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何秉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研究员 原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
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全面认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等方面分析，才能科学认识它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探索科学的应对方法。
一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就不断出现，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使危机的形式有所变化，危机的程度有所缓和而已。
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按照流通领域中的事件，如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倒闭等来确定危机的开始，回避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原因。
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看来，生产领域中的事件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周期性重复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必然崩溃的本质原因，都是生产的社会性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使生产者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主义市场便不可能按照资本增殖其价值的需求来扩大容量。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对于研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仍具有适用性。
虽然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却在生产领域。
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社会中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是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
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
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
作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它只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
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但他们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是不经波折的持续增长，而会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揭示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本质原因，又重视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下诸如固定资本更新等体制、技术层面的一般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整个经济结构中某些部分对其余部分的影响，并意识到了局部或部门的危机、波动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
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要实现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涉及的两大部类平衡问题。
这种平衡既包括使用价值的方面，也包括价值的方面；既有相对稳定的简单再生产分析，也有比较复杂的动态的扩大再生产分析。
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在社会再生产中，两大部类间若不能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就无法在扩大的规模上顺利进行，就会产生大的波动和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的力量日益增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正是凭借于此，美国在国内事务和世界事务中的获利能力和支配地位日益提高。
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弱点和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像一柄双刃剑，在推进美国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也促使这一经济体和世界经济产生新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再生产的平衡关系变得不可持续。
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研究金融危机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不研究体制、技术层面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把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体制、技术层面原因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可以更紧密地把社会再生产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联系起来，更清楚地说明实体经济对于虚拟经济的基础作用。
虚拟资本积累对于实体资本积累的效率有着巨大影响，它在适应实体资本积累时，可以使市场交易更加方便，从而加速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但它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是不能脱离实体资本积累而单独发展的。
否则，不仅不能促进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
因此，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工具创新，使虚拟资本的积累服务于实体资本的积累，保持社会再生产各产业之间的动态平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
三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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