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大形成性系统测评金融学第三次作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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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大形成性系统测评金融学第三次作业
第三次任务、
一、论述题（共1道试题，共100分。
）
【案例分析】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论
进入21世纪，中国为了应对入世承诺，以引入外资战略合作者的方式对银行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却因此引发了“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议。
其背景如下：
2001年，汇丰银行以每股2.49元人民币入股上海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五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200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并拥有了19.9%股份。
交通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2005年上半年净利润为46.05亿元人民币。
按此估计，汇丰银行2005年就可从交通银行创造的利润中分得20亿元人民币左右，5年左右就可收回在交行的投资,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永久控制权。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引资更是激发了这一争论，成为“银行贱卖论”的主要导火索：
2004年交通银行引进汇丰银行，获得86%的资产溢价；2005年建行股权转让却仅获得17%的净资产溢价，中行获得的溢价更低，只有10%，而对工行的股权转让也只有15%的溢价预期。
在首次公开发行之前，建行以每股1.15元左右的价格售予美国银行和淡马锡，仅建行公众招股价每股2.35元的一半；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控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了中国银行10%的股份,美国银行和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分别以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持有建设银行9％和5.1％的股份；高盛、安联和运通三家战略投资者组成的财团将以36亿美元左右的价格购入工行10%的股份。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经济行为，“银行贱卖”论被激化。
考核目的：
案例分析是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方法与思路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上面的案例分析，既可以加深学生对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的深层理解与把握，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巧，扩大知识面，提高学习兴趣；也有利于同学们深入了解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内涵，增强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路径与方法的理解，加深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要求：
（1）认真研读上面给出的“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论”材料和教材第7～9章的内容，写一份案例分析材料，对上述争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并“自圆其说”。
（2）分析材料应完整、准确阐述案例中涉及的基本原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此类问题的思路或建议。
（3）字数不少于600字。
解题思路：
（1）清楚我国银行改革为何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
我国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
（2）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水平角度分析；
（3）解释何谓“贱卖”？
可自己给出一个定义，然后依据这一定义进行解析；
（4）从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绩效比较方面也可有所分析；
（5）可以结合建行、中行等上市银行目前的状况深入讨论。
答案：
最近一个时期，有关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问题的争论在金融界格外引人关注。
针对交行、建行将股权以较低廉的价格卖给境外战略投资者及境外投资者的做法，有人提出了国有银行"贱卖论"的观点，并很快得到了市场上的呼应。
而正是伴随着这种"贱卖论"观点的流传开来，一些银行业的领导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贱卖论"，如果不对"贱卖论"加以反驳而默认"贱卖论"的话，那么，"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显然是这些领导们所扛不起的。
就在这场国有银行"贱卖论"与"非贱卖论"之争相持不下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站了出来，义正词严地说道：
别再忽悠"贱卖论"了。
吴敬琏直截了当地表示：
"我没有看出能说明贱卖的理由"，"同时要警惕那些鼓噪'贱卖论'的人"。
作为个人认识来说，目前在港上市的交行与建行发行价不高却是一个事实。
就交行与建行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处的地位而言，目前在A股市场上市的5家银行显然不能与其相比，甚至不能望其颈背。
但A股市场上5只银行股的发行价格远远超出在港上市的交行与建行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999年浦发银行A股的发行价格高达每股10元；2000年民生银行A股的发行价格高达每股11.8元；2002年招商银行的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7.3元；2003年华夏银行的A股发行价格为每股5.6元；而深发展最近一次融资发生在2000年11月，每10股配3股，每股配股价为8元。
而交行与建行在港上市的H股的发行价格却分别只有2.5港元/股与2.35港元/股。
因此，交行与建行H股的发行价格与国内市场5家银行股的发行价格相比，明显是被低估了的，更何况这两家银行所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所购买的股票价格甚至比其H股的发行价还低出许多呢？
因此，有人认为其被"贱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实际上，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问题，我们从国外投资者所获得的高回报中也可以找到答案。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笔者在此引用今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报》刊发的由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余云辉博士、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骆德明博士合写的《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
》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外资入股参股中国的金融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
交通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则亏损19.05亿元人民币；税前利润68.8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3.5%。
按此估计，汇丰银行今年就可从交通银行创造的利润中分得20亿元人民币左右，5年左右就可收回在交行的投资，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永久控制权。
汇丰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交通银行怎么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46亿元的金凤凰了呢?
难道是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点石成金的特异功能吗?
当然不是!
那是上市之前刻意的财务安排。
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以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
交通银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涨了近30%。
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按市净率定价时根本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导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
一方面是发行价格的低估，另一方面是外资回报的丰厚，面对这样的事实，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相信人们的心中自有自己的答案。
当然，为了避免自己成了吴敬琏老先生所说的那种"'贱卖论'的忽悠者"，所以，在这里，笔者并不想纠缠于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问题，而是要谈论另外一个问题，即"非贱卖论"之悖论。
交行与建行H股的发行价远远低于国内A股市场5只银行股的发行价格。
按照"非贱卖论"的说法，交行与建行不存在贱卖的问题，那么，换而言之，就是国内A股市场上5只银行股的发行价定高了，发贵了。
我想，作为这个观点，"非贱卖论者"是应该同意的。
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由于股权分置的原因，A股市场上5只银行股也确实是发贵了，严重地损害了A股投资者的利益。
所以，这才有了时下的股权分置改革事宜，有了股改中非流通股股东给予流通股股东的对价补偿。
应该说，这种做法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特别是赞同国有银行"非贱卖论"观点的吴敬琏老先生，更应该是对股改中这种给予对价的做法持肯定态度的。
但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今年7月下旬，吴老在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却大谈什么"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正"，不赞成股改中给予流通股股东对价的做法。
为此，吴老甚至不顾股改事实，说什么"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东，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他们当然可以要求更多的补偿。
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是不是公正的呢？
目前方案通不通过决定权完全在流通股东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
但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
"一方面是面对交行、建行H股远远低于国内A股市场银行股的发行价格，吴敬琏老先生不认为这是"贱卖"；另一方面，面对当前股改中对价支付的做法，吴敬琏老先生又认为此举"不公正"。
换句话来说，卖给外资，交行、建行H股卖得再便宜也不要紧；卖给国内投资者，A股卖得再贵都可以，股改中给予补偿就不行。
在国有银行贱卖争论呈现白热化的时候，又一位金融高官公开驳斥了“贱卖论”。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并不存在贱卖的情况。
他肯定了引进外资银行的重要性，表示银监会始终积极鼓励吸引合格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中资银行改革重组。
刘明康认为，在入股价格方面要考虑到外国投资者的风险成本，而从目前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的价位来看，都高于账面净值，所以并不存在贱卖的情况。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明确地反驳了“贱卖论”。
贱卖质疑声浪始于两篇文章。
一家报纸10月25日刊登的余云辉和骆德明的文章《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
》，此外有杂志也刊登了一篇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的报道。
担任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的余云辉认为，国内金融企业在“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这将会带给中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
”两篇文章认为，国有银行股权被贱卖了，银行业大规模引进外资将威胁到中国的金融安全。
当时正值建设银行在香港公开募股，文章激起了广泛争论。
一种流行的观点称，国家为建行上市而进行的财务重组花了4600亿元，达到了较好财务状况，却把部分成果让给了别人，是“肥水外流”。
周小川反驳说，建行财务重组的代价与这一评论相距甚远。
他认为，建行这次重组中将可疑类资产剥离并以模拟市场价格出售，道理上不存在政府补助。
但由于我国资产处置市场深度不够，定价能力弱，在估值批发与零售中产生的价差应视为本次财务重组的成本。
刘明康说，建行的招股价位从国际市场上讲都是非常成功的。
他分析说，建行发行价是每股2.35港元，市净率（股价除以每股净资产的比值）为1.96倍，是2000年以来亚太新兴市场所有银行上市股值当中比较高的，已经接近香港大型的上市银行交易价的水平，甚至超过了某些欧美银行的价格水准。
上市后30天到60天是对定价水平的科学反映。
从后市价格表现来看，建行的股价在上个星期已经稳定地上升到2.55港元，比IPO价格上升了8.5％。
后市的表现如果超过IPO价格30％的话，那说明定价偏低。
“建行的表现非常稳健，提升了8.5％，这就是一个明证。
”刘明康说。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争论使得引入战略投资者更加谨慎。
11月初，银监会首次公开战略投资者遴选的五项标准，淡马锡投资中行一事搁浅。
因为淡马锡之前已经投资民生银行和建设银行，再投资中行将超出上限。
刘明康也证实，中行和淡马锡还在就入股一事进行讨论。
其实不论是“贱卖论”还是“威胁论”，其根本观点建立在对金融业“以开放推动改革”这一路径的怀疑上。
周小川对此回应说，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选择“股份制改革和发行上市”的改革路径,是经过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选中的。
主要是参照了国有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的成功改革经验。
刘明康强调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
他说，国有银行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国有独资的单一性，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只有在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才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去买单。
战略投资者可以实现机制和体制的创新，促进商业银行营运的基础条件发生根本的变化，通过合作还能迅速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
银监会也在5日提供的材料中表示，中资银行在改革重组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目的不在于“引资”而是“引智”，即学习和引进国际发达市场的银行先进服务理念、管理经验以及产品开发与维护的技术。
引进合格的战略投资者绝非迫于资本充足率达标压力。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5年10月末，已有22家境外投资者入股17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
刘明康说，银监会始终积极鼓励吸引合格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中资银行改革重组，并通过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为外资参股创造有利的监管环境。
近期,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话题渐渐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争论起源于对四大国有银行争相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质疑,但试图将国有银行改革引向更深层次讨论的质疑,其目的至今还没有实现。
因为改革的支持者已然将“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大帽子”扣在了质疑者的头上,这是他们所承受不起的,也是任何人都承受不起的。
因为“对外开放”是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做出的最英明、最正确的决策,反对“改革开放”岂不等同于反对党中央决策,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质疑者群体自然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再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已经通过了全国人大的审议,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作外中国入世协议的一部分已经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岂不在某种程度上触犯了法律的权威。
这也许是质疑者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给这场争论下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有用”以及“是否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只有历史才能证明。
但就目前的情势来看,争论本身已经能够反映一些问题了。
争论的激烈程度表明了公众对国有银行改革无比关心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主导国有银行改革的银行业精英们,对会否重演2004年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后果表现出了惊人的担心。
公众的关心和银行业精英的担心,最终以媒体间争论的形式充分地表现出来。
但据笔者观察,时至今日,问题的焦点却仍然过多地集中在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问题上。
如果争论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那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认知能力在事实上退化了。
2004年由郎咸平挑起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热闹场面。
可是在过了一年多的今天,对于国企产权改革,仍然有很多人将此问题局限在国企该不该进行产权改革,以及国企与民企哪一个更有效率的争执上。
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些人并未真正读懂争论的实质,即秦晖所说的改革的程序正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澄清。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27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应不应该改革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
公众是否应该享有改革决策的充分知情权和参与权才是问题的本质。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争论仍然停留在是否贱卖的层面上,那只能说,2004年的那场争论,除了导致国有企业MBO被表面上叫停之外,中国的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产的价格是由资产在未来所能够产生的盈利来决定的,因此其定价是基于对资产质量信息的充分认知基础之上的。
如果我们连最起码的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信息都不清楚,那我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否被贱卖？
但是,这个过错责任绝不在于公众,而在于我们一直都十分相信的政府银行家。
因为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所能接受的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信息是极度混乱和有限的,或者政府银行家们自己也不确切地了解国有银行资产质量准确信息。
不妨以最基本的用于判断银行资产质量的呆坏账比率为例。
政府银行家们公布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在最高的时候也不过就是百分之二十几,可是也有学者估计是在百分之三十几,有的境外机构的估计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五十几。
那么我们该相信谁？
如果我们按照从小接受的教育,那就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政府银行家。
所以,公众认为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并没有那么坏,由此也就得出结论,国有银行资产被贱卖了。
可是这一次,对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最为了解”的政府银行家们,却对公众发出警告:
不要过高估计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境外战略投资者敢于购买国有银行的股权已经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最直接的例证就是,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投资者对该行入股中国银行的反应是,股票市值下跌了17亿美元。
这些事实似乎隐含了一个并不太复杂的简单逻辑:
政府银行家们公布的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可能是低估的,或者说国有银行还有更多的“窟窿”是不为公众所知的。
所以直到现在,政府银行家们一直都在试图让公众相信,中国的国有银行资产能卖这样的价格已经算是不错了,是占了“大便宜”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国有资产被贱卖。
其实,国有银行改革进行了二十几年,公众一直都很相信这些政府银行家,相信他们的专业水准,相信他们有能力把这个由全体国民“养”起来的国有银行体系经营好,保护好公众苦心积攒的用于子女教育和保命的并不很宽裕的金融资产。
可是,公众却越来越不得不接受眼前残酷的现实:
在多次财政拨款和剥离呆坏账的政策支持下,国有银行的呆坏账窟窿却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给国有银行再来一次彻底的革命。
对此政府银行家们再一次给公众做出了解释:
国有银行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先进的风险管理控制系统,只有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才能洗心革面,重获新生。
于是,公众不得不再一次相信这些政府银行家,相信这些问题是国有银行的新问题,又或许是政府银行家们限于能力所不能解决的老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才请外国人来帮忙解决。
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国有银行股权也就自然成了中国银行业的唯一出路。
政府银行家们在不遗余力地请国人放心,用全体国民的血汗钱“养大”的国有银行,在外国银行管理者先进管理技术的支持下,再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就不再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就可以自力更生,就可以为国民创造更多的财富了。
其实,政府银行家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和表现出任何担心,尽可以按照他们的“先进思路”去推进国有银行改革。
因为公众除了一次又一次地被动“相信”这些银行业家之外,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选择的权利。
尽管从法律上说,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所有国有企业都是全体国民的资产,但是在事实上,公众已经失去了参与国企改革决策的权利,甚至连最起码的知情权也在一点点地被剥夺,自然也就不会“干扰”到政府银行家主导下的银行改革。
公众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国企改革与我无关的心态,直至最后不可避免地变得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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