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箭行最后的手艺人.docx
《弓箭行最后的手艺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弓箭行最后的手艺人.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弓箭行最后的手艺人
弓箭行最后的手艺人
传统弓箭行里的三个角色――掌柜、师傅、徒弟，现在由杨福喜一家三口分别担任。
杨福喜的爱人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经营着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杨福喜在通州区台湖镇北姚园村制作弓箭，同时一点点地把手艺传给儿子杨。
从清初内务府造办处设立弓作算起，老北京弓箭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杨福喜是“聚元号”弓箭铺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用传统工艺制作弓箭的手艺人，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也就是说，这一家人要是改了行，中国传统弓箭这门手艺就绝了。
乾隆爷题写的牌匾
开车出了东六环，在乡间小路上七拐八绕了20多分钟，才进入北姚园村的地界。
冬日里的村庄非常安静，只有被惊扰的狗不时吠上几声。
从胡同里走出来的杨福喜一头灰白长发、满面虬髯，全套黑色中式服装，让《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顿生时空穿越之感。
杨福喜的弓箭作坊从外面看和普通的民房没有任何区别，但进了屋，就是另一番景象。
正对大门的罗汉床是杨福喜的徒弟专门做的，下方雕刻着“聚元号”的字样，两侧各一套明式桌椅和弓箭架。
“这上头的字是乾隆爷御笔”，杨福喜指着厅上高悬的“聚元号”牌匾对记者说。
整个房间仿照着几十年前老铺的样子布置，但聚元号昔日宾客盈门的风光是看不到了。
清初，弓箭行的能工巧匠们随清军入关，归内务府造办处统一管理，成立弓作，专门为宫里和满清贵族制作弓箭，位置就在故宫西华门附近。
1823年，也就是清道光三年，造办处取消了弓作，弓箭艺人们离开紫禁城搬到了东四路口西南角的“弓箭大院”。
弓箭大院按现在的说法可以叫“皇家专属兵工厂”，传说是由清朝皇宫里的太监按八卦设计的，“反正一般人进去就转迷糊了，没人领着出不来。
”杨福喜说。
大院设有两个大门，南大门在东四南大街清真寺边上；北大门在珠市大街上，两处均设有更房及护卫。
鼎盛时期大院里有40多家弓箭铺，南大门内第一家就是“聚元号”。
弓箭大院里的箭铺不仅为皇家内廷制作弓箭，也为兵部、工部、九门提督等衙门服务，最多的时候有300多名工匠，一个月能造出500多张弓。
他们干的是纯粹“私人定制”的活儿，从原料到销路，一概不用操心，按月领钱粮即可，且待遇丰厚，真是羡煞其他手艺人。
然而，到清末，随着近代火药武器的兴起，弓箭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弓箭大院的好日子也到了头。
“聚元号”本姓王，并非杨家祖产。
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是满族镶蓝旗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弓箭大院里。
18岁时，大清国亡了，从事弓箭手艺的父亲也在穷困中离世。
杨瑞林只得在堂兄的“全顺斋”弓箭铺当学徒，学得一手好手艺。
肃亲王府是“全顺斋”的老主顾，生得仪表堂堂的杨瑞林经常被派去送弓箭。
“我奶奶在王府里当丫鬟，她是满族正蓝旗人，一家子都是肃亲王府的包衣。
经常见到我爷爷，俩人就自由恋爱了。
王府里看丫头年纪大了，就放了出来。
”杨福喜说。
婚后，为了养家糊口，在“全顺斋”不忙的时候，杨瑞林就在街头摆个水果摊，一边卖水果，一边给铺子里帮工。
“‘聚元号’的少掌柜染上毒瘾，把家给败了，最后开价40大洋要卖铺子。
那可是响当当的‘聚元号’啊，我爷爷一听说消息，赶紧给我奶奶的弟弟冯瑞祥写信想法子。
”冯瑞祥曾是肃亲王的书童，离开王府后在的部队里当军官。
收到姐夫的信后，他派副官送来100大洋，40块买铺子，剩下60块用来重新装修、采买材料。
于是，杨瑞林成了“聚元号”的第八代掌柜。
“1906年，我爷爷接的‘聚元号’，正赶上宫里最后一次派太监抬着大筐到院子里发银子。
掌柜的28两，师傅16两，伙计12两。
那时候弓箭大院里的手艺人还是有俸禄的，一到民国，没人管了。
”杨福喜说。
杨瑞林是个心思活络、头脑精明的人，在“聚元号”老伙计们的帮助下，他把“聚元号”正宗的弓箭技艺传承了下来，还根据市场需要增加了弩弓、弹弓、匣箭、袖箭等经营品种。
他发现很多坐着洋车闲逛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工艺感兴趣，就对拉洋车的朋友讲，如果把洋人拉到“聚元号”，他另外付一份脚钱。
很快，洋车行里都知道了这份好买卖，争相带洋人上门。
“聚元号”的生意也做出了北京城，不仅青海、蒙古来订货，海外订单也源源不断。
1915年，“聚元号”的弓箭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了银奖。
“聚元号”的名气更大、销路更广了，自己一家做不过来，弓箭大院里的很多铺子开始给“聚元号”供货，眼看就要开始集团化经营了。
“谁也没想到红火没几年，就赶上了抗日战争。
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思玩弓射箭呢？
大多数铺子都关门了，‘聚元号’也只是勉强维持。
我父亲杨文通14岁就被迫辍学，在家里跟着我爷爷学手艺。
”新中国成立时，弓箭大院里还在经营的铺子仅剩下了4家。
给做白牛角弓
建国初期，全国传统弓射箭比赛的举行，让“聚元号”重获生机。
很多“神箭手”和杨家父子成了朋友，国内订单不断，海外订单也恢复了起来。
最红火的时候，“聚元号”一个月的收入高达四五千元。
1956年，国家开展公私合营运动，杨瑞林第一批参加，带领“聚元号”老少九口连同铺子里的财物、合同，加入了“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
杨福喜的家里至今还挂着爷爷当年参加公私合营、接受颁奖的照片，“在中南海怀仁堂办的表彰大会，给他别的奖章”。
加入合作社没多久，有一天，厂长找到正在车间忙活的杨文通，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
“也没说给什么人做，就说是上级领导，反复嘱咐要我父亲拿出看家本事，做一张能代表‘聚元号’水平的好弓。
”杨文通在材料库房里选出最好的原材料，又拿出了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对白牛角。
“一个手艺人运气好的话，一辈子能赶上一对、两对白牛角，运气不好，一辈子都见不着。
白牛角是透明的，可以在里面画东西，映衬出来，非常漂亮。
”杨福喜介绍说。
制作中国传统弓要200多道工序，杨文通每一道都亲自动手，反复琢磨，又在弓的正反两面画上了一只只蝙蝠，粘贴上一片片云朵，并镌刻上了传统的祝福文字。
“弓上经常会用蝙蝠图案，一来谐音是‘福’嘛，二来蝙蝠是夜行动物，意思是拉弓射箭的人在晚上也可以箭无虚发”。
杨文通用了整整40天才将这张弓做好，交到了厂领导的手里。
8个月后，厂领导找到杨文通，兴奋地说：
“你做的弓已经交到的手里了，非常喜欢，并且表示一定要付钱。
”后来，这件事成了杨文通最大的光荣和遗憾，“我父亲总说，如果早知道是做给的，他一定选更好的材料，在制作上再精细些。
”付给的40元工钱，杨文通拿出来买了糖果和茶叶，由厂领导出面，和全体工友一起开了个茶话会，分享他的喜悦。
原来，在和下面的同志聊天时谈道：
“过去总说弯弓射箭，可弓是什么样子，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的，没有亲眼目睹古代的弓，更没有拉一拉弓的感觉。
”在身边工作的同志便将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向北京市领导打听，有没有复制古代弓的单位。
市领导通过朝阳区政府最后找到了杨文通。
由于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8个月后，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向展示这张“聚元号”制作的中国传统弓。
郎世宁画错了
“聚元号”制作的中国传统弓学名叫“筋角木反曲复合弓”。
“筋”、“角”、“木”就是制作这种弓所需要的主要原料。
“筋”是水牛筋，铺在弓的内侧，“管着它的韧性，铺的牛筋越多弓的劲儿越大”；“角”是水牛角，包在弓的外侧，“管着它的弹性”；“木”则是弓身，多用产自江西的竹子，因为那里的竹子比较粗壮、结实耐用。
除此之外，还需要鱼皮、蛇皮等20多种天然材料。
“过去，弓箭大院的铺子，每年做多少弓箭都是有定额的。
做弓的人家，什么都不用操心。
每年过了清明，宫里就有一支采办的队伍出发了，去南方采集牛角、牛筋，去东北采集桦皮，立秋以后回来，给各个弓箭铺分发，给你多少副弓箭的材料，你就得交上去多少副弓箭。
做坏的也得交上去，缺了可不行。
”
现在，找材料成了一件令杨福喜头疼的事儿。
“做弓箭的牛角，起码也得60厘米以上，现在中国南方的水牛一般等不到长那么大就杀了，我就得托人去国外找，通常100副水牛角里挑出来能用的也就七八副。
”做箭杆最好的材料是六道木，这个倒不难，杨福喜托北京郊区的农民帮忙存着，他定期去收。
做箭羽的羽毛，是最难找到的。
“过去所说的雕翎箭，那用的是雕的羽毛，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上哪儿找去。
还好，我有个发小，在北京动物园工作，偶尔遇到雕掉毛，帮我捡一根，存几年不见得够做几支箭的。
过去尝试过用法国的鹅毛，现在主要用火鸡羽毛，算是还能用吧。
猛禽的毛最好，可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了啊。
”
“箭的种类非常多，存世量很大的也有一千多种，全算上得有一万多种，过去的箭头非常有讲究，国家军队用三角形的‘官迷阵’，贼兵用圆锥形的‘透甲锥’。
官方军队讲究人性化，我能有效地制服你就行了，没必要把你射死。
贼兵就比较狠，抽冷子要你的命，一般的软甲‘透甲锥’都能射穿。
扇形扁平的箭簇是射动物的，这种造成的创口比较大，能在短时间内把血放干净，肉比较好吃。
过去一个弓箭兵带三斛箭，一斛是12支，等于一开战，36支箭射出去，骑兵就撤了，步兵上。
”
杨福喜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郎世宁画的《乾隆皇帝大阅图》仿品，对记者说：
“乾隆爷这箭用的是猫头鹰和大青雁的羽毛。
过去打猎，根据动物的不同，用不一样的箭簇。
但是郎世宁画的箭是不对的。
他是意大利人，画的这种箭羽上面留得空间短，适合于地中海式射箭法，乾隆爷肯定是用蒙古式射箭法。
这个别人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
其他的扳指、箭斛都对，只有箭羽画错了。
”
蒙古式射箭法的特点在于，拉弓弦的手用大拇指扣弦，箭尾卡在拇指和食指的指窝处。
而地中海式射箭法是用一手开弓，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拉弓弦，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传统射箭爱好者仍然保留着蒙古式射箭的技艺。
而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上使用的都是地中海式射箭法。
“国家队原来的总教练徐开才老师用我们的箭试射过，瞄准1号靶，射到2号靶上去了。
传统弓和现在竞技体育的弓箭完全两码事。
现在的箭是在弓的中间出去的，我们那个是在边上出去的。
”
扳指是蒙古式射箭法必不可少的装备。
“过去的扳指，分文扳指和武扳指。
文扳指是戴着玩的，玉的、翠的都没关系。
武扳指全是鹿角的，满语叫‘憨大憨’，就是麋鹿。
扳指的一边是平的，一边有个坡口，戴在卡弓弦的手指上。
鹿角的透气性非常好，运动的时候手总要出汗，有通气性就不容易滑脱。
”
“所谓一箭之地，通常是80米左右。
老年间的说法是55弓，就是把弓放地上，55个弓的长度，一个弓通常是一米五六。
”弓的长度因人而异，“要根据使用者的身高、臂展选用合适的弓。
一般的弓，力量最大的也就是55磅到60磅，我们老式的说法是五个半劲儿、六个劲儿。
乾隆爷用5个半劲儿的，也就是55磅。
弓如果硬到那个程度的话，就能射将近200米。
一般人也就用3个半劲儿到4个半劲儿的弓。
”
“蒙古、韩国、匈牙利、土耳其的弓和中国弓都是一脉相承的，材质、工艺基本一样，只是在样式上有各自民族的特色，比如土耳其的弓非常小。
”制作弓的工艺大致可以分为“白活”和“画活”两种。
“白活”指制作弓的主体，首先需要用竹子制成弓胎子，两头插上木制的销子，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上板凳帮助成型，一张弓的主体就基本做好了。
“画活”主要是对弓体进行装饰，可繁可简，用桦树皮、蛇皮和鲨鱼皮等把弓身包起来，再涂以颜色，画上图案。
一张颇具东方艺术美感的传统弓就做好了。
据考证这些制作弓箭的原料、工具和技法与《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所载非常相近。
目前，“聚元号”的弓箭供不应求，“两年前在我这儿订的弓，都还没腾出工夫做呢。
”制作传统弓的工期很长，起码要四个多月。
“铺牛筋要等很长时间，干燥的季节，要等十天才能干，夏天就要等上半个月、20天。
一张弓要铺好几层牛筋，这个上面耗费的时间就很长。
”杨福喜一批做十几张弓，算下来，一年也只能完成三四十张。
杨福喜的弓价格不菲，特别好的要五六万元一张，一般的也要四万多元。
找他预订的客户分三种，“一种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一种是喜欢户外运动的，再有就是把弓箭作为稀有礼品送人的。
过去我们行里的规矩是一张弓做好了，要放一年，因为所有材料都是纯天然的，放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生偏差，必须修好了。
不然放客户手里可能把小毛病放成大毛病。
现在一般也就是放三个月，客户等不及啊。
”
艰难的传承
“聚元号”的弓箭手艺差点就断了。
“我是1958年生人，中国弓箭正好是那一年不让做的。
我父亲也离开了体育用品厂，到水利局当木工。
”杨福喜虽然从十一二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做木工活，但从来没想过把弓箭这门手艺继承下来，他先是在北京化工二厂当了一名工人，后来又开起了出租车。
直到199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杨福喜结识了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在他的劝说下才决定跟父亲学习这门家传的手艺。
“我七岁上学那年，爷爷送了我一张小弓。
打小就听家里大人说过去弓箭大院的事儿，我爷爷、我父亲一辈子的心思都在弓箭上，不能让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在咱手里断了啊。
”那一年的6月6日，68岁的杨文通把“聚元号”牌匾在租的小屋里重新挂了起来，决心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儿子。
“到我重新学做弓箭，正好40年。
中国弓箭失传得这么厉害，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
40年至少间隔一代人，光我们这一辈，叔伯兄弟加一起20多人。
如果没有中间断档的这些年，我们这一代里最少十几个手艺人。
在以前，都是一家子全干这个，不过是有的手艺好一点，有的稍微笨一点，每一代人里面都有一两个灵的。
我大爷干活比较糙，但是他非常能干，力气也大。
我父亲比较柔弱，但是心思细腻，做活学得又快又好，‘画活’比较好。
任何一项手艺，都应该是一批人来传承的，这才能把这项手艺传承好，可惜就是没有，只有我一个。
”
北姚园村并排的四间大房子里，现在只住着杨福喜父子，平日里就是这爷俩一个教一个学，做着外行人不明就里的活计。
杨今年26岁，个性内向沉稳，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愿意随父亲在偏远的郊区学手艺，已经不容易。
“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接网线，要不然留不住他。
我儿子跟我学六七年了，该做什么，要做什么，程序他明白，也会操作，但是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到位。
最关键的部位，多少欠缺一点火候，我们这行学六七年只是一个皮毛而已。
差一点就不能出师。
”
弓箭行里的老规矩，三年零一节才能学成一门手艺。
“‘白活’、‘画活’、做箭，一共三门手艺。
三年多学一样，都学好了，起码十年。
从前一收徒弟就收三个，学什么就永远做什么，不跨行。
这门手艺失传和这个也有关系。
我们家的老伙计沈六，从16岁进聚元号，到从我们家走的时候都8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箭。
过去只有门面的掌柜和少掌柜有条件学习全套手艺。
”
2006年，“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聚元号”受到了关注也吸引来了很多慕名学艺的年轻人。
“我前后收了20多个徒弟，最多的时候同时在我家干活的有七八个。
这些人里面，真正我比较中意的有两个，一个山东的、一个湖南的，可惜学了几年都走了。
”杨福喜的神情中难掩失落。
“湖南那个孩子，现在在湖南老家专门研究箭，已经恢复了一千多种箭，做得挺好，也给我邮过几支。
山东那个改行在工厂里做钳工了。
”杨福喜拿出一张20厘米长的精致小弓，对记者说：
“这是他用铜焊条做的，手艺很不错。
我非常希望他们俩能够把手艺继承下去，都在我这儿待了五六年，基本上快要把手艺学会了，可惜不做了。
”
谈起徒弟们纷纷离开的原因，杨福喜流露出几许无奈：
“现在社会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像湖南那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来学手艺，他的很多大学同学也在北京工作。
和他们一比，他心里也会有落差，我开不了八千一万的工资，最多给开到四千五，在手艺人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但是他和同学比啊，社会上的诱惑让他们很难安心。
”
旧时，很多师傅在授徒时会有所保留，谈及此事，杨福喜说：
“我跟很多人聊过，这门手艺不是杨家的手艺，是中华民族的手艺，你有什么资格要保守呢？
只要有潜质的孩子愿意学，我愿意教给他。
”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