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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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

钱永祥：

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

钱永祥

　　《知识人：

台湾文化十六家》是传媒人李怀宇对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王汎森、陈弱水、痖弦、郑愁予、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等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访问结集。

访问台湾的前辈知识人，可为我们的历史留下记录，为未来提供别样的参照。

　　第一次见面约在台北紫藤庐，甫一坐定，钱永祥先生就带我到一张照片前，指点一联：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饮茶时，钱先生介绍店主周渝家学渊源，紫藤庐是台北文化人聚会点。

当晚，钱先生请我到家中饮酒，一瓶红酒喝完了，再开威士忌，酒酣耳热之时，笑谈两岸江山。

　　钱先生的太太王丽美是《联合报》副总主笔兼副总编辑，夫妇未生小孩，视家中猫咪为小宝宝。

王丽美女士说，二十年来，夫妇不曾同行远游，因为必须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猫咪。

钱先生举杯道：

“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就是照顾家里的老猫。

猫在家里的位置很重要，不是一个家具，而是一个成员。

”　　几天后，我来到“中央研究院”钱永祥的研究室，两人坐在书堆中，细道学思历程。

1949年8月，钱永祥在兰州出生，六天后随家离开，辗转至台湾。

父母都是蒙古族人，平常讲蒙古话，但没有教钱永祥。

作为外省人，钱永祥讲一口接近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在建国中学，钱永祥和马英九是同学。

钱永祥回忆：

“马英九是个好学生，就是有点笨。

念书、做事很认真，服装整整齐齐，对人客客气气，没有那个年纪男生的野气或调皮。

后来到了台大我们也是同学，他在法律系，我在哲学系，交往不多，大三大四有些接触。

当时在我心目中他是国民党系统的人，我对国民党认同很少，所以来往不多。

”　　1968年，钱永祥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

此时殷海光已经不能教书了，钱永祥由几个学长带领，到过殷海光家一次，没什么印象，一年后殷海光便去世了。

钱永祥高中时读过殷海光的书，知道他了不起，但不清楚他的高明之处。

在台大，钱永祥发现殷海光影响了哲学系一大批年轻的老师。

“殷先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爱恨分明，长期在国民党的系统里面受压抑，抑郁的心情很容易爆发。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很难碰到这样一位有性格的老师。

学问方面，殷先生主要介绍逻辑实证论。

在当时的台湾，逻辑实证论具有革命、解放意义。

现在回首，逻辑实证论是一套狭隘、保守的哲学，但对当时国民党的孔孟之道、道统有革命意义。

这套哲学肯定现代化、科学、民主，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在1960年代，年轻人心目中，国民党是非常保守、腐朽的政权。

殷先生是威权时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这大概一直影响到1985年。

在落后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感召力比他的知识、理论感召力更大。

”1990年代初，殷海光基金会成立后，钱永祥先任执行长，后任董事长，至今仍然担任董事。

　　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钱永祥曾因积极参加保钓运动而入狱一周。

1975年，钱永祥到英国利兹大学留学，一读就是七年。

钱永祥读了许多在台湾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对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有较深的研究。

　　1982年，钱永祥从英国回到台湾，任职“中央研究院”。

除了从事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乐于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希望为台湾思想界打开新的窗户。

他不甘于做书斋式的学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被称为南港的公共知识分子。

由他主编的《思想》，力求突破台湾学界的局限，创建讨论平台。

　　钱永祥十分关心动物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在做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他说：

“在我们社会，流得最多的血是动物的血。

我觉得一个社会容许这么多动物受折磨，一定有问题。

台湾在1980至1990年代的时候，流浪狗的问题很严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常会见到狗的尸体。

后来我参加了帮助流浪动物的团体，翻译《动物解放》，写文章呼吁保护动物。

我是从西方学来的，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也有是非对错可言，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　　1996年，钱永祥第一次到山东曲阜开会，心情很紧张，怕看到太令人难过的场面，结果一见，山东人挺让人舒服的，这才安心而常有大陆之行。

作为旁观者，钱永祥对大陆抱持着一般台湾人少有的关注热忱：

“我听过大陆很多悲惨故事，很愤怒。

农民工、穷人，过年几百万人回家的辛苦，为什么会这样？

看到山区的小学生的教育条件，很生气。

花多少钱搞面子工程，我不晓得怎样评价。

大陆是很复杂的：

有最先进的太空科技，有最落后的山沟农村，作为外人很难理解。

这几年我跟大陆朋友见面总想拉到一个问题上：

你们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强国？

大陆的朋友对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他们不晓得周边已经充满了疑惑。

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都在想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它也许不会立刻变成美国一般的世界强权，但肯定是亚洲的大国，它会怎样对我们？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要好好思考的。

”而对《中国不高兴》一书，钱永祥说：

“一听书名就觉得很可笑，像是小孩子耍性子，我不会买。

”　　白色恐怖是台湾沉重的记忆　　李怀宇：

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你受到国民党逮捕的事件是怎么回事？

　　钱永祥：

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开始介入保钓运动，这在美国、港澳也很多。

当时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

历史上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可是当时台湾对美国、日本没有什么发言的能力，所以畏畏缩缩的。

开始是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反应很强烈，影响到了台湾的学生。

台湾的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开座谈会。

校园内的镇压很大，不准有政治性的表达，不准有校际的接触。

在美国，保钓运动后来变成了统一运动，很多保钓的人对北京表示认同。

当时中国正好是“文革”，1971年的时候，美国也开始承认中国。

所以，保钓里面很多人，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认同，变成了“统派”。

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寄来很多统派立场的书、马恩主义、毛泽东著作。

那时校园气氛很不稳定，1973年初当局就把我们一些人逮捕了，包括我、王晓波、陈鼓应，还有两三个人。

　　李怀宇：

在监狱里坐了多久？

钱永祥：

一个礼拜。

李怀宇：

在里面做什么？

钱永祥：

写自白书。

写完一份再写一份。

那个年代已经没有1950年代那么恐怖了。

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说：

“如果是二十年前，你们进来就拉去枪毙了。

”我不知道是吓我的还是真话。

　　李怀宇：

当年白色恐怖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背景？

　　钱永祥：

不仅台湾，整个世界都有白色恐怖。

二战之后冷战局势开始出现，是因为左派势力扩张得很厉害。

尤其是对美国人而言，“失去”中国大陆，是很大的打击，所以在韩国、菲律宾、东南亚国家都有镇压左派的举动。

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内部也被渗透得很厉害，所以在台湾是风声鹤唳。

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是知识分子，很体面，但以前也动辄坐过十年的牢，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牵连的。

　　李怀宇：

叶嘉莹和她先生经历过白色恐怖，连孩子也要抱到监狱里喂奶。

　　钱永祥：

我家庭是国民党军队的，没这个问题。

你讲的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后来接触到的也是知识分子家庭。

还有一些外省人是一个人来台湾的，被枪毙了也没人知道，在国民党部队里面很多人有这种遭遇。

台北附近山上有好几千个无主的坟，是怎么回事没人清楚，过去太久了。

白色恐怖对台湾来说是很沉重的记忆。

在这个记忆之下，用陈映真的话就是：

台湾没有“左眼”———没有左派的眼睛。

左在台湾是个忌讳。

　　李怀宇：

你虽然坐过一个礼拜的牢，但在大学时代感受到的气氛，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

　　钱永祥：

我本人也是吓个半死。

那个年代做一些反当局的事情，对当局采取批判态度，甚至同情左派，在台湾是犯了大忌，没什么人会同情你，所以会觉得很害怕。

但如果有个很大的社会运动在支持你，当局抓你不会害怕的。

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一开始当局也是镇压，但被镇压的人不会觉得很恐怖。

对于民进党的人来说，没有坐过牢，就是少了一个勋章。

我们那时不一样。

后来那些档案记录，对我离台什么的很不方便。

　　英国的留学生活对我的学术影响很大　　李怀宇：

在英国利兹大学的留学生活对你的学术影响重要吗？

　　钱永祥：

非常重要。

第一是我真正能够接触到西方的学术。

1975年以前，在台湾念哲学，等于是坐井观天。

周围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但他们本身也是在摸象。

在当时台湾的环境对西方的学术了解很少，到了英国才对西方学术有了基本了解，所以这七年很重要。

第二是我念了很多在台湾不能念到的东西。

我到英国第一年完全在念马克思，对列宁也接触了一些，因为在台湾不能念。

1968年的西方学运已经过去了，可校园遗产还在。

第三是读了很多大陆的东西。

鲁迅、巴金、老舍的全集，我是到了英国在图书馆搬出来的，在台湾读不到。

还有毛泽东的著作，读完了正好是“文革”末期，对“文革”也想了解。

对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变也接触了一下。

　　李怀宇：

读了马克思，有怎样的认识？

　　钱永祥：

对这个人没有特别的认识，离我们太远了。

他的学说，我觉得是西方近代最重要的学说之一。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在西方古典和中世纪，把真善美放到一个超越的源头，不管是希腊人的自然还是基督教的神。

近代把真善美源头拉到人自身。

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都希望对人有真正的理解。

我是把马克思放到这个传统来看。

马克思对人有个特殊的理解：

别人把人想得太抽象了，应该把人放到一个历史生活情境来谈。

现在看来是常谈，但在当时是革命性的。

最大的意义还不是对于人的理解，而是把社会、历史和人的关系拉得很近甚至结合为一。

以前是讲哲学，现在是讲政治。

　　李怀宇：

韦伯呢？

钱永祥：

影响非常大。

我翻译过他的两篇演讲。

　　李怀宇：

韦伯和马克思是二十世纪对西方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钱永祥：

对。

他们两个研究的是一样的东西———资本主义，都用很雄厚的历史学、经济学来研究。

两个都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个好东西。

韦伯说：

这个不好，但你不能丢掉它，你要在这“不好”里活得像个人。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不好，要丢掉。

　　李怀宇：

大陆开始有很多人做韦伯的研究。

　　钱永祥：

是。

韦伯单在左派的影响，几代都没有停过。

最早是卢卡奇，他们是好朋友。

卢卡奇之后就是葛兰西、马尔库塞，战后一代就是哈贝马斯这些人。

所以韦伯影响很大，大陆学者应该把韦伯理论作为独立研究的学问。

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甚至是美学、宗教都与他有关。

　　李怀宇：

在1980年代，民众对蒋经国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钱永祥：

从党外角度来看，肯定是高度的批判。

时过境迁，蒋经国去世二十年了，大家回想起来，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有目共睹。

我个人也是这样看，国民党在台湾六十年的功过，至少也要学着什么三七、四六开来看。

哪些政策是对的，把它挑出来，不是为了捧国民党，而是肯定这些东西有利社会发展，对推动社会进步是很好的经验。

比方说，第一个，台湾没有受到战争的侵害，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功劳，任何社会战乱都是不好的事情。

第二个，经济发展，不能说国民党对经济发展没有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第三个，教育普及，这是了不起的。

我常说，国民党在台湾做了一百件坏事，光是教育普及就应该加分。

国民党当初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见得当初是为了做好事，但一个社会，教育水准提高，社会就会进步。

第四个，政治上基本是开放的，没有摧毁性的镇压。

有镇压，但不是摧毁性的，不是把一整代人消灭掉，也没有让军队、某一势力独大。

军队一直是乖乖的。

长远来说，国民党在台湾，有些还是可以肯定的。

这不代表怀念国民党，那个时代过去了。

对于教育的普及，社会安定的追求，经济发展的追求，医疗健康的保障，这些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这些东西任何社会都要当成一个理想。

　　李怀宇：

蒋经国当年开放党禁报禁的影响有多大？

　　钱永祥：

党外运动的时候，出了很多党外杂志，国民党要去没收。

“你印了几本？

”“印了五千本。

”“那你拿一千五百本给我去交差。

”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势已不是以前那样了。

以前的话是要统统拿走。

这可见国民党统治意志在衰退。

报纸方面可以解除禁忌，这是明智的。

一些统治者，在统治基础动摇的时候，会孤注一掷，又因为没有实力，结果搞得整个社会爆发动乱。

　　李怀宇：

对于台湾来说，大陆是平衡、威胁还是转机？

每个人答案不一样。

我发现台湾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人非要站在一个政治立场上，统独对骂，蓝绿对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钱永祥：

对台湾而言，大陆的崛起是一个庞大的事实。

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认命。

要安全、发展、稳定，要跟大陆好好谈。

我自己对去中国化肯定是不认同的，理由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