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原记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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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原记忆

西北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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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仲山以南，冶峪河以西的广大台塬，泾阳人习惯称其为西北塬。

这里的口镇、兴隆、白王，曾经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住地窑，喝窖水，地广人稀，土地贫瘠。

4000多年前，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曾在冶峪河谷冶铜铸鼎，完成中华民族的第一次统一大业。

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朝建有谷口宫，汉朝建有舍车宫，唐朝建有练兵寨。

这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重要区域。

1927年，陕西清涧起义爆发揭开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年初，在建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同时，成立金圭、甘延、清流、温丰、瑞安、临泾6个区农民自卫团，有团员3万余人。

这一年，桥底镇（金圭镇）农会成立，苗家祥（西苗人）被推举为副会长，协助会长张文汉发动群众，打击为祸一方的土匪势力，维护了一方平安。

稍后，共产党员雷志学成立口镇（清流乡）农协会，苗家祥任自卫团团长，有力地打击了泾阳驻军田玉洁部对泾阳西北一带的骚扰，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基本上控制了泾阳县西北塬上的乡村政权。

同年3月，经庞继震、武清俊介绍苗家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泾阳党团组织也遭到破坏，苗家祥隐蔽在乡村，坚持开展斗争。

1927年10月下旬，中共三原县委指示崔贯一领导农民自卫团武装暴动，并派张汉民、雷炳南率自卫团200余人，与中共地下党员王立海（时任国民党口镇招兵连二排排长）里应外合，夺取口镇招兵连步枪十余枝，手榴弹2箱，大刀10把。

11月底，三原驻军宋哲元部和本县驻军田玉洁部，为争夺地盘发生混战，田部败退至云阳南门。

崔贯一、雷炳南、张振海、卫志毅率农民自卫团500余人，收缴溃军先头部队枪30余枝。

后自卫团被大股溃军包围，缴获枪弹得而复失。

从1928（民国十七年）年开始，甘肃、陕西、河南等省连续三年大旱，俗称“民国十八年年馑”，关中大地赤地千里，民不聊生。

位于西风山南麓西北塬一带的百姓生活更是无以为济。

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便开始不满官府的勒索和地主豪绅的盘剥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而苗家祥的返乡正如一石击起千重浪。

不到一个月时间，便组建起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

1928年2月，共产党员张振河、赵连壁、田玉圭（中共三原县委交通员）带领蒋路、寇家一带农协会员，与苗家祥率领的西北塬自卫团，夜袭云阳区公所，杀死贪官区长杨无愚及8名省派催粮恶差。

1928年4月26日，泾阳县共产党组织发动“交农”起义（交出农具，不再种地），苗家祥是西北乡交农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与姚鑫（姚绍方，社树人）共同担任西门指挥。

4月26日下午起义农民约万余人手执杈把扫帚、锄头、铁叉、大刀、长矛，分别由崇文、永乐、鲁桥、口镇、王桥、白王等地分五路向交农指挥部集中汉提洞进发，沿途各村农民踊跃加入，队伍不断扩大。

下午三时上万起义农民由总指挥张焕文主持召开了动员大会，会后由副总指挥雷志学率领直通泾阳县城。

傍晚开始近攻。

但因组织不周密，当夜未攻下县城。

27日黎明，陕西省政府三原骑兵来泾阳镇压围城农民。

指挥部为了避免农民的伤亡，下令撤退。

围城群众散后，国民党泾阳县政府立即派遣特务督察、搜捕“交农”领导人和共产党员。

党团组织领导人刘铁山、张焕文、交农负责人雷志学、苗家祥、焦甫义、张守谦、吴世昌等逼迫离开泾阳。

1928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派省委常委蒲克敏和省委委员张振海来泾阳恢复组织，在张家山组建了中共泾阳特支，由张振海任书记，王子常任组织委员，雷志学任宣传委员，特支组建后，由于国民党继续捕捉共产党员，张振海出外隐敝，特支停止活动。

为应对饥荒，口镇西何村人何健在县城开办三个“舍饭场”，向灾民施舍粥饭，为了防止不肖者虐民，常常亲临巡查。

关中地区涌现出饥民大潮，安吴寡妇周莹开仓放粮，设置粥厂，赈济灾民，泾阳县志将她的善举载入史册。

面对红色政权割据，县长邵鸿基推行清剿政策，区、乡普遍成立民团，人数不等，少则十人，多则上千人，武器以刀矛为主，团众平时劳动，若遇战事，鸣锣或鸣钟为号，聚集行动。

县民团拥有团众500人，下辖3个中队，一中队驻石桥程村，二中队驻云阳，三中队驻永乐。

其时，民团依仗政府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1931年底，省委派重要干部到渭北，先后建立灾民自救军、将灾民斗争引向农村游击战争，开展“抗粮、抗款、抗捐、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斗争。

并派王子常前往西安杨虎城警卫团动员苗家祥回泾阳开发游击活动。

同年腊月，苗家祥偕同侯振西、王福茂携带短枪三支，子弹数十发，到泾阳西北塬创建游击队。

县政府派王春、张喜去西北塬催粮，被处决于圪塔坡和社树堡西门外。

端阳节，河下埝区民团团长樊中发带领团丁，在白王崔黄、何家、高家村一带纵火，烧毁何囚珍、何明德、张宏烈等人的房屋。

苗家祥闻讯，率领游击队将民团追至贾河滩，处决了樊中发。

一系列武装斗争，打击了危害地方的民团、恶霸势力，游击队影响日渐扩大，并迅速由几十人增至百余人，枪增加到80余枝。

1932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赵启民、刘清合、蔡春堂、袁鸿化、高雨亭、张世凯等共产党员抵县，充实和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力量。

1933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余海丰到泾阳，恢复了中共泾阳特支，王子常任书记，高培男任组织委员，牛锡群任宣传委员。

同年7月1日，王子常有病，特支领导作了调整，高培田任书记、牛易群任组织委员。

王子常任宣传委员。

这一时期发展了45名党员，建立了岳家坡、王浩、游击二大队、第一高小、第二高小、许家堡、斜里孙7个支部；岳建业、龚芳廉、刘清和、武云绮、王子常、高培田、孙均分别担任支部书记。

1933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决定，将泾阳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第二大队，苗家祥任大队长、刘清和任政治委员、袁鸿化搞宣传工作大队下设三个队，侯振西任集中一队长，吴世昌任第二中队长，赵启良任第三中队长。

县委又派汪锋去巡视，巡视后，队员发展到七八十人，三四十支枪，主要领导骨干均系共产党员。

1933年5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700多人及黄子文游击第一大队100多人，由礼泉县到泾阳的西苗村，在三官庙召开了军民大会，正式命名泾阳游击队为渭北游击第二大队，并授了旗和关防图记，刘志丹、杜衡、黄子文、苗家祥在会上讲了话。

在红军离开西苗村的前一天下午。

在刘志丹主持下，召开了有苗家祥、刘清和、赵启民参加的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了敌情和游击队建设行动计划。

1933年5月6日，渭北第二游击大队为了壮大游击队的实力，指挥部队在附近张家山泾惠渠水利建设工地夺取炸药，又在岳家坡扣押了泾惠渠引水工程副总工程师挪威人安立森，意欲借此勒逼国民党省政府拿实物进行交换。

游击队扣押安立森一事陕西省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蒋介石专门指派国民党主席林森赴西安解决此事。

国民党省政府迫于各种压力，一面答应交换条件、先送来几车洋面和几千块银元，一面暗中调集军队，准备对游击队实行“围剿”。

5月24日，形势急转直下，陪侍安立森的游击队员尚述林被暗中收买，趁管押人员不备之机与安立森一起逃跑，游击队失去了赖以周旋的条件。

杨竹荪的队伍只在社树留一个连的兵力，加强搜捕苗家祥。

涉嫌者很多人，被带到社树严刑拷问，有人投保才得释放。

苗家祥的妻子（姚淑兰，社树人）事先得到消息，被藏起来，才躲过一劫。

1933年7月28日，西安东大街的骡马市，福盛楼饭店，前任书记时任红26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当日袁岳栋和杜衡就叛变。

他们交出了共产党员的名单，渭北被杀害500多人，幸存的共产党员极少。

形势越来越对游击队不利，游击队化整为零隐藏。

苗家祥剃光头，取掉金牙改换衣服，隐身潜行。

久居地下，苗家祥不想再忍受，想重招人马，重操武器。

于是，苗家祥来到王桥镇义父陈悦喜家想打探敌情。

敌人就在社树，说到就到，一同去的苗璞说太危险，赶紧离开。

其义父说刚从杨竹荪的七连回来，莫事，于是就睡下过夜。

第二天，其义父陈悦喜到社树“看望”杨竹荪的手下七连连长张绍飞，实为刺探军情。

陈的无辜造访，引起张绍飞的怀疑，在陈悦喜走后，他召集人马，兵分三路，直奔王桥，挨家挨户的搜查。

陈悦喜的儿子跑回来，说街上来了队伍，叫他们躲到了后院。

敌人很快进了铺子，苗璞翻墙逃走，苗家祥用枪抵抗，打伤一个，但敌人蜂拥而至，苗家祥举枪自裁，倒在血泊之中……重伤的苗家祥被抬到李家堡，放在一副耱上运往社树。

陈悦喜与苗璞一同被押往社树七连驻地。

1933年8月17日后半夜，伤重身亡,时年26岁。

苗家祥虽然牺牲了，但如同一道划过泾阳夜空的耀眼流星，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未来的希望。

卫志毅接到王泰吉的信函，告诉他王部骑兵团已开抵耀县和准备起义的部署，并决定将活动在泾阳一带的苗家祥等部合编成一个支队或一个师，由卫作指挥员，令卫星夜赶赴耀县。

不料，当卫等刚赶到泾阳王桥附近时，得知苗家祥等人遇难，接着又得到王泰吉部起义部队在三原与敌交战失利的消息，远走他乡。

1933年9月，泾阳游击二大队中队长张培述叛变，供出泾阳地下党员名单，国民党泾阳党部书记长许评之根据叛徒供出的名单将高培田、王子常逮捕入狱，高、王在叛徒张培述的对质下作了自首。

54名党员其中21名遭到敌人逮捕，审讯和登报声明。

苗家祥牺牲后，吴世昌和刘清和两位忠实的革命者想重整游击队，在徐家堡学校召开会议，本着“好的集中，坏的清除”的原则进行整顿，而游击队员的政治力量薄弱，分裂严重。

多方努力无果，决定联络几人到北边投奔红军。

曾当过苗家祥护兵的张步成，感觉自己跟着苗家祥也算个人物，应该受到重用。

希望破灭后他露出凶相，在侯家山和祁家山，杀了刘清和等几个准备北上投奔红军的几个人。

泾阳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苗家祥的游击队在苗牺牲之后，最合适的继承人选便是杨德林。

杨德林不负众望，先设法除掉了张步成，为烈士报了仇。

为给苏区筹集资金，游击队决定和成村的地下党支部配合，活捉沟儿上的财主张祥。

这时，夏收忙完后，社树东门外的三官庙唱大戏，张祥自然也来凑热闹。

程村地下党看张祥坐下后，混在人群中喊“白雨来了”。

大家疑惑：

好好的天怎么会下雨，但还是有人出来看，张祥刚一出庙门就被绑架而去。

张祥家人送了大包白糖、雨鞋、银元等，慕天祥嫌少，要押送张祥到陕北处决，杨德林不同意，张祥还有他用。

为活命，张祥家人再去筹凑“礼物”。

此后，张祥被关在西凤山庙。

张祥开导看守他的杨茂林、蒙占魁放了他，日后有重谢。

张祥逃走，杨、蒙二人索要回报，被张祥灭口。

逃回后，张祥上县向县长汇报被绑架的情形，申请建立西北联防组织。

几天后，“西北乡三联队”成立，体黎安任队长，姚桂林任副队长，总部设在社树，由张祥背后操纵。

三联队把矛头对准成村地下党，成秉华等首先被抓到社树严刑拷问，后被枪杀。

由于姚桂林走漏了消息（据说有亲戚关系）党员成秉田、成春元、朱彦成逃走。

第二批又抓了许多人，勒索大量财物后放了人。

游击队指导员慕天祥怀疑杨德林偷放了张祥，再加上成村地下党损失惨重，又加重了慕的怀疑。

不知他怎么向上级汇报，上级要求杨德林等到陕北“整顿”。

杨德林弄不清缘由，只派了一部分人先去。

13人打着红旗去陕北投奔红军，有的在半路上跑了，九人到陕北后被缴枪，然后，让他们“自决”于一窑洞中。

无奈，杨德林跑到杨虎城手下当兵，很快又返回泾阳。

国民党感到时机成熟，决定招安杨德林。

1936年前后赵仲玉招安杨德林及其部下为“独立队”，先住在木梳湾，后住回王桥街道，游击队蜕变。

早就跟随苗家祥、杨德林的独立队中有一人，此时浮出水面。

“瓜子老一”李均华，小名赢子，泾阳侯家山沟儿李人，因在兄弟中排行十一，人们习惯称老一，杀人后呲咩一笑人称“瓜子”。

在独立队李均华已成副队长。

在杨德林去县接受培训时候，李均华借机排除异己。

一夜功夫，独立队八人被杀。

之后，杨德林也被李设计枪杀，李均华成为队长。

1939年前后其徒众扩充到30余人。

有机枪4挺，长短枪数十支，并有枪榴弹等大火力武器，成为当时渭北较大的土匪之一。

泾阳西北塬方圆几十里的百姓谈李色变，有的大人甚至用"队长（指曾任"队长"的李均华）来了"来吓唬小孩子。

瓜子老一在解放前夕，面对共产党的大军压境，不顺不投，想继续过“自在”的日子。

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其残破的统治局面，同时也惧怕李均华所部为革命力量所利用，1949年，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密令泾阳县自卫团团长牛志诚"解决"李均华。

这年2月13日，牛志诚部下赵启武在王桥镇街道暗断行人，赵启武坐在一杂货铺门口的凳子上，与人聊天，正好李均华从社树吃过早饭大摇大摆到了王桥街道，李均华发现赵启武身上有一加拿大手枪，出于好奇，李动手动脚想看看这新鲜玩意。

赵装作不愿，但李非要看。

赵见时机成熟，便说让我退去子弹，趁机向李胸部连开三枪，李毙命。

泾阳解放后，在西北塬进行了剿匪，西北塬恢复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