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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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日期：
2010-09-09]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字体：
大中小]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探讨络绎不绝，但是大多数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多是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研究。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何以有中国道路？
如果中国道路仅仅指中国自身的历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特定的历史经历，这种经历是无限丰富、无限发散的。
而如果将中国道路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独特的、具有参考意义的发展经验，那么何以有这种独特性？
理解这种独特性，不仅要考察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奇迹，而且要考察这种奇迹所根植的深广的历史结构。
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开端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解放过程，又是一个落后国家自我改造与赶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
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性与独特性。
对这种困境，一百多年前严复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为了让牛跑得快，人们把马蹄装到牛腿上去。
这种移植方法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
因为，如果马蹄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马的骨骼、肌肉等作为条件。
这样一点点地移过来，无异于让一头牛变成一匹马。
然而，除非把马的基因完全移植到牛身上，否则无法完成这个过程。
①也就是说，不向西方全面学习，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要实行全盘西化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反而无法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
在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这里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那就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孵化市场、市场催生社会、社会再造文明”。
政党缔造国家，西方国家多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而中国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国家孵化市场，西方的先发展国家多是先有市场后有计划，而中国是先有计划后有市场；市场催生社会，经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社会逐渐由家族制、单位制向现代法人社团制转化，这种社会的力量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并正在催生中华文明的复兴。
整体观之，百年中国道路是一个从传统的宗法社会向现代法人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一个新文明诞生的过程，是一百年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试错中形成的独特的通往现代之路，是历史偶然性凝聚成的现实性。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用自己伟大的实践回答了“严复悖论”，正是通过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实现了中国的百年转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种探索的伟大结果，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
②
政党缔造国家
1912年之前，“中国”这个词与今天的意义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传统政治形态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独特的体系。
正如梁启超所言，那时很多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③陈独秀说，他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全国人民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④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无从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大义。
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接连遭遇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方式”的失败。
因为清朝所面对的不再是“蛮夷”，而是一种崭新的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这种新型国家组织方式的挑战。
从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形成了主权国家体系。
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历经商业的繁盛，频繁的战争，英格兰的土地上开始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此后，主权—民族国家逐渐成为统治性的全球体系。
民族国家是一种法人国家，其中的国家概念也就是霍布斯所指的“活的上帝”，“运用全体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
⑤这种通过法律创造的虚拟“法人”，由人构成，又高于个人。
主权—民族国家是民族共同体，以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柱，公民认同的对象是抽象化了的人格国家。
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不再属于个人或者家族，而是公民共同拥有国家。
而中国的传统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以伦理为支柱，认同由家族、宗族、皇室而至天下。
⑥
格林菲尔德指出：
“把社会界定为一个民族意味着社会意识的剧烈转变，它不亚于一次概念的革命。
它以一个包容性、主权性和本质上人人平等的团体形象为先决条件，这与此前封建社会秩序的等级性、分化性的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⑦民族国家的形成极大释放出了人的能动性，人们随着市场而流动，随着市场的需要而选择分工。
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按照家族的形式组织社会及政权，国家依靠乡绅治理基层，社会由大量分散的自治人群构成，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受到极大的束缚。
从传统到现代，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实现这种转型？
为了摆脱危机，清王朝先后动员了三种力量进行变革，“动员官僚，进行洋务运动，试图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动员士人，进行戊戌变法，试图改变传统的政治体系；动员乡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保证王朝的地位。
这些努力最终都无果而终。
”⑧可以说，清王朝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方法与资源，但仍不能应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中国的传统体系之中，所有的重要力量都依附于王权，没有像欧洲、日本封建制度中分散的主导性力量。
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简便理解，中国的传统体系像一个家族企业，而欧洲、日本的封建制度则像一个股份公司。
在股份公司之中，大股东的衰败，其空间可由小股东联合创新来弥补，而在家族企业之中，家族的衰落将直接导致企业的衰败。
因而，中国的国家建设，其力量必须来自于对全社会的广泛动员，而这种动员需要从社会之中崛起一支强大的领导力量。
清朝衰败之后，又有三种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先后是革命党人、北洋军阀与国民党人。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美式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外壳。
革命党人空怀理想，但是并没有因为新的民国政府而获得广泛的号召力，革命的成果被在新军中有着广泛师门关系的袁世凯篡夺。
北洋军阀时期，新成立的民国的议会中形成了300多个政党，大多是一些头面人物按照自己的关系圈子组织起来的，党逐渐蜕变为各种“系”。
后来，袁世凯在美国著名行政法专家建议下进行“君主立宪”，在举国的反对中失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这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试遍了所有的传统的方法，也几乎试遍了所有的西方“先进的方式”，但是结果却是中国在外部的入侵与内部的动乱中越陷越深。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前，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认识到，只有以新的组织方式，以拥有暴力的政党重塑国民精神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他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
1923年，孙中山按照苏俄的方式重建国民党。
但是中国国民党是多种力量的联合，尤其在北伐之后，国民党吸收了很多军阀势力。
军阀与传统的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不愿意将工人与农民动员起来，在国家政权中，沿海新兴资本家阶层与地主阶层勾结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决心彻底斩断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联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
民国的土改，用“保甲制度”重建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努力失败。
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才痛定思痛，在相对较少利益纠葛的地方实行和平土改。
这是后来台湾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前提。
土地、基层政权、国际势力等从根本上都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工农群众的动员。
在中国这样一个居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又在内部受到变革的重重阻力的国家，只有广泛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打破内部与外部枷锁。
毛泽东同志指出：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⑨
中国人经过近80多年的探索，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启了中国道路。
这并不是说中共诞生之前无数次的尝试没有其应有的价值，而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这无数次尝试的一个伟大的结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从此有了核心的领导力量，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这个落后的东方古国将从任人宰割的羔羊一变而成为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闯将。
19世纪上半叶，中国命运的转折乃至整个东亚命运之转折，盖与此有关。
相对于派系纷呈的国民党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并在战斗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领导核心。
按照民主集中制，高度组织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成为既能动员群众又能组织国家，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强大中介力量与领导力量。
在战争与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动员起社会各阶层，经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近代的历程是由政党缔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从议会中产生政党，其中的关键在于向现代转换的方式，以及政党所承担的历史功能。
世界上最早的政党雏形产生于1679年的英国。
因王位继承权问题，议会分裂成“辉格”与“托利”两派。
政党产生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并在19世纪随着选举的需要逐步向社会扩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而在中国，政党要在对社会进行广泛动员与重组基础上重建国家政权。
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组织方式成为凝聚社会，构建国家的核心力量。
列宁主义政党的统合能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政府、议会与政党等，党以自身的组织体系为中轴，整合其他外围社会力量，团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等，统合军队、政府、企业、村社、大学、社团等，形成了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纵向控制系统、稳定系统、协调系统及贤能选拔系统，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强大支柱，进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并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治结构。
正如美国学者李侃如指出的，“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
”⑩
1840年到1949年，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化耗时近百年，经历极为坎坷，充满血泪。
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是由外部挑战造成的被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还由于中国的传统制度是一种独特的封建专制制度。
自秦汉以来，文官系统及士人阶层都依赖于王权，一旦王权失效，他们也就失去了领导社会的基础。
因而变革的力量取决于体制外部力量的崛起，取决于这种力量对底层民众的广泛组织与动员。
这就造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景观，由一个不同于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强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实行自下而上的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同时对民众实行自上而下的新理念、新价值的教育，并由政党领导人民建立现代国家。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大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牺牲，承受了社会动荡、内战、革命、暴动，或者是战争等重大挫折。
巴林顿·摩尔总结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英美道路、德日道路和中俄道路。
其差别在于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地主、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结构。
11 在农业商业化程度高的英国，内战以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建立了英国的代议制；而在德国和日本，国家和地主贵族联合推进工业化，这种阶级关系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俄国和中国，数量巨大的农民受到资本的侵袭，走上了革命道路。
实际上，摩尔没有考察这些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处于分工最高端的英美，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有能力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处于次级分工地位的德日，资产阶级与地主势均力敌，形成专制统治下的现代化的共识；而在国际分工居于边缘地位的中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封建势力无法有效应对外部挑战，为挽救民族危亡，只能由觉悟者起来动员、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彻底重建国家和社会秩序。
国家孵化市场
中国没有殖民的经历，只有被殖民的经历；中国没有掠夺的经历，只有被掠夺的经历。
中国的现代化是自我积累的现代化，这决定了工业建设的原始资金只能来自于农业，并在工业发达之后将工业化的成果反馈到农村。
实行这种工业化步骤的前提是土地改革及新政权的建设。
政权与土地，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为如果土地及附着其上的自然垄断资源高度集中，那么强大的地主阶级即便能成为推动工业的力量，也会阻止对农业剩余的抽取，并最终成为工业化的巨大障碍。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不动产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钱人彼此联系，把几代人之间联合起来，并在国家中建立一个单独的小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总能获得某种凌驾于大民族之上的权力。
”12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世代相传的大地主阶层形成了强大的农业利益集团，他们能够控制政治，阻碍对其有冲击的工业化，进而形成依附于工业强国的发展。
因而，有着强烈工业化导向的政权，其能力来自于国家对社会及市场的重新组织，尤其是对土地的再分配。
在1949年以前，中共已经有20多年的农村革命经验，党是依靠在村一级建立新秩序而生存下来的。
以前的政权多是依靠农村的地方势力统治，党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这些势力，建立了稳固的基层组织。
建国以后，土改将中国的43%的耕地分配给约60%的农村人口。
13到1953年春，“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14
土改确立了党对于农村变革的领导，即便在后来较为激进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苏联的农民暴动的现象。
麦克法夸尔将平稳过渡的原因归结于共产党在农村的存在。
“县一级的坚强的党委会有能力组织大批工作队并指导村的根本变革，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在村内的存在。
到1955年初，全部乡的70%有党支部，到年底则达到了90%。
”15
土地改革及农业合作化为工业的大规模投入提供了可能，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
“一五”计划期间（1953年—1957年），中国的GDP增长估计为6.5%，而此后从1957年到1978年间， GDP平均增长率放缓为3.92%。
16即便如此，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二战之后的非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石油国家的成绩可与中国相比。
钢铁、石油、电力、橡胶、军工等大工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建立了基础的框架。
作为落后国家赶超的现代化，大工业是无法按照自然的顺序发展起来的。
在中东的产油国中，就没有一家石油化工企业市值能够进入全球前十名。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业体系之时，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而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那么中国也许永远都不会产生中石油这样的巨型企业，要产生这样的企业，只有通过国家的力量。
举大庆油田为例。
1960年，大庆地区展开大规模的石油会战，改编3万解放军官兵转入石油系统。
几万人到了大庆，那时还只是一片牧场，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还缺乏各种设备。
当时石油部部长助理康世恩的住处也是逢雨必漏，据说，有次大雨，一夜挪床七次。
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铁人出现了。
铁人王进喜是1205钻井队队长，住在房东赵大娘家，数天不回。
赵大娘送饭到工地，见王进喜正枕着榔头睡觉，惊呼为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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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源动员与精神动员是通过市场的力量短期内难以达到的。
通过国家的力量，以及计划经济的方式，中国能够摆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迅速组建起规模庞大的战略性企业。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全体公民变成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
18但是，苏联模式解决了规模问题，没有解决活力问题。
没有企业微观行为的自主性，这种巨大规模企业乃至政党、国家的僵化难以避免。
计划经济的优点在于有利于资源在极端稀缺的情况下向工业部门集中，其明显缺点在于，计划经济的执行单位普遍缺乏自主性与活力，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使得工业受制于农业的购买力。
当时的领导层对此问题有所警醒，但是探索是艰辛的，党的八大之后对新道路的思考证明是不成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损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引进市场机制，重新塑造了经济的活力。
从农业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渐发展到企业承包，进而发展到区域竞争。
承包制度在原有的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找到了一个模糊的地带。
这个模糊地带增强了自主性，明显有着激励的性质，由此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开始繁盛。
区域竞争的加强则为政府自身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激励。
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制度、方法等迅速在竞争中创造并传播。
中国的经济政策主要以市场发育为核心，而不以产权变更为核心，逐步以市场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优化产权模式。
在市场充分发展的时候，国家开始将市场机制从经济的“边缘地带”引入“中心地带”。
199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将大型国企法人化的进程。
中国对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财政体制的改革及相应的行政体系的重组，使得中国经济更加体现出现代的面貌。
国营经济的庞大体系转化成为现代的法人制度体系，形成了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
这种经济模式以战略性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的压仓石，保证国家对于经济的掌控力度，同时又以多种所有制企业作为经济活力的源泉与保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巨大资产逐渐进入到市场机制之中，从国家的体制之内逐渐孵化出自主经营的法人企业，从国家的体制之内逐渐孵化出市场的机制与制度。
国家充当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使得中国的经济从整体的国营经济向一个基于企业自主决策的法人企业经济的转变。
这使得中国进入到了飞速增长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从1978年的全球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现仅次于美国、日本。
如今中国每6个小时的出口，相当于1978年全年的出口。
19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以类似的高速保持如此长时间的增长。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运行最稳定的高速增长，是受益人口最多的增长。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其后发展理论中指出：
随着开始发展时间向后推移，以强组织力的机构指导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随着开始发展时间向后推移，企业的组织形式也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随着开始发展时间向后推移，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形态就越容易是集权制度。
20因为国家与企业制度要弥补工业竞争力的不足，制度要促进资源向工业集中。
要实现上述所有条件，需要一个根植于绝大多数人，并得到广泛支持的现代导向的执政团体的存在。
在拉美等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大地产集团、军队、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力量不断相互博弈，缺乏一个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领导力量，国家政局不稳，工业化资金难以从国内集团之内筹措，通常对外高筑债台，因而走向了既依附于国际势力，同时又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的依附发展的陷阱。
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国内各群体之上的纵向结构，是一种“超利益集团”。
党对所有集团的渗透，保持其开放性，使得所有集团服从于国家整体的利益。
这种结构，不同于西方的政党体系，在西方政党体系中，政党更多代表部分选民的利益，确切地说，这种党只是一“派”，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组织等方式领导政府、军队、其他党派及重要社会团体等，从而在没有“法人制度”传统的国家中塑造了一个稳固的法人结构，可以凝聚国内的发展意志，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直为私人政治、军阀政治所困扰的国家中，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私人及大集团对政治的干涉。
尤其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消除了以往的集团化军队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统一的武装力量，使军队由附属于一定个人或派别转向了服从组织严密、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纪律严格的政党，拥有了一个恒久忠诚对象和组织控制核心。
”21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陷入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至今仍在拉美一些国家中为害甚烈的军阀当政的局面。
这种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的存在，中国才能凝聚发展共识，根据现代化的需要配置资源，推动一些对其他国家来说根本无法推行的改革。
在建国初，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稳定国民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能够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能够真正发展市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中国能够解决军队经商、诸侯经济等问题，现在这些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大国的自我积累型现代化、赶超型现代化的伟大范例。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国家孵化市场的道路，也就是先有计划后有市场的道路，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先有市场后有计划。
先通过计划的手段塑造完整的国民经济，再从国家的硬壳下孵化出市场与社会，国家有能力缓解外部的压力，有选择地吸收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
这使得中国可以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而不是依附的道路；可以走上一条稳步渐进的道路，而不是自由化的道路；可以走向一条繁荣、和谐的道路，而不是僵化的国家主义的道路。
作为唯一的依靠自我积累，而没有任何殖民、掠夺历史而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大国，这种历程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启迪。
因此改革开放不是一种轮回，而是夯实了基础之后的重新开始，而且是在一个更高起点上的开始。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将从“我为世界市场服务”转化到“世界市场为我服务”。
这种转变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有着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条件，那就是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的坚强执政党的存在，以及六十年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
市场催生社会
市场的发展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发育。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纵向立体网络，这种网络几乎分布到所有的政府机关、企业、大学及非政府组织之中，并进而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单位制度。
单位是国家的代理人，个人通过对单位的依附而依附于国家。
单位制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尽管还不是按照既定规则遴选、吸纳、排斥成员，并具有独立目标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法人社团制度，但是已经不再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血缘制度，而是一种介于拟血缘制度与现代法人社团制度之间的过渡形态。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单位制的演化打开了一个新空间，市场的发展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基础，而社会的建设又将促进市场的发展。
这种互动之中，将逐渐产生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以法人社团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市场与公民社会是一体两面。
市场提供了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而公民社会则进一步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型的价值建构。
这种社会建构是基于个人的、自组织的、灵活的，带着市场自发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
”22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换中，一方面要求等价交换，另一方面要求免于外在强制的交换。
这使得市场内生着新型的理念，那就是平等与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从1978年到2005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从71%降至45%，城市劳动力的比重从24%增至36%，而城市内在国有部门和政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从78%降至24%。
”23就业结构中的城市化与非国有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这种变化将带来社会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深刻改变。
在所有的国有部门中，党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渗透性，公共服务可以在党组织及单位组织的范围内得到一定满足，但是在非国有部门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通过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组织不再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单位，因而对公共服务的诉求将直接转至公共领域。
这将会带来从领导理念到治理理念，从领导方式到治理方式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化。
公民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然而又是冲动的。
公民社会的兴起既可能带来一个国家内部伟大的变革，又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
就其极致而言，市场性质的价值诉求不仅要扩展到物的领域，而且扩展到人的领域，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知识的领域和政治的领域。
一方面，这种市场价值的过度扩展可能导致坏的市场经济与坏的治理的结合，而另一方面，现有的政治社会体系如果不能吸收其合理的价值诉求，那么公民社会就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
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将受到重大的挫折。
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有三根最为重要的支柱：
中国共产党、人大和政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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