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的爱情叙事诗《阔孜》和东西方爱情叙事诗的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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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的爱情叙事诗《阔孜》和东西方爱情叙事诗的比较
哈萨克的爱情叙事诗《阔孜》和东西方爱情叙事诗的比较
关键词：
阔孜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
摘要：
中国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是世界爱情悲剧林苑的典范之作。
而《阔孜》作为哈萨克民族最为知名的爱情叙事诗，历来有哈萨克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
本文将从平行理论研究的角度，通过对这三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表面的诸多类似性在内的本质上的差别，对作品所体现不同民族心理特征有所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三者所代表的3种文化体系：
农耕文化、重商文化和游牧文化。
1、三部爱情悲剧的类似之处
爱情作为人类最伟大和永恒的情感之一，无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共通之处，而像殉情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界性的母题。
男女主人共同对爱情的执着和其为爱情所作出的抗争，无论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容易引起同情和共鸣。
细观这三部爱情叙事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有诸多类似之处。
1、故事来源
通过对三个故事来源的分析，可以得知这三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来源都是一样的，它们都起源于民间故事。
《阔孜》诗的产生时代，至今有多种观点，但大多数认同该诗的传在8——10世纪已经流传开来，民间艺人将这一传说加以整理、编辑成为诗歌进行传唱并不断完善，至少到13——14世纪，该诗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爱情叙事诗。
作为一部民间爱情叙事诗，《阔孜》曾被认为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民间出现了大量和该诗中的地名有关的传说和故事。
民间叙事诗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口耳相传流传至今，并被多次在戏剧舞台上演。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早出现在东晋，但是现有的文献资料难觅其踪迹，现今我们能看到的梁祝的较早文献记载，是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四番志》和后唐张读的《宣室志》，其所记载的故事已经具备了现今戏曲的雏形。
此后，对梁祝故事的各种改编和再创作层出不穷，尤其是被改编为戏曲以后，《梁祝》成为越剧的经典曲目在江南一带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爱情悲剧。
现今通用的的《梁祝》剧本，是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口述、由剧作家徐进整理而成的。
本文采用的版本是1979年由上海文艺版社出版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源于5世纪的希腊传奇，原为小说。
1565年，英国诗人亚瑟·布鲁克根据该传奇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哀史》故事由此传入英国，并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而后莎士比亚根据该叙事诗于1594年创作了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该剧自问世以来，多次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登上舞台，拍成电影近20部，成为莎翁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
二、情节结构
从情节结构来看，这三部作品的主要情节都是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到家人的反对，最后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殉情自杀。
《阔孜》诗中阔孜和芭艳还未出生，两人的父亲即定下了婚约，后来阔孜的父亲喀拉拜不幸坠马身亡，芭艳的父亲萨里拜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家道日益衰败的孤儿阔孜，于是连夜迁徙。
后来阔孜在艾巴斯奴隶的帮助下，找到了芭艳。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秘密同居3年以后，被萨里拜和阔达尔发现，阔孜惨死在阔达尔手上，芭艳设计杀死阔达尔后，自尽身亡。
《梁祝》的大致情节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和书生梁山伯同窗三载，在朝夕相处中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情。
在离别之际一再暗示梁山伯自己是女儿身，但木讷的梁山伯始终没有猜透。
当后来梁山伯通过师母知道了祝英台是女子而前往祝家庄提亲时，祝员外已经将女儿许配给了财主马家。
伤心不已的梁山伯不久病逝，祝英台在马家迎亲的路上，前往梁山伯墓前坟，坟墓突然开裂，祝投入墓中。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要内容则是意大利维洛纳城的两大家族蒙太古与凯普莱特是世仇但是两家的儿女罗密欧与朱丽叶却在假面舞会上相识并迅速陷入热恋，私定终身，两家持续不断的仇恨导致罗密欧杀死了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内特，遭致流放。
朱丽叶为了逃避父母之命的婚姻，在劳伦斯神父的帮助下服药假死，不明真相的罗密欧喝下毒药自杀于朱丽叶尸体前，醒过来的朱丽叶看到此景，也殉情自杀。
三、思想题旨
在思想主旨方面，这三部作品都讴歌了年轻人对纯真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自主的追求，批判了封建家长对子女婚姻的包办和对美好事物的摧残。
关于《阔孜》一诗的思想主旨，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叙事诗讴歌了阔孜和芭艳为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主不惜牺牲生命的行为，谴责了萨里拜背信弃义、贪婪不比的行为。
另一种则认为芭艳和阔孜之间并没有爱情，芭艳只是为了服从婚约，而对阔孜从一而终，其行为是迂腐的，叙事诗的主旨是为了弘扬维护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行为。
我认为所以会有以上两种分歧，主要取决于对阔孜与芭艳之间是否有爱情的判断。
而阔孜与芭艳之间是否有感情，最大的疑问来自于他们未曾谋面就对彼此倾心相许。
解答这一疑问，是因为哈萨克人相信梦是现实生活的预兆和反映，芭艳才会对艾孜孜神仙所托的梦深信不疑，坚信自己有一位金发银带颈部有黑痣的名叫阔孜的未婚夫，并日夜盼望他的到来。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都会在自己心中勾画中一个理想伴侣。
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未婚夫或者未婚妻的话，很可能就会把这个潜在的婚姻伴侣当成自己的理想伴侣来设想。
而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长期思念另一个人的话，虽然未曾谋面，也很有可能在朝思暮想中出现某个人的身影。
阔孜在看了芭艳的亲笔信后，感受到她的真心，毅然决定出发前去寻找自己的未婚妻，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而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芭艳也是在看了阔孜金色小辫下的黑痣才确实他就是自己日夜思恋的爱人。
更何况在当时的社会中父母之命作为一种在当时占绝大多数的婚姻制度，被人们认可是很自然的。
芭艳能够不顾阔孜家境的衰落和自己父亲的竭力阻挠，依然愿意遵从婚约嫁给阔孜，本来就是信守诺言、不贪恋金钱的表现。
《阔孜》诗主要批判的，是作为封建家长的萨里拜背弃誓言、贪婪无比的品性。
《阔孜》中萨里拜在和喀拉拜定下婚约后不久，得知喀拉拜暴亡的消息，预感到阔孜将沦为可怜的贫穷的孤儿，下定决心连夜远迁，以避开阔孜。
而后更是为了得到免费的劳动力，让争夺芭艳的90个奴隶为自己放牧。
长大后的阔孜和芭艳在明白对方身份后，迅速陷入热恋之中，但这恋情却由于萨里拜的贪婪和90个奴隶的嫉恨而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质，萨里拜背信弃义固然值得批判，但他最可恨之处在于从来没考虑过女儿的感受，从头到尾都是一手操办女儿的婚事，没有给她自由选择的机会。
而芭艳值得人们同情也并不是因为她恪守了对阔孜的婚约，而是她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求与对恋人的忠贞不渝。
《梁祝》中，梁山伯和祝英台通过3年同窗生涯彼此了解了对方，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虽然梁山伯直到祝英台回家后才知道她原来是女儿身，但是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长时间相处中一点一滴的积累上的。
这也符合汉民族含蓄委婉的深层次心理。
他们两人爱情的阻碍，来自于中国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
因此，祝员外才会不顾女儿的反对，强迫她嫁给马文才。
而祝英台虽然之前有女扮男装外出求学的勇气，在面对父亲以父命不可违和门庭尊严相威胁时，仍只能被迫放弃梁山伯而违心遵从父命，而这也正是儒家所一再强调的孝道。
而在莎剧中，则是西欧封建时期的血亲复仇传统阻碍了两人的相爱。
罗密欧与朱丽叶分别来自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两大家族，而这两大家族是世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的相爱注定是个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敢于不顾家族世仇恋爱，乃至私自结合，可见两人对封建秩序的蔑视和对自由爱情的炽热追求。
而两人最后的悲剧结局，唤醒了仇恨的两大家族，促使他们和解，这不得不说是人文主义之光所代表的胜利。
二、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的差别
（一）、3种文化特质的简要分析
《阔孜》诗产生于哈萨克大草原上，在这部诗中草原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四季迁徙的生活。
牧业生活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强虫灾、风雪洪涝灾害等，无不对人们的生活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在游牧文明中，青壮年尤其是英雄的作用尤为突出。
《阔孜》诗中萨里拜之所以举家远迁，也正是预料到了喀拉拜死后，孤儿寡母的日子会很艰难。
为了抵抗自然灾害和外部族的入侵氏族和部落内的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生产经营。
在对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过程中，一大批英雄人物脱颖而出，用自己的强悍捍卫部落的利益，由此成为人们景仰的对象，而强健彪悍也成为草原民族向往的民族性格。
而在放牧时，经常一连十来天都看不到一个人，所以哈萨克族对待客人特别热情、慷慨。
因此，游牧民族养成了强健彪悍、乐观豁达、慷慨热情的性格特点。
汉民族孕育于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生活较为安稳，普遍过着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
传统的小农经济导致保守性强，人们普遍安于现状。
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民族尊崇儒家“克己复礼”的观念，强调长幼尊卑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纲领的一套社会等级秩序，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妻有别、朋友有信”，构建了一个长达两千余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在传统中国等级排序中，强调“士农工商”。
国人以读书致仕为人生的最大目标。
因此，在我国的农耕文化中，形成了人们封建保守、重视伦理道德、讲究社会等级秩序的思想。
西欧文化最早源于希腊文化，希腊是由200多个岛屿组成的，土壤贫瘠，人们主要靠航海通商的收入维持生活，因此西方历来重视商业，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发展。
而在早期的航海生活中，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海上自然状况的变化多端，使得航海贸易成为一项风险很大的生意，由此也培养了希腊人勇于冒险、敢于探索、勇于抗争的精神。
经过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期后，人文主义的光芒照射到了西欧。
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崇尚自我、张扬个性、崇尚理性、充满了人文精神。
但是这种对个人能力和欲望的过分膨胀，又导致了人们盲目冲动的行为。
（二）、文化深层结构给三部作品带来的差异
1、爱情的表达
由于不同文化对民族心理性格的影响，导致了他们在爱情的表达上，也具有各自的特色。
在《阔孜》诗中，爱情的表达是直接而无所顾忌的。
芭艳在梦中得知阔孜是自己的未婚夫后，便派艾巴斯前去寻找自己的未婚夫，而阔孜在得知了事情真相后，也顾不得年迈的母亲，毅然决然地前往阿亚阔孜寻找自己的未婚妻芭艳。
当他们设法相见并确认了各自的身份后，立即秘密同居起来。
在这里，游牧民族坦荡豪迈的作风尽显无疑。
《梁祝》中爱情的表达是含蓄而婉转的。
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3年，但是梁山伯一直没有发现祝英台是女儿身，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有“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女子向来连迈出家门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提出门求学了。
儒家传统文化要求女子讲求“三从四德”，严防男女之间的联系。
因此，祝英台即便对梁山伯有意，也只能拜托师母做媒，自己不敢轻易许诺终身。
在“十八里相送”中，祝英台一再暗示梁山伯自己是女儿身，先后用“鸳鸯”、“牛郎织女”等比喻来表明自己和梁山伯是“男女有别”，但是在正统文化中长大，颇有些儒生迂腐气的梁山伯硬是没有猜出祝英台的心思。
而作为一个女子，祝英台也不好意思言明，故而两人始终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爱情并让对方明白。
梁祝两人的爱情，是在朝夕相处的读书生涯中经过熟悉而建立的，这也符合汉文化温柔敦厚的美德。
在莎剧中，爱情的表达是直接而热烈的。
罗密欧在爱上朱丽叶以前，一直热恋着罗瑟琳，但是却苦于得不到她的回应。
在凯普莱特家的假面舞会上，当他第一次见到朱丽叶时，即被朱丽叶的美貌所打动，主动上前向朱丽叶表达自己的爱情，并请求能否吻她一下。
而朱丽叶也落落大方地接受了这位陌生男子的示爱。
当朱丽叶向乳媪询问罗密欧的名字时，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要是他已经结过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
”由此可见，朱丽叶和罗密欧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并且当即示爱成功，各自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2、对爱情的态度
三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都忠贞无比，但是其表达在态度上却有着很大的区别。
《阔孜》中芭艳为了护卫和阔孜的爱情，不惜将无意间看到两人的女奴杀死，为了爱情不顾一切，而且始终理直气壮。
在两人恋情被发现后，当芭艳的嫂子指出她会被人笑话时，芭艳坦荡地回答到有头脑的人怎么会笑话自己。
而当阔孜死后，悲痛不已的阔孜在面对自己父亲的安慰时，义正言辞地表明自己绝不是水性杨花之人，只会对阔孜情有独钟。
当父亲劝她再嫁时，她答道要嫁只会嫁给自己的父亲，轻易将父亲的话驳回。
而阔孜为了爱情，不惜忍心抛下独自将自已抚养长大的年迈母亲，独自外出寻找芭艳；为了芭艳，不惜隐瞒身份，在芭艳家放牧长达3年，而且勇于和阔达尔拼斗。
《梁祝》祝英台在戏中数次暗示梁山伯自己的女子身份，但从未直接挑明。
祝员外决定把英台嫁给马文才后，英台也并没有说出自己喜欢梁山伯并和他有了婚约一事。
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由此可见一斑。
当梁山伯要状告马家时，祝英台又拉住他，说官官相护，势单力薄的梁山伯根本不可能在官府那里讨到说法，只表示寄希望于来世。
而梁山伯一直扮演着一个文弱书生的角色。
只知道读书的他，面对祝英台的多次暗示，都没能猜透。
而当他前来向祝家求亲却遇到祝英台早已经被许嫁太守之子马文才时，书生气十足的他首先想到的，也只是报官讨一个说法。
这种近乎迂阔的做法，自然难以实现其目的。
在被祝英台以官官相护劝住以后，悲痛欲绝的他只身返家，最终一病不起，英年早逝。
莎剧中，罗密欧和朱丽叶自从在假面舞会上相识并一见钟情以后，随即发现对方是自家世仇，但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放弃。
罗密欧在舞会结束后又折返朱丽叶家，听到了朱丽叶在阳台上的自语自语：
“罗密欧，抛弃了你的名字吧；我愿意把我整个的心灵，赔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
”毅然接话道：
“那么我就听你的话，你只要叫我做爱，我就重新受洗，重新命名；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
”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大胆，足以证明两人对彼此的爱情之火有多么灼热。
当后来罗密欧失手杀死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后，朱丽叶一开始为表兄之死感到痛心，但旋即又为罗密欧即将被流放感到痛苦万分。
当罗密欧冒险夜访她时，她更是不顾一切把自己的童贞献给了他。
并在劳伦斯神父的帮助下两人结为夫妻。
3、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
在《阔孜》诗中，芭艳为了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拒绝了以阔达尔为首的90个贵族的追求，让艾巴斯带着自己的信物和亲笔信前去寻找阔孜。
而阔孜在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以后，不惜抛下年迈的母亲和满山的牛羊，只身前往寻找芭艳，为了芭艳不惜屈尊给萨里拜当放羊的奴隶。
两人相遇后，为了躲避萨里拜的阻挠，在野外偷偷同居了3年，期间被一个女仆发现，害怕秘密被泄露的芭艳不惜将女仆处死。
而当最终两人被发现时，阔孜也勇敢地逃脱出去，芭艳放出百灵鸟打探消息。
阔孜被害死后，她不吃不喝，形容枯槁，后来硬是设计杀死了阔达尔，为爱人报仇雪恨。
为了追求爱情，两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而当爱情遭到迫害时，他们也奋力抗争，决不让敌人好过。
《梁祝》中，梁山伯与祝英台面对封建势力的阻挠，没有坚决与之抗争的勇气，一味妥协退让，顾全所谓的家族颜面。
梁山伯到祝府提亲，得知祝父已经将英台许配给马文才后，首先想到的是报官，认为只要县官清廉明理，就一定会支持他的诉求，将祝英台判给他。
祝英台拉住了他，认为梁家无财无势，马家有财有势，而且马父贵为太守，官官相护，梁山伯肯定斗不过马家，只恐怕会平白伤了自己。
梁山伯听她这么一分析，也就作罢。
尔后祝英台开始认命，认为爹爹之命不可违，劝梁山伯另娶淑女。
当梁山伯毅然回绝，并表示自己已染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祝英台于是寄希望于死后结合，希望梁山伯死后葬在胡桥镇，坟前树一黑一红两块碑，黑的是梁山伯，红的是祝英台。
梁山伯回家后一病不起，托母亲去祝家庄请英台前来见最后一面，英台托信说自己已为马家妇，礼数不允许她来，但是身未来心已来，望梁山伯珍重。
梁山伯看完此信，吩咐母亲按之前英台所说的要求将自己下葬，从此一命呜呼。
两人在人世间的爱情从此结束，转而在阴间相会。
在莎剧中，两人的爱情始于激情，也终于激情。
罗密欧与朱丽叶自从在假面舞会上一见钟情后，便陷入了热恋中，不顾两家的世仇暗地里偷偷来往。
朱丽叶甚至下定决心，为了罗密欧宁愿抛弃自己的姓氏。
随后罗密欧在争斗中失手杀死朱丽叶的族兄提伯尔特，被大公判处流放，朱丽叶的父母将其许嫁给帕里斯伯爵，并命令短期内必须完婚。
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朱丽叶和罗密欧两个人并没有屈服，也没有退缩，而是在劳伦斯神父的帮助下结为伴侣，并在当晚享受了爱情的甜蜜。
次日，朱丽叶为了摆脱父母让她嫁给帕里斯伯爵的念头，和劳伦斯神父一起，制造了死亡的假象，因为传递消息的人遇到意外，导致不知情的罗密欧得知朱丽叶死后，万念俱灰，在朱丽叶坟墓中自尽，朱丽叶醒来后殉情，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三、文化背景的展现----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结局符合各族人民的心里审美需求
作品中人物性格和故事结局符合各自民族的审美心理需求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都有其展开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
只有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环境。
而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展示以及故事的结局，往往又契合了该民族的心理审美需求。
哈萨克民族世代以游牧为生，因此诗中展现的生活场景也是一派草原风光。
《阔孜》一诗中有牧主、牧羊人、草原、羊群、骏马、玩羊拐、马上角力等游戏，也正是在靠放牧牛羊即能维持基本生活衣食所需的生产方式下，在辽阔无际、人烟稀少的草原自然环境下，阔孜和芭艳的3年秘密同居生活才成为可能。
传统的哈萨克族四季随草木迁徙，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中，培育了他们热情、豪迈、坚韧的民族品性。
在《阔孜》一诗中，阔孜为了寻找芭艳，不顾母亲的苦苦哀求，执意远行寻妻，哪怕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也在所不惜。
而芭艳在面对嫂子的冷嘲热讽时，也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而是义正言辞地说到：
“有头脑的人怎把我们笑话，想笑话我们就让他们笑话。
”叙事诗中提及阔孜和阔达尔比试力气，阔孜毫不费力就将阔达尔举起来，让后者狼狈不堪。
芭艳在金蓬车内看到此景后，为自己的恋人感到无比骄傲。
这里充分展示了游牧民族崇尚力气、崇尚英雄的民族性格。
而在哈萨克族乃至整个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中，英雄一般都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
一般英雄的被害，都是由于在睡梦中被敌人偷袭，由此来展示英雄的英勇无敌的气概。
而《阔孜》一诗中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阔孜逃出来后，在杨树丛中休息，被阔达尔带领的人偷袭，将头颅砍下。
而阔孜遇害的地方——杨树林正是突厥语民族中英雄死而复生最经常出现的地方，也正好为阔孜后来的两次复活埋下了伏笔。
而阔孜遇害后，芭艳虽然悲痛欲绝，但她并非一个软弱的女子，而是设计杀死了阔达尔，从而为自己的恋人报仇雪恨。
按理说叙事诗发展到阔孜遇害，芭艳为其报仇后殉情自杀，整个故事已经结束。
然而阔孜一诗作为一首民间爱情叙事诗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除了故事本身的感染力以外，也得益于它对民族心理的呈现。
正如高尔基所说:
“民谣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
”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体现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并“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
因此，诗中又加入了阔孜的两次复活，回家解救沦为女仆的母亲，并成为部落汗王统帅一方，为民造福的情节。
哈萨克民族自古以来多灾多难，人民渴望英雄，渴望正直清廉、勤政爱民的部落首领带领他们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这一叙事诗的结局充分显示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而在早期的突厥语史诗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英雄死而复活这一古老母题，一般的研究都将其归功于萨满教信奉灵魂不死的信念。
在《阔孜》一诗中，所有有助于两人起死回生的力量，都被归功于伊斯兰教，使得全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宣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功能。
据前文分析，《阔孜》一诗产生的时代较早，可追溯至公元8——9世纪。
而在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才逐渐传入哈萨克草原，因此诗中的伊斯兰教元素只可能是在长诗的不断传承、演变过程中加入进去的。
而这些也正好说明了《阔孜》一诗是在适应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不同时代听众的需要中不断发展完善的。
封建时期汉族地区以农耕为主,社会等级秩序森严，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理念。
越剧《梁祝》的故事背景正好设置在生活条件较为优越、文化氛围浓郁的江浙一带，剧中有老爷、书童、才子佳人、私塾经师、小桥流水、鸳鸯喜鹊，俨然一派田园风光。
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熏陶下，祝英台才毅然假扮男装外出求学，并与梁山伯同窗三载，最终互生情愫。
自汉朝以来，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农耕生活的固定，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保守。
而儒家思想的渗透，又使得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深入人心，三从四德更是女子必须尊重的礼法。
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凡事主张“和为贵”。
遇事时习惯调适自身身心，以自身内在变化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避免与环境的直接冲突。
而《梁祝》中，梁山伯和祝英台都具有读书明理的一面，但是在面对强大的封建压迫势力和礼教思想束缚时，两人又双双放弃了抗争，让人遗憾不已。
一开始相逢时，梁山伯认为男女皆为父母生，女子读书明理也应该。
祝深受感动，认为他为女子鸣不平，引为知音。
3年的同窗生涯，奠定了两人深厚的感情基础。
而十八里相送中，祝英台分别以鸟儿成双对，喜鹊报喜，樵夫打柴、鸳鸯成对、牛郎织女渡鹊桥等一系列富有深厚民族特色的意象来暗示自己是女儿身。
只可惜“对牛弹琴牛不懂，可叹梁兄笨如牛”。
而梁山伯的形象，是典型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书呆子。
等到梁山伯从师母那得知真相，赶到祝家庄提亲时，祝父早已许婚有财有势、太守之子马文才。
在和祝父的抗争中，从前那个聪明伶俐的祝英台，仿佛换了个人。
面对父亲“自从盘古分天地，哪有儿女自定亲。
无媒无聘做事不端。
若不嫁马家有辱门庭。
三从四德是古训、礼法不容怎做人、万事遵从但婚姻大事不能做主。
”的斥责，祝英台忍痛割断情思，决定为父亲和家族的颜面而牺牲自己与梁山伯的终身幸福。
因此，两人再见面时，一喜一悲的鲜明对比，让人黯然泪下的同时，也预感到了这对有情人最终的悲剧命运。
面对梁山伯要去官府说理的想法，祝英台说到“堂堂衙门八字开，官官相护”。
从而断送了梁山伯反抗的念头。
在“爹爹之命不能违，马家势大婚难退”的逼迫下，祝英台连梁山伯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只有相约黄泉下相会。
在马家迎亲的大喜之日，祝英台借祭奠之机在梁山伯墓前恸哭，坟墓为之而开，祝英台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从而实现了两人“生不能同眠，死便同穴”的爱情理想。
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对于爱情隐忍求全的态度，正是中国数千年来多少有情人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终难成眷属的真实写照。
而梁祝两人殉情后，双双化蝶，另一个世界中得到了圆满,又契合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追求“大团圆”的审美观念。
即不强调现世的抗争，而在艺术性地对来生的期望中得到满足，从而消除因自身与环境对抗所带来的紧张感，在对艺术世界的美好幻想和自我满足中维持两千年来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所注重的平淡冲和的生活，而这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独特审美意蕴所在。
西欧自古航海业发达，国皆重视商业，在重商主义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人们注重维护自身利益、勇于与社会、自然抗争的个性。
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基督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宗教至上和禁欲主义让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严重迟缓。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背景是15世纪的意大利，此时西欧仍处于封建社会，在剧中出现的有亲王、伯爵、贵族、神父、仆人等人物和广场、庄园、教堂、假面舞会等场景。
但研究界普遍认为莎翁在其中隐射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本身。
起源于意大利的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幌子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它弘扬人文主义、崇尚自由、民主和平等，以此来对抗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封建陋习。
自古希腊开始，西方文明即崇尚悲剧，强调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抗争中轰轰烈烈的行动之美。
莎剧中一开始面临的，就是两个家族累世的矛盾。
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对这样的情形，并没有放弃爱情，而是决定为了爱情，不惜放弃自己的姓氏。
随着剧情的逐渐激化，罗密欧失手杀死了朱丽叶的表兄，两家的仇恨进一步升级，这时朱丽叶虽然因为表兄之死倍感伤心，但又更为担心爱人的安危。
当父亲强迫她嫁给帕里斯时，她明知罗密欧就要被驱逐，却在劳伦斯神父的帮助下，毅然与罗密欧秘密结为夫妻。
而后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已死，不愿苟活的他服毒自尽，而醒来后的朱丽叶见罗密欧已死，也随之举剑殉情。
一对有情人死了，但是，两个家族却重归于好，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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