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课文翻译第四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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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课文翻译第四册
新视野大学英语课文翻译第四册
Unit2
查理·卓别林
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他所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
剪下来的。
他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会创作出查理·卓别林
的童年故事，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者"，这
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和朝鲜，
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
卓别林在1913年永
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
在那里，他
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不幸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者"多少有
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级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
的角色拍手喝彩：
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把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宽大的
臀部一踢。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喜剧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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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
欧
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
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
而在卓
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法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者找"合适的
声音"时，那确实令他头痛。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
1936的《摩登
时代》是第一部他在影片里发声唱歌的电影，他扮演一名侍者，操着编造的胡
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像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
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家道败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喜剧电影中能
操一口受过教育的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值得怀疑了，而英国人
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
虽然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是
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有巨大才能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是十分少
见的。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
为自己的主人。
随着事业的发展，他感到了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
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
"这不
可能是我。
那可能吗？
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
"
而这种吃惊唤起了他的想像。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
他
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身体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
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
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
他会将这些物体发挥成其他东西。
因此，
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
中，靴子被煮熟，靴底蘸着盐和胡椒被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鞋钉就像鱼骨
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具体事物的发挥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
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相应地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
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
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
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
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他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的幸福给了卓别林。
他
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
她的稳定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
年龄差距。
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
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
"那年
轻人在哪儿？
"——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外面等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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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
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有毫无根据的流言说他俩是马克思主义的
同情者。
后来在他们自己的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
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
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
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
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
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
个自己曾带来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一位女政治家的政治生涯
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
的形象，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
她参加了肯尼
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
些人全是男性。
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需两个
小时的车程。
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
对于生活在
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
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
像其
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障碍：
她缺钱；她没有政治经验；
她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
她说：
"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
外市的人结婚，很快就会搬走。
"
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投
票选举她。
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
她会挎着
手提包，挨家挨户地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
"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
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
"这正是对我的祈祷的回应，因为它似乎战胜了这种
观念：
女人当不了领导者。
"
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优先考虑的问题。
有个机构已
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个专题讨论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
民主政治制度所体现的程序及理论。
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
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有。
她说，她们在竞选运动中只知道谁"给你半公斤面
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她们就投票选谁。
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
这些传统要
非洲妇女做饭、搞清洁、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以及支持丈夫。
她们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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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
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在20世纪50年代
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监视殖民军的
阵地。
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
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
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
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
中的席位仅3%。
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
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在赢得市议会席位之
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而加
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
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
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
姆波戈女士说，为
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
"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实事，"她说。
"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
的钱似乎落入个人腰包了。
"
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当选。
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
而男人们则很不解，甚至有些心怀敌意。
她回忆说，男人们问：
那些男人怎么
会选一个女人？
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
有人说女政治家们的
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
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
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
目
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
她们拒绝离开，于
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旗帜，并对她们棒打拳击。
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
很高兴议会挑选了她。
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
一个新型市场正在
市中心建起。
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
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
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
姆波戈女士为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
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
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
一个卖柠檬的妇女
说她喜欢新市长。
"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
"以前的市
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
"
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
"我厌倦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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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说。
"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
只
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
"
创造“第一”的家族
在我家里，成功与否只由一种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争取第一的能力。
只要
你在某件事上排第一，就算你行，至于它是什么事情，则无关紧要。
我的前辈们在"机器时代"的高峰期从欧洲来到了美洲。
在美国，每天都有
"新的"和"第一的"东西产生：
第一个抽水马桶，第一部收音机，第一顶装有扇
子的帽子。
我家里掀起了"第一"热。
食物以及其他的好主意都算数，还有款
式、发明、用语等方面的"第一"也算数。
衡量是否"第一"的惟一标准就是没听
说别人做过。
那样你就有权讲出这句惊人的话：
"我是第一个做的！
"
我的外曾祖父发明了芥末筒。
它是由一块方形小纸片卷上些芥末做成的。
早晨上班时带着它，再带一块冷肉，中午吃饭时就可挤一些新鲜芥末在肉上一
起吃。
这位发明芥末筒的外曾祖父有三个女儿：
露茜，第一个将窗帘制成短上衣
的女孩；格尔蒂，第一个将短上衣改成窗帘的女孩；还有波莉，就是我的外
祖母，她改进了一把刷子用来清洁水龙头的内部。
她喜欢这么说：
"不能因为
你看不到就说它不脏。
"
波莉房子里的每一寸地方每年至少都要人工清理两次，她为此深感自豪。
她甚至用一种"门顶揩布"来清洁门顶。
这东西是用旧长筒袜里面再塞上旧长筒
袜做成的。
旧长筒袜在我家一直都被视为一种大有可为的东西。
我妈妈用她
的长筒袜来做洋葱袋，说是她发明的新办法。
她还居功说她是第一个将一对长
筒袜的两只同时利用起来的人，一只袜筒做洋葱袋，另一只放土豆或大蒜。
而
我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我的亲属中，最有名的，真正在美国产生影响的，或许就是我的曾祖父
莱伯·萨塞尔。
据家里人的说法，是他为世人引进了五香烟熏牛肉三明治。
1879年，莱伯·萨塞尔离开祖国到纽约的街头寻求功名和财富。
在自己国家，
他曾在面粉厂干过活，但感觉这种磨面粉的营生真是种折磨人的苦活，就开始
背着坛坛罐罐到处兜售。
他没有家，往往卖锅罐给谁，就在谁家的地下室或马
棚里过夜。
有一天早晨，他在祈祷的时候还被马踢了一下。
莱伯·萨塞尔懂得屠宰，所以他决定改行开一家小肉铺。
开张第一个星期，
有位朋友路过，问能否将他的大皮箱寄存在店铺的后面。
"我打算回老家几年，
"他说。
"如果你让我存放皮箱，我就教你如何制作五香烟熏牛肉。
"据说，曾
祖父收下了皮箱，学会了制作五香烟熏牛肉，并开始在柜台上出售大块的五香
烟熏牛肉。
很快他又开始将肉切片出售，然后又将其夹在两片面包中间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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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偶然碰到了我的外曾祖父，知道了芥末筒这东西。
没过多久，到他的店里来
买三明治的人比来买肉的人更多了。
我的祖父雅各布·沃尔克则拥有发明"球破碎机"的光荣。
他带着"球破碎机"
走遍纽约的下曼哈顿区，在他所有卡车的两侧印着"华尔街最强大的破坏力"字
样。
他娶了格兰妮·爱丝尔。
她漂亮得没有必要在任何事情上排第一了，不
过她却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第一位挂历女郎。
在20世纪初，她的相片曾
被当地的一家银行用在自己的第一本日历上。
就是在那里，在银行里，祖父遇
上了她。
她太美了，她曾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道：
邮递员，邮递员
做做好事
将这封信送给
普林斯顿的美人。
这封信就被投在了她家门前。
我的外祖母则发明了鞋底袋。
她相信，若能总是在鞋里留一个五分镍币，
就不会有坏事发生。
你总可以用它打个电话，总可以用它买点东西，你决不会
身无分文。
但是镍币会滑来滑去，到处滑动就可能滑出鞋外，因此她制作了一
个小口袋固定在鞋内底部。
这样，任何一双鞋子都可以有自己的"私房钱"。
至于我，我还没有出名，还在等着找到我的第一。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已经
太舒服了，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了，干吗还要去做一项发明？
不过，我已经留意
到一些东西，开始考虑能否给诸如旧灯泡或鸡蛋壳之类的东西找些新的用途。
你出生在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不论喜欢与否，你总是在思考着。
来自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你决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会忘记家族历史
对你的鼓舞。
Unit3
渴望新的福利救济制度
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
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都会向福利机构多榨取几美元。
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
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或告诉社会
工作者，说房东又提高了100美元的房租。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
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
噢，私下里领一笔钱
当然对我也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抗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
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
11
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
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
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
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
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
撒谎的系统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
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便问：
"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
"
"朋友和家人。
"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
"
她这是在暗示我：
得哀求她了。
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
"那天在马路上有
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
"
"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
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
理，所以它总是坏。
"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台轮椅比一般
人用得多得多。
"
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
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
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
上班时，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
但这种削
减对脊柱伤残的人士更有特别的影响：
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
每次我
的轮椅坏了，掉了螺丝，需要换轴承，或刹车不灵等，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
但每次都要挨训。
她最后总会说：
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
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他来证明问题确实存在，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
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
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府的福利总部，他们再花
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
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最后，如果我幸
运的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
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
而不是每两个月才一次了。
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的电器，或者是
女仆、烤炉里的烤猪、停在房后新买的直升飞机什么的。
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
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的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的来历。
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
我是一个独立的
12
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
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做到每月能挣
2,000美元是不可能的。
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
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的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
易使救济对象滥用权力，也很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滥用权力。
前几天，由于药剂
师说我使用的医疗用品超出常量，于是福利部门派苏珊娜到我的住所调查。
我
确实多用了，因为外科手术所造的排尿孔的大小改变了，于是尿袋的连接处发
生渗漏。
她正做着记录，我家的电话铃响了。
苏珊娜接听了电话，是一位州议员打
来的，这使她慌了一下。
数以千计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如果允许的话，
可以慢慢地负担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用，对此，我会不会在州政府的
委员会里尝试做点儿什么呢？
还用说吗？
我当然会！
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将在一种新的
福利制度下过上好日子，这种制度不是要千方百计证明福利救济对象在欺骗，
而是要鼓励他们自立。
他们将能自由地、毫无愧疚、毫不担忧地发挥他们的才
干，或拥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盲人帮我看到了美妙的世界
已经是下午很晚了，我们驻曼谷公司的主席分配给我一个任务：
我必须在
第二天出发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商人到泰国北部的旅游点。
我眼睛瞪着桌子，心
里直冒火。
桌上成堆的文件足以证明，尽管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可还有大量
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活儿赶出来。
第二天早晨，坐了一个小时飞机后，我们当天就与其他数以百计的游客一
起，参观了一些景点。
他们大多数都带着相机，满载着小礼物。
我仍记得那
天挤在密集的人群中，心里很恼火。
当天晚上我和这位中国伙伴一起坐上了旅游包车去吃晚饭、看表演。
那场
表演我以前看过许多次了。
他跟其他游客聊着天，我则在黑暗中礼貌地跟一位
坐在我前面的男士谈话。
他是位比利时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当时我感到奇
怪，为什么他的头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一个古怪的角度，好像在祷告一样。
后来
我恍然大悟，他是个盲人。
我身后有人打开了灯，我看到了他浓密的银发，还有方正有力的下巴。
他
的双眼里似乎有一层白膜。
"我吃饭时能坐在您的旁边吗？
"他问道。
"我很
想您能把看到的向我略作介绍。
"
"我很乐意，"我回答说。
我的客人与几位新交的朋友径直走进了餐馆，我和这位盲人跟了进去。
我
13
用手搀着他的肘部给他领路，但他昂首挺胸地前行，没有丝毫的犹豫或屈从，
好像是他在给我带路。
我们找了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他要了半升啤酒，我则要了一杯葡萄汽水。
我们正等着饮料时，盲人说：
"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首乐曲似乎变调了，但还
是挺有魅力的，您能描述一下奏乐的人吗？
"
我并没注意到舞台那头的五个人，他们在奏着演出的开场乐曲。
"他们盘着
腿坐在小地毯上，身着宽松的白色棉布衬衫和肥大的黑裤，腰系染成鲜红色的
布带。
他们中三个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位中年乐手和一位老年乐手。
他们
中一个击鼓，另一个奏着木制的弦乐器，另外三个用琴弓拉着一种类似小提琴
的小小的乐器。
"
光线又暗下来，盲人问：
"您的那些游客们都长什么模样？
"
"他们各种国籍、各种肤色都有，体形、个子大小也都不同，简直就是一个
人种大聚会，"我低声说。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凑近他的耳朵说话，他也热切地把头靠过来。
从来没
有人如此强烈地想听我讲话。
"离我们很近的是一位日本老妇人，"我说。
"就在她旁边，有一位黄头发的
斯堪的纳维亚男孩，大约五岁，身体往前倾，他的脸刚好在妇人的脸下面。
他
们一动不动，等着演出开始。
这真是一幅生动完美的画像，有儿童也有老人，
有亚洲也有欧洲。
"
"是的，是的，我见到他们了，"盲人微笑着轻声地说。
舞台后部的帷幕打开了，走出六位年轻女孩子。
我向他描述她们身着紫罗
兰色丝裙，白色外套，头戴形似小皇冠的金色帽子，帽上的饰物随着舞蹈节奏
有弹性地跳动着。
"她们的手指上有金黄色的指甲，有八厘米长吧，"我告诉
盲人。
"长指甲使手部的每一个动作都更显得十分优美，效果真好看。
"
他微笑着点点头：
"太美妙了，我真想摸一下那些金黄色的指甲。
"
第一个节目结束时，我们刚好吃完甜食，我找了个借口过去与戏院经理搭
话。
我一回来就告诉我的伙伴：
"有人请你到后台去。
"
几分钟后他站到了其中一位舞蹈演员的身旁，她带着小皇冠的头还不及他
胸部那么高。
她害羞地将两只手伸向他，黄铜指甲在头顶射下的灯光下闪闪发
光。
他慢慢地伸出双手，那双手足有女孩的手四倍大，握住了那双小手，就好
像捧着两只小鸟一样。
他抚摸着那些光滑、呈弧形弯曲的金属尖指甲时，女孩
静静地站着，惊奇地注视着他的脸。
我不禁哽咽了。
乘出租车回酒店后，我的中国客人仍然与别人在一起。
盲人拍拍我的肩膀，
把我拉向他，紧紧地拥抱着我。
"你帮我看到的一切太美了，"他低声说，"真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
后来我想，是我该谢谢他。
其实盲的人是我，我看事物只是在表面一掠而
过。
在这忙碌的世界里，一层快速形成的面纱遮住了我们的双眼，是他帮我揭
开了这层面纱，见到了一个以前从未好好欣赏的崭新世界。
此行之后的一周，主席告诉我，那位中国经理来电话说他对旅程非常满意。
"干得好，"主席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会有神奇的表现。
"
我无法告诉他，是别人的神奇改变了我。
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您也许会为盲人阿尔伯图·多里斯感到难过，他记得他看到的最后一件事就
是13年前他女儿出生的情景，然后世界就变得一片空白。
他惟一的孩子--一
个10多岁的优等生--现在长什么模样，他只能想像了。
双目失明是由视神经发炎膨胀造成的--这病与他的眼疾无关。
自出生起他就
有眼疾，视力有限。
"我入睡后一觉醒来，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说。
厄运已经不是一次捉弄这位37岁、热心而又体贴的人了。
他4岁时，母
亲死于癌症；多里斯的父亲时常患病，不得不在他11岁时将他送给政府照顾。
后来他到一个工场干了19年活，装配扫帚和其他家庭用品。
那真是使人厌烦
得要死的工作。
这个月初，阿尔伯图·多里斯刚刚失业的妻子，由于患癌症而不得不将一侧
乳房切除，而今又面临一年的放射性治疗。
事情似乎总是从糟糕透顶变得更加
恶化，甚至多里斯先生的好运也总伴随着不幸。
五年前，他钟爱的导盲犬把他
从卡车前拉了出来，多里斯先生没有受伤，但狗却被撞死了。
但是你要知道，要清楚地知道，多里斯先生并不为自己感到伤心。
他说：
"这些只是生活中必须经历的小小磨难。
"
最近，有一天早晨5点钟，我们看到多里斯先生来到了纽约布鲁克林的一
个地铁站；此处靠近他的住所：
没有电梯的三层楼上的一套公寓。
他早晨3
点就起来了，喂好他新养的狗，煮好咖啡，准备好一切。
他说：
"人一看不见，
做什么事都会费点时间。
"
多里斯先生正准备上班，这一路得花两个小时，十分麻烦。
他在布朗克斯
市立中心医院的急诊放射科干冲洗胶片的工作。
他得坐G线列车到皇后广场
站，在该站他要先上楼梯，再下楼梯去换乘开往曼哈顿的R线列车。
然后他
得乘R线在59街下车，再往上走一层楼转搭6号列车。
在上班途中，有时他会与陌生人聊天，有时又有人会拍拍他的狗，直呼其
名与他打招呼。
人们给他帮助，甚至给他让座。
到了第125街，多里斯先生就要穿过月台去转4号列车。
到了第149街
15
后，他就得往下走搭乘2号车，在东180街下车；在这里，他几乎总要花很
长时间等他的最后一趟车到帕尔汉大道。
从那儿他和他的狗得走20分钟才到
医院。
"他们没必要特别为我做什么规定，"多里斯先生说，"这是工作，我应该准
时到达。
"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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