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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该高调还是低调

评论:

陈光标式高调慈善伤不起

  “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陷舆论漩涡的前“首善”陈光标(微博 专栏)落榜

  4月26日,“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前“首善”陈光标落榜。

这之前的一个月,自2008年以来一直被当做慈善“偶像”的陈光标成为多家媒体的调查报道对象,并由此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质疑风波。

  风波中,“倒陈”与“挺陈”两派争执不休,而陈光标多年来慈善行为的真实轨迹却还远未水落石出。

但基于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质疑”本身却代表着推动中国公益慈善向规范化发展的力量。

  “质疑不等于恶意,只是信任需要条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教授贾西津认为,只有经得起质疑才会产生公信力。

在目前社会对慈善行为的监督、问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媒体和公众自发的质疑是必须的,可以说是一种责任。

  都是“高调”惹的祸?

  陈光标素以“高调慈善”著称,特别是他对发现金的酷爱频频惹来热议。

今年3月,本报记者曾就此采访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他透露:

“我和徐永光很早之前就劝过他(陈光标),不宜太过高调,否则会自己‘捧杀’了自己。

  现在看来,他们的劝告并非杞人忧天。

昔日被“美名”笼罩的陈光标如今陷入“恶名”的泥潭,这个结果让许多人痛心。

  4月28日,在深圳举行的“珠三角文明城市群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演讲中特别呼吁,公众应对“高调慈善”抱有宽容。

“现代慈善就是个人慈善、高调慈善。

从100多年前的卡耐基、洛克菲勒到现在的比尔·盖茨,他们哪个不高调?

  可陈光标今日的麻烦,仅仅是“高调”带来的么?

  这一次媒体对陈光标的质疑已不再停留于对其“高调”方式的争议,而是直指其慈善行为事实本身。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在署名评论中直言:

“以诟病现行慈善体制不透明为号令的高调慈善募捐活动,其资金流向竟然更加不透明,‘道德化身’的高大形象后面是一个大大的监督盲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教授贾西津认为,陈光标的“高调”是他吸引人们关注的原因之一,但人们关心的绝不仅仅是“高调”的问题,更是对慈善行为真实性这一基本要求的追问,并引申出对慈善规范、制度、环境、公信力和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拷问。

  质疑挫伤慈善积极性?

  “高调”的陈光标遭遇质疑,很多人自然联想到“枪打出头鸟”的古训,从而担忧陈光标的“倒掉”将带来对慈善积极性的打击。

  导演冯小刚便在个人微博中写道:

“这不是陈光标一个人的问题,现在是你不捐钱不慈善什么事也没有,一捐钱做慈善就挨骂遭质疑。

原来文艺界一说捐款一呼百应,现在谁也不伸头,都怕捐了钱还挨骂。

捐少了说你抠门,捐多了说你显摆作秀。

  那么,慈善真是如此脆弱,质疑面前“伤不起”吗?

  对此,评论人鄢烈山观点鲜明:

“即使因为这种质疑,陈光标这个首善偶像‘倒掉’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实践证明,靠树样板并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

  贾西津认为:

“质疑本身才代表一种健康的机制。

  贾西津分析说,如果大家都只是“凭良心”做事,但是谁在做什么谁也不知道,那么这将催生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即真正做善事的人不为人知,而伪善却被“保护”起来。

  而如果建立起规范的机制,让慈善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中运行,这将产生“正向淘汰”机制,即伪善者被摒弃,而真正做善事的人则被挑选出来,被赋予公信力。

  公益慈善亟待建立规范监督机制

  贾西津强调,质疑的本意是基于事实信息的判断,而不是人身攻击、恶意揣测或武断的定论。

公益慈善领域亟待建立规范的监督质疑机制,这就包括:

政府应对慈善行为特别是涉及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慈善行为进行把关。

公益慈善组织应该搭建起促进慈善行为公开透明化的信息平台并主动地接受监督。

慈善家本身应该欢迎质疑与问责,将自身的慈善行为自觉地纳入公开透明的要求。

  贾西津建议,媒体应理性地监督,而非情绪化地引导,应看到个案背后的机制问题,并教会公众怎样去监督。

而公众则应学会通过理性的方式去获取并判断信息,避免陷入各方都没有事实基础的无谓争执。

“曹德旺式慈善”是“造血式”慈善,首先要用心把企业做好

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

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

”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

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

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责任。

今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3亿股份捐赠给了河仁基金,开创了企业家股权捐赠模式。

福耀玻璃在过去二十年中,做到了30%的复合增长率。

这种捐赠模式令慈善基金可以分享企业的成长,令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与慈善挂钩,更坚定了其“造血式”慈善模式。

“陈光标式慈善”是“输血式”慈善,令企业经营陷入窘境

“前首善”陈光标的行善轨迹,一路秉持着高调。

陈光标曾多次在捐赠时大秀“人民币墙”、“钱山”等。

日本地震后,陈光标火速赴日捐款,并在微博中称:

“学生们在募捐,我给每个募捐箱都捐上1万日元和100元人民币,并附上一张名片。

”这种“捐款附名片”的做法将其“高调”与争议推向了极致。

而陈光标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自创立第二年以来至2009年,连续六年亏损,且2009年该公司总资产为1.05亿元,负债高达9969万元,负债率近95%。

陈光标曾表示,因平时将70%的精力放在慈善方面,公司才陷入困境。

“照现在的积蓄,还可维持2年。

陈光标高调的行事风格虽伴随着争议,但不能改变其捐款的事实。

慈善捐款本来就是一种捐款人权利,以何种形式捐款,捐多少,捐款的动机如何,都是捐赠者的自由。

但“陈光标式慈善”始终都是一种“输血式”的慈善,且陈光标对慈善事业中的个人表演过度投入,无暇关注企业经营,令企业陷入窘困,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企业创造就业是最好的减贫方式,比资产捐赠更具可持续性

外界习惯于在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慈善捐款中,通过捐款的数额来衡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说,如果将时间和金钱再用于创造就业,并且自己也投入精力去搞企业而不是慈善,能够为社会带来比搞公益慈善更多的好处。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就认为,捐出全部资产并不是真慈善,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也认为,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企业崛起,会比捐出去更加有效。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保证就业。

一个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环保、扶贫、抗震救灾,但是企业的职责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创造税收,为人民创造就业。

企业家的资产捐赠,只能解一时之困,真正可持续的慈善方式,是发挥企业“造血”的功能。

企业家的捐款应考虑企业长远发展,“裸捐”并不值得提倡

中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慈善的程度虽然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已经为中国慈善做了巨大贡献。

从2010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的企业捐赠排行榜看,2009年捐赠超过百万元的民营企业有282家,占慈善企业总数的62.9%,这个数字远高于国企和外企。

企业家的捐款行为首先必须是与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相适应的。

而受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限,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企业家的资金目前主要需要用于公司的发展壮大,通过技术管理渠道升级获取利润,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同时,随着持续的信贷紧缩,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无疑将转嫁给贷款者,导致企业出现融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标式裸捐”自然不值得提倡。

民营企业家们在企业自身还需要输血的时候,如果不断地向外捐款,最终会拖累企业的发展,甚至造成企业破产。

曹式慈善“苛求”慈善组织,推动中国慈善组织透明、高效运作

除了中国首善的新称号外,曹德旺还曾有另外一个响亮的称号,那就是“最苛刻的捐赠者”,2010年5月,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受灾群众捐款2亿元,并向合同的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苛刻的条件:

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由于中国需要捐赠的地区、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企业家也受自身事业与时间的限制,慈善事业不可能完全绕过慈善组织。

但中国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收取过高管理费的现象,法规的缺失也慈善组织的行为缺乏监督与管理。

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中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规定间接促成了慈善组织提取10%管理费的“行规”。

慈善事业是捐款人权利,慈善组织有义务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

在曹德旺的“苛求”之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按照其要求完成了善款的发放,这一模式推广开来,将有助于中国慈善组织提高运作效率,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陈式发现金的慈善模式无可厚非,但无助于中国慈善制度建设

对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弊端,陈光标也是认同的,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绕过慈善组织,直接与受捐人对接。

陈光标曾一再表示,其高调募捐,直接把钱派发给穷人,就是因为目前的慈善制度不健全,慈善组织信息不能公开透明。

据媒体报道,陈光标近年来的高调慈善行为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像迎国庆60周年长安街拓宽改造拆除工程、商务部老办公大楼拆迁、奥运会结束建筑物辅助拆除工程、央视过火楼金属幕墙拆卸等官方拆迁工程。

因为陈光标一贯的高调行事风格,令各界质疑他行善的动机。

对于企业家行善,其动机如何大可不必考虑。

曹德旺本人也曾对媒体称,“应该体谅陈光标。

”此外,部分媒体此前对陈光标的报道也只是质疑其在慈善捐赠中的诚信问题,并没有否认其慈善捐款的积极意义。

但无论如何,陈式慈善有着太多个人、戏剧色彩,对于中国慈善制度的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作用。

 作为一种对慈善文化的不同解构,对陈光标的言行可以争论,但似乎不应指责。

不过,作为慈善界的公众人物,质疑从来如影随形,这也是开放社会的一种寻常生态。

哪怕盖茨与巴菲特这样的慈善“大佬”,其“裸捐”建议一经祭出亦并非只有叫好声,其间既有舆论包括学者的大胆质疑,更不乏欧洲同仁们的坚决反对。

同理,作为知名人士的陈光标,被质疑自然在所难免。

  相比之下,像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慈善家,之所以鲜见捐赠数额等质疑,是因为在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下,法律的强势在位,已自动为他们排除诸多嫌疑。

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

而且,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到慈善机构查阅账目(《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8月25日)。

此外,美国有不少独立的评级机构会对慈善组织资金运用情况、慈善资金用途和日常运作经费比例等进行评分,为捐赠者提供参考。

这意味着,慈善无法摆脱竞争压力。

  不能不说的是,虽然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势头喜人,但时至今日,作为慈善活动行为规范的“慈善法”依旧未能浮出水面。

在法律缺位的总体现实面前,一方面是有志于慈善事业者受制于人言可畏,难以顺利施展爱心抱负;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也难以借助制度规范,方便了解慈善家的所作所为。

  至于陈光标,在尚需更多事实佐证的眼下,当然不应草率予以指责或者褒扬。

倒是觉得,经过几年摔打磨炼,陈光标或可尝试开启国内慈善透明的先河,毕竟公开相关信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技术难度。

再者,如此何尝不是其津津乐道的“高调”,也必然赢得更多人的尊敬,进而推动国内慈善文化向前发展。

  

石齐平:

我觉得慈善,其实说简单,我们大家都知道天天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行为,其实也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

它有经济学的部分,还有社会学的部分,甚至还有政治学的部分。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它的做法可能也不一样,你说巴菲特,我们知道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一个捐献者,但是他并没有像陈光标这样。

曾瀞漪:

直接发钱。

石齐平:

陈光标的做法就像上次讲的,也有他的考虑,因为他可能担心中间有漏损很多,诸如此类。

首先,我要谈一个观点,陈光标在中国大陆也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争议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说,你做善事为什么要这么张扬。

这一点我觉得是在挑战中国的比较一种比较传统的,为善不欲人知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观念,随着为善不欲人知是长久以来大家这么一个价值观,实际上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觉得你为善欲人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为善本来就是一件很好的事,让别人知道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觉得这没有么特别要去刻意隐藏,但是如果他为善不欲人知,我们要尊重他,为善者,我们要尊重他用什么样的行为。

被外界称为“中国首善”的明星企业家陈光标近日身陷捐款被疑“注水”风波。

25日晚,陈光标通过央视回应诸多质疑,称自己捐款均有据可查,并表示质疑伤害他本人无所谓,关键是伤害了一大部分爱心企业家群体,“对中国慈善事业是重大打击”,“出来一个打压一个,哪个还敢做慈善”?

(4月26日《山东商报》)

因为高调行善不符合国人的传统思维观念,陈光标顶着“中国首善”的称号,却一直没能摆脱舆论的质疑。

这次的善款掺水报道,终于将一直以来的质疑推到了顶峰。

不看好他的人或许有一种“落井下石”的快感,而支持他的人或许会失望或不相信。

其实,我们真没必要在这件事里掺入太多针对个人的情绪。

应该说,不论是媒体的质疑,还是陈光标的回应,都不过是慈善的一种常态。

这跟个人无关,只跟慈善应有的公开和监督有关。

我愿意相信,“中国首善被指多笔善款掺水”的报道,并非针对陈光标个人,而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在履行自身的监督职责,并以此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不得不承认,伴随着中国慈善业的逐步壮大,诈捐、善款使用不透明等问题也屡屡出现。

慈善是件好事,但好事要做好,就不仅仅需要一腔激情和爱心,更需要必要的规范,将这些爱心和激情以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最需要的人,同时感染更多的人。

所以,慈善的信息,在尊重捐助人的意愿和受助人的感情的同时,需要对全社会予以相应的公开,以便于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既是对慈善业负责,也是对捐助人负责。

陈光标一直强调,他的高调慈善是为了感染更多人,让更多人像他一样投身慈善事业。

既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想,他就应该能理解媒体的质疑。

因为,媒体的质疑和他的高调,其实都有着一样壮大慈善业的目的。

而高调慈善本身,也不应该只是大张旗鼓地发钱,信息公开本来就是高调的应有之义,这信息不仅是指媒体上手拿一叠叠钞票的受助人和陈光标的合影,更应该包括捐款收据和接受善款的慈善组织的官方数据。

而且,包括后面这些信息的高调慈善,正是我们最应该提倡的。

基于此,作为旁观者,我们实在没必要把这次事件当成一桩“你来我往”的“对抗”,不妨冷静下来,看看这件事背后对慈善业公开透明的期待和贡献。

以后,这样的质疑或许还会出现,可能针对陈光标,也可能针对其他人,但不论对谁,被质疑的个人和支持者都没必要生气。

让质疑和回应成为常态,慈善业的透明和公开也就会逐步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中国慈善业现在最需要的,也是慈善业的健康发展和壮大所需要的。

近日,陈光标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行善时,和受灾群众一起手举200元捐款合影的行为,受到一些网友质疑,甚至有人批评其为“暴力慈善”。

面对非议,陈光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和受助人举手照相并非为炫耀,中国目前的慈善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中国需要他这样的“暴力慈善”,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慈善进步。

虽然陈光标表示“我不怕任何人质疑,我的承受力是无限的”,但自己的爱心被人贴上“暴力慈善”的标签,心里一定不会舒服。

其实,将陈的行为称作“高调慈善”是恰如其分的,“暴力慈善”的帽子则完全不合适——哪里有“暴力”?

是“暴力”强迫人接受捐款,还是“暴力”威胁受助者表示感谢了?

仅仅是和受助人举手照相,至多只能算是高调。

陈光标的高调慈善引起的争议不少,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今年两会上的表态令人颇有启发。

据新华社报道,3月8日,在被问及如何评价陈光标时,李立国表示:

我认为他的慈善行为是好的,具有倡导性和带动作用。

高调行善和低调行善都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行善的理念和方式既有共同点,又有个性化,可以从个人的实际出发,在慈善事业的贡献中来体现……当然,在慈善事业中,有必要对救助对象的尊严予以妥当考虑。

从这个标准来看,陈光标的善举伤害到救助对象的尊严了吗?

有些反对者没问过受助者的心理感受,没采访过受助者如何看待陈光标,只是根据自己的观感就对行善者大加鞭挞。

不知道这些批评者自己平时捐不捐款,我觉得,要避免一群从不参与慈善的人,用口水把一个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人给淹死了。

那样的话,真是中国慈善的一大悲哀。

动辄苛责他人的善行,又是质疑动机,又是批评方式,中国的慈善,还没有丰裕到可以这样挑肥拣瘦的地步。

评价慈善行为之前,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慈善发展还很欠缺,就拿2006年来说,当年政府筹到的慈善捐款不过30多亿元,加上慈善组织机构募捐和民间互助捐赠共约100亿元,这个数字,尚不及发达国家一位富豪的捐款。

显然,我们的慈善事业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怎么行善的,而是有没有人行善。

这边是缺乏慈善参与,没有多少人愿意捐赠;那边有人热情捐款行善了,却又被苛责动机和方式,这只会遏制民间的慈善热情。

当下慈善发展不足的现实,更需要社会用最大的善意去包容,即使它有瑕疵,也应该去宽容。

怎么宽容?

就是不追问他们的动机,不苛求他们的方式,而只看结果:

他没有诈捐,确实捐钱了!

其实,某种程度上,陈光标这种高调的行善,不仅不会伤害到受助人,还对慈善有间接的促进作用——争议越大,陈光标“亮相”的频率越高,就越容易引起社会对慈善事业的持续关注,让慈善这个议题借助“新闻”保持热度。

陈光标近来一系列高调慈善行为,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

近日他接受采访时称:

由于高调,我得罪了部分企业家和官员。

我做企业至今,从来没给官员送过一分钱。

我这样做只是叫未来成千上万的陈光标在公平正义中前进。

(4月1日《南方日报》)

高调慈善,得罪了一些企业家和富人,这比较容易理解。

记得这位“中国首善”以前接受采访时曾称,请富人们包容我的存在——呼吁“包容”,因为每一次高调慈善,都会将其他富人的吝啬置于聚光灯下,都会将其他吝捐的富人与陈光标进行比较,舆论就会借此批评其他富人缺乏慈善意识。

比如去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访中国时,媒体曝光称一些富豪因怕被“劝捐”而拒绝慈善晚宴邀请,陈光标却反其道而行之,高调宣布将会在身后“裸捐”——因为有了陈光标这个人的存在,能照出那些吝啬的富人身上的“小”。

据报道:

被称为“中国首善”的企业家陈光标用一面人民币堆砌起来的墙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会议厅里,陈光标将10万元捆为一块“墙砖”,一面墙一共330块,共计人民币3300万元。

这些钱和一些没有亮相的支票,加起来一共是4316万元,由全国513名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共同捐赠。

从明天开始,陈光标和其他126名企业家将陆续出发,将这些钱带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和四川,和那里的贫困家庭一起过年。

从2008年开始,把现金直接送到被救助者手中的方式,成为了陈光标的风格和标志。

每一次义举,陈光标似乎都被一些人指责是在作秀。

去年春节,陈光标也组团去了四川,只不过,今年用人民币垒墙砖的行为更加引人关注。

同样,网上对此毁誉参半,认为陈光标的义举只是为了作秀,面对质疑,陈光标表示,作秀是为了抛砖引玉。

目前,实在是由于在中国真正做慈善的人太少,所以用捐款的方式“做秀”还能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是让“弱势群体”受益了,这个“秀”应该做,社会没有道理指责。

应该指责的是那些利用各种媒体,大肆许诺捐资,但实际上不履行诺言的人和机构。

陈光标先生毕竟已经捐资10多亿元了,如果我国像这样“做秀”的人多一些,那么决不会是什么坏事吧。

 陈光标自有他的理由和立场,那就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他这样解释:

“中国慈善事业需要火车头,需要我陈光标来做一个标杆性质的人物。

缺少我,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能还要慢几十年。

  在他看来,他之所以能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前进在于他对慈善事业的创新。

他也不否认这是在吸引大众的目光,他反而期待这种关注和争议。

“慈善需要在争议和坎坷中前进。

”他坚信,在未来的10年里把中国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具爱心的慈善大国。

  “我觉得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比我捐1万亿的效果都要大。

”陈光标这样评价自己的高调行为,“我并不看重我现在捐的十几亿元,我认为这跟老百姓捐十几块钱是一个道理。

我看重的是我亲力亲为的行为能带动更多的人来做好事、做善事。

  我们发现,陈光标的举动引人争议的同时,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在他把”慈善启蒙”的火种在中国点燃后,更多的处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亿万富翁们开始更慎重地考虑如何进行财富代际转移才是最好的。

  对于明年的行善计划,陈光标告诉本报记者:

“那就是加大力度推进中国的慈善理念和低碳环保理念,我会投入一大笔钱来宣传低碳环保人人有责的环保理念,让一些不了解低碳的人真正地认识到什么是低碳。

  陈光标还对记者表示,为了更好地做慈善,自己曾经并不想让公司上市,不过现在这个看法有点改变了,因为事实上公司上市与否并不影响做慈善,“其他股东的利润我没有权利捐,但我可以捐我自己的那部分利润,所以说上市公司不捐款是借口。

  提起慈善榜,不由想到2005年的事。

先是英国人胡润在“新浪财经”推出“胡润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尔后,有报道称在民政部直接指导下,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与《公益时报》共同编制的“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发布。

但是,民政部新闻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民政部不知道此事,也没有对其提供指导,而且民政部不会编制此类慈善榜单。

应该看到,中国的慈善事业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它的方向,仍需政府、企业和慈善者共同把握。

2005年的政府报告首次提出国家要“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慈善事业的两大问题——税收制度和监督体制问题还需要政府解决。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很少直接参与慈善事业,而是通过政策的制定,特别是从财税政策入手,强化政府支持力度。

有论者认为,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政策支持,一方面是对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慈善捐献给予相应的免税待遇,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是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等。

财税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表面上看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种倾斜能够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来办社会公益事业和救灾济贫事业,从而减少政府的压力和负担。

  

人们常常感叹于中国企业家的“为富不仁”和国外企业家的“乐善好施”,但是专家指出,变企业慈善活动的“利他型”为“互利型”,可能才是实现企业和社会双赢的一条捷径。

现在有富豪发出“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的心声,因而笔者建议,民政部不妨编制慈善榜,利用政府、社会资源,主要通过各省市民政部门、国家税务部门、捐赠者自己以及各种公开媒体报道的捐赠数据进行汇总制作权威慈善榜,并让慈善者得到相应的免税待遇等,从而让多赢模式的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真正到来。

所谓“高调”行善,要分三层意思说:

第一,高调行善,肯定比高调炫富斗阔看谁更奢华要好;第二是行善可以低调直至隐名埋姓,也可以高调为世人做榜样,比尔·盖茨与陈光标都宣布身后要“裸捐”,这有什么不好?

第三,是行善的高调同时要高雅,即顾及受捐人的感受和尊严。

台湾同胞不能接受的是陈光标在大陆惯用的前述方式。

跨国公司公益活动大多做得很“漂亮”

据介绍,针对跨国公司在华机构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情况,从去年年底开始,“民政版”慈善榜办公室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详尽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所谓“跨国公司热心公益”其实只是一个神话,除少数国际知名企业有一定的捐赠,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公益捐赠比较冷漠,实际捐赠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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