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三十年.docx
《一无所有三十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无所有三十年.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一无所有三十年
直到今天，《一无所有》仍是中国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摇滚歌曲，
但鲜为人知的是，作者崔健以及中国摇滚音乐人在这30年间经历的迷茫、挫折以及探索。
如今，摇滚乐依然不是大众的选择，但经历过这些的中国音乐工业不再一无所有。
一首公有化的歌
2016年的万达年会，王健林照例登台演唱，除了《单恋一枝花》和《我的根在草原》这两首通俗曲目，让人意外地，他还唱了一首摇滚乐，崔健的《假行僧》。
王健林模仿着崔健的台风，随着节奏边唱边跺着地板，这种全情投入和忘我演绎让很多网友感到惊诧，“首富有颗摇滚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说。
对于崔健而言，从1986年《一无所有》诞生之后，这早已不是一件会让他感到惊讶的事，因为他知道，大家已经把这些歌当成自己的。
坐在他的演唱会第一排的，很多都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
在创业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们在工厂里放着《一无所有》。
1990年代的体操奥运冠军李东华在瑞士艰苦训练的5年里，听的也一直是崔健的那首《假行僧》。
2016年8月25日，北京东三环附近一个老小区的剧场中，崔健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今年是《一无所有》问世30年，9月30日，他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演唱会。
当有记者问起他对《一无所有》的看法时，崔健认为这首歌带给他非常多，“甚至有很多人说老崔这个歌就是借用老崔的手去写的，完了我自己也不想否认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把这首歌私有化了……听到这首歌，都已经想到自己的故事，或者想到了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状态。
”他说。
演唱会的场地由马岩松设计，这位生于1970年代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工作非常投入，却只收取很少的费用，崔健明白，马岩松和王健林对他的作品有着同样情结。
和所有伟大的歌手一样，崔健创作出大量能够紧紧抓住民族情绪的歌曲。
无论是《一块红布》《花房姑娘》，还是他最著名的那首《一无所有》，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们都具有巨大的共情能力。
这种能力在今天仍没有消退。
2012年12月，《人物》曾经跟随崔健和他的乐队去大连参加他的演唱会，演唱会结束后，记者听到一个乐手悄悄对另一个乐手说，演奏《一块红布》时他哭了。
就在几天前，这位乐手还曾因为排练和较真的崔健发生不快，但在演唱会上，他与老崔和解了。
崔健也知道乐队有时会对他的苛刻不满，但他明白是什么吸引着他们，“起码我们团队的人对这首歌的感情大于对我个人的感情”。
崔健是一个从没上过春晚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他的走红像个奇迹。
自1993年，他为亚运会集资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在珠海被迫叫停后，崔健便被拒绝在全国大型演出场馆外10年之久，他有12年没有登上过北京的重要演出场所。
“从来没有对摇滚歌手有过任何具体的禁令，但当你向当地政府申请演出时，他们都会一拖再拖，没有人愿意为这件隐含着危险的事情承担风险，一切变得遥遥无期。
”早年经营过魔岩三杰的大陆经纪人牛佳伟说。
但这些都没能让中国遗忘崔健，就像在一个突然开放的时代体会到绝对自由的强度，从此便终生难忘，“因为人们有更大的压抑，所以人们觉得这种自由可能更佳珍贵。
”崔健在发布会上说，他的那些歌正是那样一个点爆者，“人们不会记得他们压抑有多大，会记住那个自由的瞬间。
”
崔健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原名崔建军，他的父亲遗憾儿子没能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出生，干脆把他的生日从8月2日改为8月1日。
从14岁起，崔健就接受了严苛的小号训练。
“当时在中国，人们很难理解小号是一种需要在肌肉放松时才能演奏出美妙乐曲的乐器，大部分中国的小号老师相信你必须先让嘴部肌肉变得发达才能吹得洪亮。
”崔健乐队的前鼓手贝贝说，他与崔健成长在同一个文艺大院。
“嘴部肌肉往往是一个非常难以锻炼到的部位，为了不断地刺激它，很多老师会用一根绳子把小号悬挂在你的面前，你不能用手去握，必须完全用唇部力量撑住小号吹奏出乐曲，这让音乐训练变得像一种体罚。
”
1978年，崔健成为北京歌舞团小号乐手。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大部分行业停留在十几年前。
中国官方的演奏乐器都是不插电的，摇滚、流行、爵士这些现代音乐领域一片空白。
崔健所在的北京歌舞团按当时仅有的文艺形式将团员分为古典与民乐，“崔健负责古典弦乐的小号部分，但这并没有占用他的太多时间，因为他是第三小号，一般一场演出只需要一把小号，他不经常上场。
”与他在同一个团的前定音鼓手周亚平说。
面对团员们的空余时间，周亚平很快想出了赚钱方法。
他把目光放在大批因改革开放而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与专家身上，与外交人员饭店这种专门为外国人提供住宿餐饮的机构接触，自组小乐队，为他们演奏日本、欧美电影里的歌曲。
崔健因为能出色地用英文演唱《草帽歌》而被邀请进来。
当时大部分歌手都是民乐出身，只会李谷一或蒋大为的唱法，但崔健不同，“他能非常准确地模仿那些英文歌手或刘文正之类的唱法，这在当时很少见。
”周亚平回忆，因此，他与四川一家磁带厂合作，为崔健出过一张翻唱专辑。
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音乐生意都是由专业音乐人士将港台与欧美流行磁带里的谱子记下来，通过管弦乐、民乐或者木吉他伴奏，由本地歌手演唱，以拼盘方式出版。
1988年，周亚平发现了“囚歌”，由于囚歌的真正演唱者并不出名，而同样有过监狱经历的迟志强因为一部自传电影走红，因此周把“囚歌”的演唱者与词曲作者写了迟志强的名字，这种营销方式让他获得巨大话题度，据他回忆，这首歌在一个月内赚了600万。
而在2004年的手机sp音乐业务热潮中，周亚平与《两只蝴蝶》的词曲作者签下所有版权，让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这首歌的真正主人，然后找到庞龙演唱，将这首歌推向sp潮流，获得2000万收入。
之后，周亚平果断与庞龙分手。
“他特别努力，”周亚平回忆，“《两只蝴蝶》后，他对自己要求变得特别高，他想成为王力宏，有自己的乐队，能写rb，但中国怎么可能是这种音乐环境，他怎么会是王力宏那种歌手？
方向错了，什么都完了。
”
在中国音乐界，周亚平无疑是一个身段柔软又认得清形势的人，不做与潮流和现实对抗的事。
和他在1980年代起点相同的崔健，却选了一条极为艰难和超前的道路。
刺激性的声音
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时的激动，崔健把它比喻为“跟来电的爱情伙伴一样”。
“基本上是本能的吧……你要没感觉才是有问题。
”
那是1980年代，西方摇滚乐特别是重金属潮流的鼎盛时期，包括崔健在内，很多文艺大院里的年轻子弟被这种从未在中国出现过的声音吸引。
通过电音吉他、贝斯、鼓，经由通电的效果器产生变形失真的声音带有一种荷尔蒙式的刺激，在一个只有古典乐与民乐的国家，这给他们带来极大冲击。
刺激性声音是从那些外国专家与留学生带来的磁带里听到的。
因为交流只限于专业人士之间，当时只有对口文艺大院里的年轻人与艺术院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摇滚、当代艺术这些西方文化。
因为磁带听的人太多或者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破损，有些连封面都没有了。
崔健曾经与年轻音乐人分享过一个贫穷、遥远但也美丽、富足的故事：
在那些与音乐独处的静谧夜晚，崔健一边听着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音乐，一边在脑海中幻想它们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封面，激动得实在忍不住，在白纸上，他开始用笔为它们重新画了封面，来自他想象的封面。
“摇滚乐产生的五六十年代，也是teenage（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个单词第一次在西方消费文化中出现的年代，那时正好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孩子成长起来的时代，社会极大富裕，十几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拥有可以支配大量财富的自由，他们因此在文化与消费上都有了发言权。
”著名的电台dj有待说。
除了财富积累，摇滚乐也诞生在西方现代音乐工业发展到较高水准的时代，音响、乐器与效果器分类已经非常专业，并且昂贵，一把中等的电音吉他在2万人民币左右，另一方面，摇滚乐需要非常成熟专业的演出场所与现场音乐技术团队。
这些都是当时现代音乐工业基础完全为零的中国所缺失的。
不过，激情从不会让年轻人在意这些困难。
迷恋上这种通上电就会变得很酷的声音之后，他们从歌舞团仓库里找到了少量用于国家研究但极少会使用的电子乐器，自创了一种“扒带子”的学习方法：
一遍一遍去听欧美磁带里某个自己感兴趣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一点点把它记录下来，在乐器上不断弹拨、揣摩，渴望发出一样的声音。
在当时，由境外人士私人带来的港台与欧美歌曲受到极大欢迎，但因为无法进行版权引进，海外唱片公司没能通过正规途径把这些专辑带到大陆。
外语很好、在涉外旅行社做导游的曹平为中国摇滚乐手翻译了大量外文学习资料，他狂热地执迷于理论研究与翻译工作，被称为“摇滚界里的陈独秀”。
1993年，“摇滚界里的陈独秀”获得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教师工作，那时他正在做乐器与和声方面的研究，困扰于西方摇滚磁带里的和声太复杂了，而且弹得那么快，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声音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曹平希望用学校里的电脑开发一款机器，把西方摇滚乐的声音输入到机器里，就可以分析这些声音，再用各种不同的颜色和线条把这些声音与技术绘画出来，最后变成手势，方便乐手们模仿学习。
很大程度上，这种学习和研究都仅仅是表象上的，很少有乐手能真正从现代音乐的思路认识为什么要演奏和如何演奏，这让一切最后变成一种死磕。
唐朝乐队的吉他手老五曾有3年时间住在主唱高旗家中，封闭自己苦练吉他，每天长达15小时，他当时渴望超越的是一个叫“范海伦”的美国乐队，范海伦在当时被认为是吉他演奏最好的乐队，“如果能够弹得比他还好，那么你一定就是世界级的。
”老五告诉《人物》记者，“当你有了这个目标，你觉得每天你都太忙了，你必须抓紧练习抓紧练习，你要快点赶上他们。
”长期不得要领的学习中，老五走火入魔，很长一段时间，在演出之前，他都会把自己的吉他放在高处，跪在地上磕头，当做自己的神。
“在当时，人们对吉他的学习有很大问题。
”崔健的乐手刘?
h说。
不需要认识谱子，电音吉他的演奏通过指法模仿便可以掌握，很长一段时间，这导致很多乐队的吉他手根本不懂电音吉他的乐理知识，只着急地去追求指法熟练、手势模仿与弹奏速度，这让他们的技巧只是停留在一种表象上的炫耀：
弹奏的速度越来越快，指法越来越熟练，但从审美与乐理上没法理解为什么音符与音符要这么组合。
刘?
h认为，他们的技术仅停留在复制外文磁带里的弹奏，因为没有掌握基础乐理而无法深入下去，很难用它进行创作或者即兴表演，最后，仅限于根植于青春荷尔蒙层面的表达，陷入到一种对形式感的疯狂盲目追求中。
“在音乐上，我们当时一味认为不失真、不通电就是不好听的，那根本就不叫摇滚乐。
”成立于1989年的面孔乐队的鼓手欧洋说，非常多的年轻人仅把摇滚乐理解为一种声音一定很大，需要很大力气的音乐。
曾经有一个乐队的鼓手，被主唱喜欢的原因是每天不打鼓时他都会做俯卧撑，主唱认为，如果想要做摇滚，必须身体强壮，力气大。
在这种对形式感的追求中，西方摇滚分类里重金属这一极为追求形式感与感官刺激的重型音乐很快在中国获得了大量拥趸。
重金属不但在音乐上具有自己独特的辨识度，同时还有显著的外形标识，大量的年轻人纷纷留起长发，佩戴金属配饰，穿上黑色皮衣，在外型上效仿这些欧美乐队。
除了形式感，在欧洋看来，重金属在中国流行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没有独立创作摇滚音乐的能力，重金属的节奏强烈、钝重清晰，歌词很少，比起其他音乐，很多中国的创作者可以很容易地把中文直接换成英文嵌入到重金属的节奏之中。
大部分摇滚人直到现在，其创作仍是从国外的磁带copy一段节奏，然后填上中文歌词。
和同时期的摇滚乐手略有不同，崔健当时迷恋的并非重金属，而是在北京歌舞团时期就接触到的爵士乐，它的自由与即兴让崔健相信不应让演奏方法成为艺术家的压力。
“之前的古典音乐就像是写毛笔字，拿起笔，腰就要挺直，但对于爵士乐而言，方法是自然的，爱什么样就什么样。
”崔健说。
但崔健对爵士乐的推崇也并没得到他的乐手们肯定，“爵士精神讲究在一种完全信任的演奏里，乐手之间达到一种即兴偶然的表演效果，在创作层面上，他们每一个都是平等的。
”崔健乐队前鼓手贝贝说，“但我们实际上很难参与到崔健的创作，他在这方面需要你完全按照他要求的感觉与风格去演奏，不会允许在你编曲上有太多发挥。
”在贝贝看来，崔健更多看重的是爵士演奏者高超的技巧与出色的应变能力，爵士演奏者可以很好地解决演出现场可能发生的大部分问题，崔健更多只是在实用层面上选择了爵士。
商业下的魔岩三杰
陈庆是崔健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录音师，为中国歌手录专辑的时候，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的声音一定要大”。
“中国人喜欢听非常分明的solo，希望歌手的声音和背景音乐有明显的分隔。
”他说。
录音师李泳斌在英国系统学习过录音与混音，在他看来，之所以形成这种特殊的音乐趣味，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乐器都是solo乐器，单独演奏非常好听，但放在一起会出现问题。
这让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摇滚乐时从演奏到录音上都面对问题。
西方现代音乐更多从音色这个单位上去思考，认为歌手的音色与吉他、贝斯、鼓都是平等的，都是一种音色，作品以这几种音色的碰撞、混合进行创作，录音也是同步完成的。
《一无所有》是中国第一张用电音贝司、吉他、鼓等插电乐器录制的专辑，此前，这些乐器极少在中国大众面前出现。
三到四种乐器和人声同时参与录音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和至少24轨的设备，单纯鼓就拥有6个不同声部的音色，需要6条音轨。
由于这些声部发出的声音都不相同，又靠得很近，给当时中国的录音师提出了很大难题，录音师完全不懂麦克风如何摆放到正确位置，也不会使用技术手段把乐器里的其他声音过滤掉，只能分声部一遍一遍地录音，最后再合成。
相比摇滚乐，大陆流行音乐较多使用midi合成器或电脑进行编曲，再让歌手在编曲的背景音乐下演唱，两条音轨就可以完成录制。
为琢磨录音技术与乐器演奏，崔健把录音棚当做排练场，他的第一张专辑录了一年时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庆回忆，“这个录音棚属于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为了录制面向国内外的中国旅游风光，我们从海外进口了一套有24音轨的录音设备，但在当时，没有人明白如何用它录摇滚乐。
第一次录完之后，崔健便否定了所有的录音成果，这类事情反复了很多次。
”《一无所有》录音过程中，因耗时太长，崔健曾经被声像公司从录音棚里赶出去。
摇滚需要出现在更成熟的音乐工业下，在当时，因为中国大陆毫无根基又缺少这种复杂、昂贵的器械和设备，比起中央歌舞团的谷建芬以民乐的基础着力发展一批通俗歌手如毛阿敏、那英、陈琳，大陆官方和主流音乐公司从未把摇滚乐当做发展的重点。
但为台湾滚石公司工作的张培仁第一次到北京，听到台湾不常出现的摇滚乐时，他受到了极大触动并且看到了商业机会。
1990年代，已经在台湾本土发展了10年的滚石唱片开始面向全亚洲的扩张之路。
由于台湾公司在大陆很难注册，当滚石公司1992年向大陆渗透时，他们并没有在大陆试着成立公司或者分部，只派出两个工作人员―张培仁与贾敏恕来大陆发掘音乐人，再让音乐人与滚石台湾下属的魔岩文化签约。
张培仁是魔岩的经理，英文名叫landy，是美国摇滚巨星bobdylan（鲍勃?
迪伦）名字的变形。
与大陆不同，台湾一直与欧美流行乐坛的发展保持联系，从中挑选出了适合自己土壤的风格，李宗盛等人更多受到约翰?
列侬与鲍勃?
迪伦这种相对舒缓、口语以及生活化音乐风格的影响，这与大陆忽然打开大门就受到重金属的强烈刺激，并且认为那才是最棒或者最值得学习的先进音乐截然不同，台湾没有太多硬核与重型的音乐。
滚石在台湾是个以制作“民谣”起家的唱片公司，在北京，张培仁很快按照这个思路挑选了魔岩三杰：
父亲是著名二胡演奏家的何勇、陕北游吟诗人张楚和北京人窦唯，同时，他选择了“唐朝”这个带有一些民乐色彩的乐队作为重金属摇滚乐队签约。
滚石斥巨资为他们制作了放到现在的大陆也依然是天价的专辑。
录音时，滚石使用了在大陆第一次出现的技术：
所有乐手同期录音，在录音棚里，吉他、贝斯、鼓各自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按照统一的节奏点，同时演奏。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错了，所有人重来一遍。
这对乐手的默契，以及每个人对技术的掌控，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魔岩三杰专辑的所有混音与后期都在台湾完成，滚石还为他们拍摄了昂贵的mtv，唐朝的一首mtv拍摄费便在100万以上。
很多大陆工作人员看到这么多台湾人在现场，认为是在拍“反动”题材的“黑电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专业工人愿意接这些拍摄。
尽管有了精良制作，但是对于大陆摇滚歌手而言，这些制作方式并不是他们可以适应的。
张楚完全不能用正确的音乐语言去告诉乐手他需要的声音。
张楚之前想当诗人，他没有办法告诉乐手，这个鼓几小节、几小拍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只会说，我想要吃饱饭了的，想晒太阳的一个东西，是要一种满足，而不是昏昏欲睡的感觉。
“这常常让乐手一头雾水。
”当时让张楚住在自己家的dj有待说。
2012崔健蓝色骨头巡回演唱会北京
当何勇回忆起如何创作第一张摇滚乐专辑时，他把自己比作1960年代闭关在家十余年，专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摇滚乐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他说。
何勇当时模仿他的偶像英国摇滚乐队pinkfloyd，用一种不加任何修饰、完全从嗓子里费力呐喊出来的声音。
录制专辑时，他从早上一直唱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为保证不出现饱食后的疲倦，维持音色统一，他在这一天内不会吃任何东西。
拍摄《垃圾场》mtv是在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厂，不断有土和风吹进何勇嘴里，其实他只要跟着对口形就可以，但他还是非常投入地大声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很清楚。
他完全不认为自己只是在拍摄一支mtv，他看上去像是正在面对观众演一场充满感情的音乐剧，而他是绝对的主角，牛佳伟说。
牛佳伟记得，拍专辑封面时，魔岩三杰也表现出了对大陆市场现实的无视。
为考虑市场接受程度，台湾人希望封面以正面肖像为主，但窦唯坚持要在《黑梦》封面上使用一张由一个摄影师朋友在影棚里为他拍的照片，照片上，窦唯蹲在地上，抱住膝盖，头埋在了膝盖里，完全拒绝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脸。
封面很难起到宣传作用，很多正规的发行商不愿接受。
2005年首都体育馆演唱会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不愿意配合，张楚完全不能直视镜头，根本拍不到一张合适的照片，最后，专辑封面只能选了拍《孤独的人都是可耻的》mtv时摄影师偶尔抓拍的剧照，在那张照片中，张楚面前有个柜子，柜子上有个镜子，摄影师拍到的也是从镜子里反射出的张楚，而不是直接的张楚。
1994年，滚石对魔岩三杰的著名营销是香港的红?
|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让魔岩三杰与唐朝在那几年成为真正的英雄。
在西方，摇滚音乐人的生活方式一直跟一种富裕时代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国际化”的成功也让中国摇滚明星开始按照西方摇滚明星的生活方式对待自己。
圈内人说，唐朝乐队一次与滚石唱片在北京王府饭店的一顿午餐便花了一万多元。
这很快让周围人感到不爽。
尽管滚石为魔岩三杰提供了顶级制作，但当滚石与这些在商业环境中显得极为幼稚的大陆音乐人接触时，仍保留了来自发达市场的商人的精明。
从一开始，中国摇滚乐就是对七八十年代欧美音乐的模仿，一些中国音乐人也只是单纯地看到了技术与设备的部分，他们把对于技术的追求当做自己能够做出西方水平音乐的重要途径。
与中国摇滚乐歌手接触时，滚石很快明白这种心理。
由于大陆长期没有版权制度，面对这群商业意识一片空白又非常自我、满怀信心的创作者，滚石以非常残酷的方式交换了他们的所有版权与演出代理，“滚石与唐朝只是用了李宗盛与罗大佑使用过的二手吉他、贝斯与鼓，便轻松换来了唐朝乐队的版权合同，”帮助崔健与魔岩三杰等人翻译过一些英文合同的曹平说，大部分乐手与摇滚明星当年并不能勇敢地在一个新社会适应个体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多人仍十分向往去一个固定单位，按时领取工资，然而，由于摇滚乐与大部分音乐都不一样，并没有一个国家的演奏单位会真正需要他们。
当掌握了这个心理，滚石像对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一样对待了他们，除了二手乐器之外，滚石还在合同里保证每个月会支付他们800元工资，而滚石在大陆根本没有注册，这些工资也在两年之后，他们悄无声息地离开之后没有再支付。
但他们用这些获得了唐朝与魔岩三杰所有的版权，他们既不用花大价钱一口气买下他们，也不必在之后做出任何演唱会与唱片收入上的分成。
“我现在再回头去看家里的这些合同时，我觉得可笑极了。
”曹平说。
“这就是他们后来对商业与商人不可原谅的态度，窦唯从此反复把和台湾人的合作称为一场阴谋，拒绝和任何人合作，坚持做一种自己可以完全完成的小众音乐。
” 失落
盲目追求技术以及缺乏商业意识并不是滚石及大陆摇滚乐手在大陆市场上难以生存下去的首要问题，在当时，更大的问题是技术与设备的普及程度。
红?
|演出成功之后，如何在大陆市场把这场演出复制下去再赚到钱，成了一个困境。
由于摇滚乐这种现场音乐需要更考究的演出设备、技术与现场，在当时，除了北京少数艺术团可以提供设备租赁之外，在二三线城市，根本无法找到适合摇滚演出的音响以及其他器材。
1993年，崔健曾参加过一场在石家庄体育馆的摇滚乐表演，那场演出还有黑豹、指南针等当时几个著名的乐队。
演出商李季花了几万元租下场地，还从北京用卡车拉去了100多个有不同功能的音箱。
那场演出的票价定在12、10、8、6元这几个档次，很快，票价引起物价局的注意，他们出示了一份演出管理规定，为防止乱定价，国家甲级演出团体也只能售票5元。
在当时，马季、姜昆这种相声团体是主要的甲级演出团体。
当地演出公司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演出需要100多个音箱，“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赵本山来我们这儿4个音箱就演了20多场。
”李季说。
这场演出后，李季赔了很多钱，他卖了2000多张票，欠了1万多的场地费，被当地公安拘留15天。
与流行音乐相比，摇滚乐不容易拿到演出证，“在当时很多人眼里，摇滚乐不是正常人做的事，为了拿到演出证，我当时花了11万，流行歌手根本不用这个价格。
”李季说。
摇滚之前更多只存在于精英小圈子中，进入大众市场后，它很难拿到赞助，“你跟企业说，他们都不认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认识窦唯的亲亲八宝粥，结果人家并不愿意拿出现金，只给了你十万元的八宝粥。
”
1994年，唐朝乐队的鼓手张炬骑着一辆模仿哈雷的本田摩托在大雨中与卡车相撞致死，滚石在大陆的违规经营因为这件事走到了终点。
张培仁与贾敏恕不告而别，在台湾以魔岩的思路做了莫文蔚、杨乃文、张震岳等偏独立的音乐人。
4年之后再次回到大陆推出新歌手组合羽泉时，滚石从一个激进革命者退回到稍有创新但整体偏保守的商人。
它在大陆注册了新公司，启用了“超载乐队”的演奏班底包装了羽泉这个流行乐组合，一方面，羽泉在音乐制作与演唱会方面使用乐队班底，另一方面，在商演时则广泛采用流行乐坛惯用的伴奏带形式。
这种专业伴奏与高水平制作迅速让羽泉取得成功，但他们在商演市场上又不会像魔岩三杰那么纠结，很快将名气兑现为大笔演出收入。
对摇滚歌手们而言，更具杀伤力的是一股包装歌手风潮席卷中国。
伴随南方经济腾飞，沉寂许久的广州白天鹅音像公司、新时代音像公司又开始活泛起来，广东音乐人陈小奇等人几乎天天“泡”在深圳“挖”人，发掘了李春波、陈明、林依轮等诸多歌星。
北京的音乐人则出现了陈红、陈琳、孙悦等。
这批流行音乐的歌手被称为“94新生代”，他们无疑是为一个特殊、初级，更需要名人效应的中国演出市场专门制定和培养的歌手，相比那些仍然坚持要求带自己的乐队、灯光师、调音师与大大小小复杂的音箱，要求按照外国摇滚现场的形式演出的摇滚歌手，这些只需要一张卡拉ok伴奏带便可以演出的流行歌手显然更适应这样的市场。
很快，摇滚歌手们便发现没有人再邀请自己，比起那些流行歌手，他们的姿态与要求已经严重“不识时务”。
加之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号召更彻底的改革开放，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潮，公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