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皖南事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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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皖南事变
回忆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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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回忆录》作者：
叶超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以血与火的战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一首英勇悲壮的史诗。
当时，我是军部的一个参谋人员，跟随叶挺军长等领导同志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回顾这段历史，犹觉壮怀激烈，惊天动地。
一
皖南事变前夕，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日本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被迫进入持久作战的阶段。
我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不断发展壮大，准备和日本侵略者作持久的斗争直至把它们全部驱逐出国境，把全国各民族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在国际上，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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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订了军事同盟协定，这是一个向全世界侵略扩张的协定。
日寇为配合德军在欧洲的大举侵略，企图抽调兵力南进，向太平洋扩张，因此对国民党施加政治压力，加紧对我进行政治分化，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越反共越能取得日本的谅解，越能减少日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压力。
同时，英、美两国为其本身利益，为了抵抗法西斯势力的扩张，放弃了绥靖政策，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
因此，蒋介石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他有利，是反共的良好时机，于是发出一个皓电，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所谓皓电，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用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饮、白崇禧的名义，于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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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十九日（皓）打给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的叶挺军长的一个电报。
这个电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污蔑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这是国民党蒋介石利用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挥舞政令、军令的两根大棒，企图把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责任强加于我。
这是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个宣言。
在这同时，蒋介石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三十万人马以及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准备在华中或江南向我进攻。
我党中央针对以上情况，就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于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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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一月九日（佳）答复了何应饮、白崇禧一个电报，这个电报叫做佳电。
佳电用大量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坚持抗战，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并拒绝撤出华中。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我党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中央的这个决策，有利于谈判，有利于坚持更广泛的团结抗战，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
二
新四军要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这样一个方针既然已经定了，那么摆在前面的就是走什么路线与什么时候走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
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有两条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另一条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站（马头镇为兵站第三派出所，孙家埠、毕家桥两地流动为第四派出所，竹箦桥附近为第五派出所），每一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而且，这又是经过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合法”路线。
在皖南事变以前，我军有近二千名非战斗人员和大量物资，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南渡过长江的，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
经这条路线走，从泾县云岭出发，大约要五至六天时间。
项英同志当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国民党军队对我袭击的问题，总感到走这条路线不安全，所以犹豫不决，迟迟不作行动以致丧失时机。
第二条路线是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
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就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如果抓紧一点，拂晓就行军，到铜繁地区休息一下，晚上连续行军也可以过江。
这就是说紧则一天，宽则两天，就可以渡过长江。
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我们游击纵队孙仲德的活动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
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工作，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
但是在这条路线上作大部队的行动，就是说要在一个晚上一下子过江几千人还没有这个经验。
因此，十一月下旬军部曾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率领少数精干人员（有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带着电台、带着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
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二百条船，有十二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能渡七千五百人；对敌伪一般活动规律了解也比较清楚。
看到他们的这些报告，我们这些当参谋的，马上把图标出来送给军首长看，叶军长看到这些情况，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指示我们，要迅速作好行动计划。
根据批准的行动计划，我们连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就行了。
部队也整装待发，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项英同志仍是犹豫不决，又是这情况，又是那个情况，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到了十二月下旬以后，情况就有了变化，日寇在江面的巡逻汽艇增多了，有时还停在江中过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与此同时，国民党李品仙的部队也有袭击我们的迹象。
这就给项英同志增加了更多忧虑。
于是通过第二条路线北渡的时机又丧失了。
就在我军迟迟不动的时候，蒋介石于十二月十日密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十二月下旬，顾祝同、上官云相调动七个师的部队（即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0八师、一四四师、新七师和六十二师）对我形成了大包围之势。
党中央一再电催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同志也一再来电建议尽快北移，李一氓同志也多次向项英同志建议尽早行动；但项英同志一直犹豫不决，反而电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
党中央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复电中，对项英同志作了严厉的批评：
“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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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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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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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
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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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中央严厉批评以后，新四军军分会才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当晚，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到我们作战科来传达了军分会的决定，要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于一月四日从现地出发，经过茂林，然后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溧阳竹箦桥地区，待机北渡。
他说，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我们要有打仗的准备，因此要把活动在铜、繁前线的三支队部、五团及新三团等部队，调回来一起行动。
听了这个决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
对此我们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大部队的战略行动，首长们已经长时间地作了深谋远虑，因此，大家仍积极地进行新的行动准备。
这是新定的行动路线，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
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
实践证明，军分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不仅因为拖延了北渡时间在政治上被动，而且选择的行动路线，在军事上也处于不利地位。
正如中央对项、袁所犯错误之决定中指出：
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
三
当时，我们皖南的部队有九千多人，出发前作了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除军直机关部队外，编成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辖老一团、新一团，约三千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后被俘叛变）、参谋长赵希仲（后被俘叛变）、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第二纵队辖老三团、新三团，约两千多人，司令员周桂生（皖南事变中牺牲）、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这三纵队辖五团和军特务团，约两千多人，司令员张正坤（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政治委员胡荣（皖南事变中牺牲）、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溪如；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约一千多人，总共九千多人。
这三个纵队的编组与干部的任命，没有正式的书面命令，是在事变发生前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再加上很快投入战斗，来不及传达，所以很多同志搞不清楚，对部队的番号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如称一纵队为一支队、二纵队为二支队、三纵队为三支队，实际上是一回事。
一月四日晚上，皖南所有的部队分三路开始行动。
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四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
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
当晚，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随同军部机关一起行动。
跟随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当时东南局的副书记饶漱石。
部队行至青弋江边，各路纵队都准备通过章家渡的浮桥渡河。
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水位已升高一尺多，河床宽了，原来用美孚火油桶架的浮桥就短了临时又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为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中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好在河中涉水而过，当时比较混乱，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第一天的行军很不顺当。
从云岭到茂林只有四十华里，但军部却在五日天明后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各部队的掉队人员也很多，直到五日下午三时，才全部到达位置，且都非常疲劳，被迫休息了一天。
六日下午，军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进，三纵队（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六日黄昏开始行动，七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
由于部队的实际行动时间比原定开进的行动计划延迟了一天，这就给敌人增加了一天的准备时间，敌人对我军的合围计划更周密了，前进路上原来没有敌人，现在也有敌人封锁了，丕岭、球岭这些地方就是如此，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四
六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计划行动，继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
途中遇到敌四十师、五十二师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
我们的作战行动开始时还是比较顺利的，各部队在七日拂晓前都攻下了各山岭。
二纵队通过丕岭时，遭敌人一个连拦击，被我前卫部队击退。
军部紧接着二纵队的后边行动，七日上午十时也通过了丕岭，在丕岭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休息。
这个时候，二纵队前面的部队向丕岭以东前进，已到星潭附近；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为敌四十师部队所控制，我前进受阻，打得很激烈。
前面在打，后面的部队就停下来了，军部也就停在丕岭的山脚下面。
那时我是作战参谋，对前面打的情况不好解，就带一个通信员走二、三公里到前面了解战况。
我正在查问情况时，周子昆副参谋长也来了，随后叶挺军长也来了，他们都到前面来观察战况，我向首长们作了汇报。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按照通常的指挥方法，军长到哪里，哪里就是军的指挥所，马上就可以根据情况下达决心，实施指挥。
但在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因为项英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实权由他掌握，叶挺军长在当时不好定下什么决心。
所以周子昆副参谋长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看怎么个搞法？
叶挺同志说声好吧，就回到丕岭山下那几间草棚子里，跟项英同志商量。
在这个时候各路纵队的展开情况怎样呢？
一纵队电台不通，情况不明。
据事后调查他们通过球岭以后，已越过坑口的小河，后续部队被敌四十师一一八团伏击，受了一些损失。
三纵队特务团占领高岭后，向星潭前进，一路很顺利，沿途把一些阻击的敌人都击溃了，到午后两点多，离星潭还有十五华里。
二纵队占领丕岭以后，即向星潭猛追，受到星潭之敌的阻击。
守备星潭之敌四十师，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据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获悉，人数并不多，仅仅是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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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两个营，当时只要我有一个营右边抄袭一下，很快就可以拿下来。
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三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五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
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杖，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拚恐怕不行。
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困难了。
就是在打星潭还是不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决心定不下来，议了好久，没有结论。
大家都很关心军首长的决心，司、政、后机关的不少干部都跑到军首长开会的这间草屋内来打听消息。
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战术动作，不是一个战略的问题，战时情况瞬息万变，不允许拖延。
我们参谋人员和作战科长李志高拥护军长的意见，要坚决打出去。
项英同志呢？
老是犹豫不决，大约从下午三时讨论到夜间十时，还是举棋不定，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
叶挺同志实在无法忍耐了，有些气愤地说：
“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
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项英同志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并要五团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
这样，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星潭会合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了，部队的士气也受到挫伤，指挥员们也议论纷纷。
丕岭山下七个小时的会议，不仅丧失时间，贻误战机，而且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决心，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五
七日夜，军部回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
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
我们军部到达里潭仓时，已是八日凌晨两三点钟了，决定在此宿营，实际是露营，除军首长以及作战和机要部门等住进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
一月八日，因起得晚，吃过早饭已近中午了，就向高岭前进。
部队向南开动，大约行军两三小时，在岔道口错向濂岭走去。
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与敌七十九师正对峙中。
正在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七十九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与我五团对峙中。
不得已，军部又只好折回原地到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
出高岭又为敌所阻。
大部队如此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行动，时而向西北方向行动，在山谷中来回折腾，打乱了行军部署，部队十分疲劳。
部队正在里潭仓一带宿营，大约在夜间八、九点钟的时候，得到一个情报，就是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紧缩包围圈，调一四四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企图将我军消灭于这个山区。
军首长立刻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到这个时候才下这个决心，但是为时已晚了。
时间仓促、紧急，马上就决定走，这样就前卫变成后卫，后卫变成前卫，教导总队由后卫变成了前卫，前面就不是战斗部队了。
各部出发时，周子昆副参谋长要我留在原地，组织后续战斗部队马上出发，并把他的一匹乘马留下给我，要我完成任务后，骑马赶上去。
军首长们走了，我就留下来组织后续部队，把三团的队伍赶快调上去。
山区的路很窄，后面的部队要想超越前面部队就很困难了。
我带领后面的这些战斗部队向前边赶，路堵塞了，走不动，我就让沿途的机关部队靠一边让路，让战斗部队通过。
当我赶到高坦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天时地理对我们都不利，大家都站在那里淋着。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同志也都站在那里淋雨。
我下马以后，向他们汇报了战斗部队陆续上来的情况，说明现在通过的就是三团的部队。
这个时候，茂林方向的枪声很密。
他们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
我问了周围的同志，得知叶挺军长在离此约一百公尺左右的徐家祠堂[高坦村子里有两个祠堂，一是徐家，一是汪家，在高坦战斗中，叶挺军长是在徐家祠堂活动，不是汪家祠堂；徐家祠堂已在一九六四年倒塌，现在只有断璧残墙]里休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我向参谋长提了个意见，建议军首长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
我的意思是军长在那边祠堂里，是不是到那边一起研究一下。
参谋长叫我去请军长来。
这是他们不准备到叶军长那里去的意思。
于是我就到了军长那里。
军长在祠堂左边的厢屋里烤火，他的副官警卫人员、侄儿等人，站在旁边。
我去以后，向他汇报了情况，并说明项、袁、周在路边。
我也向他提了一个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块研究一下怎么办？
我不敢说参谋长要军长去军长很气忿地说：
还有什么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
这明摆着是军长对丕岭山下定了的决策不满意。
我再不敢讲什么了，更不敢讲参谋长请他去，就蹲下来一起烤火。
沉默了好一阵，他不讲话，我也不敢讲话。
我感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我出去查一下情况再向军长报告。
我回到项、袁、周原来站的地方，没见着他们，前后左右到处找，也没有找到。
问了一些同志也都说没有见到。
我只好又回到叶军长那个地方，把前面打的情况说了一下，同时也把未见项、袁、周的情况说了一下。
军长嗯了一声，意思似乎是说我知道了，没有说别的话。
我又只好蹲下来，一同烤火。
这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军长不说话，我更不好说话，只好同他的副官们小声嘀咕几句。
副官问：
怎么办呢？
我说，总要想个办法吧！
接着，参谋处长张元寿（这是军部到茂林后宣布的职务），作战科长李志高，还有一些科长、参谋，以及后勤的有些科以上干部都陆陆续续地跑到祠堂里来了，约有半屋子人。
开始，大家小声地嘀咕，后来就大声地议开了，自发地讨论起怎么突围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叶军长一言不发，实际他是在倾听大家的意见。
后来他站起来了，说，大家的意见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大家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讲完这番话，马上要司令部迅速查明情况，到底敌人在哪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哪些地方，向他作报告。
然后他将饶漱石、余立金以及二纵队的领导人请来，说明情况，表示了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的决心，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六
九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陆续将查明的敌情，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三团作战。
这个时候，军长把一些情况向比较高级的干部们讲了。
那时我不在场，我搞情况去了。
天大亮了，余立金同志把我军在高坦附近的人员，主要是教导部队、军直属队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员集合起来，请军长讲话。
军长讲话，我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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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
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到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特别严肃地说：
“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接着，余立金同志作了补充动员，着重强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要在叶军长的领导下，坚决地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
最后大家高呼口号：
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
拥护叶军长的领导！
坚决服从叶军长的指挥！
打退敌人的进攻！
部队的士气一下子振作了起来。
这时，电台已经架设起来，向党中央报告了我们的处境。
军长选择了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表现了镇定、沉着、勇敢、顽强的精神。
他站立在高地上，手拿文明棍，胸挂望远镜，一面观察情况，一面指挥作战，及时下达各种命令。
有时流弹从他头上飞过，他也若无其事。
当敌人向我们发射迫击炮时，他想到我们还有两门迫击炮，便叫人把迫击炮架起来，炮弹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就埋掉。
这几发炮弹，很准确地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了，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了敌人火力。
敌人看我们用炮了，很恐惧；我们的部队在冲击时打得更勇敢，茂林的敌人被打回去了。
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一四四师退守茂林，不敢再出来。
这天黄昏前，叶挺同志和我们一起回到徐家祠堂，当时还有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等。
根据敌我态势，敌人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攻下茂林也很困难。
因此，叶挺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敌，带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直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仍打算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七
九日黄昏，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
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我们沿志连马也不能骑了。
后来，听到了枪声，先是听到远处有枪声，接着是到处打枪。
天黑，不知道是谁打枪，以为是发现了敌人，但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拂晓时，才走到石井坑。
从高坦到石井坑只十来华里，整整走了一夜，人累得要死。
到了石井坑，军长走不动了，他的马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坐在山坡上休息。
我就向沟里的来往人员了解情况，都是一些非建制单位，各部分的人员都有，谁也说不清情况。
忽然碰到了二纵队副司令冯达飞同志。
我请求他，军长走不动，怎么办？
他说现在只能赶快上山，不能在这里停留，我给你几个大个子，把军长背上山。
我再往前去又碰上了原来老三团一营的号目张有利同志，我们很熟悉。
我说，你给我问问周围的部队都是哪些单位。
这时我心里有数了，晚间乱打枪，部队搞得那样乱，完全是一场误会。
十日上午七、八点钟，我看到从沟里面出来一支部队，比较整齐，经过石井抗向北走，我走过去问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第五团。
我马上找到了他们的团长徐锦树、参谋长梁金华，他们告诉我，这个团还没有打过什么大仗，部队基本是齐装满员，建制是完整的。
我说，你们暂停休息一下，军长在这里，待向军长报告，看有什么任务给你们。
说罢。
我就转身去向军长报告号兵联络提供的情况和五团的情况。
军长听了很高兴，当即下达了三条指示：
第一，要五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第三，通知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取得联系，作好群众的工作，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
确实，几天以来，战士们吃不上，睡不上，非常疲劳，这三条措施是非常英明的。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北口的两侧一边是狮形山，一边是象形山，沟里只有几个零散的村子，百多户人家。
行军路线上本来只是经过这里，现在被迫在这里宿营。
十日下午，项英等同志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与叶挺军长、饶漱石见了面。
当时，中原局和党中央有电报指示，“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随后又指示，“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2人负总责”，“用游击到苏南”等等。
叶军长的指挥所设在石井坑北口狮形山下的民房里。
他对参谋工作看来不满意。
部队一搞就散摊，一打就失掉指挥，原因固然很多，但司令部工作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到了石井坑，司令部就没有人了。
所以当天晚上，周子昆同志根据军长指示，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免：
作战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侦察科长陈铁军副科长杨帆，通信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曹丹辉，加强了司令部的组织建设。
随军部机关行动的重庆办事处主任肖正岗同志、上饶办事处主任金魁同志也分配到作战科工作。
大家把职责明确了一下，重新部署了工作，这是从云岭出发以来司令部第一次召开的比较象样的会议。
经过十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总共还有五千人左右，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十一、十二日两天，敌虽向我发起两次总攻，但均被我击退，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首长们在开会，研究的内容我不清楚。
后来知道会议讨论了整个作战问题。
当时叶挺同志是坚决主张守，甚至有“创造第二个黄花岗”的想法。
他在十一日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报中有“决心固守一拚，以赎其过”一语。
但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前堵后截、四面包围的战法，我们想把整个部队一起带出去是做不到的，长期坚守也是没有条件的。
十三日，上官云相命令发起总攻。
上午无大的战斗。
下午，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五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
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为四十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
一到黄昏，周围的曳光弹特别多，流弹纷飞，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
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
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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