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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秦文学历史散文

第三章先秦散文

第一节先秦散文概说

一、散文之源:

《庄子》云:

“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六经中由于《乐》经很早就佚失了,故后人又称为《五经》。

清初戴名世在《南山素言》中说:

“五经,皆史也。

《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

陆游《六艺示子聿》:

六艺江河万古流,吾徒钻仰死方休。

元好问《曲阜纪行十首》: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圣谟。

二、散文的勃兴:

(一)哲人的涌现:

春秋晚期,文学史上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诗歌绝响,散文勃兴。

虽说“六经”文化为散文黄金时代的到来积蓄了力量,但由诗歌时代向散文时代的转变,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

造成这一转变的人的因素是哲人的涌现。

孔、墨、孟、荀,无一不是以救世为己任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的浩然气概,一方面在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则努力思索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为三条。

1、在旧社会制度崩溃之后,怎样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体系来适应新的社会的要求。

2、怎样结束列国的纷争,谋求统一的局面。

3、怎样总结那个时代的治国理论、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并且促使它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经济的发展:

1、生产力的提高:

2、城市的繁荣:

“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鸣走狗,六博踏鞠者。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说齐宣王之语。

3、交通的发达:

(三)言论的自由(政治的自由):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孟子语)

《礼记·王制》云: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由以上三点原因,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并使这个时代的文学放射出了奇异的光彩。

它的伟大成就,使后人只可仰慕,叹为观止,差不多是无法企及、无法超越的顶巅。

第二节历史散文概说

所谓“历史散文”就是指具有文学性的史书。

因此它必须有两种价值,一是历史价值,一是文学价值。

在春秋之前,我国史书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是《尚书》类的记言体;

二是《春秋》类的大事记;

三是《训》、《语》、《志》、《纪》类的杂史,如《国语》编定前的那些繁杂的史料等。

一、《左传》:

《左传》是一部编年史,但它不像《春秋》那样只记大纲,而是能详细地记述一件事件的始末,能用精细的笔墨描绘出一个时代风云变幻的风貌。

它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记事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前481年)。

通常说的春秋时期,其时段一般是指前770-前476,凡294年。

(一)《左传》的内容:

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政治社会的动乱,二是思想的解放。

1、政治社会的动乱:

他们为了争夺政权,不惜同室操戈,骨肉相残;为了称霸诸侯,不惜摇舌鼓唇于樽俎,大动干戈于原野。

仅春秋两百多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史记·太史公自序》)

2、思想的解放:

在《左传》中子产说:

“天道远,人道迩。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二)思想倾向:

作者对于那些下层人物为捍卫自己利益或复仇所进行的斗争,多是给予热情的称赞;对开明的政治家或重要人物的历史功绩,也总是给予热情的歌颂;对那些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统治者,则是给以无情的揭露;对于战争的胜负原因,也多从人心的向背上加以阐明。

以上这些,不仅表现出《左传》作者的“民本”思想,而且也表现出他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官道德。

作者在评价是非得失的时候,仍然以“礼”为核心;他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宣扬礼的合理性,强调礼的重要性,将礼作为生活的基本准则,这无疑是作者思想局限性的表现。

一方面要歌颂新事物,一方面又要维护旧秩序,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左传》的作者处于价值的冲突之中,二律的悖反之中,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显得那样平静,那样温文尔雅,充分表现出他叙事说理的艺术天才。

二、《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卑劣而又伟大的著作。

(一)卑劣:

《齐策三·楚王死,太子在齐质》章称:

“苏秦之事,可以请行,……可以恶苏秦于薛公,可以为苏秦请封于楚,可以使人说薛公以善苏子,可以使苏子自解于薛公。

(二)伟大:

《战国策》以粗犷而泼辣的笔法,描写出了战国纵横之世的时代风貌,以及万马奔腾、奋争竞驱的时代精神。

将战国策士赤裸裸地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逼真生动地描绘出来。

如同水墨写意,形虽不肖,神却极似。

1、文章风格:

《战国策》一改《尚书》《左传》那种雍容抑扬的贵族风度和迂徐曲折、委婉陈词的使臣作风,而是具有纵横捭阖、铺张扬厉、似海潮东来气吞江湖的气势;它的文笔也是神鬼幻变、瑰丽恣肆的。

2、思想特征:

清初学者陆陇其:

“《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言也。

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

子弟识见未定而读,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

苏秦本是“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而一旦相赵,则未烦一兵,未折一失,“诸侯相亲,贤于兄弟”。

张仪乃贫寒之士,曾因“衣冠之敝”遭楚人嫌弃,而一旦受用于秦,遂使天下“散纵连横,折服于秦”。

冯谖最初“贫乏不能自存”,一旦为孟尝君所用,出奇计而使孟尝君相齐数十年,而无“纤介之祸”。

范雎贫不能自资,一旦受用于秦,遂使秦废太后,逐穰侯,消内患,以散天下攻秦之士。

通观《战国策》全书,似乎时时都在扬士抑君,有时甚至把“知识分子”(士)的地位抬到了国君之上。

“君主迷糊,策士指路”,几乎成了一个公式。

这实际上是对贵族政权的否定,对君主专制的否定,对传统的“畏大人之威、唯圣人之言”思想的反叛;也是对人的价值、尤其是知识分子价值的充分肯定,强烈而又鲜明地呈现出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自尊精神和挺立的人格。

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三、历史散文选读:

苏秦始将连横

苏秦终于成功了,他用锥刺股的发愤攻读,终于赢得了功成名就,显赫一时。

从这一段的最后议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先秦人们的自我实现意识的高涨和自信自由精神的高扬。

那是个为人的自我实现而创造出良好氛围的伟大时代。

那时的读书人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他们不唯上,不惧贵,不信邪,不自卑,只相信自己。

一切奋斗目标基本上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而不限于自己门第的卑微。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没有过多的道德枷锁,没有过重的心理负担,一个人嘡嘡哒哒地独闯天下,毫不掩饰追求功名利禄、娇妻美妾,追求享乐。

人的无限的创造力量就在这些追求的过程中爆发了出来。

这种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即便对于今天的人们,也是心仪不已的。

先秦士子们的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尽管其间也存在一些专制君主对士子们的迫害,但这种迫害与反迫害是成正比的同时进行。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改造后的儒家文化中的迷魂剂使中国士子们开始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起来,他们渐渐地磨炼出在压迫之下自我克制、自我消解的硬功夫,这实在是中国的大不幸。

司马迁的叛逆性格和人生遭遇是中国自由文化走向专制文化的鲜明标志。

司马迁是不幸的,但又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对孔子有着无比的敬仰之情,对儒家文化中的人道精神和仁政理想也是向往不已的,但另一方面,对儒家文化扭曲个体人格、虐杀自由精神的思想,尤其是当这些思想同专制政权结合而形成专制文化时,司马迁就感到痛苦万分了。

其实原始儒学也有自由奔放精神的,如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曾子也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但经汉儒把原始儒学改造成的“儒术”,就有浓重的卖身求荣的味道了。

在这样的语境中,苏秦的感慨是富有意味的:

崇尚名利固然可以激发人的创造能力,但也助长了人的狡诈的能力,导致了道德的滑坡。

它只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诗意的、温馨的浓浓亲情,似乎都是虚假的、无效的和不存在的。

因此,苏秦的这番感慨,既道出了人类生存的某种真实,也表明了人类生存的某种无奈;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二律悖反中艰难地前行。

苏秦形象塑造特点:

1、精设结构:

作者在塑造苏秦这一形象时,在文章的结构上作了精心设计和安排。

作者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展开了对苏秦的描写。

在社会方面的描写,重在表现他的风云之气,展示他的才智和毅力;在家庭方面的描写,重在表现他自信倔强的性格,以及展现他渴慕名利的心理世界。

2、妙用对比:

在精设结构的同时,作者还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使这一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1)以“说秦”与“说赵”对比。

“说秦”是那样的卖力,几乎用尽了平生所学,夸辞饰说,滔滔不绝,结果失败了;而“说赵”却只用“扺掌而谈”四字一带而过,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却大得成功。

由此而突出了他“引锥刺股”的成果,表明他通过攻读和揣摩,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

(2)以失败后的狼狈与成功后的荣耀对比,展现了苏秦沮丧与得意的两种不同情景,从而揭示出苏秦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3)以第一次归家与第二次归家对比,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世态炎凉的丑态和苏秦家庭成员倾心名利的思想意识。

(4)以苏秦篇中的“喟然叹曰”与篇末的“苏秦曰”对比,突出了苏秦的人生观。

这种人生观就是发愤有为、自强不息,倾心名利、贪图虚荣。

但这种人生观是苏秦在亲身经历中感悟出来的,因此就能深深地打动读者。

本文所写的苏秦故事具有一定的虚构性:

本篇开头所谓的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而此时这些地方都还不归秦所有,苏秦何以称之呢?

据《史记》本传,苏秦“大困而归”是在“说秦”之前。

说秦不成,转而去说赵肃侯,赵国国相奉阳君不喜欢苏秦,结果没有成功;再去说燕,燕文侯支持他再去说赵,这时奉阳君死了,没人从中作梗了,故第二次说赵成功了。

还有最后一节中的“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据《史记》记载并非是苏秦的父亲所为,而是周显王所为,也许苏秦的父母参加了郊迎的队伍。

但《战国策》的作者对这些材料作了裁剪处理,着意突出了他才能的发展和境况的变化。

由此可见,《战国策》的作者确实是在塑造艺术形象,而不是在叙述历史的真实;是戏说历史,而不是传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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