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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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
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
杨斐任保平
摘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体进入新的改革阶段。
在新的改革阶段，需要在判断改革进程的基础上，明确新阶段的改革方向。
本文从北京共识出发试图回答“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的问题，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分析上采用主成分分析赋权重，根据数据设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区间，以此判断改革进程。
研究结果显示，微观领域的改革相对较为滞后，对于市场主体的影响程度比较小，主要受经济发展失衡的限制；宏观领域的改革相对深入，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作用有关，尤其表现在国内基础环境的改善上，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先导性的支持；中观领域的改革仅停留在中间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因此整体的改革进程可以限定在“基本完成初级阶段任务，在中间阶段探索，但还未达到高级阶段”的进程中，改革任务还未完成，在微观基本层面得到改进，但其深层次以及宏观层面的改革任务仍很艰巨。
关键字：
中国改革
一、引言
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历经30年，在中国社会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在获取显著成就的同时，伴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和社会变迁，问题与挫折并存。
追溯改革的最初构想，总结与反思改革进程的同时，更应关注的是关于中国改革的任务问题，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完成了哪些任务，哪些任务没有完成，当前处于改革的什么阶段，未来的任务又是什么。
本文就基于这些疑问，试图回答“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的问题。
二、文献述评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做出关于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能够直接回答改革任务是否完成的文献相对较为缺乏。
通过对经典理论观点的梳理，从三个维度做出综述，即横向的理论维度和纵向的发展演进维度，前者的文献是对改革方式在横向上做出的理论探讨，而后者则从纵向上分析改革的演进历程。
（一）横向的理论维度
在理论上对改革的定义，法国学者贝尔纳·夏旺斯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
它是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它运用一整套制度措施，旨在改善体制的运转和业绩；在保留国家所有制和一党制基石的同时，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扩大经济中的横向关系、减少纵向联系。
”
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是国外转型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
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Wlliamson）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实质含义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它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认为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共同构成转型的三大支柱，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互补性，拒绝任何局部改革，由于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
然而东欧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实践带来的是“华盛顿共识”的不良结果，正如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的批评，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斯蒂格利茨在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Consensus），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北京共识”是曾任《时代》周刊编辑的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CopperRamo）提出的，在他2004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做出了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的概念。
他把“北京共识”定义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如台湾问题）；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大的外汇储备）。
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
这一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发展。
拉莫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适价值”，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
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求发展，又要保持独立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
（二）纵向的发展演进维度
关于改革演进历程的研究，主要涉及到阶段划分、转型完成点以及绩效评估的分析。
吴敬琏把中国改革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958-1978年的行政性分权阶段，以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放利为重点；1979-1993年的增量改革阶段，体制外优先改革是以非国有部门或计划外部分为重点，实现“双轨制过渡”；1994年之后的整体推进阶段。
对于转型完成点的标志或者特征，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
雅诺什·科尔奈（JanosKornai，2002）认为，转型完成的标志体现在三个方面：
“政治力量与私人产权、市场共同体亲密配合发挥力量；私有制占支配地位；市场协调占据优势”。
阿兰·吉尔伯（AlanGelb，2002）将转型的完成看作是这样一种状态：
“当今天的‘转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相似”，这一标准相对比较抽象，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发展的含义，以及如何看待转型国家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差异。
我国学者吕炜（2003）认为，中国关于“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有两个标志：
（1）“所有的企业都被规范地纳入了市场化激励与市场化约束相互对称体系的经济运行环境之中”；
（2）“一个能够灵活地应对商业周期变化和应付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形成”。
对于改革绩效的评估，主要是从定量的角度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绩效评估。
西方学者主要依据新古典理论推导出来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制度学派的“后华盛顿共识”来评价经济转型绩效。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了改革进展指数IRP来反映各转型国家转型绩效。
IRP主要包含经济自由化和制度创新的几个关键方面：
企业、市场与贸易、金融体制和法律体系。
世界银行运用一系列数据、指标对转型国家进行评估，这些评估主要集中在自由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改革三个领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仅关注体制转型，而且关注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把经济增长、通胀率、失业率作为转型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
总的来看，这些评价模式的思路主要是建立符合西方游戏规则的指标体系来观察经济转型速度，衡量转型绩效，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这些指标趋于好转，市场机制的效率就能充分发挥。
然而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东欧和俄罗斯等经济体所呈现出来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反差，表明这种绩效评价理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尽管此后的威廉姆森（Willianmson，1997）、克勒德克（Kolodko，1998）等人进行不断修正和补充，总体看，研究体系和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绩效评价范式并不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
国内学者则主要依据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进程，从“北京共识”角度来分析转型绩效。
以樊纲（1993）、盛洪（1994）为代表的过渡经济学派认为改革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其发生与否及其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
只有当改革（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发生。
其引申的含义是可以用改革（转型）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来衡量转型绩效。
过渡经济学一直努力用新古典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因素，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
尽管如此，由于制度作为界定和规范人及组织间关系的规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主观因素，因此对制度的新古典分析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生产的其它物质要素的分析那样的精确程度。
而事实上，目前中俄之间的绩效比较都是基于短期分析，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很难给出中国经济转型优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令人信服的判断。
洪银兴（2008）人则认为经济转型的目标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可以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经济转型的实现程度。
但是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转型内容的全部，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解决体制转轨问题，还必须服务于发展问题，实现体制转轨与发展转型相结合，用市场化改革的速度来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绩效难免缩小对转型的认识。
鉴于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了中国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关于改革任务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尤其是回答改革任务是否完成问题欠缺针对性。
因此，本文试图从测度中国改革进程出发，通过判断改革进程回答改革任务的问题，为中国改革作出阶段性评价。
三、中国改革进程的测度
（一）测度依据
中国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并不是完全依据最初的设想进行的，而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因此对于改革进程的测度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许多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都被其限定在市场化方面，而中国改革并不仅仅是市场化，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任务不仅是体制转型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民主，以市场化来度量中国改革就显得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试图寻找对改革能够较为全面衡量的指标体系。
在构建具体的指标体系之前，首先需要寻找框架上的理论基础。
根据北京共识的基本思想，“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如台湾问题）；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大的外汇储备）”，可以看出，北京共识不仅仅建立在经济层面，而是融合和经济、政治和社会，将其作为基础理论框架的依据。
北京共识主要从三个维度描述了“中国经验”：
首先，从微观维度体现对所有制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对地区开放和国有企业改革，将企业纳入市场化激励与市场化约束相互对称体系的经济运行环境之中，以及经济结构比重的调整；其次，从中观维度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改革，一方面为微观主体提供平台，另一方面构成了宏观环境的关键因素，起着中枢主导的作用；最后，从宏观层面，构建一个能够灵活地应对商业周期变化和应付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国内国际环境，公共环境和法制环境以及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三）测度维度的确定
根据对“北京共识”的解读，从三个维度把握更能全面的衡量中国改革任务的各个侧面，同时体现了中国改革的特色问题，进而也将更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
因此，基于这三个基本维度，具体进一步选取分类指标和子指标来进行丰富、完善，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
首先，在微观维度上，选择三个分类指标，包括企业、政府和经济结构，其下再划分子指标进行测度。
企业分类指标中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发展两个角度，具体用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所占比重、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占GDP比重、规模以上国有及非国有企业增加值中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非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来衡量，突出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在改革中的角色定位的重要性。
政府分类指标包括政府消费比重、政府投资比重、政府转移支付和政府补贴比重，从这三个角度来测度中国改革中政府作用的影响程度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经济结构分类指标包括农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信息产业增加值比重，由此测度改革中经济结构比重的调整情况。
其次，在中观维度上，选择两个分类指标，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下进一步划分子指标测度。
工业化分类指标从工业、农业、第三产业三个角度分别测度，包括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值比重、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占私营从业人数比重、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出售主要农产品中粮食作物比重、农村居民家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中用于农业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第三产业贡献率等6个子指标，全面的在产业的层面上考察其改革进程，突出工业化的主导作用。
城市化指标一般主要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但这一指标存在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无法完整的表现出进程务工人员构成，因而除此之外另选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指标体现城市化的进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城市化的农民工问题。
最后，在宏观维度上，选择五个分类指标，包括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公共环境、法制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
国内环境分类指标选取贸易、市场、技术、中介角度的测度指标，细分为子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三项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三项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保险公司赔款给付数额比重。
国际环境分类指标选取贸易环境和技术环境测度指标，细分子指标——美元计进口差额比重、ＦＤＩ比重、外方注册资金比重、学成回国留学人员比重。
公共环境分类指标选取测度指标包括医疗、教育和环境，细分子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每千名医护人员服务人数、15岁及以上人口中识字人口比例、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法制环境分类变量子选取律师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子指标，由此衡量中国改革的法制进展。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分类指标从区域和城乡角度测度，细分子指标——西部地区人均GDP比重、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均值、城乡消费水平对比。
由此构建指标体系，对宏观调控体系进行评价。
（三）测度方法
基于以上对测度维度和指标的确定，构建指标体系，本文的系统测度方法可分为具体四步。
，
第一步，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测度指标权重。
在测度指标框架下，通过考察1978~2008年时间序列上各经济变量的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配权重。
由于主成分分析法能在尽量保留原有变量信息量的情况下，给那些在考察期内差异较大的变量赋予较大的权重，对于那些差异较小的变量则赋予较小的权重，从而使最后生成的指数更能体现差异性，尽可能减少主观随意性。
第二步，采用相对比较法将各子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数值，得到子指标原始评分，即子指标的原始评分表示该年度该指标在整个样本区间时间序列上的相对位置，这里以2008年的数据来衡量改革的进程，即计算2008年各个子指标的原始评分。
第三步，根据已有研究的方法进行调整，将其原始评分调整到5分制的区间估计方法，即把区间分成5个部分，计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1分说明改革任务实现程度最高，5分则相反。
由此得到子指标的最终评分（表格中的“评分”列），进而得到测度指标评分，为了简化计算采用算术平均值。
由于选取指标的性质不同，可分为逆指标和正指标，分别适用两种评分方法：
正指标评分方法为（0，0.2）得5分，（0.2，0.4）得4分，（0.4，0.6）得3分，（0.6，0.8）得2分，（0.8，1）得1分；逆指标评分方法为（0，0.2）得1分，（0.2，0.4）得2分，（0.4，0.6）得3分，（0.6，0.8）得4分，（0.8，1）得5分。
第四步，根据测度指标评分和测度指标权重计算分类指标评分，进而可得各维度评分和整个指标体系评分，由此判断改革进程以及改革任务。
（四）测度指标体系
对微观维度的三个分类指标进行系统构建，并且进行评分和权重赋予。
其中关于企业、政府和经济结构的相关指标参考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市场化进程研究报告”中的设定。
对于赋分的标准参考已有研究4成果。
详见表1。
其次，构建中国和宏观维度上的指标体系，详见表2，表3。
表1微观维度的指标体系
分类指标
测度指标
权重
子指标
指标性质
评分
企业
国有企业改革
0.21
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所占比重
逆指标
5
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占GDP比重
逆指标
5
非国有经济发展
0.19
规模以上国有及非国有企业增加值中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
正指标
4
非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4
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
3
政府
政府消费
0.11
政府消费与GDP比率
逆指标
3
政府投资
0.11
政府投资与GDP比率
逆指标
4
政府转移支付和政府补贴
0.08
政府转移支付和政府补贴与GDP比率
逆指标
3
经济结构
农业产值
0.07
农业产值占GDP比重
逆指标
5
第三产业产值
0.12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正指标
3
信息产业产值
0.11
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正指标
2
表2中观维度的指标体系
分类指标
测度指标
权重
子指标
指标性质
评分
工业化
工业
0.2
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值比重
正指标
5
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占私营企业从业人数比重
正指标
5
农业
0.12
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出售主要农产品中粮食作物比重
逆指标
4
农村居民家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中用于农业的比重
正指标
2
第三产业
0.18
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
正指标
1
第三产业贡献率
正指标
3
城市化
城镇人口比重
0.3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正指标
3
非农劳动力比重
0.2
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
正指标
3
表3宏观维度的指标体系
分类指标
测度指标
权重
子指标
指标性质
评分
国内环境
贸易环境
0.0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
正指标
3
市场环境
0.1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场定价的比重
正指标
2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
2
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
3
技术环境
0.09
三项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与GDP比重
正指标
4
三项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与GDP比重
正指标
4
中介组织
0.05
保险公司赔款及给付数额占保费比重
正指标
3
国际环境
贸易环境
0.12
美元计进出口差额占总进出口比重
正指标
2
FDI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
正指标
1
外方注册资金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注册资金比重
正指标
3
技术环境
0.08
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占出国留学人员比重
正指标
5
公共环境
医疗
0.06
平均预期寿命
正指标
2
每千名医护人员服务人数
正指标
3
教育
0.08
15岁及以上人口中识字人口比例
正指标
2
环境
0.06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
正指标
4
法制环境
0.1
律师占总人口比重
正指标
3
经济发展不平衡
区域差距
0.08
西部地区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的比重
正指标
4
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均值占全国比重
正指标
4
城乡差距
0.06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农村居民=1）
逆指标
3
根据以上建立的指标体系，结合相应的权重，可计算出整个系统用于衡量改革任务，其中微观维度的得分为3.68，中观维度的得分为3.22，宏观维度的得分为3.07，因此整体得分为3.32。
四、中国改革进程判断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的讨论，厉以宁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了“后改革时代”，而张卓元则主张中国尚未进入改革时代，根据杨小凯“宪政经济学”的观点，中国改革当前仅限于表层，更为关键的深层还有待探索。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多数研究是基于一定的代理变量进行指数化分析，具有一定范围内的代表性但全面性不足，尤其是着眼于改革任务，进而判断改革进程的研究并不充分。
本文从这个视角出发，在整体架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计算出三个维度上的分别得分，进而得到衡量改革进程的统一得分。
由设定的得分标准可以看出，改革任务刚刚完成了过半。
这个程度，既非悲观的“尚未进入改革时代”的观点，也不是任务已经步入了“后改革时代”。
在当前的改革进程中，任务基本过半，而其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只能基本限定为初步改革已经完成，正出于逐步推进阶段，远未进入改革的高级阶段。
具体分析三个维度上的相应指标得分，可以发现微观维度的市场主体方面表现较差，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政府干预过多，私营企业并未充分发挥其在生产和吸引就业方面的潜力，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则进一步产生了挤出效应。
在经济结构方面，着重突出了信息产业，赋予较大的权重，由于在对产业方面的衡量中已经加入了对于工业的考量，因此在这里表现出信息产业对经济的较大贡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仍处于相对落后水平的农业发展。
此外，经济失衡表现明显，无论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尤其突出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发展的滞后。
中观维度上的产业方面，工业的所有制结构落后，私营工业企业比重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发展则相对较为宽松，其增加值和贡献率都较高。
在城市化方面，以城市人口比重来度量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中级阶段，基本应对界定为城镇化，因为这个阶段仅表现为人口聚集的特点，还缺乏有力的产业支撑。
从宏观维度上看，国内环境是改革的主要阻碍，技术环境不充分，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中介组织的作用受到局限，从而导致市场环境和贸易环境存在潜在的技术障碍，影响整体国内环境的完善。
在国际环境方面，权重较大的贸易环境表现相对优异，尤其突出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贸易顺差和对FDI的利用，但对于技术环境的考察则显得较为薄弱，存在着大量的智力外流现象。
在公共环境方面，从医疗、教育和环境的角度出发，在前两个方面我国基本完成了初步改革的任务，但在自然环境方面，特别是当前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的情况下，我国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还远远不足，环境保护力度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在法制环境方面，由于宏观维度上考察的是整体的社会转型任务，对法制环境赋予较大的权重，并以所有人口中律师比重作为代理变量，可以发现中国的法制环境的改革基本处于中间阶段，但这仅仅是从表面上的衡量，因为对于更深层次的关于法制的确切效力难以在这个比重中体现出来。
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衡量，着眼于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根据以西部代理变量对区域差距的度量，改革中对西部落后的状态并非没有实质上的改进，只是在相对程度上甚至扩大了区域差距，而对于城乡差距采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来显示城乡消费差距。
从纵向上整体分析，技术因素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方面都为完全发挥作用，这也印证了我国受技术限制的现状；此外，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具体衡量了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在这两方面都严重限制了改革推进。
综上对于三个维度的具体讨论，系统考评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仍沿用在指标体系设立之初采取的五分评分的方式，微观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可评分为3.68，中观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3.22，宏观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3.07，综合评分为3.32。
从而可以看出微观领域的改革相对较为滞后，对于市场主体的影响程度比较小，主要受经济发展失衡的限制；宏观领域的改革相对深入，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作用有关，尤其表现在国内基础环境的改善上，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先导性的支持；中观领域的改革仅停留在中间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因此整体的改革进程可以限定在“基本完成初级阶段任务，在中间阶段探索，但还未达到高级阶段”的进程中，回答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改革任务还未完成，在微观基本层面的得到改进，但其深层次以及宏观层面的改革任务仍很艰巨。
五、结论
为了回答“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的问题，本文从“北京共识”出发抽象出三个维度的分类指标，进而构建系统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取权重，在1978年到2008年的时间序列上衡量2008年的数据的相对位置，将其调整到5分评分区间，从而得到各个子指标的评分，结合权重可计算出微观、中观和宏观维度上的分别得分，以及系统评分，以此判断改革进程。
根据研究结果，微观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可评分为3.68，中观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3.22，宏观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3.07，综合评分为3.32。
基于上面的计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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