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结构视野下的朝核问题走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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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结构视野下的朝核问题走向
安全结构视野下的朝核问题走向
李开盛/李小方
2012-7-1316:
43:
33 来源：
《太平洋学报》（京）2011年4期
英文标题：
TrendofKoreanNuclearIssue:
ViewsfromtheSecurityStructureAnalysis
作者简介：
李开盛（1976-），男，湖南望城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外交战略、朝核问题，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5；李小方（1984-），男，河南开封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安全，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5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后核危机之所以在朝鲜半岛反复发生、僵持不决，主要与半岛安全结构的失衡有关。
处于弱势地位的朝鲜希望借助核武器恢复安全结构的均衡，而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则希望保持既有优势，甚至一度希望改变朝鲜体制，完全颠覆现有安全结构。
中、韩作为朝核问题中的两个重要当事国，并不希望看到朝鲜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朝鲜的崩溃，是安全结构问题上的维持现状者。
正是这种安全结构上的利益分歧与博弈，使得朝核问题成为地区安全局势中的一个持久热点。
关键词：
朝鲜半岛安全结构朝核问题
自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至今，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朝核问题在跌宕起伏的进程中不但没有获得解决，朝鲜反而在拥核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不能不让人反思：
朝核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或者说，影响朝核问题走向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
在过去的分析中，或倾向于强调美朝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政策对立，①或是强调朝鲜出于安全、独立自主或核诱惑等方面原因激发的强烈拥核动机，②或是强调朝核问题牵涉多方面因素（如无核化、朝美关系正常化、美国东北亚战略等）的复杂性。
③这些结论均有其道理，但概括均不够全面，具体表现在：
其一，互不信任并非对抗的终极原因，而是长期对抗的结果。
其二，朝鲜确实拥有强烈的拥核动机，但包括中、美等国在内的其他各方反对朝鲜拥核的愿望同样十分强烈，这些国家既能给予朝鲜以诱惑充分的“胡萝卜”（如中国的援助与美国承诺的关系正常化），也能给予朝鲜以难以承受的“大棒”（如美国对其核设施的精确打击与中国中断所有援助）。
这些国家如果有足够的意愿，是能够迫使朝鲜弃核的。
④其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解释模式也有不足：
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
何种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影响？
仍然缺乏更加系统与深入的分析。
事实上，这种多因素解释的最大后果是导致一些研究成果不愿意对朝核问题的症结做出明确解释，反而对朝核问题的走向与前景更加措词谨慎。
总体上看，既往的解释主要是从单元层次，特别是朝鲜的政权性质与战略选择来分析朝核问题的。
而要从根本上理解朝核问题的根源与走向，有必要借助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华尔兹（KennethN.Waltz）的观点：
结构才是解释国际政治的合适层次。
他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一种系统理论，着重要解释的是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而不是立足于单元层次的还原主义方法所关注的变化。
⑤这个观点尤其适合于朝核问题。
在经历了两次危机与多次反复之后，对细节的解释与预测已令人厌倦，更加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为什么问题总是循环往复、僵而不决。
而要解释这种“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了解相关各方安全行为的根源，就必须像华尔兹那样深入到结构层次。
当然，笔者这里要分析的不是华尔兹所说的那种无政府结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而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一个具体的安全问题，因此也就从一个具体的结构——半岛安全结构入手。
笔者注意到，已有一些学者初步意识到安全结构与朝核问题的关系，将朝核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转型进程中的朝美战略冲突。
⑥这些成果是有益的，但也只是初步的，并没有清晰地论述安全结构与朝核问题走向之间的逻辑关系。
此外，这些成果将视野仅仅集中在朝、美两国身上，忽视了半岛安全结构中其他各方如中、韩的影响。
这些国家在朝核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把它们排斥在结构分析之外是不适宜的。
一、冷战前后的半岛安全结构
华尔兹将结构理解为国家的排列和组合方式。
⑦对安全结构来说，应该包括三个变量：
行为体的数量、行为体之间的能力分配和安全关系。
行为体的数量决定了一个安全结构是多极还是两极，行为体间的能力分配决定了安全结构状态：
平衡还是不平衡，而行为体之间的安全关系则决定了安全结构的性质：
合作还是对抗。
华尔兹不关心行为体间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单元间的能力分配就决定了彼此间的关系，能力较小的国家总会团结起来去平衡能力较大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另一位现实主义者沃尔特（StephenM.Walt）的观点更加符合现实。
他指出，威胁不仅是来源于综合实力，而与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有关。
⑧换言之，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并非总由能力分配来决定，两者是不同的变量，能力分配只有考虑到安全关系时才有意义。
如在两个相互友好的国家之间，力量悬殊不会成为问题，但如果在两个敌对国家之间，这就会成为问题。
在朝鲜半岛，安全结构的首要行为体当然是朝鲜和韩国。
半岛自从1948年正式分裂成两个国家之后，南北之间一直处于对抗状态，是半岛安全结构最直接的当事方。
由于朝鲜战争，并非半岛国家的中、美两国也是这一安全结构中的行为体，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卷入了朝鲜战争，并直接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朝战结束后，美韩在1953年10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此后美国军队一直驻留在韩国，目前仍然拥有战时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
中国军队虽然在1958年撤出了朝鲜，但两国于1961年缔结了带有军事互助性质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半岛对两国的安全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的门户，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周边稳定的重要一环。
美国虽远隔重洋，却视其在半岛的军事存在为其东北亚安全战略的基石。
由于中美对半岛的介入如此之深，如果撇开中美两国，就理解不了半岛的安全结构。
至于俄罗斯和日本，它们虽然是六方会谈的参与国，但涉及的利益相对较少，而且缺少直接参与的力量，对半岛局势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能算作是半岛安全结构中有意义的行为体。
为了分析的简便，本文将不予涉及。
当然，俄罗斯的前身苏联不同，它不但对朝鲜拥有直接的影响力，而且半岛本身就是它与美国的角力场，因此是冷战时半岛安全结构的当事方，且其重要性可能还要大于中国。
但在冷战结束之后，其继承者俄罗斯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
冷战时期，朝鲜半岛上形成了附属于全球冷战结构的两极结构。
一方是韩美同盟，另一方是朝鲜与中苏的同盟（苏朝两国在1961年也签订了含有军事协助内容的《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虽然行为体数量的总量不只两个，但由于分别形成了两个对抗的同盟，完全可以视为两极而不是多极结构（参见图1）。
其间中苏经历了一个由合作到分裂的过程，但在与美韩对抗方面，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
对当时安全结构的第一次冲击或许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两极结构开始现出裂痕。
但由于中国仍然承担了对朝鲜的军事义务，与韩国仍然保持敌对关系，因此并未伤及两极结构根基。
总体来讲，冷战时期半岛安全结构基本上是平衡的、稳定的。
在力量对比方面，美苏都是超级大国。
从朝韩方面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北方的经济还领先于南方，军事力量也强于南方。
但是，美国在韩国直接驻扎着军队，而中、苏都没有军队。
另外，美国从1958年开始就在朝鲜半岛南部及其临近地区部署了大量核武器，并为韩国提供了核保护伞，而中、苏虽然承担了对朝鲜的军事义务，但并没有明确核保护的义务。
这样，双方就保持着一种力量大致均等的格局。
根据华尔兹的观点，较多极体系而言，两极体系更为稳定。
这是因为，两极体系中联盟关系相对清楚、固定，联盟领导能够约束其盟友的行为。
而在多极体系中，任何一国都能随意转换联盟关系，威胁来源分散，责任也很不清楚，误判也常有发生，结果导致整个结构的不稳定。
⑨这一分析尤其适应于朝鲜半岛。
冷战时期，什么时候苏联对朝鲜的约束力强，什么时候的结构就最稳定。
而在朝鲜试图摆脱苏联约束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局势有所波动的时候。
但总体观之，美苏都有效地把半岛安全结构置于全球两极结构的监管之下，除了一些零星冲突外，半岛局势总体稳定。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冷战时期并不存在朝核问题。
事实上，朝鲜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致力于核技术开发，后来美国也有所察觉。
但双方都基本上保持平静，朝鲜还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在当时半岛安全结构基本均衡、稳定的情况下，朝鲜在核武器开发方面并没有紧迫感（当然在苏联的约束下，也没有目前这样的自由度），美国方面亦不感到需要严肃对待，因此并不存在后来那样的朝核问题。
图1冷战时期的半岛安全结构
但冷战结束后，半岛安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从行为体的数量关系看。
苏联、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苏韩建交于1990年9月，中韩建交于1992年8月），而朝鲜却未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意味着朝与苏、中已不是紧密无间的联盟关系，两极格局开始转变为多极格局。
其次，力量对比也变得不均衡。
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俄罗斯退出了半岛角逐。
在南北力量对比方面，情况也更加不利于朝鲜。
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发展开始落后于韩国。
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战略收缩，使得长期依赖外援的朝鲜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
1990年，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7.12亿美元，为韩国的8.90％，1992年进一步缩减为195.54亿美元，仅是韩国的6.59％。
⑩虽然朝鲜仍然能够凭借常规武力的优势与韩国保持大致均等的地位，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加入，它在整体的半岛安全结构对峙中已处于下风。
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火力上，半岛上的军力对比都有利于美韩。
（11）最后，在安全关系上，原来简单的对抗关系已经复杂化。
在中朝之间，虽然中朝之间的友好条约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但由于中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宣布并坚持“不结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它对朝鲜的军事义务，双方之间只能归结为某种有限合作关系。
在美韩方面，韩国对于美国的独立性也在增强。
在政治与外交上，韩国开始寻求独立性与自主性，通过北方外交改善和发展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军事上，韩国于1994年收回了对军队的平时指挥权，并积极同亚洲其他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
但美韩依然保持同盟关系，双方间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基本合作关系。
至于中美关系，早已随着中美建交而由你死我活的争夺变成有限竞争的关系，中韩关系虽然仍然受制于美国因素，但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程度在不断上升。
唯一处于全面对抗的，是朝鲜与美国、韩国的关系，彼此间仅仅受《朝鲜停战协定》的约束，既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也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
总体观之，朝鲜由于相对孤立和力量弱小而处于空前的弱势，而美国则处于空前的强势，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使得朝美矛盾成为冷战后半岛安全结构的重要特征，彼此间的安全关系也由一种稳定状态进入不稳定状态（图2）。
图2冷战后的半岛安全结构
二、安全结构失衡与朝核危机的爆发
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进入冷战后的不稳定状态以后，朝核问题的爆发就成了一种必然。
而且这种必然是朝、美互动的结果，两者分别作为安全结构中的弱势和强势一方，都有动机改变现状。
只不过朝鲜是出于压力和被迫，想由弱转强，增加自己的安全度；而美国则是出于诱惑，想由强到更强，奠定绝对的安全主导地位。
一些成果在分析朝核危机根源时，常常强调朝鲜方面的原因，而忽视了美国，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对处于弱势位置的朝鲜来说，要纠正安全结构的失衡，从理论上看，可以从安全结构三要素（行为体数量、能力分配与安全关系）出发，通过以下三种手段加以实行：
第一，维持处于脆弱状态的自身体制存续，保持自身作为安全结构诸极中一极的地位。
这是进一步纠正结构失衡的前提条件，如果自身政权都保不住，国家趋于崩溃，自然也就谈不上实现安全结构的均衡。
第二，在能力分配方面，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调整原来的发展体制，增强综合国力，从整体力量层面缩小或纠正能力失衡；二是发展核武器，以核威慑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
目前朝鲜采取的是第二种途径。
特别是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中得到教训，相信伊拉克之所以被入侵不是因为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因为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2）第三，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从根本上改变安全关系。
这一点以前重视不够，多数学者认为朝鲜关于希望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只是外交词令，无核化承诺只是一个幌子。
（13）但笔者认为，从安全结构理论出发，从根本上改变安全关系确实是纠正安全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手段。
虽然由于朝美双方的对立根深蒂固，要实现安全关系的转变十分艰难，但考虑到拥核所必然导致的国际环境紧张以及自身的脆弱性，致力于实现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仍然是朝鲜的一个现实选择，至少是其可能的选项之一。
美国官员在很多场合也都承认，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美朝双边接触中，朝方一直都迫切地想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不论双方历经多少次的争吵，过后朝方总是不厌其烦地再提双边直接谈判。
（14）这种情况，不是“外交词令”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反映朝鲜的一种政策倾向。
从以上三方面看，朝鲜发展核计划可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
首先，由于朝鲜的核计划，其他国家不得不与其进行谈判，并提供相应的援助作为代价以促使其放弃核武器。
这些援助，从能源到粮食供应，对于经济仍然十分困难的朝鲜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有利于加强其政权与体制的生存能力。
如果其他国家不谈判，朝鲜则可利用导弹和核技术出口来换取外汇。
其次，核计划是迫使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筹码。
如果没有核计划，美国根本不会理会朝鲜的和谈要求，朝鲜也就根本没有纠正安全结构失衡的机会。
最后，有利于发展它的核遏制能力，如果美国既不愿意提供援助也不愿意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核遏制能力就成为朝鲜纠正安全失衡的备用手段。
从外交策略来看，朝鲜的核计划是非常精明的，无论出现哪种局面，基本上都对朝鲜有利。
它唯一所担心的是，其他各方既不与它谈判，也不同意其核计划，而是通过联合国对其进行严厉的制裁，因为它不但使朝鲜在与美关系正常化、拥核方面一无所得，而且还可能堵死利用核技术与导弹出口换取外汇的通道。
朝核问题的历史也表明，当谈判中断、制裁推出的时候，最急的不是美国，而是朝鲜。
它总想通过制造新的严厉情势、偶尔也制造缓和的气氛来迫使或引诱美国同它进行谈判，实在不行也愿意重返多边谈判。
如果朝鲜一心一意只考虑拥有核武器的话，这情况就是难以理解的。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借助核计划来获取更多援助与外汇也是朝鲜的政策选择项，而这些和拥核计划一起，都是旨在重新实现安全结构的均衡。
但朝鲜采取的这种手段与公认的国际核不扩散规范背道而驰，也对整体的地区安全形势不利，因而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但“朝核”之所以发展成为“问题”，除了朝鲜的强硬对抗外，还有不能忽视的美国因素。
美国的强势地位诱惑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希望推动朝鲜像苏东那样实现政权变更，仿照德国模式由韩国进行吸收式统一，进而确立美韩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彻底颠覆原有的安全结构。
冷战刚结束之时，在苏东剧变的大背景下，美国还寄希望于朝鲜的自动崩溃，加上当时韩国也希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实现吸收式统一，所以美国一度采取了静观其变、坐收渔利的态度。
然而，出乎所料的是，朝鲜虽然陷入了比以前更加严重的困境之中，但还是坚持下来，而且对外采取“通美封南”的政策，优先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而置韩国于不顾。
（15）这种形势把美国赶到对朝政策的前台，但又不可能真正同意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给其喘息之机。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朝核问题，就成为美国用来敲打甚至遏制朝鲜的一个不错选择。
1990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材料称，朝鲜在离平壤约80公里的平安北道宁边郡有一个核基地，正在研究发展核武器。
随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朝鲜施加压力，要求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并提出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检查。
朝鲜最终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六次核查均未发现朝研制核武器的证据。
但美又提出需对朝鲜宁边地区两处军事基地进行特别检查，遭朝鲜拒绝，朝核危机正式爆发。
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无论是在宣布朝鲜核开发情报的时机上，还是在对检查的坚持上，均体现了将“朝核”上升为“问题”的强烈意愿。
可以说，朝核问题主要是美国的一个工具，其目的就是以压促变，希望通过核问题对朝鲜施压甚至是制裁，以促成类似于苏东那样的变化。
但美国的行为是在维护核不扩散体制名义上进行的，因此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了有利地位。
那么美国为什么还在1994年10月与朝鲜达成框架协议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朝鲜做出了让步。
朝核问题爆发后，美国的态度是强硬的，并做好了武力打击的准备。
1994年初，美国制定了所谓“5027作战计划”，提出了包括“外科式手术”在内的对朝鲜的三种打击方法。
而据韩国前总统金泳三透露，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时美国准备了33艘军舰和2艘航母要实施空袭，打算对宁边核设施采取空中打击，是在他的竭力反对下让美国收回了攻击计划。
（16）金泳三的话可能有表功之嫌，但至少反映出当时美国在“磨刀霍霍”。
第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于1994年7月突然逝世后，美国相信朝鲜将不久崩溃，相关义务实际上无须履行，美国能够不战而胜。
（17）但是，美国的算盘再次落空了。
尽管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朝鲜并没有崩溃，新领导人金正日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
正因如此，失望的美国对执行1994年《框架协议》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敷衍态度，在实施协议时节外生枝，并自1997年起就推迟供应重油。
（18）在克林顿总统任期末，虽然朝美仍然保持接触，甚至克林顿为了留下政绩，还一度考虑要访问朝鲜。
但双方的根本矛盾决定了这一访问不可能实现，《框架协议》也已名存实亡。
除了导弹危机外，90年代末期的朝核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主要在于当时韩国执行对朝友好的“阳光政策”的缓冲作用（下文有进一步的论述），以及克林顿即将卸任，不可能对政策做出大的调整。
但在原来策略失效的情况下，美国的对朝政策终究要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以小布什上台为标志的。
小布什把朝鲜称为三大“邪恶轴心”（2002年1月提出）之一，是“暴政前哨”，有权对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此后不久，2002年10月，美国宣布发现了朝鲜正在秘密进行高浓缩铀计划，违反了框架协议。
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朝鲜干脆以承认核武计划来因应，第二次核危机因此爆发。
此时距第一次核危机已过去十年，但根源却是一样的，即朝鲜希望通过核计划来纠正安全结构的失衡，而美国则希望通过核问题来遏制朝鲜，甚至推动其政权的变更，以确立其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三、安全结构博弈决定了朝核问题的基本面貌
除了朝鲜和美国，中国和韩国也是半岛安全结构中的主要行为体。
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朝、美是参与博弈的主要行为体，但韩国自金大中1998年任总统奉行“阳光政策”起，也在缓和危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由于冷战结束初期面临西方的围堵与封锁，在第一次朝核危机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
但自从2002年底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为推动问题解决，开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积极参与者，与以前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
（19）这四个国家在半岛安全结构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图2），有着不同的利益，它们之间的利益分歧与博弈决定了朝核问题（特别是自第二次朝核危机以来）的基本面貌。
上一部分已对朝美在半岛安全结构中的地位与目标作了阐述。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朝核危机，由于国内外环境没有大的变化，朝鲜的目标基本上是一样的，这里不再赘述。
需要补充的是美国自第二次朝核危机以来在安全结构目标方面的变化，因为这一时期美国把反恐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它在半岛安全结构目标上的设定。
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希望看到朝鲜政权的崩溃或变化，颠覆原有安全结构，以树立自己的绝对且稳定的安全主导地位。
但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不得不把反恐作为最紧迫也是最核心的战略任务，朝核问题已变得相对次要，其在半岛的安全结构目标已退而求其次，即由进一步改变现状、扩大优势转变为维护现状、保持优势。
特别是2003年4月开始入侵伊拉克后，朝核问题被美国当作次要的问题处理，即使朝鲜生产了更多的钚，也很少受到高层的注意。
（20）从长期来看，推动朝鲜政权的改变甚至崩溃仍然是美国的战略任务，但就近期而言，它不得不把重点放在维持现状上面。
维持现状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维护自身在半岛的军事存在与既有优势，二是制止朝鲜的核武进程与核扩散。
这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矛盾的，因为朝鲜提出来的一个弃核前提就是缔造终战条约，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而这很可能意味着驻韩美军被迫撤出（21）。
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为驻韩美军不但针对朝鲜，也是美国维持在东北亚霸权优势、潜在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
但美国也不愿看到朝鲜拥核，特别是担心其核技术与核材料扩散至恐怖分子手中。
因此，美国这时能做的主要就是借助六方会谈机制或联合国制裁，以或打或拉的方式在无核化与维持军事存在两大目标之间保持平衡。
（22）
至于韩国，它在无核化方面与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韩国人对朝鲜拥核心态复杂，民间甚至有一种希望未来南北双方共同拥有核弹头的心态。
（23）但出于战略利益与现实考虑，反对朝鲜拥核一直是韩国的官方立场，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时，也不顾朝鲜的反对，一直把核问题视为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韩国也有与美国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自金大中上台后，其对朝鲜的独立外交已日益明显，不但提出了阳光政策，还于2000年与朝鲜实现了首脑会晤。
韩国之所以奉行对朝接触政策的，源于它对统一问题认识的变化。
从长期目标来说，它与美国一样，当然希望改变朝鲜，实现由自己主导下的吸收式统一。
但从短期来看，它越来越意识到任由朝鲜崩溃或目前压迫朝鲜改变的做法的危险性。
这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朝鲜铤而走险，将对韩国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韩国国内各党派均意识到，如果战争爆发，其结果就是“美国轰炸、韩国死亡、朝鲜垮台”。
（24）另一方面，目前南北差距过大，韩国无法承受德国式吸收统一的成本。
由于这一政策在韩国国内具有相当的共识基础，2003年卢武铉上台后仍然继续奉行对朝接触政策，并于2007年与金正日举行首脑会晤。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对朝政策趋于强硬，把经济援助与核问题挂钩。
这一时期，朝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差异缩小，牵制作用也相对降低。
但在统一问题上，李明博并未改变不急于统一的立场，强调与朝鲜共存共荣。
当然，这种“共荣”并不意味着希望国家间的能力分配朝着有利于朝鲜方面的变化，而主要是强调提高朝鲜的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经济水平，以避免对未来统一造成过大的拖累。
在对美关系方面，目前韩国会坚持与美结盟，要求美军留驻，但如果未来实现统一，其民族主义浪潮可能会对美军持不欢迎态度。
自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先后主持了中朝美三方会谈以及后来的六方会谈，成为朝核问题中的关键角色，其对半岛安全结构的立场影响到朝核问题的走向。
在行为体数量方面，对中国来说，维持朝鲜的生存不但是一个近期的目标，也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因为无论是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考虑，还是从维护既有地缘战略屏障的角度入手，抑或是从维护周边稳定保障国内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都不希望看到朝鲜崩溃。
（25）在能力分配方面，中国并不愿意看到朝鲜通过拥核来改变力量均衡，这不但是因为核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威胁，中国还担心朝鲜拥核将引发恐怖的地区核军备竞赛。
但反对核武与维持朝鲜生存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冲突的，因为如果对朝鲜过度施压，很可能危及其国内稳定。
正因如此，虽然中国对朝鲜的核武计划不满，并曾采取外交等手段加以影响（26），但由于担心危及朝鲜政权，一直投鼠忌器，收效不大。
在安全关系方面，中国不希望看到朝美由对抗走向冲突。
在一场全面的冲突中，朝鲜很难再像上次朝鲜战争中那样生存下去，而中国也很难再次出兵介入，因为那将面临着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巨大风险，这是中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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