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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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二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二

　　二、研究成果与动态举要

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研究

土地制度问题在“文革”前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讨论的热点。

“文革”后有关研究和讨论继续深入，出现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成果。

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四五本问世。

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甘泉主编的作为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该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古史讨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深入的力作。

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则以土地私有制逐步排除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的干预和阻碍由浅化到深化为线索，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作了鸟瞰式的描述，妙论纷呈。

断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也很活跃，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以上这些着作都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予以论述的。

对于具体的田制讨论较多的有三代的井田制、春秋的爰田制、战国的授田制、秦汉的名田制和租佃制的形成、曹魏及各代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宋代契约租佃关系的确立以及明清封建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的变化等。

其中关于井田制和均田制的专着已有徐喜辰《井田制探索》、武建国《均田制研究》等多种问世。

重点论述租佃制的专着则有乌廷玉的《中国租佃关系通史》和以乾隆刑科题本为主要依据的周远廉的《清代租佃制研究》。

总的发展趋向是由一般性论述进而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制度的具体剖析。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例如云梦秦简的发现，更新了人们对商鞅变法后土地制度的认识，敦煌文书的系统整理，使均田制的历史面貌更显清晰，民间文书则为明清土地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利用散布各地的民间契约文书对明清土地关系作了总体的和分区的深入研究，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则利用徽州明清时代地区置产簿、分家书、地租簿等私家帐册，对当时的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作若干典型的个案解剖，丰富了人们对封建土地制度总体的认识。

农民和地主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的两大阶级。

“文革”前，农民战争史是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作为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之一，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亦为研究者涉及，但总的说，研究得很不够。

“文革”后，农民战争史研究渐趋冷落，部分学者主张拓宽领域，开展农民史的研究，而农民经济构成了农民史的基础部分。

此外，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中，∨┑木米纯鲆彩艿窖芯空叩闹厥印Ｗ酆图媛坌∨┚玫穆畚南嗟倍啵渲蟹叫械南盗新畚亩郧宕∨┚玫姆治鱿嗟鄙钊搿Ｃ兰嵫д呋谱谥堑摹痘钡男∨┚糜肷缁岜淝ā罚ㄖ谢?

6）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文版先后出版，影响颇大。

国内还出版了有关秦汉和清前期小农经济的专着[1]。

近年来，以秦晖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呼吁把经济史、社会史、农民问题研究等方面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的农民学，着译兼收的“农民学丛书”第一批已于96年初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晚期的雇佣劳动者状况，也是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中魏金玉、经君健对明清雇工人身份及其变化的研究颇见功力。

主要由破产农民组成的历代流民问题，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文革”前，对作为封建社会主导阶级的地主阶级的系统研究较为薄弱。

有鉴于此，《历史研究》等单位曾于八十年代初召开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一书。

此后，对地主阶级的形成、发展、构成、类别和经济状况的研究有相当进展。

在研究中分歧较大的是地主阶级产生和“更新”的途径。

一种意见以李埏为代表，认为地主是由井田制解体后原村社农民分化而产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实行租佃制的庶民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主要部分。

另一种以刘泽华为代表，认为中国第一代地主是通过政治暴力产生的，以后地主阶级的“再生”主要也是靠暴力或政治方式。

还有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介于二者之间。

这些分歧牵涉到对封建地主制本质的不同认识。

此外，对明清时代经营地主的经济地位和性质亦有不同认识。

在各代的阶级关系，商代“众”、西周“庶人”的身份，秦汉奴婢与农民的性质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佃客，宋代客户和各类主户，明清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研究和讨论的重点。

最近出版的《唐代阶级结构研究》和《宋代阶级结构》，均从户口分类制度入手，对当时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往往以等级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有经君健对清代等级制度和贱民等级的研究等。

关于封建社会的奴婢，亦有韦庆远等人的专着问世。

以前受到冷落的寺院经济研究也逐步为人们所重视，何兹全主编的《五十年代汉唐佛教专院经济研究》是对前一段研究的总结，在这以后，研究者成果增多，并出现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研究》等着作。

部门经济史研究

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部门。

但“文革”前重生产关系而轻生产力研究。

“文革”后这种偏向得以扭转，以生产发展为中心的农业史有较大发展，成为最繁荣的部门经济史之一。

新时期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需要从传统农业中取得经验和借鉴，给予农业史研究极大动力。

中国有素称发达的传统农业，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农书及其他农业，五十年代，农业部曾组织大规模的农业遗产整理工作，“文革”后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所有重要农书均已点校注释出版，为农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

除了文献材料外，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也被引进农史研究。

八十年代初创刊的《农业考古》集中了大批以前而又为人注意的分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除《农业考古》外，农史园地还有《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古今农业》。

除原有专业队伍外，经济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的学者也纷纷加盟农史研究，使之增添活力。

农史学由农书整理阶段步入全面研究阶段，研究范围涉及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屯垦活动、农业思想、农业文化、地区农业等方面。

作物起源与农业起源研究相当活跃。

各种大田粮食作物的生产和相关技术始终是研究的重点。

除此以外，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茶叶、蚕桑、园艺、林业、畜牧业、渔业等项研究，均有长足进步。

人与环境的关系受到重视，农业生态史研究逐渐提到议事日程。

新时期农史研究有不少重要成果。

如集农史界主要力量历数年而成书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集中反映八十年代农史研究的新成果；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利用多学科和多种手段的结合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李根蟠、卢勋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利用实地调查的民族学材料“复原”原始农业形态，另开生面；彭雨新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写成的《清代土地开垦史》亦颇见功力；整理农书方面，缪启愉的《齐民要求校释》最为精审，等等。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也受到重视，在这方面宁可八十年代初的两篇文章开风气之先，以后不少学者分别研究各代亩产及相关问题，尤以对清代亩产的研究为盛，已有郭松义、黄冕堂、江太新、史志宏、赵冈等几家不同的估计赵冈等从县一级资料入手，尤为难得。

贯通各代的，则有吴慧《中国历代亩产量研究》等。

综合性的农业史或农业经济史已出版了几本，篇幅更大的农业史和农业经济史正在编撰之中。

水利史包括农田水利、治河、航运、城市水利等，是与农业史关系密切的独立学科，有自己的专业队伍和研究组织，面向现实建设开展了活跃的研究工作，各种专着相继问世，成绩斐然。

对工商史的总体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代工商业的特点，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历代封建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控制和官工商业的强大，以及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这方面研究，又往往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手工业中各部门史的研究广泛展开，其中盐业史、纺织史、矿冶史等成绩最着。

盐业史研究的巨大发展肇始于七十年代中后期四川井盐生产技术史研究的突破和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郭正忠等对榷盐制度的研究，同时，亦与四川自贡井盐历史档案资料的开发利用分不开。

八十年代初，吴天颖、冉光荣等编辑《自贡盐井契约档案选辑》。

国家盐务局和一些学者，深入四川盐区各地县进行实地考察，开展井盐经济史和生产科技史的研究。

在此带动下，盐业史研究全面铺开，出版了《盐业史研究》，成立了盐业史研究会，召开了中国盐业史的国际讨论会，有关论着纷纷问世，生产状况、生产技术、生产关系、国家政策等问题均在研究者的视野中。

郭正忠的《宋代盐业史》、彭友松等《中国契约股份制》即其荦荦大者。

纺织只中丝织史研究较多，专着有朱新序《中国丝绸史》，范金民等《江南丝绸史研究》等。

棉织业的早期历史因考古新发现而有突破，而明清棉织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经济意义更为学者所关注，综合性的纺织史和纺织科技史则有李仁溥、陈维稷等着作。

矿冶业史的研究亦得力于考古发现的推动。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对中国冶铁业的发生发展有总括性论述，并提出中国铁农具史上三次革命的重要论点。

宋代和明清矿冶业的发展亦为研究者所关注。

与交通史关系密切的造船史研究成绩斐然。

酿酒业的研究也较突出，专着有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等。

陶瓷史的论着数量不少，但以工艺史研究为多。

造纸、印刷的研究亦可观，考古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

它如制糖、食品加工、制玉、竹木加工、漆器制造、建筑等亦有专题研究。

综合性断代工业史研究，以张泽咸《唐代工商业》最为详赡，学者们对宋代若干手工业部门，漆侠《宋代经济史》中亦有较多篇幅论述手工业状况。

明清手工业研究多围绕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对各行业有较深入分析，徐建青等也做了不少工作。

跨代和古代手工业史、地区手工业史亦有出版。

孔泾源则综合考察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手工业的生产类型及其性质作用。

商业史是新时期十分活跃的一个学科。

商业史学会主办的《平准学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辑八大本，内容以商业史为主，旁及经济史的各个方面。

1995年创办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目前已出版两辑。

吴慧主编的大型《中国商业通史》的编纂已接近完成。

重生产轻流通的偏向已获纠正。

新时期的商业史研究视野较开阔，往往能从整个商品经济或社会再生生产的背景分析商品流通和商人资本活动，研究领域也不断开拓和深入。

断代史成果有郭蕴静的《清代商业史》，刘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人资本》等，张忠民的《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明清商人资本作了剖析。

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亦颇有新意。

商帮史的研究相当突出。

张海鹏、张海瀛的《中国十大商帮》，张海瀛、王廷元的《徽商研究》，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等相继问世。

民族贸易史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比较重要。

最近又开拓了对传统商业伦理道德的研究。

与工农商业有密切关系的交通史，也是一派繁荣景象。

研究的问题遍及各种交通道路、交通工具、运输、邮驿、交通与经济文化关系等各方面。

由人民交通出版社等组织出版的一整套各地区的交通史、公路史、航运史、港口史等，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断代的综合研究则有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等。

还有对交通史编纂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的专着。

中外交通史和对外贸易史相辅相成，并拓展到整个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成为新时期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

许多研究是围绕着“丝绸之路”展开的，并由传统的丝绸之路拓展到西南夷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

传统的西北丝绸之路的始点、路线、商业往来的内容与形式，各国各族商人的活动、市场、货币、丝路所经地区社会经济等，为研究者所反复探讨。

中外学者合作、多学科结合对丝绸之路作了引人注目的考察。

出现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李明伟《丝绸之路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等着作。

中俄贸易史和北疆贸易史亦受注意。

四川大学“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组取得阶段性成果。

海上丝路的研究成果则有《中国与丝绸之路》和陈炎等人的着作。

泉州湾古代海船的发现与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成立，《海交史研究》杂志的刊行，推动了包括海外贸易史在内的海外交通史的发展，资料整理、工具书编纂、专题研究等成果累累。

明清时代的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尤为学者重视。

对倭寇在海外贸易中的性质和作用，清代是否对海外实行闭关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

综合性的专史着作有中国航海学会的《中国航海史》、孙光圻的《中国古代航海史》、李金明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等。

商品经济史、市场史、城市史研究

新时期与商业史关系密切的商品经济史和市场史研究引人注目。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现实需要促使人们注意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历史考察。

历代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战国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均在研究者考察之列，成绩空前，邵鸿《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即其着者。

人们还对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性质和特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关于市场史，吴承明八十年代初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等方面对明清和近代国内市场的研究起了倡导作用，近年来，他又注意市场史理论的探讨，并转从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的分析入手，进一步研究明清时代的国内市场[10]。

人们注意对作为中国传统市场基层单位的农村集市发生发展的具体考察，注意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注意对区域市场的研究，注意对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估算。

商品价格与市场关系密切，而资料零散稀缺。

人们从文献档案和出土简牍文书中发潜索隐、爬梳整理，为研究提供了基础。

有的学者又通过粮价的变化研究市场的整合程度及其运行机制。

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姜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等就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更多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杂志组织过对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的专题讨论。

商品经济史和市场史正在迅速成为新时期经济史研究的中心之一。

城市史是“文革”后适应城市化发展求取历史借鉴的需要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城市经济史是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包含城市经济功能结构和工商业、市场、人口等方面。

85年《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曾召开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的学术讨论会，推动了研究的发展。

在城市史研究中既有单个城市的研究，也有同类城市的研究，有的学者把城市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史联系起来，把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地，或从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城市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提出“首都圈”等概念。

唐宋以后市镇的兴起引起学者的兴趣，樊树志、陈学文等用力颇勤，出现了《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等一批专着和论文。

人们还力图找出中国城市发展与西方的不同特点。

财政史、国家对经济参预的研究

财政史在中国经济史中占居重要地位。

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不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大量的资财，而且封建国家在社会再生产方面负有重要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和干预，并直接掌管部分经济实体。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活动比西欧同期丰富和复杂得多，而且许多活动超出单纯财政的意义。

中国财政史资料也相当丰富，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政书、类书中经济部份多为财政史资料，其他文献、出土简牍文书，近世档案中亦多有可利用者。

新时期的财政史研究也是很有成绩的。

综合性财政史研究，在断代史方面以唐代最为突出，已有好几本专着，陈明光的《唐代财政史新编》从国家预算角度重新构建唐代财政史的体系，颇有创意，李锦绣的《唐代财政史》在前人基础上广泛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亦颇详赡。

汉代、明清均有专着。

断代以外，又出版了福建和湖南地区的财政史。

财政通史已有周伯棣等人的几部。

[12]新时期人们注意对历代财政改革的研究，财政部财政研究所的有关课题已经结项。

张海瀛等利用万历山西清丈文书对张居正改革的研究，资料详赡，内容丰富[13]。

有关财政史资料的整理亦颇有成绩。

赋役制度是财政史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中一些内容超出了财政史范围，涉及整个社会分配、阶级关系及其调节，一贯受到重视，“文革”后继续发展。

先秦的贡赋税、秦汉以后各代的租赋役、租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摊丁入亩等关键性的制度仍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工商税的研究，尤其是宋以后商税的研究也颇受重视。

上述研究均有较大进展，一批比较成熟的论述相继问世。

如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张泽咸的《隋唐五代赋役史草》相当详尽深入。

又如一条鞭法，黄冕堂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颇为细致[14]，而袁良义的《清代一条鞭法》又把整个问题研究推进一步。

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是新中国第一部赋役制度通史。

赋税以外的财政收入也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财政支出方面，以官俸和军费的研究较多，亦有专着出现。

国家预算，财政机构和管理制度，是新时期财政史研究重要方面，审计史研究破土而出。

漕运是封建社会国脉所寄，漕运史研究成果不少，最近出版的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史》是其力作。

与财政史关系密切的屯垦、马政、禁榷、市籴、仓储、荒政等，反映了封建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参与与干预，这些方面的研究已渐次展开。

研究历代屯垦者颇众，杨尚奎、张政烺等人的《中国屯垦史》最为全面，断代研究中以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研究较有功力，地区屯垦史以新疆、内蒙、东北成绩较着。

马政包括历朝政府直接饲养、从民间征用及通过民族贸易取得马匹和其他牲畜，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在禁榷中反映得为强烈。

禁榷成为新时期经济史的研究和争议较多的问题。

历代的矿政、盐政、酒政、茶政均有学者作深入研究。

政府在流通领域的参预和调控，包括平准、均输、市籴等，也有一些成果。

灾荒史和荒政史逐渐引起重视。

整理出版了一些大型资料汇编，袁林的《西北灾荒史》，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用力颇勤，有所创获。

与此相联系的仓储研究亦有成绩，如徐建青从国家在社会再生产中经济职能的角度分析清代仓储制度。

国家政策对经济发展关系颇大，不少研究者在断代史、部门史、专题史研究中均有所注意，但系统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见。

马伯煌的《中国政策思想史》可以说是从思想史角度所作较系统的研究。

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文献中包含不少经济史的资料，新出土的简牍文书如云梦秦简、西夏天盛律令等又提供了新的丰富资料，一些研究者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历代的工农业生产、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等，往往盎然有新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呼唤健全的经济法制，又激发了人们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法制史的热情，已有若干论文和专着出现，但研究仍然是初步的。

在新时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反思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人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孟繁清等着《专制主义与中国封建经济》就是这方面的探索。

货币史与财政史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金融借贷与财政史也有一定关系，但各有其独立性。

为了叙述方便，亦附于此。

新时期货币史研究是很热闹的，论文与专着数量相当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披露考古发现，谈论货币文化，属钱币学范围。

出了一批货币图谱、大系之类的资料书。

地方货币史论着也不少，如西藏、新疆、西夏、辽、金等地区或古国均有货币史的论文集以至专着，这相当大程度上是拜考古发现之赐。

从经济史角度研究货币史，在以下一些问题有较多讨论：

1.货币起源问题，分歧颇大，早的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晚的推后到商周。

王毓铨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已修订再版。

2.战国秦汉货币经济的发展引人注目，而对其发展程度估计不一；黄金是否成为本位币，使用范围多广，有什么职能，东汉后为何突然消失，争论热烈。

钱剑夫的《秦汉货币史稿》，张南的《秦汉货币史论》是颇有份量的成果。

3.唐宋钱荒问题，从不同角度讨论此问题的论文相当多，推动了对当时财政和社会经济认识的深入。

4.宋元的纸币，研究者不少，出版了刘森的《宋金纸币史》，5.封建社会后期白银流通问题，6.历代货币理论，亦有专着。

历代借贷也吸引着一些研究者，有关论文亦可观。

先秦借贷，研究者主要注意它由宗族内部互助与周济性质的借贷向高利贷的转变。

对汉代借贷性质有争论，或谓是古典式的自由借贷，或谓仍属封建高利贷性质。

唐五代借贷以敦煌吐鲁番出土大量借贷文书为中心进行，颇有成绩，在这方面陈国灿用力颇勤。

宋辽金元借贷在漆侠等带动下开展起来，刘秋根做了不少工作，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行高利贷史的系统研究。

明清借贷研究颇活跃，民间的、官府的、地区的各种借贷的研究全面开展。

并广泛利用档案和民间文书。

对封建社会高利贷的作用，历来全盘否定，在新时期的研究中，以方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它放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指出它具有某些积极作用[15]。

典当史研究兴起，亦有专着。

金融业的发展主要是近代的事。

对古代金融业研究不大多，比较集中的是对山西票号的研究，黄鉴辉的《山西票号史》是比较系统的成果。

对唐代的飞钱、柜坊性质认识不一，或谓系我国金融业的发端，也有人反对，认为当时根本没有金融业产生条件。

　　人口史、家族史研究

人口史在“文革”前几乎是空白，“文革”后则成为历史学中发展相当迅猛、成果相当丰硕的学科之一。

其主要工作和进展，一是对各代人口数字的考订复原。

中国正史中历代人口统计多有失实欠全之外，学者们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爬梳比勘，力图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新论迭出，差不多每一代人口数字均有新的数据，使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为之改观。

二是由人口数量研究扩展到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流动，移民史已成为人口史中新的热门。

曹树基的移民史系列论文甚见功力。

三是由全国范围的宏观考察进而对某一地区、某一阶层以至某一家族人口发展变化的研究。

四是利用资料由正史扩展到家谱族谱和考古发现，如利用族谱研究移民，利用玉牒研究皇室人口行为，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夏商人口等[16]。

五是对人口管理制度的研究。

六是对人口发展规律的总体研究，八十年代初宁可发其端，傅筑夫、葛剑雄、张云樵、袁祖亮、王育民等续有所论[17]。

七是出版了一批有关专着，断代人口史，西汉、唐代、近代均有专着，地区人口史则有四川、河南、河北等省人口史，移民史已有数本，葛剑雄主持的大型移民史正在编纂中。

人口通史，已出葛剑雄、赵文林、王育民三家，各有特点[18]；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则是分时期分专题的详细资料汇编，兼有研究分析。

八是注意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文革前重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忽视人口因素的作用，这种偏向文革后获得纠正，明清时代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引人注意，黄宗智的过密型增长理论即以人口增长过快为条件，但学界对人口的作用估计并不一致。

家族制度史属社会史范畴，但与经济史关系密切。

新时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家族制度史研究发展很快，成果迭出。

如钱宗范、裘锡圭、朱凤翰对商周家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研究，李文治、徐扬杰对秦汉以后，尤其是明清家族制度的研究，郑振满、陈支平对福建地区家族组织的研究，叶显恩、张研等对族田的研究等，均可称道[19]。

家庭结构、规模及其对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也颇有进展。

财产继承制度，尤其是秦汉以后的诸平均析产制，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极大，也引起学者注意，邢铁在这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20]

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研究

区域经济史的勃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科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的大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作分区的深入研究，难以掌握经济发展的全貌。

因此，开展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

中国有撰修地方史志的悠久传统，在三十年代以后兴起的近代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以傅衣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重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并在国外产生了影响。

可见，中国的区域社会经济史是有自己的学术渊源的。

建国以后，由于偏重断代研究和总体规律的探讨，区域性研究相对被忽视。

但在同一时期的国际学术界，与学科发展多元化趋向相适应，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形成潮流。

这一潮流在改革开放后反过来影响了国内学术界。

“文革”后各地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迫切要求从地方经济发展史中取得借鉴。

在中央倡导下，各省地县新史志的编纂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以上种种因素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内在要求相结合，推动了区域经济史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