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共领域概念及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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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公共领域概念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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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公共领域概念及理论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成为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中的村民。

今天的人类，在畅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丰裕、市场发达、交通便捷、信息通畅的福祉的同时，也饱尝着工业化时代大肆破坏生态环境、过度开采资源的苦果，面临着粮食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尤其是核战争阴影下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和民族矛盾。

严峻的形势，要求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建立起一种理性、多元共存的格局，而国家、民族的组成单元——个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也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以推动事务向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发展。

这种用于公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公共讨论以形成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的空间，即公共领域。

一、公共领域概念及其演化

尽管欧洲在早期就已经开始讨论“公共性”（publicity），在罗马帝国时代甚至是更早的希腊，就已经对“公共”（public）有许多讨论，但一般认为，“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是美籍德裔杰出的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最早提出来的重要政治概念。

阿伦特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复活共和主义理想。

1958年，她在其最有系统性的政治理论著作《人之境况》中，首次表述了公共领域理论。

在阿伦特的理念中，公共领域有别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学艺术的领域、私人生活的空间，及社会经济的领域等等。

它特别是属于政治的。

与“私人领域”相比对，“公共领域是指一开展的空间，在其中，言论、行为与政治事物和现象均能得其方位”，“凡能够透过言行表彰的，以及运用语言的表白、说服、论辩的事物或关系，都是公共领域的。

”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的典范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因此，常被称为古典型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概念由阿伦特最早涉及并做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但影响不大。

直到1989年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在美国问世后，英语世界才掀起一股探讨公共领域的热潮，并向中国学界波及。

哈贝马斯早期的这本著述“基本上继承了阿伦特对古希腊时代公私领域区分的研究，以及她对近代‘社会’领域兴起的了解，但是他也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史架构，而试图给予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而对其理想类型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如下界定：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1998年8月，哈贝马斯在答中国某学者问时，再次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

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

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

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

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

聚焦点由艺术和文艺转到了政治。

”“这种联系和交往网络最终成了处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之外’、但与两者‘相关’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其产生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交换和由此带来的信息交换；而其转型崩溃也被归于同样原因。

整个过程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当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重商主义阶段，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转型，其新的形态部分地表现为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分离。

一方面，源自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萎缩了，让位于公共权力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后者以其国家暴力机构为后盾，围绕着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目的，对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展开管理活动。

另一方面，大规模横向的远程贸易的兴起带来了新的交易场所和交易规则，打破了陈旧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形式（连带建基其上的封建等级统治制度的垂直依附关系），构建了由政府控制的广阔的新型经济依附网络。

商品所有者（家庭和企业）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以盈利为原则，遵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在市场上自由独立的公平交易。

市民社会作为政府的对应物建立起来了。

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构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提。

在国家和社会的张力场中，纯粹的私人，由于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而作为公共权力的受众准备组成公众。

其途径是以从私人通信系统中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为媒介，在咖啡馆、茶室、宴会、沙龙、俱乐部、读书会等场所自由集会、讨论，通过这种哈贝马斯所赞誉、推崇的公共交往（正是这种交往将私人联合成公众），就首先是文学艺术观念和私人主体性相关的经验，其次是交易规则、税收和价格等关乎普遍利益的问题取得共识或合意。

在此期间，报刊作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在公众的批判中发展起来，起初是信息的传递载体，后来又是作为“传声筒和扩音机”，但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的一个讨论机制，尤其是后来革命时期的政治报刊，其首先关注的是确立公众的批评功能。

因而，在哈贝马斯那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除了商业因素外，信息的交换传播是是另一重要成因。

在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公共性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商人间的私人信件来往和信息沟通已经促成了定期邮路（Ordinariposten）这一信息交流机制的产生。

当新闻出版物作为早期资本主义远程贸易的又一产物，在作为有偿物公开发表，获得公共性之后，很快就被新的政府当局用来发布命令和规定以维护其统治。

这些公告通常在新的市民阶层那里得到回应，这一阅读群体与政府当局的互动最终促成了作为公共权力抽象对立面的公众的自我理解。

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报刊业开始由政治性向商业性转化。

媒介利益渐渐集中，开始了“重新封建化”。

这种“再封建化过程”源于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被破坏，这一逆转趋势，出现于19世纪末期。

由于新经济干预政策的实行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机制化，一方面，国家干预社会领域，公共权力覆盖到私人领域之；另一方面，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在公共权力介入时转移到了政治层面。

（干预主义由此产生）这样，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同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逐渐融合。

融合的结果，是从两者之间和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它取代、消解了私人成为公众、管理共同事务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

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逐渐融合，家庭作为私人领域开始萎缩，日益脱离了社会劳动的功能关系。

家庭成员的应急、养老和工资、薪水开始依靠社会福利国家，（职业领域作为准公共领域获得了独立地位）这样，以前由家庭生产功能支撑着的、维护和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失去了，家庭以外的力量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人。

这种力量不单是经济力量，也包括崇尚经济利益的大众传媒、广告和公关所倡导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力量，以及政府通过传媒操纵的公共领域渗透的政治力量。

在这多重力量的作用下，私人领域失去守护，逐渐走向公共化；文学公共领域成为文化工业、大众传媒产品的入侵口，逐渐崩溃；私人阅读培养的个体批判意识和社交中的讨论，被大众传媒营造、操纵的公共性取代；公众的政治参与沦为政治选举时的政党舆论导引下的投票行为。

公众、公共性、共识，或分裂动摇，或被排挤，或让位于妥协。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形态转型、“没落”了。

二、公共领域概念的复杂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起世人注视之后，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这其中，在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以及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消亡的判断和理论本身的不足上，都不可避免地招致学界的批评。

各种成果的层出不穷，也给理解和运用公共领域理论带来了复杂性。

特别是在对这一理论的跨文化跨语境的应用上，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以下一些疑问：

公共领域理论是否具有普适价值，可以不假思索的直接照搬套用？

各国历史境遇不同，在应用公共领域理论研究社会历史现状时，怎样把握概念的内涵和本质？

这些问题不解决，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的展开，都会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因此，我们在将理论拿来使用之前，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应该是厘清概念和理论本身，准确把握应用的尺度。

1、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他研究17、18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之后提出的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这种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也随之“重新封建化”——批判的公共性遭到被大众传媒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公众的公共交往消解为共同接受，公共性失去了政治功能，最终公共领域趋于崩溃、消亡。

哈贝马斯是把“公共领域”当作一个历史范畴来加以讨论的。

因此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中说对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概念”，“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

2、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指的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他不讳言其他类型公共领域的存在。

不仅如此，从他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列举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

纵向上，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型公共领域，欧洲中世纪的代表型公共领域，17、18世纪发生形成、19世纪后半期走向“再封建化”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及其前身文学公共领域，此外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公共权力领域，议会公共领域；横向上，平民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等。

因此，“公共领域一开始就是多元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在同一时期也同时存在不同的类型。

在此书中，哈氏所集中论述的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历史形态的重要特征，而由于“一直不信任‘大众理性’”，所以忽略了小市民和下层市民为代表的下层阶级活动于其中的平民公共领域。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哈氏对“公共领域”概念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理想类型，哈氏借以对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提出批判，以重塑其政治生活；另一种是在这种理想类型上的泛指，依主体范围、覆盖场合和交往媒介而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特点。

3、“公共领域”一词并不是哈贝马斯首创。

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得和布鲁纳，英语世界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德裔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都从不同角度研究过同一主题；继他之后，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美国的托马斯·雅诺斯基等人的研究也使其增色不少。

而在不同思想家那里，如泰勒、科恩、阿雷托等人由于对公私界线的划分不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指涉也并不完全相同。

4、不独众多学者结合本国、本民族的历史、现实的具体境况，或探究自身所在环境的公共领域存在的历史可能性，或积极进行公共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的建构，或对理论本身深入挖掘，以求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摆脱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哈贝马斯本人也依然努力扩大公共领域的范畴，提出“世界公共领域”的构想，意图“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一种跨国的政治和经济治理结构”。

面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复杂性，我们将在何种意义上把握，才能求得在不同语境的研究中保持理论和概念的严肃性？

或者，从根本上说，这种理论是否仅仅是一种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只具有乌托邦的色彩，而根本不具备探讨和实践的实际价值？

对此，哈氏自己的看法应该是一种启示。

首先，哈贝马斯多次声称，公共领域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