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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
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
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
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
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
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着录。
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着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
一是有关佛教史的着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着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
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
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
“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
义熙八年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
《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
“凡所经历三十余国”，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着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着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
“叙述古雅”，为游记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释迦谱》，僧佑撰。
僧佑，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建业，《高僧传》卷11有传。
“造立藏经，搜校卷轴”，开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撰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
《释迦谱》，是在当时谱系之风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记叙释迦族世系传说、释迦一生事迹至阿育王时佛教传布情况的专门着述，为中国撰着佛传之始。
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卷6着录，此书有广、略二本，广本10卷，略本5卷。
二、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时僧佑《弘明集》。
《弘明集》14卷，序云：
“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
”选辑自东汉末至南朝梁阐扬佛理的论着，并保存有反对佛教的论着，如范缜《神灭论》等。
入录共百人，僧人19。
从文学的角度讲，颇类《文选》一类的总集；从史学的角度说，则近似于《尚书》记言体。
三、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以僧尼传为主，包括寺庙兴废。
1、僧尼传，以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为代表。
高僧传的出现，肇自晋代，真实记录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实际。
高僧传，见于着录的有虞孝敬《高僧传》6卷，释宝唱《名僧传》30卷，释慧皎《高僧传》14卷，释法进《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法师传》10卷，裴子野《众僧传》20卷，释僧佑《萨婆多部传》5卷，释宝唱《尼传》2卷等。
此外，还有名僧个人传记，如《梁故草堂法师传》1卷，《法显传》2卷，《法显行传》1卷等。
其中，宝唱《名僧传》30卷，着录425位僧人，为最早的综合性僧传，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传日本者仅存1卷抄本。
宝唱之后，慧皎《高僧传》14卷为现存高僧传系列之首。
慧皎，不详姓氏，会稽上虞人，《续高僧传》卷6有传。
其书卷14《序录》对当时沙门或官员所撰“名僧传”、“僧史”等有简要介绍，较《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着录为多，足见其搜集之广。
自序其书体例
开其德业，大为十例：
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前八科均有论、有赞，“经师”、“唱导”二科有论无赞。
“论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评价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传入中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
卷14为《序录》并各卷高僧正传目录，末附王曼颖与慧皎书札及慧皎笔答。
关于其书命名，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
然名者，本实之宾也。
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
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
故省“名”音，代以“高”字。
僧人以有德之隐逸者为高，慧皎选择入传僧人的标准，不取“寡德适时”即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
作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备的高僧传，着录东汉、三国魏、吴、晋、北魏、后秦、南朝宋、齐、梁九朝高僧正传257人、附见274人。
但因南北分隔，所记众僧以江南为多，北魏高僧仅得数人。
就南朝而言，所记梁僧亦为数不多。
统观全书，以一篇篇高僧传记，表现出东汉至南朝梁初佛教的风貌、思想演变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
传中有关中印文化交流，中亚历史、地理，乃至南北朝史的记述，均有重要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可与“正统”史书相互参证，补其不足。
所谓“释宝唱《尼传》2卷”，即传本《比丘尼传》4卷。
宝唱，俗姓岑，吴郡人，《续高僧传》卷1有传。
梁武帝天监九年至十三年，撰《名僧传》31卷，又撰《比丘尼传》4卷。
中国比丘尼始于西晋末净检，自后代有其人。
宝唱《比丘尼传》是第一部比丘尼专传，而且为民国以前中国惟一一部比丘尼传，着录晋、南朝宋、齐、梁四代比丘尼65人，附见51人，依时代先后，不分科目。
因南北隔绝，书中所记多为江浙地区比丘尼。
其中，一些比丘尼与皇室、王公颇有交往，足见其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与影响。
“妙音尼为堪图州”事，可从《晋书》中得到印证，即是明显一例。
宝唱、慧皎开了中国佛教史学传写名僧、高僧和比丘尼之先河，影响远及唐、宋、元、明乃至民国，形成高僧系列史书。
大凡此间问世的高僧传，都有这样三方面的价值：
一，保存大量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材料；二，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三，提供研究佛教史的基本史料。
2、记寺庙兴废，以《洛阳伽蓝记》最为着名。
《洛阳伽蓝记》5卷，北魏杨衒之撰。
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略称，意为寺院。
杨衒之，史无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年均无考。
书首所署官衔“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自永安中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仅此而已。
《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25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小传，谓其为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鱼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据书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今日竂廓，钟声罕闻。
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则其书撰写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
北魏洛阳的40年间，先是佛寺众多、壮丽，如今残破、凄凉；先前为王公、庶士挥霍无度的一大都会，眼下是农夫、牧竖耕种歇息的一片废墟。
字面写洛阳佛寺盛衰，文心为北魏政权兴亡！
不仅撰写主题明确，而且编纂有致，书序写道
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
今之所录，上大伽蓝。
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
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
根据这一编纂体例，人们可以准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洛阳图，并按照城门方位、城内外里坊远近，标注出书中所记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的具体位置。
既以佛寺为主，重点突出，又用注释或追溯的手法，记每寺历史或故事，间或有相关神话、异闻。
这决定其书具有两大特点：
一、通过佛教寺塔兴废，反映北魏洛阳4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真实。
二、所记神话、异闻，绝大多数独立成篇，为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库馆臣评论说：
“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
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
”其所采“外国土风道里”，则不仅仅“以广异闻”，而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卷5城北，仅记2寺1里。
其记禅虚、凝圆2寺不足200字，而记闻义里则为全书最长的长篇。
这样开头：
“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
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以下记其行程。
篇末记道：
“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
”惠生西域求经，是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中国佛教史、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纪》、惠生《行纪》、《道荣传》等均已失传，《洛阳伽蓝记》“以备缺文”，成为惟一珍贵史料，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
四、官修史书记载，一是《魏书·释老志》，二是《隋书·经籍志》。
《释老志》1卷，为《魏书》独创，集中反映了北魏的宗教政策以及佛、道二教的发展演变趋势。
志序从“佛道流通之渐也”开始，说明“浮屠正号曰佛陀”，简要介绍其“经旨”、服道者情况、佛祖世系、诸佛法身等基本知识。
自东汉章帝始，历述佛教传入、经卷翻译等情况。
佛教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其记述的重要内容，是为一篇北魏佛教兴衰史。
指出：
世祖太武帝毁佛，只看到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的一面；高宗文成帝修复佛法，只看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一面。
同时，记录群臣以传统观念反佛、从国计民生出发反佛的不同上奏，反映当时兴佛、反佛的种种争执。
篇中对有影响的高僧，如鸠摩罗什、法显、昙曜、师贤等，均叙其事迹。
各个时期“以义行知重”或“见知于当时”的沙门，均列其名。
最后作以总结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魏书·释老志》，开了官修“正史”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先河。
明初官修《元史》，专立类传《释老传》，显然是受《魏书·释老志》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佛家典籍的大量涌现，《隋书·经籍志》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就是志四“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之后，着录的道经、佛经，为《魏书·释老志》后“正史”中又一关于道、佛二教的长篇，而且是以一统王朝的眼光进行阐述，兼具南北，较比《魏书·释老志》更加系统。
其着录佛经：
“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自“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以下，用了近2000字简述佛教缘起、承传，并从“推寻典籍”的角度追述佛教自汉至隋在中土的传布。
这一批专记中国佛教史事的着述，大体展示出早期佛教在中国传布的实际，也显现了中国佛教史学最初的规模。
这里特别要提出，隋代史官王劭对佛教史学的作用。
宝唱之后，以皇家史官身份为比丘尼作传的第一人便是王劭。
《续高僧传·道密传》有这样一大段记述
同州大兴国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
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满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禁，你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
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也。
少出家，有戒行。
和尚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
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
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
“儿天佛所佑，勿忧也。
”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
又曰：
“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
”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
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
尼曰：
“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
”及年七岁，告帝曰：
“儿当大贵，从东国来。
佛法当灭，由儿兴之。
”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
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
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
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着法衣，戒行不改。
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
及登位后……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
从这段文字知道王劭曾经“为尼作传”,《广弘明集》所录王劭《舍利感应记》也有相同内容：
“神尼智仙言曰：
‘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
’”现今所见，《续高僧传·道密传》记比丘尼智仙的文字最为完整，道宣取材无疑出自“王劭为尼作传”，甚或就是“王劭为尼作传”的转录。
《续高僧传·道密传》传末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仁寿之末，寺本高显，素无泉水，须便下汲，“一夕之间，去塔五步，飞泉自涌有同浪，井广如王劭所纪。
”王劭不仅记隋文帝降生的有关传说，还记当时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些传说，反映当时佛教与宫廷的某种关系。
隋文帝兴佛，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雅好符瑞”，王劭为文帝兴佛助澜，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经营符瑞”。
从佛教传播来审视，这两句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
王劭的确是为隋文帝兴佛助澜的最佳人选。
在当时的史官中，虽然不能考定王劭信佛，但至少可以说明王劭有近佛的另一面。
北周灭佛之后，经隋文帝、炀帝重又兴佛，至唐才使佛教得以在中国逐渐兴盛。
“专典国史”将20年的史官王劭，注意到正统史家未曾注重的佛教传播，表现出皇家史官的另外一面，以其修史实践推动着佛教史学！
二、佛教史籍门类的扩展
唐代是佛教传布最兴盛的时代，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统计，德宗时入藏的佛教文献2447部、7399卷。
其编录者圆照统计，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的183年间，译经者46人，翻译佛经435部、2476卷。
其中，流传至今的佛教史籍，为数甚多。
经常为史学研究参考者，大致着于纂集部、传记部和目录部。
一、纂集部
这一类的史籍，主要有道宣《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道世《法苑珠林》等。
《广弘明集》30卷，释道宣撰。
道宣，俗姓钱，丹徒人，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创始人，《宋高僧传》卷14有传。
着述宏富，超过百卷。
除律宗本派着述，有《广弘明集》30卷、《续高僧传》3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以及《大唐内典录》10卷、《释迦氏谱》1卷、《释迦方志》2卷等，可谓唐代一位佛教史学大家。
《广弘明集》虽为南朝梁僧佑《弘明集》续篇，但体例又不相同，故不用“续”字，而称“广”。
前面已叙，《弘明集》不分篇，只选古今文论，唯于卷末有“弘明论”一则，实际是一种选辑阐扬佛教文论的总集。
《广弘明集》则分全书为10篇，次第是：
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
每篇前各有序，叙述历代佛法兴废、释道之争，辩论佛教义理。
叙述、辩论、选辑，三者融于一书。
所辑僧俗作者134人，南北朝106人，唐28人。
其论佛文体，包括书启、表状、书序、论说、诏诰、诗赋、铭刻等，共433篇。
卷3阮孝绪《七录序》及其分类，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材料。
卷6《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列兴隆佛教14人、毁灭佛教11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史料。
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除唐28人及有专书行世的汉魏南北朝人外，几乎将该书所辑全部收录。
《广弘明集》的传本有两种：
宋、元、高丽藏为30卷，明南北藏、清藏为40卷。
通行本，吴惟明刻本及频伽藏30卷，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40卷。
引用该书，应当交待版本。
《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释道宣撰。
这是一部佛教传入后至唐初有关佛、道二教论争的资料汇编，故序文在“论衡”2字之后有“实录”2字。
自谓分上、中、下3卷，但各藏俱为4卷。
甲、乙两卷，载隋以前资料，包括东汉佛、道“角法”传说，北魏、北周废佛等，大都见于《广弘明集》。
丙、丁两卷，载唐初佛、道之争，包括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奏废佛法、僧法琳着《破邪论》反驳，高宗显庆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关于《老子化胡经》的论争等。
《法苑珠林》100卷，释道世撰。
道世，俗姓韩，其先为伊阙人，祖代因官为京兆人，字玄恽，为避太宗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卷4有传，始复称道世。
高宗总章元年，撰成《法苑珠林》100卷。
这是一部佛教类书，分类编排佛家故实。
全书每篇之下分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命题，总计640余目，博引经、律、论原典分隶其下。
篇首为“述意部”，即序，用骈体文。
篇末或部末为“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凡证必注出典。
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称“依某经某论曰”。
引传记，书名或在前或在后，在前者称“某书曰”，在后者注“出某书”、“见某书”。
耳闻目睹，亦必注明某人所说。
全书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140余种。
征引过百者，有王琰《冥祥记》、干宝《搜神记》；征引数十次者，有颜之推《冤魂志》、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
他如《续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等，亦不下10余次。
其中，绝大部分亡佚，可据此书为“搜讨之用”、“校补之资”。
因此，清代汉学家特重该书。
四库馆臣评曰
此书作于唐初，去古未远。
在彼法之中，犹为引经据典。
虽其间荒唐悠谬之说与儒理抵牾，而要不与儒相乱，存之可考释氏之掌故。
较后来侈谈心性、弥近理、大乱真者，固尚有间矣。
自“四库全书”刊行之后，各图书志逐渐着录该书。
但其所编录者，均为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
此书入藏，实自宋始。
宋、元、明、清藏，皆为100卷，与书中《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着录同。
唯独明万历间嘉兴藏刻本改为120卷，“四库全书”收录、“四部丛刊”影印者均为嘉兴藏本。
清道光时，常熟蒋氏刻本复为100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藏本亦为100卷。
1936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今之最古者。
二、传记部
有关唐代高僧传记的着述很多，见于着录者不下30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道宣《续高僧传》，法藏《华严经传记》，智炬《宝林传》，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
《续高僧传》30卷，释道宣撰。
因为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故名《续高僧传》。
自序称，“终唐贞观十九年”，当是该书初成之序。
书中记事，实止于高宗麟德二年年，为道宣卒前2年。
就是说，自太宗贞观十九年至高宗乾封元年的21年间，道宣一直在进行增补。
这是一部类传，在体例上改《高僧传》“神异”为“感通”、“忘身”为“遗身”、“诵经”为“读经”，合“经师”、“唱导”为“杂科”，新增“护法”，仍分10科为：
译经，4卷。
义解，11卷。
习禅，5卷。
明律，2卷。
护法，2卷。
感通，2卷。
遗身，1卷。
读诵，1卷。
兴福，1卷。
杂科，1卷。
每科末尾，均有道宣论述。
“正传”记北魏、南朝梁以后至唐高宗麟德二年高僧485人，“附见”219人。
慧皎《高僧传》撰于南朝偏安之际，多叙吴、越而略魏、燕。
该书成于一统之时，文献齐备，搜罗既广，自然优于前者。
特别是众僧如何创建教派、传布佛法、演进阐理、撰述着作，以推进佛教在唐代遍地开花、走向鼎盛，该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籍。
此书版本问题较为复杂，并涉及所传人数多少不同。
通行本有三种，一为30卷本，即高丽藏、频伽藏本；二为31卷本，即宋藏、元藏及碛砂藏本；三为40卷本，即嘉兴藏本、扬州本。
据道宣自撰《大唐内典录》卷5着录，《续高僧传》30卷之外，另有《后集续高僧传》10卷。
今见诸本，已无“后集”之说，而所记人数、下限均与道宣原序不合，似应是道宣前、后集的合并本。
道宣卒于高宗乾封二年，今见诸本所记高僧，则无卒于是年以后者，而止于此前2年，即麟德末，是知《后集》成于乾封元年。
高丽藏即开始合前、后集为一书，宋、元藏进一步增补遗缺，多高丽藏本71传。
前集30卷，至太宗末；后集增补至麟德末，10卷。
宋代合二为一，起南朝梁，至唐麟德。
宋、元藏卷数、人数的变动，正反映合前、后集的过程。
至明，内容全同而分为40卷，显然是想恢复前、后集最初总卷数。
引用该书，应当注意交待版本。
《华严经传记》5卷，释法藏撰。
法藏，俗姓康，字贤首，号“贤首大师”，世居康居，又号“康藏国师”，后迁入长安。
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
《宋高僧传》卷5有传。
圣历二年，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并召至长生殿为武则天讲经，使武则天“豁然领解”，睿宗从其受菩萨戒。
书中所记，实为《华严经》在唐代流传情况以及华严宗一派形成经过。
书分10门：
部类、隐显、传译、支流、论释、讲解、讽诵、转读、书写、杂述。
大体以传记为主，但并不全是人物传记。
“部类”，说《华严经》有上、中、下3本。
“传译”，介绍东晋至唐的译经者佛陀跋陀罗、唐地婆诃罗以及实叉难陀之传略。
“支流”，列该书的节选本或单品共37种。
“论释”，主要记载印度、中土论释《华严经》的论着。
“讲解”，为历代宣讲《华严经》的僧徒立传。
结合法藏的另几部“华严”撰着，可悟华严宗真谛。
《宝林传》10卷，智炬撰。
智炬，德宗前后沙门。
“宝林”者，禅宗实际创立者慧能所居韶州曹溪宝林寺。
该书为研究禅宗史的最早史籍，也是唯一史籍。
宋代《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均取材于该书。
南宋末，本觉撰《释氏通鉴》，系此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下，称“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
元代已有散佚，《至元法宝勘同录》着为9卷。
元修《宋史》，《艺文志四》释氏类着录《宝林传录》1卷，注“不知作者”。
明代，已不见着录。
1933年，在日本发现卷6写本。
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初民间刻本一部，仅6卷，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八。
第二年，收入“宋藏遗珍”，改为方册本，影印刊行。
这样，全书仅缺3卷，即卷七、卷九、卷十。
具体编排卷一，释迦牟尼及禅宗所奉一祖，前缺3纸，不足千字。
卷二，西土二祖至八祖，所缺均取《圣胄集》补入，《圣胄集》今亦佚。
卷三，九祖至十七祖。
卷四，十八祖至二十二祖。
卷五，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师子、弟子，前缺1纸。
卷六，二十五、二十六祖，系以日本发现写本补入。
卷七，缺。
卷八，西土二十八祖、东土二祖，即二十八祖至三十祖。
卷九，缺。
卷十，缺。
该书虽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然其撰自中唐，传世已古，足资考证，不可以其鄙俚而废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慧立、彦悰撰。
慧立，高宗时沙门，俗姓赵，为幽州照仁寺住持，参预玄奘译经事达20年之久。
玄奘逝后，因仰慕其师功业，遂“撰其事”，成书5卷。
然“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秘不示人。
及其临终之际，方命门徒取出，以备公之于世。
慧立卒后，门人悲不自胜，其书流离分散。
几经搜购，基本得全。
武则天垂拱四年，玄奘另一弟子彦悰重加整理，即所谓“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因署名“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
彦悰，《宋高僧传》卷4有传。
前5卷，记玄奘家世、早年情况以及西行印度的经历。
后5卷，记玄奘回到长安后主持译经的成就及其对于佛学的贡献。
前5卷，无彦悰笺述夹于行文中。
卷6、卷7中，各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
卷10，有“释慧立论曰”一则。
全书末尾，又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
据此可知，前5卷为慧立所撰、后5卷为彦悰所补的说法似乎不妥。
全书叙事，层次分明，行文典雅，修辞亦多特色，当出一人之手，即本于慧立。
彦悰的工作，诚如其序所云，“错综本文，笺为十卷”。
由于该书的特色和成就，梁启超曾赞誉说，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10]。
流传抄本、刻本很多。
1923年，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以日本“弘教正藏”本为底本，校以高丽藏本和宋、元、明藏本，并参校《大唐西域记》、可珙《音义》、慧琳《音义》等书，成一较精审的本子。
后吕澂再加校订，补入《奘师表启补遗》为附录。
1932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藏本时，校以日本所见古本，写出详细的“考异”。
1982年，中华书局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本和南宋碛砂藏本，标点出版，为目前最完备的一个单行本。
三、目录部
唐代佛教经典目录，见于着录者近20种。
今存者不到10种，即道宣《大唐内典录》、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
其中，以道宣、智升的两种撰录影响为大。
《大唐内典录》10卷，释道宣撰录，成于高宗麟德元年，简称《内典录》。
在费长房《开皇三宝记》“历代译经录”和“大小乘经入藏目”两大部分外，加详加细了各种译本的分析和着录，即“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部分，介绍重要佛经的优秀译本，并有评论。
体例方面，也有创新。
凡重译佛经，都标明一译二译。
如《华严经》，当时有14种译本，该录着重推荐的是佛陀跋陀罗译60卷本。
全录着东汉至唐初译经者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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