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体经济资本存量与投资效率 198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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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体经济资本存量与投资效率1981
中国实体经济资本存量与投资效率:
1981-2009
鲁保林
【摘要】本文考察了当前学者普遍采用的固定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之上,根据目前国内的最新统计数据,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1981—2009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存量,并借此进一步从三个维度分析了1981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效率的变动状况,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宏观投资效率持续走低。
【关键词】实体经济;资本存量;投资效率
【作者简介】鲁保林,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政策研究;孙益全,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市场经济与现代管理。
资本存量用来表示一定时点下安装在生产单位中资本资产的数量。
资本存量核算是计算资本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如果资本存量的估算不够准确,那么与之相关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我国还没有可用的官方发布的资本存量数据,数据缺口很大,现有数据在概念和统计口径上很难满足分析的需要。
虽然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总量层面或者是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等等,对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存量估计尚未展开。
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部门,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估算实体经济的资本存量。
本文以目前国内最新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实体经济的资本存量进行测算和比较,并试图探索更加科学适用的估算方法,从而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基础性数据。
一、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存量估计
(一)估计方法
测算资本存量的通用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其原理为:
从每年的投资数据中得出资本存量的数据。
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资本存量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过去投资的加权和,权重是不同役龄的资本品的相对效率,即
其中,
表示t期资本存量,
表示役龄为T的资本品的相对效率,
表示T年前的投资数目。
表示就资本品相对于新资本品的边际产出,一般假设新资本品的相对效率为1,退役资本品的相对效率为0,由于直接测量
非常困难,一般方法是假设资本品服从一定的相对效率模式,此处假设资本品服从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模式,那么资本存量的估计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t期期末的固定资本存量,
表示t期的投资或新增固定资本流量,
表示固定资本的经济折旧率。
永续盘存法(PIM)计算资本存量能够充分利用较长时期连续的、相对可靠的投资统计资料,还可以任意选择某个资料较为齐全的年份为基期进行向前或向后递推,因此得到广泛应用,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商业部开始运用PIM定期对年度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此后大多数OECD国家都公布了官方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永续盘存法成为国际上较为通行的用于估计固定资本存量的方法。
永续盘存法的应用包括四个关键问题:
(1)基期资本存量
的确定
(2)当年投资指标I的选取(3)投资品价格指数的构造(4)经济折旧率的确定
(二)每年的投资数据
在MPS核算体系下可以用积累来表示净投资,由于积累已经对折旧做了剔除,可以直接当作净投资使用,因此在研究中可以绕过折旧问题(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
王小鲁、樊纲(2000)认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相当大的浪费,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资本形成可能导致资本存量的虚假增加。
基于这种考虑,他们的计算引入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即某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等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乘以当年固定资本交付使用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本文把实体经济部门限定于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六大产业部门。
就实体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而言,1996年以后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比较完整,可以很容易从统计年鉴中得到。
但是1996年以前的统计资料不完整,实体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借助其他方法进行估算。
薛俊波、王铮(2007)提出过一种估计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方法,他们认为,对于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统计年鉴可以提供分行业的指标,于是他们假设:
分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之和占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和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之和占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是基本一致的,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之和除以二者占总投资的比例可以得到分行业的每年固定资产投资。
即:
=
其中
,
分别是i行业在第t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
是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二者之和占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估计实体经济部门1996-1998年的投资,发现估计出的数据比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投资数据平均高出4007.3亿元。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其他的途径来估算1981-1995年的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流,在浏览相关的统计年鉴时,我们发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提供有1985-2000年国有经济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详细数据,在这个期间,国有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重平均为68%,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国有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推算出实体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
首先,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估计实体经济部门1996-2000年的实体经济投资序列,发现估计出的数据依然比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投资数据平均高出1324亿元,不过比使用薛俊波、王铮(2007)的方法估计出的数据要低很多。
而且,年鉴上公布的1996-2000年的投资约占我们估计的投资的92.4%,同时这个比率比较稳定,因此,我们决定使用这种方法估计1981-1995年的实体经济投资流,考虑到我们估计的数据可能偏大,我们把估计出的投资序列乘以一个固定的系数92.4%。
对于1981-1984年实体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我们假设1981-1985年实体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相同,由此我们可以获得1981-1984年的投资序列。
按照永续盘存法的要求,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应该分别加以估计(任若恩、刘晓生,1997),只有对资本品进行尽可能的分类,才能比较准确地测量出资本存量。
这里,我们假设实体经济部门的构成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相同。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统计资料中一般被分为建筑安装工程(本文简称“建筑”)、设备工器具购置(本文简称“设备”)以及其它投资,其它投资指依附于建筑与设备投资的其它费用,我们根据建筑和设备投资的比例将其他费用归并到建筑和设备投资中。
这样,我们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分为两类投资:
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
依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比重,我们可以把实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实体经济建筑投资和实体经济设备投资。
(三)构造投资品的价格指数
由于各年不同资本品的投入的价格不一致,并且资本品的组成也不尽相同。
在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时,总量层次的处理方法是使用一个统一的价格指数调整各年的投资,将现价表示的投资用一定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算成以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值。
在SNA体系下,一般是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缩减现价固定资产投资的。
但是我国在1992年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因此,对于1992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大多数研究采取的办法是自己估算或选用其他的价格指数代替。
Jefferson,G.(1996)采用建筑安装平减指数和设备购置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出1979-199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本价格指数。
何枫等(2003)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1995》中公布的各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年价格)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估算出1952-1995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作为投资品的价格指数。
对于1996年以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他们通过拟合(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与商品零售指数在1952-1995年间的关系来估算1996年以后的资本总额平减指数。
由于我们把资产分为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因此不能像上述学者那样使用一个统一的资本品价格指数就足够了,我们需要分别使用两组投资价格指数来折算现价的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对于1981-1991年的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设备投资价格指数,我们使用Sun&Ren(2007)估算的数据,1992年以后的资本品价格指数,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四)固定资本经济折旧率的处理
经济折旧是在每个时期为了保持财产完整必须补偿的价值。
经济折旧所补偿的是财产的经济磨损。
经济磨损体现为财产使用的相对效率下降,它共同取决于财产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黄宗远,宫汝凯(2008)认为,我国现有统计资料中的折旧数据均是以历史成本纪录的,并非经济折旧,直接使用不符合PIM的应用要求。
自行设定一个折旧率或忽略折旧率的计算都带有过强的主观性。
因此,他们参考张军等(2004)的思路,估算出一个经济折旧率。
首先,假定建筑安装工程的投资为45年,设备工器具投资为20年,其他投资为25年。
在几何效率递减模式下计算出这三者的折旧率分别是6.9%、4.9%和12.1%。
然后,计算1952—2000年各年三类资本品比重的几何平均数和算术平均数,发现两者非常接近,说明这一比例本身比较稳定:
建筑安装工程63%,设备器具购置29%,其他8%。
基于这个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是9.6%。
单豪杰(2008)在机器设备年限16年和建筑年限38年的假定下,估算出机器设备的折旧率为17.08%,建筑的折旧率为8.12%,在确定机器设备和建筑的折旧率后,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二者之间的结构比重对折旧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每年的折旧率为10.96%。
廖远甦(2009)在估算上海物质资本存量时提出了两个评价折旧设定合理性的经验依据,一个是经济增长是否包含技术进步;另一个是资本产出弹性是否与资本收入份额吻合。
根据这两个标准,10%折旧率设定不仅支持技术进步,而且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收入份额非常吻合。
可见,折旧率的确定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资本存量估计对折旧率的大小是相当敏感的。
资产的平均服役期(servicelives)和退役模式(retirementpatterns)是确定经济折旧率的主要因素。
它们的确定取决于资本品本身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在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是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假定下,即资产的相对效率每年按固定比例下降,本文相应地采取代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
其中,
表示资本品的相对效率,
代表重置率或折旧率,不过此时它们是相等的,T表示寿命年限,在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式下,重置率或折旧率在各年的分布是不变的。
我国的法定残值率是3%-5%,假定法定残值率可以代替资本品的相对效率
(黄勇峰等,2002;单豪杰,2008;李瑞娟等,2010),我们取中间值4%,在建筑年限40年和设备年限16年的假定下,建筑安装工程的折旧率为7.73%,设备的折旧率为18.22%。
(五)固定资本存量
的选择
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由于不同学者采取的估算方法不同,得出的基期资本存量往往相去甚远。
贺菊煌(1992)假设生产性资本在1964-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它在1971-1978年鉴的平均增长率,然后推算出1964年我国生产性资本存量为4861.7亿元(1990年价格)
黄勇锋等(2002)根据已有的中国早期投资和GDP的估计数据推算出中国1952年前的投资序列,然后使用永续盘存法推算出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在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2250.87亿元。
RobertE.Hall&CharlesI.Jones(1999)估计127个经济体1960年的资本存量时,采用1960年的投资与1960-1970年各国(实际)投资的几何平均增长率和折旧率之和的比值。
AlwynYoung(2003)估计1952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时就应用了这一方法,用1952年的实际投资比折旧率(0.06)与1952-1957年的实际投资平均增长率。
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一般选择1952年和1978年,当然,基年选择得越早越好,此时基期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越小,限于数据条件和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基期定于1981年。
对于1981年的建筑和设备资本存量,我们采用RobertE.Hall&CharlesI.Jones(1999)的估计方法,用1981年的实体经济建筑/设备投资除以1981-1991年实体经济建筑/设备实际投资的几何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
使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基期建筑资本存量为3100.47亿元,设备基期资本存量为508.89亿元。
当我们解决了基期资本存量、当年投资指标、投资品价格指数和经济折旧率这四个关键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存量(见图2),2009年末,按现价计算的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固定资本存量净值为526660.84亿元,从1981-2009年我国的实体经济资本形成非常迅速,2009年比1981年按可比价(扣除价格因素)计算,实体经济资本存量增加了31倍。
图1实体经济部门资本存量
二、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效率
投资效率一般指投资活动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对比关系。
这里我们从三个维度去分析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宏观投资效率。
(一)衡量投资效率的第一种方法是测算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
其经济含义为增加单位产出所需的投资额。
其方法论基础是:
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ICOR值越高,意味着实现一单位产出需要的资本越多,投资的效率就越低下。
我们计算出了1982-2009年中国实体经济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9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只有1.6,意味着投资1.6元使GDP增长1元,这说明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效率是比较高的,与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相仿,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投资效率就开始恶化了,1998和1999年的投资效率在5以上,2009年的投资效率甚至达到9.5,1997-2009年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平均为3.7,即使去掉1998、1999和2009这个波动比较大的年份,该期间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也在2.8左右。
这意味着实体经济出现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下降了。
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偏低,蕴含着一定的金融风险。
(二)衡量投资效率的第二种方法是测算资本产出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产出比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上升,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意味着资本深化,这说明技术进步过分地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移,这样一种技术选择路径表明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资本的投入,而不是劳动的投入,显然,资本深化不利于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这样一种“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图2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产出比
(三)度量投资效率的第三种方法是分析投资对GDP的回归拟合系数。
一般认为,投资对GDP回归拟合的系数越大,投资的效率就越高,投资就越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反之,投资效率的就越低,过度投资就会形成大量的过剩产能。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投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因此,为反映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投资总额对GDP总额的影响程度,做分段回归分析如下:
1、假设实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为
实体经济GDP总额的自然对数为
第一阶段的样本区间为1981-1994年,使用OLS回归方法,估计方程如下:
T检验和F检验都显著,拟合优度达97%,回归方程显著。
即在1981-1993期间,实体经济部门年投资总额增长1%,GDP总额平均增长0.83%。
2、第二阶段的样本区间为1994-2009年。
在该阶段对实体经部门的对数GDP总额和对数投资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回归方程:
T检验和F检验都显著,拟合优度达98%,回归方程显著。
即在1981-1993期间,实体经济部门年投资总额每增长1%,GDP总额平均增长0.83%。
对这两个阶段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实体部门投资支出对GDP的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大减弱了,这同时也说明,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效率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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