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英语英语课文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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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英语英语课文翻译
第三课
支持科学
内森·米勒沃尔德
20世纪的暮光照亮了一个技术变革巨大的时代。
计算、通讯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这一切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
从经济上讲，仅在过去30年间建立起的技术公司已经创造了近一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价值，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技术进步的基础是美国对基础科研的资金投入和企业精神。
二战后，美国为基础研究注入了大量资金，建立起一个强大且有活力的科研群体。
硅谷和计算、生物等其它高科技园区集中在美国也就因此不足为奇了。
技术商业在著名大学和研究院的大树呵护下成长，而苹果就落在树的附近。
由于这样的巨大成功，人们会自然而然认为基础科学会得到相应的支持。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
工业界的基础研究已不再时兴（过去几十年间的大公司实验室因经费削减和公司倒闭而命运惨淡。
仅存的一些实验室其规模也缩小了，重心也从对重大发现的挑战转移到短平快的应用。
这一趋势并非仅仅是董事会会议裁决所致），有些科普作家甚至更为激进地宣称，基础科学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结论在学术上得到了那些目睹自由研究滑坡的研究者们的赞同。
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是很重要的。
把知识转化为产品形式的实际运用，这样一种挑战在学术上是令人满意的追求，对工业来说也是一种明显的需要。
我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因为我自己就花了很多时间从事应用研究。
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它带来的观念上的突破，技术进步是无法维继的。
为了把知识转化为实用，人们首先必须拥有知识。
科学是应用研究和工程能提炼成产品的原材料。
老公司削减研究费用，而诞生于当代技术革命的新兴公司则完全忽略了研究。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外，硅谷型的其它新技术公司对长期研究并不投资。
刚起步的公司出不起研究费用，而已过起步期的公司虽有资源，却不愿用这些资源进行基础研究。
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例子便是个人电脑革命，它基于工业实验室的研究，特别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的研究。
尽管其成功源于实验室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个人电脑公司从未设法去更新他们的成功源泉。
的确，在商界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
像施乐公司PARC这样的实验室是一个错误，因为施乐未能很好地利用个人电脑这一发明。
就在同一时期，施乐研究者们在PARC发明了激光打印机，他们从激光打印和其它发明中获得的利润远远超出了研究投资。
尽管如此，施乐公司这一案例为基础研究的反对者们反对资助科学提供了现成的理由。
政府从未把科学视为技术奇迹的源泉，因此，资助被削减。
更糟糕的是，基础研究经费长期横遭拖延和审查，以确保政府的经费投入对短期经济目标具有“相关性”。
这使得政府的基金组织处于既要预测研究，又要预测市场的谨小慎微的境地。
国防基金历来用作支持许许多多的长期研究，例如，近十年来国际互联网这一最具活力的商业和社会产品就源于ARPANET网络。
在其成为当今的国际互联网之前，该网络接受了长达25年国防经费的支持。
经费部门稍欠耐心就会中断这种支持；如果当时果真被中断的话，哪里还会有今日的国际互联网？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与国防有关的经费在许多领域急剧下降。
和平并没有为科学带来福音。
从本质上讲，科研是一种不确定的事业。
同任何探险过程一样，科研不可能预测将会发现什么或其最终效用是什么。
研究的全部内涵就是去探索我们未知的东西。
在生活的其它领域里，我们已经认识到存在着一些随机现象，它们作为个体无法预测，但作为一个群体却可以解决。
共有基金管理者们并不指望每次投资都有同样的回报，保险公司的会计也不会指望每个人都正好活到预估寿命。
共有基金和保险公司使命就是创造一大群总体上符合统计预测的不可预料投资个体。
如果有足够的研究项目并有足够的时间使这些项目获得成果的话，见证过去便一目了然：
科学是一项巨大的、预测性极强的投资。
不过，为科学提供基金的政府和企业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会对项目进行完全不适合他们身份的审查。
这使得获得研究经费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当场能预测研究成果，保证失败率极低，并为成果商业化勾画出一条清晰和坚实的道路。
这会带来如下的问题：
如果一个立项报告能达到所有这些标准，并能再费些心思地让某一议员或基金官员容易读懂，这项研究几乎注定是不值得去做的了，至少是在基础研究方面是如此。
雄心勃勃的基础研究很少能通过预测阶段的多方审查，好心的保守主义会掏空科学的精华，急功近利的“相关”研究趋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应用研究可以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些过程筛选出的项目总是一些缺乏大胆和有创意的研究，结果只能是一种即不是好科学、又不是好的开发产品的拙劣混合物。
任何研究都是有用的。
许多发现如能给予足够的时间都能充分地发挥出它们的潜能。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潜能可以是一种直接的商业报酬；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学术报酬，即开辟了新的视野和令人鼓舞的探索新途径。
况且，一个研究领域不管它有多么纯，它都有可能以某种连研究者本人都不是总能预测的方式最终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其它领域，甚至是日常生活。
英国数学家G·W·哈迪宣称他的数论和复数分析将永远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复数分析今天成了现代工程的核心，而数论则是电码理论和密码学的基础。
恐龙古生物学具有意想不到的效用是我最喜欢引用的例证。
还有什么比研究这些业早已灭绝的巨兽更为无用的呢？
对于恐龙神秘灭绝的最新研究导出了一个可信的说法，即它们的灭亡是由小行星或彗星对地球的撞击引起的。
尽管该领域的专家们对这一说法仍有分歧，但该研究使人们认识到：
将来近地球小行星的撞击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文化被毁灭，人类被灭绝。
现在人们正在积极研究这一威胁以及避免它发生的技术措施。
因此，对于恐龙“无用”的研究完全有可能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的某一天拯救全人类。
从1841年恐龙古生物学研究发轫至今，投入的全部经费开支还不及一部《侏罗纪公园》电影的制作费。
诸如此类的怪事枚不胜举。
某种程度的国防经费对于当前危机四伏的世界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请想一想，癌症每年要夺去5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一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如果是国外敌人造成了这样的死亡，我们会拿起武器反抗。
然而，癌症研究经费只是国防预算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这种优先考虑国防的安排真的是正确的吗？
再请考虑一下，遗传学和癌症研究的巨大进步表明，就当前研究的进步速度来看，也许在今后十年间，我们就会找到治疗癌症和许多其它疾病的方法。
不过在此期间，将会有500万人夭折。
难道我们就不能再花上1%左右的经费来加速这方面的治疗以拯救他们的生命吗？
如果有人问一位商业经理，一两年内将不复存在的公司是否应该做长期研究项目，其回答将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字，这一回答无可非议。
不过，相反的论点也同样正确：
如果没有长期的研究项目，能生存和奋争几十年的技术公司必定会失去金钱和机会。
政府和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即使在财政方面最保守的政治家也应该认识到，支持科学能带来金钱和实实在在的非金钱收益。
当今世界的技术本质使对科学的支持从“想要”明确地向“需要”转变。
人们不能指望公司的股东们支持所有的基础研究，因为有些研究要等上50到100年才能得以应用，而到那时税制和其它不确定因素使得今日的股东不大可能成为直接受益者。
而政府却应该从长远考虑并做出相应的投资。
《科学》杂志在188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科学的未来”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一个乐观的战斗号令，庆祝如阿加西斯和亨利这样的美国人所取得的进步，因为他们在仍被欧洲人控制的科学界产生了影响，并预测了美国科学的成长。
文章总结如下：
1883年开门大吉。
科学的天空一片晴朗，前景无限光明。
如果科学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实事求是，美国的科学未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随着一个慷慨民族的繁荣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它的希望无限。
在这些有利条件下，科学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愿这个国度及早认清这一稳定进步的条件，时刻准备着推动其前进。
我们认识到，有着115年进步的坚实基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科学的兴旺发达在某种程度上确已超出了这篇乐观文章最疯狂的梦想。
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光还能像十九世纪末期那样兴旺发达吗？
虽然机遇明摆在我们面前，但很难鼓起早年的乐观情绪。
作为一个社会，虽然早期的投入正使我们获得丰厚的回报，但我们现在正回避对基础科学的支持。
这样做不但会使我们的科学遗产处境危险，而且也会殃及近期的经济繁荣。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能够为科学投入更多的经费。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想继续享有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我们就必须加大投入。
我们缺的就是对科学事业敢于投入的意志和胆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充分发掘新千年的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选自《科学》
第十二课
第三种文化
凯文·凯利
“科学”是一个意义崇高的术语，它意指一个推理非凡、观察神达、容忍失败近乎圣人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常常从科学中所悟出的含义。
“科学”这个术语也指涉那些追求崇高目标的人。
从传统上来看，科学接纳的是最聪明学生、最执著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研究人员、还有最干净的钱－即那些几乎没有附带什么政治条件的钱。
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本世纪被公认的一种高尚事业就是科学。
然而，科学总是有点游离于社会的内部圈子之外。
西方文明的文化中心一直围绕艺术旋转，科学只是从不冒进地依傍而行。
当我们说到“文化”时，我们想到的是书籍、音乐和绘画。
自1937年以来，美国已有全国桂冠诗人，但从来没有桂冠科学家。
公众舆论认为，我们的时代将会因拥有诸如爵士音乐等伟大的艺术而流芳千古。
因此，音乐家受到尊敬、小说家得以扬名、电影导演令人羡慕，而科学家呢，他们则是……技虫。
虽然科学遭受了文化冷遇，但它不断地生产出奇妙的产品，如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芯片，满腔热情地培植了以艺术为基础的大众文化，这多么具有讽刺意义！
科学在创造一个五彩缤纷的多媒体世界方面越成功，它在文化方面的地位就越不起眼。
重提这两种文化间由来已久的对抗，其唯一原因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第三种文化出现了。
很难准确地说清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计算机与其密切相关，这一点是清楚的。
尚不清楚的是这种新的文化对前两种文化意味着什么。
这种新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的产物。
它是一种基于技术又为技术服务的大众文化。
就称它为技虫文化吧。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于技术使我们的文化环境过于饱和，技术的严肃性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对于玩任天堂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技术就是他们的文化。
当他们创造出当前的时尚时（正如每一代年轻人都是如此），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技虫成了时髦的人物。
这些技虫精英们的照片荣登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上,为这些杂志增色不少。
他们是电影和《年度名人》中的英雄。
的确，更多的人想成为比尔·盖茨而不是比尔·克林顿。
出版商们已经发现时髦的精英和时髦的科学能够吸引那些精神疲惫和萎靡的读者购买杂志。
有时技术在许多特技电影中如此抢眼，似乎其本身就是明星。
同时，专门术语也出现了。
文化中心辐射出新的语言；技术是丰富英语俚语和成语的超新星，它使英语词语不断扩大。
技虫精英们创造了如此多的新词语－大多数来自科学－以至于词典都跟不上新词的快速发展。
这种文化地位的重新调整不仅仅只是时尚，而且也不仅仅只是公众对工程技术的褒奖。
这种文化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科学的目的是追求宇宙间的真理。
同样，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人类的存在。
（是的，两者有许多重叠之处。
）技虫文化则游离于两者之外。
尽管技虫文化非常敬重科学方法的严谨，但它的动机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新颖。
“新”、“改进”、“与众不同”是这种技术文化的主要特征。
同时，虽然技虫文化承认人类存在的历史起点，但它希望的不是去表达，而是去体验人类存在。
对于这种新文化来说，追求对虚拟现实的体验要比记住普鲁斯特有意义得多。
如果用同样粗略的方式来概括，那么，我们可以说，技虫主义的目的是把创造新鲜事物作为一种追求真理和获得经验的手段。
在第三种文化中，解决大脑是如何工作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制造一个工作大脑；科学家会测试和检验大脑；艺术家们则会对它冥思苦想并使之抽象；而技虫文化的精英们却会把它制造出来。
更受推崇的行为模式是创造，而不是创造力。
人们期望看到有人企图模仿救世主，狂热地制造物品，让创造总跑在理解之前，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清楚。
在新崛起的技虫文化中，问题已明确，因此，答案通常就是一种新技术。
第三种文化创造新工具要比创造新理论快，因为工具导要比理论导致新的发现快。
第三种文化对科学证书嗤之以鼻，因为证书意味的只是更强的理解而不是更伟大的创新。
如果无理性可以带来选择和可能性，第三种文化将会赞成无理性，因为新的经验胜过理性的证明。
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大众科学中的最糟糕之处，在许多方面它就是如此。
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科学对这种新科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许多一流并受到好评的科学家支持技虫主义。
“第三种文化”这个术语是由科学历史学家C·P·斯诺第一个创造出来的。
斯诺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对立的概念。
1964年该书修订本再版，当时不大引人注意，但他在其中引进了“第三种文化”这一概念。
斯诺设想一种文人与科学家直接对话的文化，这绝对不可能真正地实现。
替许多杰出科学家的著作做代理商的约翰·布鲁克曼重新启用并修正了斯诺的术语。
布鲁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指的是平民科学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与平民百姓直接交流，平民百姓向科学家进行挑战。
这是一种平等文化，网络技术促进了这种平等。
但是，这种新文化最显著的一点是它的直接性。
布鲁克曼写道：
“与从前的知识旨趣不同，第三种文化成就的标志不是那种好争议的达官贵人博证旁引的口才，它们的成就在于能影响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活。
”因此，技术对人们的生活比脚注具有更大的相关性。
技术控制了文化还有其它的原因。
首先，现货出售的打折计算机的复杂性已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可以问一些有趣问题，例如：
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生活？
什么是意识？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
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前两种文化的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家思考了几个世纪的问题。
技虫文化的精英们不是去改头换面地重复柏拉图的思想，或者是去设计做受控实验,而是去设法创造一种人造现实、人造生活、人造的意识－然后自己投入其中，以求得出对这些能激发兴趣的古老问题的新答案。
尽管我刚才的粗略描述犹如卡通画，但我想说明的是：
技虫方式是从事科学的第三种方式。
正统科学是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对话。
一个科学家能够以两者任何一方为起点－从理论开始，或从实验开始－但是，取得进展通常需要把指导实验的理论和证明理论的数据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类似计算机模型的新奇技术却抛弃了它们两者。
一个真正好的如研究全球大气模型的动态计算机模型就像是一种抛弃了数据的理论，或者是具有内嵌理论的数据。
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如此谨慎地对待这种技术世界－技术世界变幻无常，看起来没有什么定性。
但事实上，这些模型引出了第三种真理，一种经验的综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并存。
汤姆·雷是由生物学家变成技虫精英的。
几年前,他在小型计算机上创造了一个数字栖息地，然后放入一些简单数字有机体让它们繁殖、突变和进化，此时，他已不再是仅仅模拟进化和收集数据。
实际上，他创造了一个全新和独特的进化论真正例子。
这就是技虫科学。
由于这些模型和网上模拟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可行性，它们在科学中的作用同样也将随之扩大，技虫科学的创造者的影响也会增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的新奇事物容易为每个人所接受。
任何一个动机强烈的19岁的青年人都可以买一台PC机,机器的速度之快足以创造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这些技虫一门心思地希望通过创造出一具完整的、带有肌肉的、在真正的皮肤下移动的骨骼制造出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那些虚拟恐龙。
他们对恐龙的移动有些新发现，对运动中的恐龙的想象也是以前古生物学家力不能及的。
这些随意、无文凭证明的专门知识和从令人难以置信的廉价途径获取日益强大的技术也推进了技虫科学的发展。
如果说有技虫科学精英的话,《科学》杂志的创始人托马斯·爱迪生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没有任何正式学位的爱迪生渴望创造自己的工具并采取“只管做”的态度，他就符合一个技虫科学家的形象。
爱迪生的理论如果不能说是古怪，至少可以说是胆大冒进。
然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一项发明的可行演示”更具有价值的了。
他具备了大企业家的远见卓识（技虫科学精英的另一个特征），经常通宵达旦地摆弄那些奇特的装置，但是他并不排除做系统的科学研究。
人们确信，爱迪生如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是如今充斥科学实验室的计算机、网络和其它技术工具的瘾君子。
技术文化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国现象。
第三种文化像科学一样是一种国际现象。
随着世界大量人口进入全球中产阶层,他们具备第三种文化所需要的各种要素：
学校里传授的各种科学知识、廉价的高科技设备、媒体的渗透，最重要的是他们了解其他的技虫文化精英和技虫文化。
我遇到了一些荷兰的、印度的、挪威的、还有巴西的技虫科学精英。
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科学家”，然而他们每个人都在积极参与对宇宙系统的探索。
随着技虫精英的全面崛起，科学也许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是，既然技术是科学过程中的衍生物，为了第三种文化的繁荣,正统科学也将一定会繁荣，这一点大家是清楚的。
而我所设想的问题是：
如果技术文化主宰我们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关注科学？
因为，尽管科学培育了技术，但是技术正在不断地改变我们从事科学的方法，改变对科学的看法，改变一个科学家的使命。
工具总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工具已经盛行起来。
技术人员的地位正在上升，因为，在当前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与创造新概念和新测定法相比,我们将会从制造新工具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正如著名的物理学家弗里曼·迪森所指出的：
“受概念驱动的革命性结果就是用新方法来解释老事物。
受工具驱动的革命性结果是发现待解释的新事物。
”我们完全处在一个无止境地创造有待解释的新事物的工具制造时代。
科学和艺术产生了真理和美，而技术产生了如下的机遇：
待解释的新事物、新的表达方式、新的通信媒介、（如果诚实一点的话）新的毁灭形式。
新的机遇也许的确是技术为我们提供的唯一的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
它不能解决我们社会的弊病，或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
对于这些，我们需要另外两种文化。
但它确实给我们带来的，我们也因此也感到足够了的，就是各种可能性。
技术现在有了自己的文化，即第三种文化，可能性文化，技虫文化－一种开始遍及全球的文化，同时也是正在成为主流的文化。
科学文化长期处于艺术文化的阴影下，现在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而这一对手正是科学用自己的肋骨做成的。
科学如何尽量以一种崇高的方式对待技术这一粗俗的无赖，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就目前而言，第三种文化的精英们正在崛起。
选自《科学》
第十三课
英语
C.L.雷恩
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上的原因，今天说英语或读英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是英语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除上述原因外，可能也要归于它自身所固有的品质和特点。
那么，是哪些突出的特质使英语成为今天这样一种重要的语言？
是什么特质赋予英语独特的个性，使它具有了世界范围的重要性？
首先是英语特别容易接受和适应其它语言成分而形成的异质性—英语轻而易举地从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吸收了语言材料，并使这些新的语言成分融入英语自身之中。
当公元5世纪和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征服英格兰时，英语几乎还是一种“纯粹的”或者说没有任何杂质的语言—它可以用自身复合的成分创造出新词来表达新的思想概念，那时它几乎不含任何外来语。
但英语在发展的历史中很容易地接受了各种外来语成分，并将它们吸收到自己的特点中来，变成了一种最“混杂的”语言。
虽然英语丰富的词汇引人注目，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它那令人惊奇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这种广泛接受新语言材料的结果使英语成为世界众多地区适用而又有吸引力的交流工具。
英语第二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屈折形式的简化—英语只须通过词形或词尾最小的变化就能很容易地表明句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有些语言，譬如汉语，在屈折形式的简化方面超过了英语，看上去就好像不过是一连串固定的单音节的字根。
但总的来说，在欧洲语言中，英语在简化它过去曾有过的屈折形式方面超过了任何其它语言。
不过，屈折形式的简化带来了一个自然的结果，即由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不再通过词尾的变化来清楚地表明，因此必须通过其它手段来表明这种关系。
因此，英语的第三个特点便是它具有比较固定的词序。
像拉丁语或俄语这种屈折语，词序可以比较灵活，因为在这些语言中，词的屈折变化清楚地表明了句中词与词间固有的关系，所以不大可能引起歧义。
然而，对那些不按词在句义中的关系来改变词形的语言来说，词序很可能就比较固定，于是，与句子含义有关的固定的词序便取代了屈折形式允许的灵活词序。
英语屈折形式简化到最小程度或屈折形式的消失带来了另一个、即第四个后果，这就是它更多地采用迂回说法或间接的说法，以及使用介词来代替消失了的屈折形式。
英语简化了的动词采用间接说法和由助动词构成的复合时态，来代替它过去曾有过的较复杂的时态系统（尽管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英国之前英语的时态已经变得比较简单了）。
同样，英语过去也像拉丁语一样有许多表示所有格的词尾变化，而现在已逐渐用介词来取代这些所有格的词尾变化，你只要随便将一段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
英语的第五个特点──虽然该特点像屈折变化的消失及其后果一样也见于其它语言—是它逐渐发展了新的多样化的语调来表达细微的语义差别，而这些细微的差别过去是通过词形变化来体现的。
这个特点或许多少可以（虽然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比得上汉语中大量使用的语调变化，这是表达句子含义的一种手段；假如没有这种语调变化，句子听上去就会像是一连串没有变化的单音节词根的组合。
譬如说，想想我们在使用do这个词时仅通过改变语调，即改变声调、音调高低和强度，就可以表达出那么多种细微的含义。
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上述这些特点都是好的，这些特点也并不都有助于英语成为今天这样一种重要的语言。
然而在这些特点中，很可能是英语那种适应性很强的接受能力和屈折形式的简化在这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正是英语丰富的词汇和它的异质性使这种语言表达不清楚，或缺乏明晰性。
英语太丰富了，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很好地使用它。
而“洋泾浜英语”、“蹩脚的新闻体”、行话俚语，以及表述的模糊和言语行文的拖泥带水，这些现象在英语中随处可见。
可以这样说，英语属于那些最容易说糟的语言，而且也是最难用好的语言。
选自《语言·文化·视野》
第二十二课
领导艺术
托马斯·Ｅ·克罗宁
要具备领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需要勇气和想象力，还要有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事物，疑惑以及无知的能力。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形势严峻、政治交锋错综复杂的情形下，这一点尤为正确。
然而，培养上述才能和品质的最好途径是什么呢？
在讲求专业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精华—文科教育—中寻找到一种可能。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说过，科学理解就是许许多多对已确定事物的不同程度的论述。
当科学家“凭直觉预期结果会是什么的时候，他是不确定的。
而当他非常确定结果将会是什么的时候，其实还存有某种怀疑。
”费曼强调说。
这就是为什么文科学习在开发大脑智力方面如此重要的原因。
我们需要开发智力来接受21世纪各个领域的挑战，从国际间的外交事物到纳米技术的发明等。
立宪民主、社会公正、科学突破、保持优良环境、自由和健康的社会并非一蹴而就，它们需要想象力、勇气和领导才能的不断作用。
文科院校在最佳状态下，能为学生学习、提出关键而本质的问题、促进自由成长和超越，或许最重要的是，为培养敢于想象、敢于质疑教条、敢于面对狂妄自大和无知的勇气而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
美国文化鼓励大部分学生学有所专，并将此看作是成为专家或“成功之士”过程的一部分。
而当今社会的领导人却往往是那些已经探究出多个学科规律、通晓外国语言、多种文化、科学方法、诗歌、音乐、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博学的人。
当代文科院校鼓励每个学生去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繁荣的商业，更有效的医药科学，更得人心的政府，更精诚合作的国际组织，从而对人类的本性和其进步的可能性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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