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国通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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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治国通论
第一讲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概要
第一节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
一、所谓治国，在中国古代主要指国家机器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对社会进行的组织、协调、管制等活动。
二、所谓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是指有关治国原则、治国方法、治国手段的理性认识和具体主张，即古代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式。
三、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演变历程：
（1）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起源于夏商西周时代，当时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的出现而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治国思想；
（2）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催动着古代治国思想迅速发展并臻于高度成熟；
（3）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形成时期，与这一社会政治体制相同步，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基本上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规模与架构；
（4）自魏晋南北朝，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迄至明清（前期），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持续丰富、不断充实的阶段。
四、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其主要标志：
涌现了老子、孔子、孙子、管子、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所关切的基本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道、墨、法、兵、名、阴阳、纵横、杂、农等思想流派。
第二节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儒家治国思想
（二）、道家治国思想（三）、墨家治国思想（四）、法家治国思想
（五）、兵家治军思想
第三节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儒、法、道、兵四家的治国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规范着古代治国思想的主体结构及其文化价值取向。
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示出一种兼融趋同的倾向，各家各派有关治国思想的理性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融会贯通。
例如，儒、法、道三家治国思想之间的差异，恰好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互补。
这具体表现为：
一是崇尚道德与追求事功的统一；二是实施德治与推行法治的统一；三是讲求中庸守恒与推崇权变诈谲的统一。
三、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还反映为不同学派治国理念、指导原则与具体方法的优势互补，从而有力地克服了单一学派在治国问题上理论思维的误区和缺陷，使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得到更大的理论选择空间，确保治国管理能够沿着比较正确的轨道顺利开展。
“天下”与“四夷”：
古代中国看世界
中国古代人很早曾经有过一种曾经让中国人很自豪的世界观，他们想象，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象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第三，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
一、天圆与地方
在大概战国时候写出来的《尚书·禹贡》中，有“九州”、“五服”的记载。
“九州”就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五服”是除了“王”所在的“王畿”之外，是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以及五百里荒服。
这个观念来自古代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他们的想象中，天是圆的像一个斗笠一样，覆盖在大地上，中心是北极和北斗星的位置，大地是方的，就象棋盘，中心是洛阳一带，古代中国人相信，什么是天下？
这就是“天下”，什么叫“中国”？
这就是“中央之国”。
什么叫“华夏”？
“夏”就是“雅”。
二、古代中国对“天下”的怀疑与幻想
邹衍想象中国的“九州”只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叫“赤县神州”，它的外面还有八个州，这才是一个大九州，外面有海环绕，而在这个九州之外，还有八个“大九州”，各有海环抱，这才是整个天下。
不过，这种想象的世界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
这种情况到汉代，出现了一个转变的机会。
公元前138年—126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三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
把大宛（今塔什干附近）、康居（今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大月氏（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阿富汗境内）、大夏（今印度西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附近），以及他听说的乌孙、安息（伊朗境内）、条枝（叙利亚一带）、身毒（印度）的情况，介绍回来。
打通了欧亚大陆交往的丝绸之路，但是古代中国关于“天下”、“中国”、“四夷”的思想与想象却始终没有变化。
三、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世界”观
天竺来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震撼，就是提出，世上还有两个以上的文明中心，《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图，在宋代以前是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曾经给中国人提供了改变世界观的资源。
不过，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世界观，而是要再过几百年，直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问世，中国人才突然看到了“世界”。
四、关于“世界”的想象与心情
极端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者的问题：
谁说是西人发现了新大陆？
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毕竟是猜想或相象，而且这种想象至今无法证实，只是表现了中国人希望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一种很痛苦的心情的反映。
五、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之后：
中国世界观的转变
1584年也就是明代万历十二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刻印的西洋式的世界地图。
这一份地图开始告诉中国人———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的。
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
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四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应该承认世界各种文明是平等的、共通的。
于是，中国人就将被迫接受一个事实：
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第二讲儒家治国思想
第一节儒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精神
一、儒学的由来：
最早的儒，是指殷商遗民中那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特殊阶层，他们穿戴殷商的古衣冠，习行殷商的古礼，在政治上服从依附于新的周族统治者，在文化上则“先进于礼乐”，成为古代文化的主要传授者。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际会当时“学术下移”、私学勃兴的历史风云，继承借鉴悠久丰富的上古文化资源，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现实，创建了以“道德仁义”为宗旨、以“礼乐正名”为特色的思想体系，从而使儒由过去术士的泛称，一变而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就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的儒家。
二、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
历史上的儒家，有一个长期延续与演变的过程。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确立其基本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之后，儒家便一直自我丰富、自我完善之中。
在战国时期，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及其受其他学派影响深浅的差异等因素，其内部曾有合乎逻辑的分化。
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儒家学说遂取得正统地位，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
此后，为适应不同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具体地说，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至清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术形态，具有相当突出的兼容性与适时性。
三、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儒家祖师爷孔子，之后有：
孟子、孙子思、荀子、董仲舒、杨雄、王弼、郭象、韩愈、贾谊、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
三、孔子
（一）孔子一生
（二）儒学经典体系：
《六经》：
《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
《四书》：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四、儒家学说之共性特点。
贯穿融通于先秦至清末的儒家学说之共性特点有四个方面：
第一，以“仁义德化”为本的政治伦理学说，反映在具体政治实践上就是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
第二，以爱有等差、尊卑有序、贵贱有别为诉求，以强调钢常名分为主要特点的“礼治”原则；
第三，以“用中适时”为基调的“中庸”、“经权”、“常变”思想；
第四，由：
“据乱”而“升平”终至“太平”，由“小康”而臻于“大同”为根本宗旨的历史哲学和社会理想。
五、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内涵与逻辑起点，就是以人为本，和谐协调，德主刑辅等。
六、儒家治国理念在具体运作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守经用权、律己宽人、道德感召等。
第二节儒家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人性论：
儒家治国思想的哲学依据。
正因为认定人性本善或经改造可以变善，儒家才主张在治国中坚持以道德教化民众，推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针；正因为肯定圣贤之性高于百姓之性，其具备有自然向善的本能，儒家才强调在治国上统治者应率先做到以身作则，正己然后正人。
正因为看到人之性善有一个必要的转化过程，需要有一个外力推动或控制的环节，儒家才提倡在治国上要突出仁义引导与礼乐规范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应该运用刑罚作为辅助的手段；正因为承认“人皆可为尧舜”可能性的存在，儒家才认为在治国中应该体现“民胞物与”的精神，以和谐协调的方式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从而达到实施柔性有序智力的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儒家人性思想对于其治国学说建树与施行的意义之所在。
二、民本论：
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
民本论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
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
儒家民本观对于其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
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法的应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德治”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也就成为了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与主导倾向了。
与此同时，儒家民本观的本质属性，又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毕竟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因此，儒家治国思想不能不包含大量等级纲常、上下尊卑的“礼治”内容，强调封建统治的天然合理性与合法性，把治国管理的终极目的设定为维护封建纲常名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制统治功能这一点上。
三、中庸观：
儒家治国思想的思维方法。
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为基调的“中庸”理论，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
其指导意义反映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国原则的制定与管治方法的施行，必须做到收放自如，进退有节。
第二，治国思维的选择与管治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
第三，治国目标的确立与管治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
四、经权说：
儒家治国思想的运用机制。
“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其对于儒家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治国思想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同时，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二，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治国思想遂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迁、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
第三节儒家治国思想的逻辑体系与基本内容
一、德治：
儒家治国的指导原则。
以德治国，它的根本含义，是要突出道德在治国上的主导作用，讲求以道德礼仪引导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安民定邦。
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二、仁政：
儒家治国的基本方案。
仁政的本质，是要求统治者从事治国活动之时，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愿望，满足民众的基本欲求，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能尽可能协调一致。
儒家认为，统治者的人心宅厚，只有通过一定的管理方式与相关政策才能得以体现，否则“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
“仁政”是治国的大本，统治者是否能实行“仁政”，直接关系着国运的兴衰，职权的存亡。
其中心内容，是统治者节制剥削，设法安定民众的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贤君必恭礼下，取于民有制”。
主要包括：
第一，给民众以“恒产”，使民众的衣食住行有最起码的保障；第二，薄赋敛，省刑罚，使民众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戮力本业，勤奋工作；第三，先富后教，导民以仁，摩民以义，使民众由一般生物人上升进化为知“礼义廉耻”，明“纲常伦理”的社会人。
三、刑政：
儒家治国的补充手段。
在儒家看来，刑法不能作为治国上的主导手段，但却可作为“德化”的有益补充，高明的统治者在治国方面应该拥有两手，文武并用，恩威兼济，德主而刑辅，先礼而后法。
“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是历代儒家的普遍共识，在治国上强调宽猛相济，以宽为本，是历代儒家的共同主张。
四、正己：
儒家治国的逻辑起点。
儒家是家国一体论者，因此，它主张治国管治能力的培育应从小到大，管理能力的鉴别也应以小见大，治天下的前提是先行修身，齐家，为此它提出了理性的治国思维模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于是“正人”先必“正己”，遂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有之义。
孔子的言论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正己然后正人的治国思维：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儒家那里，政治的实施过程其实就是道德化的过程。
所以“正己”然后“正人”是无可避免的选择，统治者应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优良品德去改造与同化普通民众，净化其心灵，提升其道德水准，从而建立起上仁下义、上慈下敬、尊卑有别、等级有差的合理统治秩序。
五、明礼：
儒家治国的阶级属性。
儒家崇尚以“礼”区分人的贵贱上下，并在此基础上肯定社会分工的天然合理性，就其治国思想而言，是具有双重性的。
一方面，它充分体现了其治国学说阶级对立的本质属性，说明其治国目标与管理手段都建立在阶级压迫、阶级奴役的前提上，“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
另一方面，它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治国管理的必然要求，说明社会的合理分工，是治国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有层次、有区别的分工模式与方法，对于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提高管理的水平和效率，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保证。
六、任贤：
儒家治国的用人理论。
儒家都强调“举贤任能”的重要性，其主张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儒家区分了人才的性质，孟子提倡“尊贤使能”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因人授任的观念；其次，儒家强调人才的使用也要遵循等级纲常的秩序，使其各守其分，不逾其职，这就是孔子所强调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第三，儒家主张臣下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人格，反对一味顺从君主的“妾妇之道”；第四，儒家认为人才的培养必须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也就是说管理者只有历经磨练方承担治国安邦的重任。
第四节：
最后的贵族：
孔子和他的时代
谁是孔子，为什么说他好像“丧家狗”？
他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贵族，也是一个怀抱理想的人文学者，他在衣食住行上，表现了他高度的修养和气度，但是那个时代太乱了，秩序开始崩溃，所以他只能当一个教师，一个以经典知识教育学生的好老师。
后世，经过汉代和宋代儒家学者的再塑造，他不仅成为至圣先师，而且成为为皇权提供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思想家，也进入了被祭祀的孔庙成为神圣者。
一、瞧，那个人是孔子！
要了解孔子，主要要靠《论语》，以及《礼记》和《史记》的《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具有很高的、贵族的修养的人，这可以参看《论语》第十篇《乡党》。
孔子代表了那个时代希望重建一个秩序社会的理想，他一辈子提倡的所谓的“礼”，其实就是“文明”。
所以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就没有办法做人，因为做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像动物一样，做人就是要在一个群体社会里面，遵守一种文明的规则来生活，而他本人也是这种教养和秩序的实践者。
孔子还是一个博学和有文化的人。
他有艺术修养，也有经典知识。
可是很遗憾，孔子的那个时代恰恰是贵族衰落、礼崩乐坏的时代。
二、礼崩乐坏：
孔子及其时代
孔子非常讲究礼，可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整个东周王朝已经秩序大乱。
孔子试图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
可是，他的方法却只有下面这样三种：
第一种就是恢复礼制。
第二种方法就是正名。
第三个方法叫求仁。
然而，在他生活的时代，决不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方案能够实行的社会环境。
三、当人文理想主义成为传统
孔子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贵族传统，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维护传统、恢复秩序的理想。
不过，后来孔子儒家的这一套理想和信仰，也慢慢积淀成了中国文化人的一些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常常在历史中追寻理想，通过复古来更新，以传统来批判现实，而且常常习惯于用文化精神来讽刺世俗社会。
当然，孔子在政治领域一直受到挫败，所以，他最后只做了一个伟大的教师。
但是，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也开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另外的一面，就是当他在政治上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他常常要用文化理念来对抗政治权威，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以“道统”对抗“政统”。
这就是孔子。
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不允许他的理想实现，但是，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资源，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把这个孔子当作弘扬或者批判的对象。
他所留下的知识遗产，有什么是可以用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我们可以拿它来当作一种资源，任何的一种文化传统，它都只是有待解释的资源，应该经过选择和重新解释，然后才成为“传”下来的传统，传统是在不断地被重新解释的过程中，慢慢地不断地延续、发展的，慢慢不断地从旧传统变为新传统的。
第三讲道家治国思想
第一节道家概述
一、道家。
道家是我国先秦时期形成并得到充分发展的重要思想流派，与儒家并称当时的“显学”。
它的创始者是老子（聃），代表著作是五千言的《老子》（即《道德经》）一书。
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列子、杨朱等道家哲人。
二、老子的思想。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及其运动规律的本体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朴素辩证法：
“无为无不为”、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的策略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理想。
三、庄子学派。
以庄子、杨朱为代表的部分道家，主张对什么也不必认真，做到“坐忘”：
“坠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提出所谓的“不拔毛”论调，“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不遣是非，与世浮沉。
他们自然不会去注意构建系统的治国原则与管理方法，一切放任自由、无可无不可便是他们所向往的最好的社会生存境界。
四、黄老学派。
这一学派勃兴于战国晚期，盛行于西汉前期。
他们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尊奉相传的黄帝学说，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验格”的思想特色。
这不但与庄子学派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也与老子的不少观点不尽一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消极避世转变为积极入世。
第二节道家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道法自然”：
道家治国的哲学原理。
“道”是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其哲学上的最高范畴。
道家认为，“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
它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
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言说的，人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的这种自然属性，按道家的理解，便是自然。
在道家看来，“自然”就是道，就是规律，事物都应该顺应它自身的情况而存在、而发展，治国也不能例外。
具体地说，治国也应采取顺应万物自然本性的方式，即追求最纯真的自然——“朴”的状态，反“朴”归真，而切不可勉力人为，以致“朴散真离”，陷入不可自拔的动乱竞争局面。
二、“无为而治”：
道家治国的思想境界。
道家普遍持历史退化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退步的过程。
老子指出，社会“文明”每发展一步，社会状况就每糟糕一层，而治国之术也就随之倒退一大截。
道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乃是由于人们汲汲有为，违背了“道法自然”这一根本规律，尤其是那些统治者为了满足私欲，选择了完全错误的治国之术，积极有为，结果导致天下大乱。
该怎样来改变“有为”混乱的局面呢？
道家的基本观点，就是必须重新选择正确的治国之道。
它的核心内容，乃是以“无为”的方式，使历史发生逆转。
道家逻辑地推导出“无为而治”的治国纲领：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则可以托天下”。
强调“致人无为”是使天下得以大治的重要保证，“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一旦返朴归真达到这样的程度，“无为之治”也就算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便可以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治国上的终极宗旨，也是其一切管理设想与措施制定的逻辑起点。
换言之，道家治国思想建立在“道法自然”的哲学认知基础之上，而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为其理想追求。
第三节道家治国思想的几大要素
一、海涵宽容，虚静处下。
“道法自然”，这在治国上，就要求统治者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谦卑居下，永不自满。
在上者虚静无为，在下者循理而为，各不逾矩，彼此相安。
由此可见，统治者虚静处下，海涵宽容，任人之能，是道家主张建立和谐统治秩序的重要前提。
二、顺遂民情，因循为用。
在治国上，道家主张顺遂民情，也就是顺从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用道德仁义等外在力量去强行改变什么，规范什么。
在道家眼里，治民如同种庄稼，要顺遂其性而深耕细芸，否则带来的只是报复，意味着治国上的彻底失败。
可见，顺民之情，因循而用，是道家所极为推崇的治国之重要秘诀。
三、去奢节俭，省刑慎罚。
道家认为治国的重点是统治者必须首先从自身做起，而统治者的修身又必须以按“道法自然”的原则以恢复人自然本性为要务。
这落实到具体细节上，一是要节俭，即老子所说的“去甚，去奢，去泰”。
二是要知足常乐，进而荣辱皆忘。
三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法令刑罚手段在治国上的巨大局限性，反对以暴力强制的方法进行管治。
四、实腹虚心，愚民为术。
道家认为社会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组成的，回复人的自然本性，固然首先取决与统治者“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但同时也要求民众无知无欲，返朴归真。
指出只有双方共同致力于“无为”，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立起朴素自然的社会管治秩序。
因此，道家主张对广大民众采取愚民政策，既不能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能使其拥有知识，更不能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
老子有一段经典的言论概括了这种“愚民之术”的主要内涵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
五、贵柔守雌，以弱制强。
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是老子以及整个道家学派对待事物，掌握主动的策略原则，也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使道家的治国理念与方法带有浓厚的阴柔特色。
其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主张“静作得时”，治理制度的设置与治理措施的推行，都要求合乎时机，顺应自然。
二是治理上要由小入大，循序渐进，和谐混成，而不能幻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三是管治方式应该尽可能做到简约、明快，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违背天然本性，事半功倍，效率至上。
四是治国的手段要善于体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的理想境界。
第四节：
老庄玄谈：
古代中国的道家学说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玄而又玄的语言背后，有什么社会关怀？
逍遥游的庄子和老子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这一讲里面会讨论古代中国的道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说，他们对古代中国人究竟有什么影响。
一、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的道论
战国时期的三种学说。
一种讨论“天道”，如黄帝之学；一种讨论语言，如惠施、公孙龙名辩之学。
一种即老、庄之道，从天道和人道中思考一种超越的道理，又希望以“道”解释和处理人面对的所有问题。
老子时代的问题。
《老子》第一章第一句话：
“道可道，非常道”。
首先，“道”是一个“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本源（二十五章），它无形、无名，却是一切有形有名的事物的起源和基础。
《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其次，“道”也是万事万物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必然道路。
再次，道有说话和命名的意思。
二、道之用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
“视不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十四章）。
“惚兮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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