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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

2013-04-1614:

42书画纵横张天弓我要评论0字号：

一、小引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梁武帝萧衍（464-549）、陶弘景（456-536）相互论书启九首，萧四首，陶五首。

九封书信前后关联，为二人晚年所作。

书信往来，评帖论书，其经验之丰富，鉴识之精细，理论之深邃，令人感叹。

从前笔者阅读这些书信总有一个疑问：

“一个在京都，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在茅山，在江苏省句容市东南，往来中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呢？

”后来依据陶启所引南齐马澄《逸少正书目录》两条佚文，推论南齐已有“镇书—出装书”体制。

“镇书”，即镇秘府之“书”，是秘府中的极品，永久珍藏，不得外传，而“出装书”则是“镇书”的摹本，可用来馈赠皇亲国戚、爱卿大臣。

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

这种体制即可解答诸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

拙文《马澄〈逸少正（镇）书录〉散考》对此体制已作详细探讨，但没有专门讨论这九封书信，只是提到“从中可以感觉到，这种体制在梁代又有新的发展”。

（1）本文即是从“镇书—出装书”的视角切入，探讨这九封书信及其相关问题。

在《法书要录》中，陶启在前，一首陶启、一首萧启相次第，最后也是陶启，现依这种次序，将五首陶启简称为陶启一、陶启二、陶启三、陶启四、陶启五，四首萧启简称为萧启一、萧启二、萧启三、萧启四。

《法书要录》卷二还收录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一文，与九首书启相关，可简称为《十二意》。

这九封书信的先后次序，表面上是一来一往，但明显地存在着颠倒错乱。

到底哪封在前，哪封在后，这与书信的内容相关。

反过来说，理解书信的内容，又与准确判别书信的先后次序相关。

这样一来，“内容”与“次序”互为因果而相互缠绕。

相互缠绕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

为什么这封信在前？

因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封信在前。

目前已见到二种重新排序，一种是日本学者作的，一种是中国学者作的，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排序。

萧、陶二人身份特殊，书信本来就有一定的隐秘性，距今又有一千四百多年，不了解当时书信交流的“小语境”，就很难克服这种隐秘性。

我以为，“镇书—出装书”正是开启九封书信奥秘的一把钥匙。

二、“出装（书）之例”

陶弘景非常精明，信中“预出装之例”，为的是向梁武帝索要书法作品。

“预”即预计、预想；“例”即惯例、规矩。

直接伸手不妥，依照“出装书”规矩就好说话。

陶的五封书信，都与“出装书之例”相关。

先看陶启一：

适复蒙给二卷，伏览褾帖，皆如圣旨，既不显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毕，不赴今信。

纸卷先已经有，兼多他杂，无所复取，亦请俟俱了日奉还。

兼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

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真（《王氏书苑》本作“冥”，近是）题中精要而已。

（2）

这是收到梁武帝“复给二卷”后的回信；前给二卷，没有回复，又给二卷，此一并回复。

后二卷，梁武帝没有明确表态，“不显允少留”，“少留”即留一段时间，陶启一说不敢久留，赶紧摹写而一段未成，不能随此信奉还。

前二卷是“纸卷”，现在也不能随信奉还，请允许“俱了”后奉还。

总之，一共收到四卷，以后再奉还。

萧启一是回信，对如何处理四卷表了态：

后二卷可以“少留”，前二卷“纸卷”，“是出装书，既须见，前所以付耳，无正，可取备于此”。

“正”，是指正本、原本，作为“镇书”藏之秘府。

不能看到正本，有摹本“出装书”就行了。

言下之意，“出装书”可以留存，不必送还了。

耐人寻味的是，陶明知前二卷是摹本，正本在府库，也知道南齐以来“镇出一出装书”制度，但不称“摹本”，也不及“出装书”，而是称“纸卷”。

我想，陶当然想留存下来，对朝庭（廷）来说多制作一套摹本并非难事，但他心中无底，只好赶紧摹写，制作摹本的摹本，等“俱了”后奉还。

梁武帝回信对“纸卷”定了性，“是出装书”，这对陶隐居来说确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恩赐。

有了皇上的恩准，陶以后就可以“预出装之例”。

这可以作为判别陶启先后次序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顺便说明一点，陶启透露出一条重要的信息，凡“出装书”均为纸卷。

陶启二是收到萧启一的回信。

开篇说同意萧启一结尾以为《乐毅论》“恐非真迹”的观点。

接下来，陶写道：

许静素段，遂蒙永给，仰铭矜奖，益无喻心。

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间细楷，兼复两玩。

先于都下偶得飞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尝别见，无以能辨，惟觉势力惊绝，谨以上呈。

于臣非用，脱可充阁，愿仍以奉上。

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录》一卷。

澄云：

“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

”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

澄又云：

“帖注出装者，皆拟赉诸王及朝士。

”臣近见三卷，首帖亦谓久已分，本不敢议此，正复希于三卷中一两条更得预出装之例耳，天旨遂复顿给完卷，下情益深悚息。

近初见卷题云“第二十三、四”，以欣其多，今者赐书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惊讶无已。

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

前后都已蒙见大小五卷，于野拙之分，实已过幸；若非殊恩，岂可觖望。

此段比较复杂，又相当重要，拟一一解说。

（1）永给“许静素段”。

“素”，未染色之丝织物，“素段”当是指原作。

许静，不详生卒年，唐·李嗣真《后书品》“中中品十二人”中有其名，与“谢安”、“康昕”等人同列，又称“宗炳放逸屈慑，颇效康、许”，（3）可推知许静约是东晋时书家。

此素段两面有书，背面是“细楷”，既非纸卷“出装书”，又非“镇书”，陶说“不在法例”，“遂蒙永给”。

为何永给？

陶启一曾向梁武帝请求，“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萧启一回复说，前者“恐非真迹”，后者“书体乖异”，言下之意是说不必制作摹本，但永给许静“细楷”素段，即是作为一种替补。

这一点对于解说仿写道经之事很重要，下文还会涉及。

（2）礼尚往来，奉上王羲之飞白一卷“充阁”，作为永给许静素段的回报。

此飞白一卷先前得于京都，恐是在南齐，人称是“好迹”，此奉上“充阁”。

“阁”即秘阁，宝藏“镇书”之所。

“充阁”，意思是列为“镇书”收藏在秘阁。

陶启很讲礼仪，先说“上呈”，再说“奉上”。

“上呈”是说此飞白好迹已随信送来，请鉴赏。

鉴赏完了如何处置？

可以“充阁”，自已“愿仍以奉上”，也就是捐赠。

能否“充阁”，请梁武帝定夺，这恐是“镇书”制度的规矩。

结果如何，未见下文，我想，梁武帝不会拒绝陶的美意。

（3）就“充阁”之请，陶回忆起马澄，引用《逸少正书目录》两条佚文。

此“正”恐传抄中讹误，原为“镇”，音近而误。

笔者已作考证，现再补充三条理由。

其一，回忆之前讲“充阁”，即是讲“镇书”。

其二，陶引用佚文有“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密”云云，其《急就篇》为章草，（4）非“正书”，但可作为“镇书”。

其三，萧启一关于“纸卷是出装书”的表态在先，陶这才追忆起《逸少正书目录》，而“出装书”与“镇书”相关。

这里引用其佚文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重温旧谊，“近脱忆此语”仅只两条，一卷目录中的两条，“当是零落”，原目录“已不复存”，马澄也不复存。

睹物思人，人之常情。

南齐永明五年，萧衍任南郡王文学，马澄任南郡王侍书，当然有交情，陶说“已不复存”，可谓意味深长。

二是明确“出装书之例”。

其佚文说：

“帖注出装者，皆拟赉诸王及朝士。

”这是南齐以来“出装书”的规矩，馈赠范围是“诸王及朝士”，“出装书”上还要注明馈赠对象。

由此可明白陶弘景为什么此前对二卷摹本心中无底，只能称“纸卷”；他是隐逸，不是朝士。

再者，陶启下文说“预书装之例”可得“三卷中一两条”，“一两条”即一两件书作，据陶启三所记，一卷有十余条、二十余条不等，可知老规矩没有出装整卷的。

陶现在明确这些“出装（书）之例”，是为了表示深感梁武帝的“殊恩”，让自已享受朝士待遇，还出装整卷。

所以陶隐居接下来表态，“愿作主书令史”，还以为在山中作“顽仙”，不如在朝中作“才鬼”。

陶当然不可能出山，但表一下态还是需要的。

（4）给书“五卷”。

陶这里提到三卷“出装书”，哪三卷？

梁武帝定性为“出装书”的“纸卷”有二卷，另一卷应是指“第二百七十卷”。

萧启四云：

“近有二十许首，此外字细画短，多是钟法。

今始欲令人帖装，未便得付来，月日有竟者，当遣送也。

”这二十许首王羲之书，可合为一卷，个把月内能完成“帖装”，当遣送，很可能就是指“第二百七十卷”。

萧启四应在陶启二之前。

这里说的“第二十三、四卷”是秘藏原本，恐是请陶鉴定，陶启三将此二卷原本、“疏注如别”及“窃所摹者”一并送还；《乐毅论》、《太师箴》即在此“第二十三卷”中，可知陶启一即是收到“第二十三、四卷”的回信。

陶很守规矩、讲信誉，原本哪怕不是“镇书”，未经恩准，也不私自摹写留存。

三卷“出装书”与此二卷原本，即陶所谓“蒙见大小五卷”。

“蒙见”一词用得很别致，为了突出“五卷”之多，不管是留存的还是不能留存的，都算一饱眼福。

在此书信往来期间，梁武帝遣送给陶弘景的书作，除单帖外，一共五卷，三卷永给的“出装书”，二卷须送还的原本。

现在可以把“镇书一出装书”制度的新发展归纳一下：

其一，“镇书”的范围扩大。

刘宋时“镇书”只限于二王，虞龢所编《二王新装镇书定目》是大王六卷，小王六卷。

南齐·马澄编的镇书目录只是大王一卷，很可能没有小王。

梁武帝时代肯定不限于大王，至少要包括钟繇，还应有张芝。

其二，“出装书”馈赠的范围扩大，南齐是“诸王及朝士”，梁武帝扩大到隐逸。

其三，制作“出装书”由原来的单帖扩大到整卷。

其四，确定“镇书”范围及“出装书”馈赠对象，在宋齐恐非完全由皇上钦定，而梁武帝是行家，又研究书学，很可能是由他说了算。

其五，“出装书”的范围可能比“镇书”更大，也就是说，“镇书”是秘藏中的极品，但秘藏书作不只是“镇书”，也可以制作摹本“出装书”。

陶启五即是依据“出装之例”索要阮研书作的摹本，阮研恐怕很难被纳入“镇书”。

此外，“镇书”、“出装书”上的“褾题”、“签署”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三、九封书信的先后次序

陶弘景五封书信的先后，可以“预出装之例”为尺度，索要作品而未明言“出装书”者，在陶启一说“纸卷”之前，明言“书（出）装书”者在其后。

五封之中，仅陶启四索要钟书摹本而不及“出装之例”，当在最先。

陶启三有“第二十三、四卷”的注疏，先后关系比较明确。

陶启二、陶启五都说到“出装书之例”，应在陶启一之后。

有了这样的大体定位，梁武帝的四封书信即可寻查相应的前后关系。

陶启四是收到梁武帝《十二意》摹本的回信。

全篇较长，主要说了四个问题：

（1）评述《十二意》的内容；

（2）分析《十二意》的摹本；（3）赞许三首“圣旨”的字迹；（4）讨论学习“钟法”。

萧启二是收到陶启四的回信，针对篇中所谓《十二意》及摹本、三首“圣旨”的书艺及相关书理，大讲书法理论及“运笔”。

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下文拟分别详述。

陶启四篇末说到学习钟繇时，趁机提出“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

萧启四是答复：

“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但有逸少“多是钟法”的二十许首，个把月内可“帖装”完成当遣送。

萧启二、萧启四均在陶启四之后。

接着萧启二、萧启四的是陶启一。

篇中说“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

陶启四已说到三首圣旨，也就是“神笔三纸”。

这里又说到二首圣旨，其一明显是指萧启二，萧启二对自已的书艺谦虚一番，陶回信便更加赞赏“字字注目”、“画画抽心”；另一旨当是指萧启四，萧启四已有缺佚，恐是遣送“第二十三、四卷”或二卷“纸卷”的书信。

陶启三是送还“第二十三、四卷”及“注疏如别”并摹本，还上呈“许先生书、任靖书”，“许先生”是许谧。

萧启三是回信，将“许、任二迹并摹者并付及”。

这也是礼尚往来，你送还原本并摹本，我也送还原本并摹本。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判别陶启三及萧启三的前后关系。

我们知道，陶启一是收到“第二十三、四卷”的回信，陶启三肯定在陶启一之后，“注疏如别”对《乐毅论》作了鉴定，即陶启二开篇所言“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陶启三肯定在陶启二之前。

萧启一说可以“少留”的“近二卷”，即是“第二十三、四卷”，这就是说还未收到此二卷，即陶启三。

陶启三的“注疏”认为《乐毅论》“非甚用意”、“颇有坏字”，不敢轻言其摹，即没有见到萧启一的鉴定“恐非真迹”。

可见在陶启一与陶启二之间有一段小插曲：

萧启一与陶启三相互不知，恐是在遣送的路途中错过了。

京都与茅山相距数百里，书信送达须费时日，萧启、陶启完全有可能同在路途中。

当时的实情可能是，收到“第二十三、四卷”后即作陶启一，请允许“少留”；又赶紧摹写，并“注疏如别”，完成后还未见到梁武帝的回信，便将原本、摹本及“注疏”一并送还了，而此时梁武帝的回信还未送到。

所以陶启三应排序在萧启一之后，陶启二之前，萧启三则在陶启二之后。

今论者将九封书信设想成一来一往，《法要要录》本的先后次序也是一陶一萧的思路。

其实，京都与茅山书信往来，有可能在途中错过，而且萧、陶二人并非是每函必复。

陶启一即是收到“复蒙给二卷”后的回复。

这很容易理解，先收到“纸卷”二卷，赶紧摹写，尚未“俱了”便延误几日，不料又收到“第二十三、四卷”，这才一并回复。

一来一往的思路，根本无法理解这九封书信，于是出现了九封书信被分割成两次讨论，两次讨论也找不到时间上的关联。

最后一封是陶启五，篇首恐有缺佚，今存本开头说王羲之早年书、“未（末）年书”、晚年代笔人及献之早年仿代笔人等等，据信中所言“今圣旨标（当为“褾”）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这些说法当是“圣旨标（褾）题”。

萧的四封书信未见此“褾题”内容，当另有所出。

陶启五也说到“出装之例”，应在陶启一之后。

陶启一之后给付的羲之书作，有多是“钟法”的二十许首，前面说到当是“第二百七十卷”，永给的“出装书”，而“出装书”可作“褾题”。

陶启五所谓“圣旨标（褾）题”，很可能就出自此卷。

这里陶又在“预出装之例”，索要阮研书作摹本，为了鉴别仿阮研书者。

陶还提出了时间要求，“复蒙垂给至年末间不（同“否”）”，也就是希望在年底以前。

此事未见下文。

总之，这九封书信此（比）较连贯，萧启三篇末署“右三纸正书，二十六日至”，不及月份，可推知书信往来非常频繁，一封接一封，没有什么间隔。

这九封书信实际的先后次序，依写作时间应是：

1、陶启四，2、萧启二，3、萧启四，4、陶启一，5、萧启一，6、陶启三，7、陶启二，8、萧启三、9、陶启五。

此外，还有几封书信散逸，一开始就有五封，萧的“神笔三纸”，陶应有二封回信。

二次遣送四卷的书信，至少缺一封。

遣送“第二百七十卷”还应有一封。

收到逸少飞白一卷，是否“充阁”也未见回复。

索要阮研书摹本，也未见下文。

四、书信往来的缘起

陶启四在九封书信中为最先，开篇云：

“伏览书用（《墨池编》本作“论”，近是），前意虽止二六，而规矩必周，后字不出二百，亦褒贬大备。

一言以蔽之，便书情顿极。

”此“书论”，即是指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之文。

陶的总评是，书法艺术的情理顿时穷尽其极。

这封信是收到《十二意》之后的回复。

信中说：

“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觉劲密。

”其一旨当随《十二意》送达，此前还应有二旨，今不存。

前二旨说什么？

陶的下一封信即陶启一，篇首说到“每惟申钟、王论于天下”。

“每”是多次；“于天下”即包括茅山。

陶启一是收到萧启二的回复。

萧启二讲书理及“运笔”，未及“钟、王论”。

多次“申钟、王论”在哪里？

。

送达《十二意》并书信只一次，前二旨也应有“申钟、王论”。

既然有前二旨，也应有陶回信，今不存，估计也会谈到“钟、王论”。

萧、陶二人有数十年交谊，陶还有“山中宰相”之称，书信往来肯定不少。

除此九封之外，仅存数封，都是相敬以礼。

譬如，梁武帝请陶赴朝中为官，陶上表婉谢，梁武帝作《答陶弘景解官诏》云：

“尚想清虚，山中闲静，得性所乐，当善遂嘉志也”（5），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频繁书信往来，集中探讨书艺，依常理推测，当是梁武帝起头，先透露自已的钟、王新论，试探一下，或征询意见，在得知陶的认同后才拿出《十二意》之文。

《十二意》既是直接起因，便引导着这次集中讨论的走向。

陶启关于钟、王的评价，与《十二意》完全一致。

这有迎合梁武帝的成分，还有明显的过誉，但基本上仍是陶的真实思想。

有了“钟、王论”的契合，讨论才较为融洽，讨论才得以继续，才有了深入探究书理，才有了遣送五卷书作，赏鉴具体作品。

陶弘景收到的《十二意》之文，不是手迹，而是摹本，还存在“採字”问题，颇令人费解。

近见王家葵先生《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研究》（下简称《论书启研究》），对九封书信作专门探讨，重新编排次序，考证写作时间，解说主要内容，给人以启迪。

遗憾的是，该篇将此摹本误解成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文）》（6），结果造成一系列的误读、误判，包括重编次序与考定时间。

《十二意》的摹本问题必须慎重对待。

陶启四在赞扬《十二意》的书论后写道：

今奉此论，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愿以所摹，窃示洪远、思旷。

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当赞仰踊跃，有盈半之益。

臣与洪远虽不相识，从子诩以学业往来，故因之有会。

但既在阁，恐或已应闻知。

摹者所字，採大小不甚均调，熟看乃尚可，恐竟（《书苑菁华》作“笔”，近是）意大殊；此篇方传千载，故宜令迹随名偕，老益增美。

这里是说，看了《十二意》后兴奋不已，便私下将“所摹”给洪远、思旷看。

二人是“均思”者，当有“盈半”之益，这是借用《十二意》中的说法，可明证“所摹”即是指《十二意》。

私下示人不妥，为何要明说？

洪远“在阁”，即是在朝中任职，梁武帝作为至尊，恐已知道，也应该知道此事。

既然洪远已看到摹本，替梁武帝着想，摹本的字“大小不甚均调”、“笔意大殊”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所以建议摹本的书迹应与《十二意》之文相匹配，以流传千载而长久增美。

摹本肯定不是陶所为，而是朝庭（廷）所为。

这有一个疑难，按常规摹本是依原作摹仿，当时的作法是廓填（陶启五称“比郭摹”），怎么会出现“採字”？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对于前代制作诏书的程序、形制、称谓及用纸、用绢等，都有说明，还提到属员“修补制诏匠五十人”。

（7）陶启所谓“摹者”，可能是指这种“修补制诏匠”。

另外，《法书要录》本《十二意》明显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十二意（即“字”）”，即“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每一字下有随文小字注，前无导言，后无结语，未明言何所指；另一部分是“钟、王论”，自成一体，与“十二字”毫无衔接。

这显然不是正规的文章款式，制作这样的摹本，恐怕字迹“大小不均”、“笔意大殊”的问题在所难免。

这仅是一种推测，原本到底如何无法查证。

然而清楚的是，摹本的这些问题，不宜说是摹者的问题，摹者的问题实际上是梁武帝原本的问题，聪明的说法是“採字”的问题。

说完“採字”问题后，紧接着陶就大加赞赏“三旨”的书迹，称“下情欢仰，宝奉愈至”。

陶不愧是作文高手，这一段真是写得一波三折、曲尽真（其）妙﹗

陶论摹本，提出了“迹随名（诗文）偕”说，再作申发，论“三旨”又提出了“意·言—手—笔”说，这两个理论命题都非常精湛。

梁武帝读后，不知是激发起理论思维的兴致，还是激发起不甘示弱的自尊，答启即萧启二，着重阐发书理及“运笔”。

陶启说“规矩必周”、“褒贬大备”，这还不足称道，而真正的“书情顿极”则在此萧启二。

下面将会专门讨论陶、萧二人的理论创见，这里想说明的是，《十二意》之文引出了这次书信往来讨论书法，而真正激发讨论向纵深发展的则是《十二意》的摹本问题。

当然，这种抛砖引玉，是当初梁武帝遣送摹本时所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不能准确的理解“摹本”，就无法判别哪一首萧启是答启。

《论书启研究》正是将此摹本误解为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文）》，就无法解读萧启二，把萧启二中的数句当成陶弘景的“原话”，推论之前还有一首“已佚”的陶启，于是把萧启二列为九封书信之首，反而把陶启四判为萧启二的答启，正好颠倒。

（8）现将信中涉及到所谓“原话”的语句对比如下：

（1）陶启四：

一言以蔽，便书情顿极。

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

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

萧启二：

故宜当微以著赏，此既胜事，风训非嫌云云。

（2）陶启四：

知摹者所采字大小不甚均调，熟看乃可，恐笔意大殊。

此篇方传千载，故宜令迹随名偕。

萧启二：

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老而言之，亦复何谓。

正足见嗤于当今，贻笑于后代，遂有独冠之言，览之背热。

《论书启研究》说：

“最难判断的是萧启二，按书信的体例，‘故当宜微以著赏’云云，‘独冠’云云，均应该是陶弘景来书中的原话，但陶启一至五并未见此类语句，故梁武帝此函所答者应是陶弘景的另一封书信，而此书信已佚。

”笔者以为，“著赏”与后句“风训”相对，意思是提出“钟、王论”即“画龙画虎”之说。

“微以著赏”显然不是陶的原话，这种说法太不恭敬，而作为梁武帝的自谦倒是合情合理。

“风训”也不是陶的原话，而是陶启四中的原意，如“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云云，意思就是“风训”。

“风训非嫌”，是说“风训”没有避嫌、避讳。

全句的第一个字“故”，应训为之所以，而“微以著赏”、“风训非嫌”云云，是梁武帝用自已的话来表达陶启四中的意思。

“独冠之言”也不是陶的原话，而是陶启四中的原意，所谓“书情顿极”、“圣证品析”云云，都是“独冠”的意思。

所以梁武帝谦虚地说，看了使我臊得背都发烧。

最明显的是，“独冠”指《十二意》的书论，与前句“见嗤”云云合观，全句正是针对陶启四所谓“宜令迹随名（文）偕”。

文则“独冠”，使人“背热”，“所摹”则“笔意大殊”，即“见嗤于当今”、“贻笑于后代”。

为何会“见嗤”、“贻笑”？

梁武帝自谦年少时没有认真习字；“画甲子”，大意为幼童一天写二十二个字，（9）“不尝画甲子”，更何论整篇整纸。

值得寻味的是，梁武帝没有诿过于“摹者”以“採字”问题相敷衍，而是自已担当，这自当是别一种境界。

隐士，也有不能免俗的时候；皇上，偶尔也有脱俗的高尚，这是历史的真实。

从这种对照中，我们能够具体地见识陶、萧二人如何围绕《十二意》之文与《十二意》之摹本展开交流、进行讨论，同时还能感受到二人的性情流露。

五、《十二意》与《古今书评》的成文先后

《法书要录》卷二收录梁袁昂《古今书评》，署“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内侍中、尚书令袁昂启”。

篇中说到“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此“钟司徒”即是钟繇，（10）这就为我们探究《十二意》的成文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

今有论者以为《古今书评》在先，梁武帝《十二意》在后，但没有提出具体理由。

《论书启研究》则认为《十二意》在先，也没讲具体理由，只是说袁文“已提到梁武帝的十二意”，并断定《十二意》成于普通四年（523）以前。

检《古今书评》全篇，此文确是“奉敕”而作，但不详敕旨的具体内容，只知道是“遣臣评古今书”，也没明说“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是敕旨的内容，或梁武帝的观点。

这样看来，二篇先后问题尚需专门探究。

（1）《古今书评》所谓“十二种意”，恐怕不是实指什么具体的十二种意。

“十二”可表示极多，是虚指。

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卷九收无名氏《歌辞二首》，其二云：

“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

“十二”与“五”相对，当是虚指，意思是极多。

此歌辞曾被后人记于梁武帝名下，不可信，大概是齐梁以前的作品。

（11）西晋·傅玄《筝赋》：

“玄（一本作“絃”）柱十二，拟十二月。

”又《琵琶赋》：

“柱有十二，配律吕也。

”（12）可知南朝时以“十二”为数极，是比拟一年十二个月，或十二音律。

袁昂所谓“十二种意”，意思是书意非常丰富。

我们知道，《古今书评》的品评方法，基本上是基于整体直观的形象比拟，“十二种意”不太可能是另一种分析性的实指，其表述还特别强调“意外殊妙，实亦多奇”。

梁武帝的“十二意”，显然是实指，“十二意”即十二个“字”，虽名为“意”，实际上是指技巧、规矩，所以陶弘景称“规矩必周”。

从认识发展过程看，当是模糊虚指在前，分析性实指在后。

（2）《古今书评》篇尾总评中提出“四贤”说：

“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而前文的具体评述，比较推崇钟繇，对王献之则略有贬意，如“举体施（拖）沓，殊不可耐”。

这种褒钟贬王，与梁武帝的“画龙画虎”之说也有较大差异。

“龙”指钟繇，高高在上，羲之居中，“虎”则最下，定位非常明确。

尤其是袁昂对晋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