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总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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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总结

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总结

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教育经济学最初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国家,许多教育经济学者一致认为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所著《教育经济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

随后,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在60、70年代达到研究的第一次高峰。

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已近万种（一些学者如舒尔茨贝克尔还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通过对本课程及其研究方法的学习，我发现在“教育经济学”这门分支学科中有这样一个特点：

即西方欧美国家的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它假设人是理性的,而理性人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并把教育看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活动作为研究逻辑起点的,以成本——效益为分析主线,它的整个体系结构是以“投资——产出——利润”过程为系统,把教育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当作一个过程来考虑。

通过学习本门课程，本人的学习总结及相应反思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关于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特征的思考。

我国的教育经济学者在该学科的创立初期,就不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穷人”教育经济学。

学科建设初期主要有两股力量左右教育经济学的建制:

一种观点主张将教育经济学纳入教育科学的体系,成为教育科学中的一门教育交叉学科;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将教育经济学作为一种部门经济学纳入经济科学体系。

学科性质的分歧,恰恰反映了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多源。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早期的教育经济学者在理论体系建设一开始就关注到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本质区别,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教育学为理论指导,吸取西方人力资本的合理内核,把教育过程和物质过程看作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过程,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和教育改革实际,把“教育投入——教育资源利用——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发展科学技术——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当作整个系统来尝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科体系。

二、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特征和进展的思考。

在学习过程，我发现，近几年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不但关注经济环境如何决定经济结果,而且对经济环境中的制度（或游戏规则）如何决定经济绩效更为关注,制度分析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个通用的研究范式是SSP研究范式的兴起。

所谓SSP研究范式,包括三个主要的内容:

首先,状态或环境,包括个人、团体和物品或服务的特性。

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物品或服务的特性都将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相互依赖性并影响着制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其次,结构,即人们一切权利的集合,它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传统的经济理论对于结构的分析主要局限于名义上的生产要素所有制和市场竞争,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表明结构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

使用权和交换权,不同的交易类型、合同规则、税收和公共开支条例,边界问题,制定规则的规则等等。

再者,绩效，指财富在不同的个人（团体）间的分配。

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对绩效的计算应着眼于作为选择者个人的绩效。

总是,在上述分析范式中,状态或环境是给定的,结构则是可选择的,而在状态或环境确定的情形下,所选择的结构决定了最终的绩效。

这种新的研究范式,既可以实证地分析制度的影响,又可以对制度的选择进行规范分析。

这种分析框架对教育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中国正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激烈转型的交汇处,各种社会矛盾或冲突交织在一起,挤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压缩饼干”中。

这一特殊环境与际遇决定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即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中的各种教育经济问题。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是有关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如关于教育经济学基本规律问题的探讨,关于教育产业化问题的探讨;其二是有关教育经济学当前热点问题的研究。

如关于高校扩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现代学校制度创新问题的探讨,关于公办学校转制以及民办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探讨等;其三是有关教育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

比如关于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探讨。

总之，国教育经济学尽管在教育学内没有像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那样成为一门显学,但在学科的发展方面已经获得可喜的进步。

具体说来,与以往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近几年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呈现出如下突出特点。

第一,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从强调单纯的经济定量分析向教育分析和经济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

比如有关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政府教育投资比例问题的探讨、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问题探讨、中国助学贷款问题的探讨以及经济转型期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探讨等都强调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

教育经济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是规范性语言表达,与人们的偏好相关的表达。

二是实证性表达,即回答是什么以及将会怎样的表达,它解决的是理论假设是否被证实或被证伪的问题。

第二，从研究品质来看,诸多研究者从以往注重现有教育政策的趋同与解释,逐步走向对转型教育经济问题的科学预测以及对传统教育管理制度、政策进行积极质疑与反思的方向发展,学科研究的主体性和科学性不断增强。

比如,有关对中国城市教育收益率的实证分析、中部地区大学生私人教育支出和付费意愿问题的研究。

另外，扰以往教育经济学研究有效性的“时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许多研究者不再满足于“书斋式”的统计文献研究,而是走到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一线,进行大量的调查实证研究,不断从简单静态分析向复杂的动态分析转型。

比如,有关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新时期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领域教育供给与需求问题的研究等。

第三,从研究的广度来看,教育经济学不断从过去单纯的宏观研究,向中观层面的省际区域研究、微观层面的学校发展研究方向发展,尤其是微观学校研究的力度不断加强;从注重单纯的新古典的局部均衡分析研究转向注重学校组织特性、合约、学校内部治理、产权、文化等制度问题研究。

比如,有的研究者从教育供给或生产的角度对义务教育领域教育供求矛盾问题的探讨、关于当前民办学校自主发展的产权问题的探讨等等。

同时,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指导性来看,近几年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改以往教育经济学偏重以介绍和应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做法,逐步走向面对转型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实际,发现和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问题,从而迈出了教育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第一步。

相反,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的理论和学说的介绍与引进上,无视中国教育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也不去反思这些理论对解释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药方”是否具有局限性,那么,我们的研究注定只能充当这些药方的“作料”。

第四,从研究的主体来看,教育经济学研究群体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由教育学、经济学出身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展到具有管理学、统计学、数学等专业背景人士的加盟。

比如,新的学科门类的划分把教育经济学归属“教育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隶属于公共管理的门下,这种专业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教育经济学人员的专业背景。

第五,从研究的深度来看,教育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质量不断提升。

比如,有关我国高校内部分配制度改革中激励机制的设计、关于个人能力与教育水平的简单模型的研究颇有见地。

学术问题的“真假”往往决定着研究者研究水平的高低,正如秦辉先生所说的“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

教育经济学研究者要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只有真心置身于转型期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际遇中,直面教育改革的困难与缺失,才能发现与捕捉那些涉及教育经济体制改革大局的“真”问题,研究、思考并提出新的解决思路。

三、关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与改进之处的思考。

尽管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取得这样或那样的成绩,然而,与国外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无论是理论的创新还是研究方法的使用都急待加强。

为此,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

对于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者来说,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给世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这个研究群体的确又丢失了什么?

首先,端正研究态度,摒弃浮躁心态。

在当前社会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学术工作者要敢于对“学术”二字负责,要有积极的学术情怀、高尚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又要建筑扎实的理论功底。

教育经济学的发端是人力资本理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归属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立场问题。

新的学科标准“教育经济与管理”的出现,把教育经济学纳入到公共管理的范围之中,成为公共管理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进而导致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的重新定位问题。

那么,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到底应当是归属于经济学、教育学或者是管理学,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共同探讨。

笔者认为,随着教育经济学研究问题复杂性的加剧,把它归属于上述任何一门人文学科或科学学科都不合适。

相反,如果把它归属于一个涉及教育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交叉学科可能更为准确。

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应当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

如果仅仅将教育经济学视为一门依赖于数理逻辑的科学,离开其它学科有关人类行为问题如人情、伦理研究的帮助,必将使教育经济学囿于自身狭小的经济天地,而难以实现经济最大化的目的。

其次,要改进研究方法并提高研究规范。

无庸质疑,教育经济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缺乏对教育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

教条主义和主观经验主义严重;二是研究方法落后。

从规范研究的视角来看,质的研究范式如现象学研究、人种志研究、个案观察等在研究中用的很少。

三是研究方法运作不规范。

往往是论题前设不清晰,设计不严密,步骤不明确,数据和理论的关系不明确。

四是微观研究不足。

许多研究为宏观和中观研究,具体地分析某一单元教育经济过程和要素的研究比较匮乏。

如学校组织的研究和课堂教学效率问题的研究等。

另外,从研究的创新性来看,教育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需要进行重新认识和构建，否则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文化现实。

传统的经济学只是一种“黑板经济学”,无法解释与预测现实的、复杂的经济问题。

近几十年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市场运行效果是特定市场制度与规则选择的产物。

市场交易源于社会经济中的人类相互依赖性,引起相互依赖性的资源和产品特性是决定制度于绩效间关系的关键。

西方市场经济的规则已经演进了好几百年,每次变革都面临不同的市场与运行效果的选择,仅仅决定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以上所述,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研究教育经济问题,就不仅仅考虑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还要对制约教育成效的制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把对教育经济问题的定量研究与制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第三,加强原创性研究,争夺教育经济学世界话语权。

关键是处理好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经济学界一个主流的看法是:

教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教育中的经济问题的学问。

鉴于经济学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所以教育经济学也就分为宏观教育经济学和微观教育经济学。

其实,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两者并不是根本对立的。

因为许多现实的教育经济问题的解决与把握可能既需要宏观层面问题的探讨,又需要微观层面的分析,二者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对于许多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本着“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原则,或许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