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科学的目标蕴含的结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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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科学的目标蕴含的结论
第六讲科学的目标；蕴含的结论
第三节个案分析
在上一节，我们已经详细描述了我们所提出的“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型”，并对它作出了适当的论证。
但为了进一步理解作为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我们还有必要再对科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作出详尽的分析。
我们且以近代光学史为例。
与牛顿生活在同时代的荷兰科学家惠更斯（ChristianHuygons1629-1695）早就提出了与牛顿微粒说相竞争的另一种光学理论——光的波动说理论。
但是，惠更斯的波动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弱点：
（一）惠更斯实际上认为光波只是一个个突发的脉冲，而并不认为它是具有一定波长的波列。
他自己在《论光》一书中强调：
“……不需要认为光波是以相同的间隔一个跟着一个。
”这就使他的波动说不能解释光的干涉现象。
相反，牛顿却从微粒说的角度出发，发现了牛顿环现象，注意到了光的波动特性（周期性）。
（二）惠更斯虽然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包迹原理，但他没有假定子波可以相干，因而用他的波动说理论甚至不能真正解释众所周知的光线直进现象，而相比之下，牛顿的微粒说对光线直进现象的解释却是直观而自然的。
（三）惠更斯虽然已经很好地描述了冰洲石的双折射现象——一种后来被理解为光线的偏振所造成的现象。
但惠更斯却坚持光波应是纵波。
然而纵波理论是与光的偏振现象不相容的；偏振现象是不能从他的波动理论中获得解释的。
（四）在当时，他的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当时光学研究中已成为热门课题的光线绕射，而这正是牛顿所着力予以解释的。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惠更斯的波动说就很难与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所阐发的内容丰富的理论相匹敌，牛顿也从不把惠更斯的波动说看作是他的理论的真正对手。
牛顿虽然尊敬并高度评价惠更斯的科学工作，把他看作是一位力学家、几何学家和天文学家，但却从不把惠更斯看作是一位光学家。
尽管牛顿并不绝对排除光是以太之波动的可能性，但在牛顿眼里，惠更斯的光学却只能使光的波动说理论威信扫地。
事实上，在牛顿以后的整个18世纪里，在光学领域中始终是牛顿的微粒说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19世纪以后，由于托马斯·杨（ThomasYoung1773-1829）和弗累涅尔（A.J.Fresnel1788-1827）的工作，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首先是托马斯·杨于1801年竖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他一方面通过深入分析牛顿微粒说的困难而使这种困难进一步明朗化和尖锐化，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提出或修正一些辅助假说而大大改善了波动理论从而保护了（甚至也修改了）波动理论的“硬核”。
托马斯·杨尖锐地指出了光的微粒说的严重缺陷，说它不能解释以下现象：
（一）由强光源和弱光源所发出的光为什么有同样的传播速度；
（二）当光线从一种介质射到另一种介质的界面时，为什么有一部分被透射，而另一部分被折射；（三）他自己所发现的双缝干涉现象。
（如果不予深究而接受劳丹的概念，则这些诘难大体上都属于劳丹所说的“经验问题”）与此同时，托马斯·杨大大改进了惠更斯的波动理论，并向牛顿微粒说发动了公开的挑战。
他宣称：
“尽管我仰慕牛顿的大名，但我并不因此非要认为他是万无一失的，……。
我……遗憾
地看到他也会弄错，而他的权威也许有时甚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1。
他沿着惠更斯波动说的思路，进而认定光波应是具有一定波长的波列，首次提出了“光波波长”的概念，并测定了光波波长；他认定光的不同颜色是与光波的不同波长相对应的。
在此基础上，他消除了他曾借以指责牛顿微粒说的那些困难。
特别是在合理地解释他的双缝干涉实验的时候，他又进而提出了光波“干涉”的概念，初步提出了相干性原理，还进一步提出了“光程差”和“半波损失”等重要概念。
由此，他把光的波动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之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拉卡托斯意义下的“进步的研究纲领”。
他不但预见了许多新的现象，而且后顾地解释了以前难以解释的牛顿环和薄膜色彩等现象，认为它们都不过是光的干涉效应。
但是尽管如此，杨对自己的新的理论并不抱太多的希望。
他认为他的新理论要么被忽视，要么受到人们的尖锐批评和反驳，因为这个理论是和牛顿的权威理论相对
立的。
杨的理论提出以后不久，确实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批评和反驳，但真正使他难堪的反驳并不来自单纯维护牛顿观念的人们，而是来自不久就出现的实验观察事实（经验事实）。
当杨的理论刚刚引起争论，就马上引来了实验方面的沉重打击。
1808年12月，法国科学家马吕斯（E.L.Malus,1775-1812）发现了反射光的偏振现象。
马吕斯发现，这个现象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用惠更斯和杨的波动理论（当时仍认为光是纵波）来解释的。
于是他坚持用牛顿的光微粒在进入介质界面时有附加振动（附从波）的理论来解释，并认为，这个实验事实表明，光微粒在遇到不同介质的界面时发生一种横向振动，也就是“偏离”光线运动方向的振动。
所以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光线的“偏振”（“偏振”一词就是这样最初由马吕斯从微粒说的角度上引入光学的）。
这个实验事实确实是与惠更斯和杨所主张的光的纵波理论不相容的，因而引起了刚刚出世不久的杨氏理论的危机。
杨氏自己也重复了这些实验，因而使他自己对波动理论也发生了动摇。
在这过程中，另一位也是在波动说纲领下从事研究的法国科学家弗累涅尔，从另一方面改进了惠更斯的波动模型。
他引进了子波能够相干的抽象假说，从而解决了牛顿曾经指责过的光线直进对于波动说的反常，并在绕射现象方面作出了许多杰出的研究，使光线直进与绕射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现象在一种统一的模型之下获得了“自然的”解释。
为了定量地解释现象，他还建立起构造带理论。
这个理论能够非常成功地解释和预言许多绕射现象及其他光学现象，因而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但是弗累涅尔的成功也仍然不能扫除波动说在当时所面临的基本困难，即它与光线偏振这个实验事实的矛盾。
但是，正当这个矛盾变得愈益尖锐的时候，1816年，他与阿拉戈（O.F.J.Arago,1786-1853）一起又偶然地发现了偏振光的相干现象，这个实验事实令科学界十分困惑不解。
因为虽然光线的偏振看来与波动说（纵波说）相矛盾，但偏振光的干涉似乎又明白地表明它仍然是一种波。
终于，在第二年初，杨在与阿拉戈的通信中提出了光是“横波”的可能性。
当弗累涅尔从阿拉戈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后，他马上看出了杨的这个假说的意义。
虽然他明明知道，光的横波假说将引起一系列概念上的矛盾（相当于劳丹所称的“概念问题”），并且也是与他自己原有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
原因十分明显，为了要使以太传播像光那样的高频横波，必须使以太具有典型的固体特征并具有极高的弹性切变模量。
而当时所设想的“以太”是一种十分稀薄的气状介质。
它只可能传播纵波。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竭尽一切努力为可能有前途的横波假说奉献自己的精力。
他尝试着给光的横波理论设计一种具有极高弹性切变模量的以太动力学模型，并从横波理论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
1818年，他总结了自己若干年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响应巴黎科学院的悬奖征文。
这篇论文，从光的横向波动假说出发，把惠更斯的包迹原理和杨氏的干涉原理结合起来，定量地说明了当时所已知的，然而却悬而未释的各种重要的光学现象，其中包括双折射理论、反射和折射理论、偏振面的转动理论以及他自己新发现的偏振光干涉的定律等等。
弗累涅尔的这篇论文，当时轰动了整个法国和欧洲的科学界。
尽管在当时的法国科学院中，一大批老的有权威的科学家（如拉普拉斯、拉格朗日、泊松、毕奥和马吕斯等）仍然坚持微粒说，并对波动说继续提出反驳，但巴黎科学院还是把悬赏奖颁给了年轻的弗累涅尔。
弗累涅尔的工作（包括获奖后的工作）确实使波动说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以致于20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M·波恩（M.Bohn）在他与沃尔夫（E.Wolff）合著的经典名著《光学原理》一书中对于他的工作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
“弗累涅尔的工作给波动理论奠定了如此牢固的基础，以致傅科和斐索、布雷格特所进行的……冲裁实验，都显得多余了”1。
然而，尽管杨和弗累涅尔的波动说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这种胜利大多是解决了劳丹所说的“经验问题”），但是，它确实又使这一理论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中陷入了深深的概念困难，甚至可以说是陷入在严重的悖论之中而难以自拔。
诚然，在纵波理论之下，产生了劳丹所说的那种“经验问题”，杨和弗累涅尔在经验的压力下提出了光是横波的理论，但这种横波理论虽然解决了许多“经验问题”，却又引起了（劳丹意义下的）深刻的“概念问题”。
因为在当时，不管是微粒说还是波动说，都还是在机械论的研究传统下从事工作。
从机械论的研究传统出发，波动说假定光是依靠以太的机械振动而传播的，而以太被假定为一种气状介质。
然而根据力学，气状介质是只可传播纵波，不可传播横波的。
为了能使以太传播横波，以太介质必须具有固体特性，并且其弹性切变模量必须大得出奇（依据公式
横波的传播速度u与固体的弹性切变模量N和介质密度ρ有关。
由于光速u很大，所以尽管以太介质的密度被假定为很小，但它的弹性切变模量N的值仍必须很大，以致于比钢的弹性切变模量还要大10万倍）。
然而这是不可思议的。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在19世纪继弗累涅尔以后的几十年中，先后有纳维尔（Neville1785-1863）、泊松（Poisson1781-1840）、格林（Green1793-1841）、麦卡拉（Maccullagh1809-1847）、F.纽曼（F.Neumann1798-1895）、斯托克斯（Stokes1819-1903）、凯尔文（LordKelvin1824-1907）、C.纽曼（C.Neumann1832-1925）、斯特拉特（Strad1842-1919）、基尔霍夫（Kirchhoff.G.R.1824-1887）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曾想方设法要为以太介质设计出某种机械动力学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太的胶状介质模型。
它把以太设想为既具有某种流体特性，同时又具有较高弹性切变模量的介质，以便使它可以传递横波。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
这些模型不但都包含了许多牵强附会的（不合理或不自然的）复杂的假
说，并且仍然未能摆脱悖论，以致于造成了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机械论研究传统的危机。
例如，为了要用它来解释光学现象，就必须假定以太充满整个宇宙空间，即假定这种胶状介质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通过天体力学的研究，人们却明白，星际空间对物体的运动并没有阻力。
这就已经是矛盾。
因为依据力学，这种胶状介质是必然会阻滞物体（如行星）的运动的。
为了要自圆其说，只得引进新的辅助假说，即赋予“以太”以一种特殊的性质：
以太粒子与实物粒子不发生相互作用。
于是就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胶状介质何以不会阻滯星体的运动。
但是，问题马上又产生了。
因为光线不但通过以太，而且也通过玻璃和水等等透明物质，然而在这些物质中光的传播速度变慢了。
怎样解释这些现象呢？
这就又必须假定以太粒子和实物粒子之间存在有相互作用。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相互分裂的状态；为了解释自由运动的物体，即各种实体物质（如天体）的机械运动，我们必须假定以太粒子与实物粒子不发生相互作用；而为了解释光的传播，我们又不得不假定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
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而科学的发展是应当排除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的；它追求着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的目标。
对于经典的波动光学理论来说，横波假定和以太假定都是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假定（其他的基本假定还包括力学原理等等）。
按理说，一个理论的基本假定相互矛盾是尤其不能容忍的。
但实际上，19世纪的科学家们尽管把这个矛盾看作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却仍然相当心安理得地接受波动说来作为他们具体的光学探索活动的研究纲领，并且19世纪的科学确实曾因波动说的胜利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种进步至少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光学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的匹配上以及在光学理论的统一性上（从而也在实用性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另一方面是它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提出了更加深刻的“概念问题”，从而把机械论自然观戳得千疮百孔。
这两方面都导致进步。
因为正是它们才导致机械论自然观的破产，导致用新的研究传统去代替机械论的研究传统，导致科学发展中的巨大革命。
因此，我们应得出结论：
劳丹要求科学的进步必须是解决较多的经验问题而引起较少的概念问题，是不合理的。
相反，一种成功的理论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引起深刻的和较多的概念问题，应视为一种进步；这类问题往往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像哥白尼理论曾在广阔的背景上引起了深刻的和较多的概念问题而导致了科学的进步一样，亦如20世纪的量子力学的产生也曾在广阔的背景上引起了深刻的和较多的概念问题并导致了科学的进步一样。
从波动说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中，我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
在科学理论的进步中，作为科学目标的三项要求（三要素）往往并不是同时被满足的。
在某一个暂时的形态下，它往往难免顾此失彼；它有时因在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上的进步而暂时容忍新产生的概念上的困难（即劳丹的“概念问题”），有时也可能因理论上的简洁、优美，被看作有前途而暂时容忍与经验事实匹配上的倒退，并最终在经验内容上也获得重大进展。
所有这些，都可能表明是科学的进步。
第四节蕴涵的结论
我们在前面关于科学目标及其性质和关系的分析，蕴涵着如下结论：
（一）科学的方法无非是实现科学目标的手段；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有利于向着它的目标前进或接近。
但有利于科学向着它的目标前进或接近的手段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因此，从根本上说，评价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的标准不应是一种或一组方法论，而是一组与目标相关的价值。
（二）由于作为科学目标的诸要素是相互制约的，因此，科学发展中相继出现的竞争理论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上可能顾此失彼。
一个后继理论B可能在某些方面优于原有理论A，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暂时劣于A;理论B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调整或修正才可能在总体上或全面地优于A而取代A，而且在竞争中还可能出现另一些理论C和D。
因此，多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在科学中共存是一个规律，除非在一段时间内某理论A全面地优于其他竞争对手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所以，库恩的那种只允许有唯一规范的“常规科学”不符合科学的“常规”历史，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的一般历史进程是不合理的。
由于一个后继出现的理论B在一定阶段上可能仅仅在一些方面优于原有理论A，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劣于A，而在此时，某些科学家却已选取B作为自己的研究纲领，并终于击败理论A而使科学取得进步。
所以，科学哲学中已被提出来的许多评价或选择理论的“合理性”准则（如理论的无矛盾性；当后继理论取代原有理论时，原有理论的经验内容都被保存下来或后继理论的经验内容必须超过原有理论等），从某个阶段上看，都是可以违反的。
因此，把这些方法论信条当作科学中必须遵循的普遍的规范性的准则，将是不严谨的；因为对于所有这些方法论“准则”，总是可以举出反例。
正是在这一点上，给极端的相对主义者费耶阿本德（P.K.Feyeraband）钻了空子，得出了“科学无方法可言，怎么都行”的非理性主义的结论。
科学是有理性可言的，这理性就在于向着它的目标前进。
对于新提出来的竞争性理论，除非它在向着科学目标前进的方向上全面地优于其他竞争理论（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否则，对于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之优劣的评价，只能有延时性的判准，而没有即时性的判准，即常常需要在竞争的过程中“走着瞧”。
因此，对于面临（四）所指的通常情况下工作的科学家，他们对于相互竞争的理论往往不是简单地采取或者接受、或者拒斥的极端态度，而是同时钻研并审度相互竞争的多种理论，对它们有批判地采取兼收并蓄和多方向求索的态度。
而当他们在解决较具体的科学问题的时候，则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同一个科学家，在解决不同问题的时候，将选用不同的理论（尽管这些不同的理论在基本假定上是很不相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其所遵循的原则只是（或主要是）看这些不同的理论在解决相关问题时的效用。
一位当代的量子化学家，他将同时热情而审慎地追索不同学派的量子化学理论，如价键理论、分子轨道理论或配位场理论，而对于价键理论，他也将同时考虑电子对成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或共振论等等不同的理论假说（虽然这些理论分别建基于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模型）。
科学家往往对所研究领域中的各种竞争着的理论或其中的数种理论，采取批判性的兼收并蓄和多向求索的方针，而在解决不同问题的时候，采用不同的理论；科学家们并不绝对地忠诚于某一种理论，也不绝对地予以排斥，而是注重于它们对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用。
科学家们采取这种态度，似乎有一种机会主义之嫌，但从科学本身的目标来看，采取这种态度应被认为是理智的、合乎理性的。
（六）科学理论通常并不会仅仅因为面临反例而被拒斥，也不会仅仅因为获得了广泛的确证而被接受。
它们甚至也不会仅仅因为内部不自恰或与背景理论不相容而被拒斥；在科学的历史上，科学家们往往暂时接受缺乏内部自恰性和外部相容性的理论，而把不自恰和不相容看作是在进一步的工作中待解决的问题。
科学理论的优劣必须从与科学目标相联系的多重价值观上予以评价（见本书第十六章）
（七）在科学发展历史的不同阶段上，对于与科学目标相联系的多重价值的权重可能不一样，它们在历史上可能发生变化。
例如，在牛顿时代的科学更注重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而当科学发展到更成熟的时代，由于理论的高度抽象性，观察经验对于理论的确证与反驳其中间的过渡地带愈来愈宽阔，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爱因斯坦评价科学理论，重视理论的内部一致性更胜于它的外部证实，是这种趋势的典型表现）。
D.夏皮尔虽然注意到了科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科学方法论观念或准则的变迁，但这个现象原则上是不可能由他的信息域理论获得解释的；D.夏皮尔的信息域理论对这个重要现象的解释，既模糊，又包含了逻辑循环。
这个现象只能从与科学目标相联系的历史上的价值权重的变化来解释。
由于历史上对科学的多重价值的权重的变化，所以，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科学也表现出不同的价值目标的追求；在最原始的状态下，它更注重于实用目标的追求，如原始工艺技术及其经验的积累；进而它可能更注重于寻求现象间的经验规律及其解释（科学理论）；当科学更加成熟的时候，它可能更加注重于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甚至追求科学之“大一统”。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现代科学中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理论，它们的方法论原则（包括对它们的检验、评价等等）也会有所不同。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在科学发展的任何阶段上，我们前述的科学目标的三要素都是起作用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对它们的权重发生了变化而已。
要不然，将仍然不能合理地解释历史现象，尤其是它们的细节。
（八）变革科学理论的动因虽然常常起始于要消化经验的反常，即解决理论所蕴涵的结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
但理论变革的更深刻的原因却往往在于追求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的要求。
因为经验上的反常总是可以被消化的。
但是如果为了消化反常而使理论变得愈来愈复杂，附加的辅助性假说愈来愈多并且愈来愈牵强附会，甚至导致了破坏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或与背景理论的严重不协调，那么，这个理论或背景理论的危机就加深了，另辟蹊径作新的设想（根据新的模型）以解决问题的愿望将强烈起来，最终终于会提出新的能与之竞争的理论来代替原有的被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弄得千疮百孔的旧理论。
这就造成了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库恩虽然指出了“科学革命”这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但却未能说明它的机理。
作者在于1995年出版的《近代科学中机械论自然观的兴衰》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在本书第十七章中，对“科学革命”的机制作出了更合理而详尽的说明）。
（九）正如前已指出，科学中的“问题”是一个派生的概念，他应当被更基本的概念所定义。
在日常语言中，“问题”是一个多义词，不加定义地把它引入到科学哲学中来，势必会造成概念的模糊和混乱，影响理论的清晰性和严谨性。
劳丹的“解决问题的科学进步观”和他的理论评价模式，其根本的困难就在于此。
（十）尽管评价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的标准最终应是一组与科学目标相关的的价值，但对于科学理论的评价与选择并非不能找到一组相应的方法论准则。
这组准则，可以简要地归结为：
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选取相对地具有高度可证伪性、高度似真性和尽可能大的逻辑简单性的理论。
这组准则，与劳丹所提供的评价和选择理论的准则大相径庭。
但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复杂而且重要，我们在本书的第十七章中将另做专门的讨论。
第五节科学中产生问题的通道
以往的科学哲学理论不能说明科学的目标与科学问题的关系，从而也不能真正说明科学中何以会产生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将产生问题。
我们的理论将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回答。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科学所追求的总目标是如下三项的合取。
即
（1）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包括理论在解释和预言两个方面与经验事实的匹配，而这种匹配又包括了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2）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的要求；（3）科学在总体上的实用性。
以上三条可以说是科学在其发展中永无止境的目标。
在各个不同时代，各个从事具体研究的科学家虽然不一定都清楚地理解科学的这些目标，但却往往以这些目标的要求作为潜在的预设，从分析各该时代的具体的科学背景知识中提出“问题”（指科学探索性问题。
下同），在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中设定了他们所要求达到的具体目标。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就成了科学在向其总目标前进之路上留下的无数脚印和大大小小的里程碑。
容易明白，正是这个过程，构成了科学进步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具体地理解科学目标与科学问题的关系，下面我们将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为了易于理解，我们先以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的过程为例作一分析。
在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的场合，魏格纳首先面对的问题,显然会是如何解释他所观察到的奇特现象A1，即“南美洲东海岸与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凹一凸地相互对应，似乎可以拼合在一起（即A1），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记作“P1”）为此，他需要提出某种试探性的理论和假说（TT1），例如，他猜想“这可能是由于南美洲东海岸与非洲西海岸原来就是一体（联合古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而分裂并漂移开来了”。
这种试探性假说TT1，相当于我们在本书下一章“科学中问题的结构与问题逻辑”中讨论问题的求解机制时，所说的那种对于问题的主观解SO，也就是我们在本书第十六章中所提到的对于问题的“试探性解决方案”。
由于从事实到理论并没有逻辑的通道，所以，从提出这一类问题P1，到设想出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寻求这类问题的解，这在原则上是没有逻辑通道的。
因为它有时甚至可能产生于某种直觉或突然的顿悟。
作为魏格纳所提出的问题P1，它的初始的“当前状态”SPO就是某种奇特现象A1知而未釋，其“目标状态”St是要求构建一种理论去解释A1（这是由于以科学总目标作为潜在的预设而发生的）。
TT1是作为对于P1的试探性解决方案而提出的，如果TT1能合理地解释A1，即与A1相一致，那么TT1就能作为Spe并且达到Spe=St，即解决了问题P1。
TT1就被认为是P1的一个解。
对于TT1作为一项研究成果的评价，仅仅需要考察它是否解决了P1，而并不需要对如何达到TT1的方法、程序和手段提供说明并对之作出评价。
但是，作为一项解释性理论TT1提出以后，势必会暗含一个TT1的解释域①，因此根据科学总目标作为潜在的预设，又会要求TT1与它的解释域中的其余现象相一致（或相匹配）。
如果不一致，TT1在解决P1时已经获得的似真性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因此就会产生对TT1做进一步检验的问题。
它要求以解释域中的其他相关现象来回答“是否TT1？
”或“TT1是否为真（似真性意义上的或与经验事实相一致意义上的真）？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P1’,它以已有试探性理论TT1,并且其真假（似真性意义上的或与经验事实相一致意义上的真假）未经严格检验，作为新的认知过程的“当前状态”，而以检验TT1的真假作为“目标状态”。
它相当于波普尔知识增长模式（P1－TT－EE－P2）中的EE过程。
在经过了一定的检验过程EE1以后，不管TT1是否在这些检验过程中获得了通过，都可能产生新的问题P2。
例如，在魏格纳所面临的认知过程中，如果他的TT1在检验过程中获得了通过，那末就会导致这样的进一步的问题P2：
是什么原因导致联合古陆分裂并漂移开来了呢？
由此，又会要求提出某种新的试探性理论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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