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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下
第17课 昌盛的秦汉文化
（二）（下）
（一）上部分
（二）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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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洛阳白马寺和最早来华的两位高僧
洛阳白马寺位于洛阳市东郊，距城12公里，是我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
据传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一说十年，公元67年）派蔡愔、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后携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归国，遂于洛阳雍门外3里御道之南创建此寺，加以安置。
白马寺的名称当是后起的。
据说原寺是仿照印度袛园精舍的样式建造的，今已不存。
现在寺内的建筑、雕塑、碑刻等多系明、清遗物。
寺门两旁有传为摄摩腾和竺法兰二僧的墓。
佛教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发源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为该国太子乔答摩·悉达多（后被佛教徒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所创立。
其基本教义认为，现实人生就是“苦”，生老病死等等全都是苦。
痛苦的原因由每个人自身的“惑”（指贪、痴等一切烦恼）、“业”（指一切身心活动）造成的。
“惑”“业”引起的善恶行为，又产生轮回报应。
摆脱痛苦的唯一道路，就是学习佛教经典，遵守戒律，打坐静修，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进入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涅槃”或“解脱”。
这种教义，要求人们放弃对现实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弃对现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而追逐虚无的“不生不灭”。
它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不断传播，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
其分布的范围大体是：
中国大部分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中国的西藏、内蒙古和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区，是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中国的傣族聚居地区和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
近代以来，佛教也传入欧美各国。
佛教对我国文化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哲学方面，佛教的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人生论、认识论和辩证法，都曾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例如我国传统的儒、道两家哲学原本缺乏独立的认识论。
佛教的唯识法相宗，长于名相的分析，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极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从而弥补了我国哲学的不足。
又如以华严宗为代表的佛教辩证法，以“圆融无碍”为核心理念，打破了一切人为的界域，将差别、矛盾、对立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这又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的辩证法。
在文学方面，不少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经，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
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意境、新的文体、词语等。
如《法华经》《维摩洁经》等激发了神魔小说创作的热潮，汉末“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禅宗的思想，对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演述佛事的变文的出现，推动了后来的平话、小说和戏曲几种文学体裁的发展。
至于佛教对我国文学创作命意遣词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如世界、无常、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相对、绝对、大千世界、清规戒律、一针见血等都是直接来自佛教的词语。
另外，佛教还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用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在艺术方面，随着佛教的传播，兴起了建塔造像的佛教艺术，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塔寺建筑。
其中有不少仍保存至今，成为我国一些地区的风景名胜。
世界闻名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更是我国雕塑艺术的宝库。
由于佛教宣传的需要，壁画和版画也发展起来。
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皆以擅长佛画而知名于世。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刊印在佛经上的释迦说法图。
佛教禅宗的思想，还影响到王维一派的文人画和宋元以后的写意图。
古印度和中亚的佛教音乐和舞蹈，也逐步传入中国，在寺院的宗教活动中进行表演。
唐代的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
在天文、医药等方面，佛教的影响也十分突出。
8世纪的高僧一行，制定《大衍历》，测定子午线，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至于医药，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医方，仅隋唐史籍的记载就达十余种。
藏语系佛教的《大藏经》，更是保存了大量医学著作。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起源于外国而后再传入中国的。
道教则是植根于中国、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
道教的思想，主要渊源于道家思想和方士所鼓吹的神仙思想和方术，此外还吸收了古代的宗教思想和巫术以及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等的思想资料。
道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受到过佛教的影响，如在北魏寇谦之以后，模仿佛教仪节，建立了祈祷、礼拜、诵经等一套完整的科仪戒律，但其主流则是中国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张陵
张陵（34—156），又叫张道陵，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
入过太学，通达五经。
汉明帝时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
顺帝时客居四川，在鹄（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学道。
永和六年（141）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24篇，自称出自太上老君口授，并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创立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尊为“太上老君”。
后被道徒尊为天师，其子孙也世代袭用天师的尊号，所以五斗米道后来也叫做天师道。
道教主张修身养性，炼制药丹，以求得道成仙
道教追求的目标是得道成仙。
道教不像佛教等其他宗教，把人生看作是无可留恋的痛苦，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天国，幻想死后灵魂得救。
相反，它认为生活在现实的世界是一件乐事，死亡才是痛苦的。
所以道教的教义是乐生、重生的。
所谓成仙并不是说死后灵魂升入“仙境”，而是指使人的形体长生不死，永远过着超脱自在，不为物累的仙人生活。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呢？
道教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规律，但通过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是可以做到益寿延年，长生不死的。
修炼的方法多种多样，精神修炼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所谓精神修炼，就是通过修身养性，除去物质名利的欲念，达到清静无为的境地，乃可长生不死。
服食丹药是另一种重要的修炼方法。
丹药也叫“金丹”，用炉鼎烧炼矿石药物（主要是铅汞）而成，说服之可令不老不死。
这种丹药又叫做外丹，还有内丹，即把人体比作炉鼎，以炼体内的精、气、神，达到长生的目的。
这种“冶炼”内丹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气功。
外丹的主要成分是铅汞，服食者往往中毒致死。
南宋以后，外丹便衰落下去，逐渐被内丹所代替。
道教尊老子为教主
老子是思想家，不是宗教家，他并没有从事什么宗教活动。
但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老子和庄子都把“道”说成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支配宇宙的法则。
道教把“道”进一步抽象化、神秘化，使之成为一个玄妙莫测的最高精神实体。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重视养生之道，道教也吸收过来，并加以发展，为它的各种方术披上理论的外衣。
因此，道教徒便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拉进道教，奉为教主。
东汉顺帝（125－144年在位）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奉老子为教主，称他为“太上老君”。
这是老子被尊为教主之始，但仅限于汉中地区，中原广大地区的教徒信奉的是另一教派太平道，太平道的经典《太平经》没有多少老子的思想，教徒也不以老子为教主。
到桓帝（147—167）时，由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亦作‘浮图’‘佛图’，即佛）老子。
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列传》）。
此后，老子便被越来越多的道教徒所尊奉。
道教对我国文化也有深远影响
道教是植根于中国本土，发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宗教。
它诞生之后，就对中国文化直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国文化随处可以见到道教影响的印迹。
在哲学方面，道教的宇宙发生论、生命哲学和实践功夫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
唐末五代及宋初道士陈括创无极图，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为宇宙发生顺序。
后来宋明理学家即取此说顺行为宇宙发生论的典型理论框架。
道教以精、气、神为生命三要素，主张“性命双修”，既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又重视生理健康的养护，这对宋明理学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从单纯的心性之学向兼重养生、炼形等方向发展。
在文学方面，道教的影响极为广泛。
许多收入《道藏》的神仙传记，如汉代刘向的《列仙传》、晋代葛洪的《神仙传》等，都是文笔优美的散文，是具有独特风格和价值的文学作品。
道教还深刻地影响到民间文学和文人的创作。
我国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人物有以如来佛和玉皇大帝为首的佛、道两个系统；《水浒传》里有《张天师祈禳瘟疫》《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公孙胜斗法破高廉》等章回；《三国演义》有诸葛亮预断凶吉、呼风唤雨等情节；《红楼梦》有形影相随的一僧一道，无不反映出道教的影响。
道教还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家艺术想像力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李白诗作中那种瞬息万变的丰富想像力，就同他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有着明显的关系。
在艺术方面，道教的宫观建筑和雕塑绘画艺术，丰富了中国的园林和艺术，山西永乐宫壁画至今仍是受到世人瞩目的艺术殿堂。
广泛吸收各地民间音乐乃至西域音乐而发展起来的道教音乐，不仅涌现了像阿炳（《二泉映月》的作者）这样的著名音乐家，而且还保存了《玉音法事》《大明御制玄教乐章》等许多乐谱，这些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宝贵遗产。
在科学技术方面，许多炼丹家往往兼攻化学、药物学和医学，如晋代葛洪不仅著有《抱朴子内篇》，记载了他对炼丹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化学变化的认识，还撰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神仙服食药方》等多种医药书籍。
孙思邈对医药的研究更为精深，被后人尊为“药王”。
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道教方士在炼制丹药中发明的。
不少道士还精通天文历算，据说祖冲之就可能是道家信徒。
道教讲究养生之道，保存并发展了气功，也对中国的人体科学做出了贡献。
此外，一些道士还发展了中国的拳术，如北宋张三丰就是武当内家拳的创造者。
秦始皇和汉武帝派人寻求仙药
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后，盼望能长生不老，于是神仙学说便走进了咸阳宫，许多方士纷纷声称自己握有方术（也称仙术），能通神仙，能求不死之药，使人服后飞升成仙。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八年），齐地方士徐福等上书，声言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仙人居之，他就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神仙及不死之药。
后来，又陆续派遣方士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入海求仙药。
秦始皇还亲自几次到海上，“求仙人羡门之属”、“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
不得，还至沙丘崩”（《史记·封禅书》）。
可谓至死不悟。
西汉初年，经济残破，统治者无力大事铺张。
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他为长生不老，又大搞起求仙寻药的活动。
沉寂了一个时期的方士再度活跃起来，“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史记·封禅书》），上疏言神怪奇方的术士多达万人，著名的有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
汉武帝令其入海寻找神山，均无效验。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他听从田千秋的劝谏悉罢求仙之事，但对方士仍加笼络，还是希望能遇上真正的神仙。
董仲舒也宣扬迷信思想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曾著《春秋繁露》一书，认为天和人是息息相关，可以互相感应的。
皇帝是代表天意来统治人间的，其治绩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天。
因此，天经常用符瑞或灾异表示自己的意志，表达对君主的希望或谴责。
他强调说：
“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学说。
《春秋繁露》还宣扬其他的迷信思想。
例如说，天旱时，作一条土龙，就可以求雨。
又如说，人的身体百骸，都像天地自然。
天圆地方，所以人也是圆颅方趾。
一年有360日，所以人体也有360根骨头。
如此等等。
王充
王充（公元27—97？
），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一个从事过农业和商业的平民家庭。
自幼刻苦读书，博通百家之言。
在洛阳学习时，他买不起书，就到市上的书铺去看书。
王充受过豪强士族的欺凌，和下层人民有过接触。
他一生写了很多书，宣扬唯物论，反对鬼神迷信，但流传下来的只有著名的《论衡》一书。
王充在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的战斗中，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
他不只用唯物的观点说明世界的构造、生成，而且进一步说明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关系。
他的形神关系学说，直接打击了当时的鬼神迷信思想。
他的积极战斗精神，为后来的唯物论者树立了榜样。
王充的唯物思想，把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司马迁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
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
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
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
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
同年，开始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
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今，掌管皇帝的文书机要。
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佚，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
《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作《报任安书》，叙述他下狱受刑后发愤修史的抱负说：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向）异也。
……仆窃不逊（不谦逊）……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全书五十二万多字，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
本纪记述历代帝王的事迹；表是春秋以来历代帝王和侯国的大事记；书记述天文、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世家主要记述诸侯王国的事迹；列传记述各种重要人物的事迹。
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中心，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所以称之为纪传体。
纪传体是司马迁首创的体例，《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这种体例一直被历代的史学家沿用。
《史记》的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中叙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的动荡、秦的兴亡、西汉的建立与巩固，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西汉中期约二三千年的历史。
司马迁的基本观点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承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作用。
因此，《史记》虽以大量篇幅叙述帝王将相的活动，但也用相当的篇幅写了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社会中下层人物的事迹，并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歌颂。
《史记》的《陈涉世家》，详细叙述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经过，热情颂扬了他们的业绩。
肯定了这次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作用，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首先起来反抗）”，还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对暴君酷吏，司马迁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史记》不仅揭露夏桀、商纣、周厉王和秦始皇的残暴行径，还特为酷吏立传，斥责他们残害人民的罪行。
不仅如此，《史记》还敢于大胆抨击当代最高统治者的丑恶行为，“不虚美，不隐恶”。
如对汉武帝，一面肯定其“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历史功迹，一面也在《平淮书》里揭露他晚年由于穷兵黩武、奢侈浪费、财政困难而加紧搜刮人民的情况，并在《封禅书》里无情地抨击他一味迷信、梦想会见仙人的荒唐事情。
《史记》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描述，栩栩如生，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东5公里。
这是秦王赢政称始皇帝二年后，由丞相李斯主持，大将章邯监工，征发了七十多万民工，不惜耗费巨资修建的大型墓地。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宴寨公社西扬生产队社员在秦陵东侧发现了这座面积有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约有六千多个随葬品的一号兵马俑坑。
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在兵马俑坑附近陆续发掘了三个俑坑，其中一个俑坑未建成，只有二号、三号坑有随葬品。
一、二、三号三个俑坑陈列着8000个兵马俑，容貌不同，神态各异。
整个场面壮观无比，好像驻在京城外的宿卫军，又好像秦始皇当年内平六国，外御匈奴的军阵场面。
课本彩色插图“秦始皇陵出土的武士俑”是一号兵马俑坑的阵容，俑坑阵锋向东，展现统一东方六国的威武阵势。
前面有一条东西宽3．45米，南北长60米的长廊。
有三列横队，每列70个身穿战袍的陶俑。
其后是东西向的过洞，排列着挂剑执矛的铠甲俑和多乘战车相间的38路纵队，似为军阵主体。
纵队之间有隔墙，陶俑、陶马就放在宽3．25米的九条过洞内。
这些兵马俑是用黄泥雕塑，而后用火烧制而成的。
兵俑体形高大，造型逼真。
从这些陶俑中间，还有一匹匹形同真马大小的陶马，马高1．25米，长2米。
它们昂头坚耳，马鬃分飞，从外形可以看出是一种能跑善战的良种战马。
马后还有战车遗迹。
整个兵马俑坑生动地表现了秦始皇的恒赫军势，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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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佛教是什么时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
佛教是何时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历来说法不一，有三代以前、春秋、战国、秦始皇时和两汉之际诸说，至今迄无定论。
众所周知，佛教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创立于古印度，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被奉为国教。
前256年，阿育王发起并派人主持佛教的第三次集结后，佛教始走出印度，向周围国家传播。
持秦代以前佛教已传入我国中原的几种说法，时间或在佛教创立之前，或早于佛教外传之时，而难以成立。
至秦始皇时，尽管佛教正从印度向外传播，但连接中原与中亚、南亚的丝绸之路尚未开通，说当时佛教已传入中原地区，也难令人置信。
上述种种说法，显然是一些佛教徒为了与道教争夺地位而编造的，不足为信。
史学界和佛学界一般都支持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原的说法。
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西域的大月氏、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为流行。
此时，连接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为佛教的东渐创造了条件。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入汉，曾向博士弟子秦景宪（景卢）“口授浮屠经”。
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一说十年，公元67年）遣蔡愔、秦景等赴天竺问佛求法，至大月氏迎回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等（《魏书·释老志》），返归洛阳后建白马寺以居之。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四川、江苏、山东等地都发现过东汉的佛像，表明佛教已在中原一些地方流传开来。
图画说明
青城山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西部都江堰市西南，距成都市68公里，号称“天下第五名山”“西蜀第一山”，是我国道教一大名山。
图为青城山山门。
青城山是邛郲山脉南段的东支，以海拔2434米的赵公山为主峰，周围约120余公里。
青城山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成都载天山”。
青城山历史悠久，闻名天下，尤以道教文化遗产丰富著称。
据有关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张陵（即道教祖师张道陵）来到青城山，对此地土著蜀氐羌人的“五斗米道”（亦称“鬼道”）进行了改造，创建了道教。
《后汉书·刘焉列传》记载：
“（张）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
陵传于衡，衡传于鲁。
”鹤鸣山即今青城山的一个支脉。
张陵在青城山得道后，道教日渐兴盛，他后来被信徒尊称为张天师。
以后张氏后人世袭“天师”称号，他们虽移居江西的龙虎山，但历代天师都要到青城山来朝拜祖庭。
青城山留下了不少有关道教始祖张陵的胜迹，在天师洞内，就有隋大业（605～618）年间雕制的张天师的石造像。
天师洞前，还有传为张道陵手植的汉代银杏树。
至于有关这位道教创始人的种种传说，更是多如牛毛。
青城山林木茂密，山色清秀，有“青城天下幽”之称。
山上道教宫观林立，前山有长生宫、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圆明宫、玉清宫等，后山则有飞仙观、圣母洞、太清宫等。
这些宫观、洞府与青城山一道早已成为游览胜地。
司马迁采访史迹
这是根据《史记·魏公子传》中“吾过大梁之墟”访樵夫问故事的记载，在1959年创作的，作者为郑慕康、汤义方。
画中描绘了青年时期的司马迁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向樵夫采访史实的情景。
秦陵的四个兵俑
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一个显著特点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
其中武士俑大致可分为军吏俑、着甲步兵俑、立式弩弓俑、蹲式弩弓俑、骑兵俑、车士驭手俑等7类，每类之中，又有几种不同的头像模型。
这些兵俑的眉眼、鼻翼、胡须等被形象刻画，塑造出将士们坚毅勇敢、沉着机智、威武刚健的性格，同时又通过不同的衣冠服饰，表现出不同的级别身份。
例如：
第1个（从左至右）为将军俑，其身材魁伟高大，膀阔腰圆。
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双手下垂，笔直肃立，两眼注视前方，表现了他治军有方、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
第2个为跪射俑，高1．2米，他身穿铠甲，双目直机前方，显得格外机智勇敢。
第3个为立射俑，高1．8米，身穿短战袍，双手作持弩发射的准备姿势，双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表现了他精明强干的气质。
第4个为车士驭手俑，双手作驾车的姿势，身穿比较厚的衣服，能挡御风寒。
他双眼平视，稳坐在车前，显得沉稳，十分自信能把车驾好。
以上这四种兵俑，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这种静态的雕塑给人以动的感觉，可谓匠心独具。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在今河南登封嵩山脚下，建于北魏正光六年（520年），是我国现存大型古塔实物中年代最早的一个。
此寺塔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总高约39．8米，底层直径10．6米，内径5米多，壁厚约2．5米。
塔基、塔刹为石质，塔的主体部分即塔身为砖砌。
第一层塔身特别高大，四个正面开辟有贯通上下两部分的塔门。
下段其余8面均为素面灰黄色砖砌，无装饰；上段为整个塔身的装饰精华所在，在拱门以外的8个面上，各砌出单层亭阁式方塔壁龛，刻作壸（kǔn）门和狮子装饰。
第一层塔身以上做成15层紧密相接的塔檐，每一层檐之间只有一小段短短的塔身，几乎看不出塔身形状。
塔檐之间每面各有一小窗，但多数仅具窗形，象征塔的层数，并不用来采光。
此塔外部原为白色，塔内为空筒式，直通塔顶。
塔刹为石制，分刹座、刹身、刹顶三部分，刹座饰成仰莲的须弥座，刹顶为巨型宝珠。
嵩岳寺塔整体轮廓为和缓的流线形，端庄秀丽，设计水平极高，是我国古塔中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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