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最大共识是没有共识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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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最大共识是没有共识等

国企改革最大共识是没有共识等

　　中国将进入“地方计划经济”时代?

　　这些分歧仍是表面,根本上的不同或许在于理念或信仰?

　　《南方周末》报道:

在李荣融卸任第一任国资委主任的第一个周末,京城一批经济学家、法学家,以及多位国资委官员和前官员,坐在一起就国企的下一步改革展开了激烈交锋。

　　这次交锋达成的最大共识居然是,国企改革已没有共识。

在关于国企改革的几乎一切问题上,各方分歧难以弥合。

首先是如何评价这几年国企增长的业绩。

捍卫者称,现阶段国有经济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保证了一个稳定的执政基础,对中国整个转轨经济发挥了不能低估的作用。

　　批评者则认为,国企因为垄断,因为享受了政府在土地、信贷、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的特殊待遇而“虚胖”,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更大的不公,压制了民营企业的成长空间,并引发了公权力的危险扩张。

批评者认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做大做强”,要坚定地退出一般竞争性市场领域,给民营企业让出舞台。

而且,如果退的话,必须修宪,即修改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而捍卫者则声称,当下中国民营企业大多尚未走出家族管理模式,法治社会尚未成熟,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只会导致更具权贵资本主义特点的寡头经济。

此外,全球竞争又时不我待,在培养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使命上,央企责无旁贷。

还有人称,国企没必要退出,让“国有企业”去意识形态化,允许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

　　第三种改革思路是社会化,即通过社会化实现“全民所有”。

其手段又各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既有继续实行国企的股份制改造,通过上市达到公众所有,也有建议要停止国有股上市,把国有股划归社保基金,从而达到人人有份。

以上所有这些分歧仍是表面,根本上的不同或许在于理念或信仰,即国有体制和市场经济兼容,到底是中国改革的倒退,还是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如若成功将可能改写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伟大实践?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中国将进入“地方计划经济”时代?

　　本次区域规划,由于几乎每个省都有份,地方之间短兵相接。

未来,这种直接的空间、地理竞争,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

　　财经网日前刊登罗天昊的文章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飞跃,亦崛起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角洲,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中,突然之间出台了将近二十个国家性的区域发展战略。

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正从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均衡发展战略,向未来时代的全面发达挺进。

但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突然如天女散花般到处飞舞,亦颇多失策。

　　大跃进式的区域规划存在隐忧,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其中利弊,尚难在今日断定。

由于短时间区域规划过多,最后导致每一个区域都难以获得来自中央的资金和政策上的足够支持,亦难以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区域。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时间过短,很多概念性的发展战略在现实中难以落实,甚至在一些区域规划中,存在着众多争议。

天女散花式的国家规划有其天生的局限,而从集中优势到分散优势,从有限区域到全国普惠,亦致使一些地方面临对于资源、政策、发展的更为剧烈的竞争。

　　本次区域规划,由于几乎每个省都有份,地方之间短兵相接。

未来,这种直接的空间、地理竞争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

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县域竞争。

而在这些众多的国家级规划出台之后,未来的地方竞争必然升级,由县域竞争上升为省域竞争。

几乎与本轮国家级区域规划大跃进同时的,是各个省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大跃进。

画圈式的各地“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落实到省一级的行政主体。

在争取到了国家级规划,要到了招兵买马通行证之后,各省投资方面的“军备竞争”,亦将升级。

　　未来的中国农村将是什么样子?

　　凤凰网财经日前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的文章说,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国的农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有人认为应该是高度繁荣、发达,主要原因是我国整体经济会越来越好,农村也不会例外;但也有人认为未来我国农村会陷入到相对衰败之中,原因是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村基本上都遵循类似的规律,还没有发现例外,我国应该也不会。

我是后一种观点的赞成者,近几年在几个相对发达国家的实际游走经历也基本上证实了这种规律。

意大利的农村虽然硬件很好,道路、地下管道等基本设施都很不错,但人气很不足,农村基本上没有年轻人,都走完了,只剩下那些热爱老屋的老年人留守。

但同时大量的城市居民却在“返乡”,到农村去买地买房,搞起了有机农业与农家乐,在周末或者夏季休假时到农村住上一阵子,吃吃有机蔬菜水果,享受一下农村的田园风光。

后起发达的韩国,其农村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农村陷入没有人气的相对衰败之中。

韩国的农村一直得到国家的重金投入,基础设施条件很好。

但在农村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基本上是老年妇女的天下。

　　我国的情况与意大利与韩国相比,未来的农村走向不会演生出别的规律。

但长远来看农村会陷入相对衰落之中并不是说未来不应该对农村再投入了。

我国农村担负起解决粮食安全的重任,农村大量的土地要用来生产粮食。

另外农村建设好了,优美的环境宽广的土地和新鲜的空气也是窝居城市的居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毕竟回到大自然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农村是离大自然最近的地方。

　　李副总理为何不提经济适用房?

　　《国际金融报》日前发表周俊生的文章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江苏省常州市主持召开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强调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表示今年全国要建设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等580万套。

在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中,没有提到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出现的经济适用房,这表明,一度受到政府重视的经适房已经不再列入保障性住房的范围。

　　出现这种变化,显然与长期以来经适房所遭遇的瓶颈性问题有很大关系。

即以上海来说,最近首批经适房试点在进入购房签约阶段后,即遭遇了部分购房者无力偿还后续房贷的现实问题。

在一些城市,购买经适房的队伍中出现了大量并非低收入的人群,即使不考虑其中可能存在的以权谋私等腐败因素,也表明在低收入者望经适房而兴叹的情况下,非低收入者就有了混迹于经适房购买者队伍的可能。

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开发商还是银行,都各自作出了一定的利益牺牲。

作为政府来说,它不是一个市场机构,其本身没有经济利益,因此它的让利实际上是利用了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但将公共资源倾斜于整个购房群体中并不是最底层的一个特殊群体,这是有违社会公正原则的。

而对于开发商和银行来说,它们都是市场主体,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在要求它们让利的同时,必然也会将其他公共资源向它们作出倾斜。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清一个道理,经济适用房是介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中的一种产物,在市场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的当下,它面临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便是必然的了。

因此,经济适用房逐步退出政府的保障性安居住房的发展范畴,应该是大势所趋。

　　神木做得到,为何国家却做不到?

　　人民网报道:

郭宝成,这个因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而全国闻名的县委书记,现在已经退居二线,到榆林市人大常委会任职。

虽然离开了实权部门,但郭宝成表示,自己将在人大的位置上更好地为全民免费医院、为民生事业鼓与呼。

他预言,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为期不远了。

“‘十二五’期间肯定会有一些地方借鉴‘神木模式’”。

　　郭宝成直言,神木免费医疗的模式,中国所有县级以上的单位都可以借鉴推行。

“说到底钱,是基础,但神木不是最富的地方,而且现在任何一个县,哪一个县拿不出1.5亿元的钱来搞免费医疗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问题,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

”郭宝成说,中国目前应该继续解决的是三大问题:

第一是教育问题,第二是医疗问题,第三是住房问题。

“教育问题,国家有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

住房问题,是大城市的问题。

我们县及县级下,这个问题并不突出,最应该解决的是人民群众几千年来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实行了这条办法以后,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郭宝成说自己计算了一下,按照神木人均400元的标准,国家一年拿出3500亿元足矣,富裕地方自己还可以在拿一点钱。

　　总而言之,民生问题必须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必须解决。

“以神木一年半的例子可以说明,民生建设的投资是高回报投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消费也可以拉动,经济也可以持续发展,人的因素在生产力方面还是最活跃的。

”

　　美国人不“炒房”的五个原因

　　《中国证券报》日前发表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的文章说,美国人并不“炒房”,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

美国地广人稀,房地产供给相对充分。

因此,土地的稀缺性以及房产的供求关系,直接决定了地价与房价水平的高低。

　　原因之二:

目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与加速城镇化时期,工业化用地与城镇化用地“需求”的不断膨胀,是造成地价与房价节节攀升的最直接原因。

只要工业化不止、城镇化不歇,人们对房地产的投机需求就没有尽头,地价与房价就会不断上涨。

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

随着工业化进程结束,人口城市化进程同步完成。

自此,来自工业化用地与城市化用地的需求基本消失,地价与房价进入相对平稳、均衡的新时代。

　　原因之三:

在中国,不仅投资渠道单一,而且投资市场狭小,投资者别无选择,除了炒股,就是炒房。

与此相反,美国的投资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运作规范成熟。

它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现货市场（股票、债券和基金）,而且拥有世界最大的衍生市场（期货、期权和远期）。

无论是从投资渠道来看,抑或是从市场容量来看,它都能满足来自全世界投资者的各种投资与投机需求。

　　原因之四: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为养老而投资更从容。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城乡差别大,中国人“买房养老”成为自我保障的一种重要形式。

尤其是中国股市投资风险太大,因此人们更偏好“买房储值”。

　　原因之五:

美国开征房产类资本所得税,炒房所得大部分缴税。

在中国,股市与房市均未开征资本所得税,这也是人们炒股、炒房行为疯狂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的教训:

　　盛世之后是大乱?

　　一个社会经济体在其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到底是自然资源枯竭使其不可持续,还是社会矛盾激化使其不可持续?

　　《时代周报》报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日前指出,GDP增长能否说明一切,还要看经济结构是不是合理,社会各方面是不是和谐。

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认为之前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社会矛盾这么大,群体性事件这么多,腐败程度这么深,即便是如一些人说的现在远超汉唐盛世,也要听听“盛世危言”吧。

我们集全国之力,耗子孙能源资源,过多压低了劳动报酬,过多让利于资本收益,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可持续吗?

　　如果不居安思危,认为现在样样都好,什么都不用改了,那就非常危险。

历史上的中国往往盛世之后就是大乱。

一个社会经济体在其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到底是自然资源枯竭使其不可持续,还是社会矛盾激化使其不可持续?

　　从历史上看,主要还是后者。

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永乐辉煌、康熙富贵,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鼎盛之后的大乱是由于自然资源枯竭造成的?

都是社会矛盾加剧造成的。

　　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文明完全由于资源枯竭而灭亡。

苏联解体是因为能源短缺吗?

巴西停滞不前是因为生态破坏吗?

我记得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读到罗莎?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里的一段话,非常惊讶。

她说:

“一个党,不允许有其他声音,这样下去表面上说现在代表着无产阶级,但是当革命的热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被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

　　此书是1919年写的,十月革命正是蒸蒸蒸日上的时候啊,多么深邃的历史眼光!

等到苏联经济发展了,谁把罗莎?

卢森堡那话当回事了?

经过了70年,回过头来看,确实,当革命热情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