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高三散文阅读王小波作品素材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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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高三散文阅读王小波作品素材选

散文阅读素材

1.文明与反讽

据说在基督教早期,有位传教士(死后被封为圣徒)被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着,准备拿他做一道菜。

该圣徒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还纹丝未动,就说:

喂!

下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

烤肉比厨师还关心烹调过程,听上去很有点讽刺的味道。

那些野蛮人也没办他的大不敬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宽容。

人都在烤着了,还能拿他怎么办。

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过不去。

烤肉还没断气,一棍子打下去,将来吃起来就是一块淤血疙瘩,很不好吃。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

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

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

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这种幽默──所以,幽默的圣徒就这样被没滋没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谈谈反讽──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谁知动笔一写,竟写出件烧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让我们进入正题,且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

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

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

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作白肉。

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

这么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毛病。

照我看,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

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

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的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

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读物。

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情……

坦白地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读了不少──你爱说我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我不爱看色情书,但喜欢这种逆潮流而动的事──看了一些就开始觉得没劲。

这些小说和时下书摊上署名“黑松林”的下流小册子还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

其中有一些书,还能称得上是种文学现象。

有一本还有剑桥文学教授作的序,要是没有品,教授也不会给它写序。

我觉得一部份作者是律师或者商人,还有几位是贵族。

这是从内容推测出来的。

至于书里写到的事,当然是不敢恭维。

看来起初的一些作者还怀有反讽的动机,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写乱写;搞到后来就开始变得没滋没味,把性都写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

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的风气又是一变。

无论是机场还是车站,附近都有个书店,布置得怪模怪样,霓虹灯乱闪,写着小孩不准入内,有的进门还要收点钱。

就这么一惊一乍的,里面有点啥?

还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以及它们的现代翻写本,这回简直是在犯贫。

终于,福尔斯先生朝这种现象开了火。

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国人并不陌生,《法国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娇》,国内都有译本。

特别是后一本书,假如你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原本,才能觉出逗来。

有本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写一个光棍汉绑架了一个小姑娘,经过一段时间,那女孩爱上他了──这个故事被些无聊的家伙翻写来翻写去,翻到彻底没了劲。

福尔斯先生的小说也写了这么个故事,只是那姑娘被关在地下室里,先是感冒了,后来得了肺炎,然后就死掉了。

当然,福尔斯对女孩没有恶意,他只是在反对犯贫。

总而言之,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

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就如美国人说的,散发出屁眼气味──我是福尔斯先生热烈的拥护者。

我总觉的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当然,你要说福尔斯是反色情的义士,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有权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无趣处理解。

但我总觉得福尔斯要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恐怕也不会满足于把鸡腿叫作黑肉。

他总要闹点事,写地下小说或者还不至于,但可能像王尔德一样,给自己招惹些麻烦。

我觉得福尔斯是个反无趣的义士。

假如我是福尔斯那样的人,现在该写点啥?

我总禁不住想向《红楼梦》开火。

其实我还有更大的题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几年兴文化衫,有人在胸口印了几个字:

活着没劲,觉得自己有了点幽默感,但所有写应景文章的人都要和这个人玩命,说他颓废──反讽别的就算了罢,这回只谈文学。

曹雪芹本人不贫,但写各种“后梦”的人可是真够贫的。

然后又闹了小一个世纪的红学。

我觉得全中国无聊的男人都以为自己是贾宝玉,以为自己不是贾宝玉的,还算不上是个无聊的男人。

看来我得把《红楼梦》反着写一下──当然,这本书不会印出来的:

刚到主编的手里,他就要把我烤了。

罪名是现成的:

亵渎文化遗产,民族虚无主义。

那位圣徒被烤的故事在我们这里,也不能那样讲,只能改作:

该圣徒在烤架上不断高呼“我主基督万岁”,“圣母马利亚万岁”,“打倒异教徒”,直至完全烤熟。

这个故事也变得很没劲了。

2.北京风情

我小时候住在成方街,离北京的城墙很近。

就在这条街的尽头,城墙塌了一个口子,沿着一道陡坡,躲开密密麻麻的酸枣刺,就可以上到城上。

城墙上面是宽阔的大道,漫地的方砖中间长满了荒草。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来攻打北京,看到了这座城墙。

有个联军的军官在日记里写道:

这是世界上最宏伟的防御工事——他是对这城墙的高度发出的感叹,而我对城墙顶上的广阔感触很深。

那上面是一片荒无人迹的辽阔的地带,走上半小时碰不见一个人。

后来我在美国,和台湾来的同学聊天,说到梁思成先生曾建议把北京的城墙改作高速公路,那同学笑了起来,说道:

梁先生的主意真怪,城墙顶上还能修马路吗?

这位同学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看到过很多城墙,那上面都修不了马路。

我也到过世界上很多城市,见过很多古城墙。

罗马城的城墙算是宏伟的了,假如有两个帕瓦罗蒂那样的人在上面并肩行走,就得掉下来一个。

难怪没见过北京城墙的人要不信在上面可以修马路——其实不仅能修,而且修出来会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文景观之一。

过去,在北京三十四中附近的城墙里有个很大的仓库,里面放了军火和汽油。

有一天爆炸了,三十四中的师生出来救人,赢得了很大的荣誉——他们学校有间荣誉室,里面挂满了那回得来的锦旗。

我插队时和三十四中的学生在一起,听他们说过自己母校的光荣史。

这说明城墙顶上不但能跑汽车,肚子里还能修仓库。

像这样的城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可惜已经被拆了个精光。

没有了宏伟的城墙、寂寞的城楼,北京城是一座没有了历史的城市。

有些人会说,它怎么会没有历史——历史写在纸上。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我到过很多城市,就我所见,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它的建筑。

北京城就其本来面目来说,是一座硕大无比的四合院。

没有了城墙它就不成个样子。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部历史有一半写在故纸上,还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是缺少了一部立在地上的历史,可以供人在其中漫步。

我小的时候,北京不但有城墙,还有很多古老的院子——我在教育部院里住过很久,那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

傍晚时分,燕子在那里表演着令人惊讶的飞行术:

它以闪电般的速度俯冲下来,猛地一抬头,收起翅膀,不差毫厘地钻进椽子中间一个小洞里。

一二百年前,郑王府里的一位宫女也能看到这种景象,并且对燕子的飞行技巧感到诧异——能见到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

很遗憾的是,现在北京城里盖满了高楼,燕子找不着自己住过的屋檐,所以也很少能看到了。

现在的年轻人读到“似曾相识燕归来”,大概也读不懂了。

所幸的是,北京还有故宫,还有颐和园。

但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燕子,总是一种缺憾。

3.个人尊严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

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

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

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

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

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和,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

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

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

说白了就是:

无尊严就是有尊严。

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在我。

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我们就不必细说×革中、×革前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到了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

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举个小点的例子,每到春运高潮,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辆硬座车厢里挤了三四百人,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

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起,好像一个团,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

当然,只要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

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

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

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

现在北京的公厕正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

假如外国人不来,厕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还没有改。

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都对黄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我。

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

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上也这样讲。

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味。

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之处,虽然一句话说不清,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

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

这种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

唉!

北京市这是怎么搞的嘛!

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份,也有点当真。

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损失,并为此焦虑着。

当然,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

当然,现在我把这做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

但也有种好处,我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面目。

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

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

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

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则是外国人,或则曾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

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

笔者自己曾在外国居住四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开心。

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

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

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

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待。

这里既有其一的成份,也有其二的成份;而且归根结蒂,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

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

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

我的算法是:

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

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觉。

4.文化之争

罗素先生在《权力论》一书里,提到有一种僧侣的权力,过去掌握在教士们手里。

他还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教士的后裔。

另外,罗素又说,中国的儒学也拥有僧侣的权力。

这就使人想到,中国知识分子是儒士的后裔。

教士和儒士拥有的知识来自一些圣书,《圣经》或者《论语》之类。

而近代知识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一部分人,手里并没有圣书。

他们令人信服,全凭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可以取信于人。

奇怪的是,这后一种知识并不能带来权力。

 

把儒学和宗教并列,肯定会招来一些反对。

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

但它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会乱作一团,什么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

这个神话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

罗素说,对学者的尊敬从来就不是出于真知,而是因为想象中他具有的魔力。

我认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

当然,就所论及的内容来说,儒学是一种哲学,但是圣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些断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

假如不把统治的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会坚信不移。

 

罗素所说的“真知”是指科学。

这种知识,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学会。

众所周知,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价值的领域。

因此有人说它浅薄。

不过,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时间去学,就会发现,它和儒学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住。

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

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

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

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

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

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英文。

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

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当个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稿酬。

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

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

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

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

更重要的是,科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某种精神的复制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

因为西方知识分子搞出了这种东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

假如我们相信罗素先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拆了自己的台。

可恨的是,他们不但拆了自己的台,还要来拆中国知识分子的台。

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也要来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从近代以来,就有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

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

而此种争论总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传统哲学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争”多少有点名不副实。

在争论之中,总要提到中外有别,中国有独特的国情。

照我看,争论中有一方总在暗示着传统学术统治的魔力,并且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离开了这种魔力是不行的。

假如我理解得不错,说中国离开了传统学术独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

其一是说,作为儒学传统嫡系子孙的那些人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成。

其二是说,整个中国的芸芸众生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行。

把这两件事伙在一起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

如果分开来说,第一个问题就很是明白。

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后,就沦为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

对于这种状况,罗素先生有个说明:

“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感到不满。

”他说的是西方的情形。

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

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

至于第二个问题,却是越说越暧昧难明。

我总是在怀疑,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一个问题,嘴上说着第二个问题。

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道,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

军事家有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

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

晚生以为,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

在传统这个战场上,儒士比别人有利。

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绝这种挑战。

前不久晚生参与了一种论战,在论战中,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传统,让男主外女主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

很显然,在传统这个战场上,男人比女人有利。

我虽是男人,却站到了女人一方;因为我讨厌这种阴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

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

但很遗憾的是,事实远不是这样。

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

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

让我们假设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此人就可能掌握权力。

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圣贤中,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

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

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

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

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

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

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

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

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

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

至于这种知识的发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

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这种权力。

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

“无耻之耻,无耻矣。

”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

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

我只能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

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

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

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盼望好一点的东西。

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也配!

——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

 

5.对待知识的态度

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当时没有什么知识,就被当做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插队。

插队的生活很艰苦,白天要下地干活,天黑以后,“插友”要玩,打扑克,下象棋。

我当然都参加——这些事你若不参加,就会被看做怪人。

玩到夜里十一二点,别人都累了,睡了,我还不睡,还要看一会儿书,有时还要做几道几何题。

假如同屋的人反对我点灯,我就到外面去看书。

我插队的地方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海拔2400米。

夜里月亮像个大银盆一样耀眼,在月光下完全可以看书——当然,看久了眼睛有点发花——时隔20多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如今,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

旧事重提,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是如何“自幼有志于学”。

现在的高中生为了考大学,一样也在“熬灯头”,甚至比我当年熬得还要苦。

我举自己作为例子,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是多么诱人。

当年文化知识不能成为饭碗,也不能夸耀于人,但有一些青年对它还是有兴趣,这说明学习本身就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学习文史知识的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

学习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现在以至广阔无垠的未来。

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个例子。

在欧洲的内卡河畔,有一座美丽的城市。

河的一岸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城;另一岸陡峭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城堡的废墟,墙壁上还有炸药炸开的大窟窿。

照我这样一说很是没劲,但你若去问一个海德堡人,他就会告诉你200年前法国大军来进攻这座城堡的情景:

法军的掷弹兵如何攻下了外层工事,工兵又是怎样开始爆破——在这片山坡上,何处是炮阵地,何处是指挥所,何处储粮,何处屯兵。

这个200年前的古战场依然保持着旧貌,似乎依旧硝烟弥漫——有文化的海德堡人绝不只是活在现代,而是还活在几百年的历史里。

与此相仿,小时候我住在北京的旧城墙下。

假如那城墙还在,我就能指着它告诉你: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克天津,破廊坊,直逼北京城下。

当时城里朝野陷于权力斗争之中,偌大一个京城竟无人去守……此时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营官不等命令,挺身而出,率健锐营'霆字队’的区区百人,手持新式快枪,登上了左安门一带的城墙,把联军前锋阻于城下,前后有一个多时辰。

”此人是一个英雄。

像这样的英雄,正史上从无记载,我是从野史上看到的。

有关北京的城墙,当年到过北京的八国联军军官写道: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防御工事。

它绵延数十里,是一座人造的山脊。

”对于一个知道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他也不会只活在现在。

历史,它可不只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其实我更该谈谈科学,说说它如何使我们知道未来。

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

这门科学一日一变,越变越有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更舍不得死……学习科学技术,使人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

但我恐怕说这些太过专业,所以就到此为止。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

这话虽不错,但也有偏差。

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

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无知的人不可解。

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

大概是因为我曾独自一人度过了求知非法的长夜,所以才有这种想法……当然,我的这些说明也未必能服人。

反对我的人会说,就算你说的属实,但我就愿意只生活在现时现世!

我就愿意得些能见得到的好处!

有用的我学,没用的我不学,你能奈我何?

假如执意这样放纵自己,也就难以被说服。

罗素曾经说:

“对于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

”他的本意恰恰是劝人不要放弃求知这一善行。

抱着封闭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6.有与无

我靠写作为生。

有人对我说:

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生活!

我虽然长相一般,加上烟抽得多,觉睡得少,脸色也不大好看。

但若说我已是个死尸,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

人既没有死,怎么就生活了呢?

笔者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如果说这种生活就叫做“没有”,则带有过时的意识形态气味——要知道,现在知识分子也有幸成为劳动人民之一种了。

当然,我也可以不这样咬文嚼字,这样就可以泛泛地谈到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有”,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无”;换句话说,哪种生活是生活,哪种生活不叫生活。

众所周知,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远、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些死人经常诈尸。

——我老婆也做过这样的事,因为她是社会学家,所以就不叫体验生活或者诈尸,而是叫做实地调查——fieldwork。

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我却没有。

有一次,我老婆到一个南方小山村调查,因为村子不大,所以每个人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

随便哪个人,都能把全村每个人数个遍,别人的家庭关系如何、经济状况如何,无不在别人的视野之中;岁数大的人还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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