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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
《西厢记》所演述的崔张爱情故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流传过程。
最早见于中唐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写张生始乱终弃。
作者着力宣传男尊女卑和女人是祸水的滥调，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但客观上写莺莺美丽、多情、善良，通过其悲剧暴露社会的冷酷。
宋代秦观、毛滂将其改写成歌舞曲【调笑转踏】，赵令畤又作１０组【蝶恋花】鼓子词用说唱文学的形式演唱崔张故事，并开始有同情崔莺莺的倾向。
出现以戏曲形式表演崔张故事的作品，最著名的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宋金期间勾栏瓦舍中通俗文艺演唱崔张故事的不少，南宋有宫本杂剧《莺莺六么》，金院本有《红娘子》、南戏有《张珙西厢记》，最著名的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对其故事再创作，扩展为一部五万字的讲唱文学巨著，增情节，改造人物，将其写成一个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赋予了它反封建的主题。
《诸宫调》对崔张故事作了根本改造，歌颂其追求婚姻自由的精神，但作品中的老夫人还没有成为封建家长的典型。
她在张生请兵时只答应“继子为亲，并未许婚、赖婚。
她发觉了张生和莺莺关系后，并没阻挠他们成亲。
也没有逼试，而是张生自告奋勇提出得官后再成亲，张生轻薄迂腐，性格不够统一。
莺莺还有功名思想，红娘也只是个次要形象。
在结构上拖沓冗长，喧宾夺主，如法聪率众僧战孙飞虎的描写等。
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的总结性的再创造。
王实甫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发展在于：
1、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情节，使结构更完整，情节更集中。
例如，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一事占了相当长的篇幅，它实际上是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王实甫毅然将它压缩得很短，这样就使主线更为分明突出。
2、主要人物的立场更鲜明，从而加强了戏剧冲突。
在《西厢记》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阵营，一以张生、崔莺莺、红娘为代表，一以老夫人为代表。
王实甫将这两个阵营的人写得泾渭分明，态度毫不含糊，并以此来展开矛盾冲突。
3、情节安排、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更为精致完美，并增加了一些喜剧色彩。
例如，利用景物来表现情感是《西厢记诸宫调》的一大特点，王实甫在《西厢记》中也大量运用了这一手法，但比较一下两部作品的“长亭送别”就可以看出，王实甫写得更细腻，更优美。
《西厢记》规模宏大，有五本二十一折，在元杂剧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
它是元杂剧四大爱情戏中最杰出的（《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西厢记》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反封建主题，它反映了青年一代要争取自己的美满婚姻和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矛盾。
大胆地唱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张。
这是它的表层意义。
但《西厢记》之所以长演不衰，还另有其原因，即它表现了人类社会一个普遍现象——爱欲与文明的冲突。
人有爱的欲望，这种欲望本质上是向往自由的，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为了种种目的，往往制定出许多制度、观念来限制规定爱欲，因而二者之间就形成了冲突。
这种冲突往往能穿越时空，引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共鸣。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是爱欲的代表，老夫人等则是人类文明的代表。
《西厢记》的戏剧效果就来自于这两者的冲突。
《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
现存版本都是明刻本，在流传中经过后人的修改，但仍保留了王实甫原作的基本面貌。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耶若清溪发表于2007-8-1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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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的作品：
一种主要采用史传文学及唐人传奇的体制，以人物生平遭遇为中心，有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篇幅比较长。
一种以记事为中心，多描绘一个场面或记述某些事件，情节简单，篇幅适中，受古代记事散文影响较明显。
一种则是保留魏晋“残丛小语”的形式，多为偶记琐闻，写法亦属粗陈梗概，一鳞片爪，故篇幅短小，但其中亦不乏寓意深刻之作。
其中第一类作品成就最大。
一、描写爱情婚姻，表现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1、描写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作者理想的爱情
《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如《婴宁》、《莲香》、《香玉》都在没有恋爱自由的当时写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
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地追求心爱的人，并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
如《香玉》中的黄生在劳山下清宫中爱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为他人移去，他日日临穴哭吊，终于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宫中。
《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使桑生害了重病，当她不得不忍痛分手之后，却“愤不归墓，随风漾泊”，终于游至张家，借尸还魂，和桑生结成了美满姻缘。
在《小谢》中，作者更写出男女双方经过一段自由接触逐步发展了爱情的故事。
女鬼秋容、小谢和陶生开始只是师友相处。
后来陶生因事入狱，秋容、小谢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抢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
他们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互助，发展了爱情，才结为夫妇。
这在男女被绝对禁止社交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封建婚姻的决定权操在父母之手。
可是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和渴望。
2、揭露封建社会对青年爱情生活的阻碍，表现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
描写爱情主题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鸦头》、《细侯》、《连城》、《宦娘》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鸦头》中的狐女鸦头是一个敢于反抗家长淫威的女性形象。
《细侯》则揭露了富商大贾对青年幸福的破坏和妓女细侯的激烈反抗行动。
《连城》写乔生和连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尤为曲折动人。
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的诗得到女儿连城的喜爱，史却以乔生家贫而不许婚。
乔生深感连城知己。
后连城病死，乔前往临吊，一恸而绝。
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好友顾生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相携回到里门：
连城曰：
“重生后，惧有反复。
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
”生然之。
偕归生家。
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
女曰：
“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
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
”相将入侧厢中。
生默定少时，连城笑曰：
“君憎妾耶?
”生惊问其故。
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
请先以鬼报也。
”生喜，极尽欢恋。
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这一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也突出表现了二人争取自由婚姻的坚决斗争。
3、肯定女子的见识才能，写女子能“识英雄于尘埃”
这正是作者寄托孤愤的一种表现形式，为此蒲松龄塑造了许多身份、个性不同却能看重贫寒文人、慧眼识人才的女主人公。
《素秋》中素秋只愿嫁给贫寒的读书人，不愿嫁入富家侯们。
《封三娘》中狐女封三娘谈选择夫婿的标准时说：
“以才色门第，何患无贵介婿，然纨绔儿数不足数。
如欲得佳婿，请无以贫富论”，她认为穷书生孟安仁有才气，一定会中举，并主动嫁给了他。
《青梅》写一个身为奴婢的狐女青梅劝小姐阿喜嫁给贫穷书生张生，阿喜担心张生贫穷终生，被人们取笑，坚决不同意。
青梅便主动嫁给了张生，并帮助张生中举成名。
蒲松龄赞扬说：
“独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
4、进步的爱情婚姻观
（1）大力肯定对真挚爱情的追求。
《香玉》中写黄生与牡丹花妖香玉真诚相爱，以致在香玉死后又使她复活的故事，表达了“情之至者，鬼神可通”的思想，高度肯定了真挚爱情所具有的力量。
《鸦头》中狐女鸦头对于母亲强加给自己的卖身命运作拼死的反抗，决不屈服。
当她找到了“诚笃可托”的贫穷书生王文时，便大胆主动地追求，甚至主动与之私奔，并说“从一者得何罪？
”蒲松龄对鸦头这种背叛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大胆举动给予了大力肯定，说“灭理伤伦，其何足怪？
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类所难，而乃于狐也得之乎？
唐太宗谓魏征更饶妩媚，吾于鸦头亦云。
”
（2）肯定了男女知己之爱及真诚友谊。
《瑞云》中的爱情描写一反郎才女貌的俗套，大胆肯定青年男女之间互为知己的知己之爱。
妓女瑞云名噪一时，她却对达官贵人十分冷淡，而对穷书生贺生寄予真情。
因贺生无力替她赎身，二人未能成婚。
后来瑞云得了奇怪病症，变得丑状类鬼。
贺生却仍不改真情，不顾别人讥笑，为她赎身，并娶她为妻。
当自惭形秽的瑞云主动劝贺生娶妾时，贺生说：
“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
”坚决不娶妾。
《连城》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点，即知己之爱。
它比之向来“郎才女貌”的爱情，有更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3）此外，蒲松龄还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纯真友情。
《娇娜》中孔生与狐女娇娜患难与共，结成了真挚的友谊。
娇娜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主动给孔生治疗毒疮；为了救娇娜，孔生勇敢地与恶魔作拼死斗争。
蒲松龄说：
“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
”《乔女》中孟生把丑女乔女为知己，孟生死后，乔女主动抚养孟生的孤儿长大成人，并帮助其追回被抢夺的财产。
二、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
蒲松龄由于科举失意，长期为官宦人家私塾教师，这对《聊斋志异》创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对科举制的抨击与批判，反映了科举的弊端是《聊斋志异》的一个主要内容。
1、揭露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
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
《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
最后只能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
作者指出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于去恶》）之流，不是眼瞎，便是爱钱。
《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抨击了考官的有目无珠。
《司文郎》的讽刺尤为辛辣尖刻。
作品写一个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的瞎和尚，在嗅过王生的文章后说：
“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
我适受之以脾。
”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
“勿再投矣!
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
”可是榜发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生落第。
和尚闻讯叹道：
“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
“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馀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禄之徒以八股文为敲门砖，在猎取工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录取凡庸之士。
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
2、批判以功名利禄为念而醉心科举的人物
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反动本质是为统治阶级选拔忠实的奴才，从而像后来的吴敬梓那样，根本否定这一制度。
但他对那些只以功名利禄为念而醉心科举的人物，是有所认识和批判的。
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考试之后的醉卧中，梦见自己中了进士，殿试为翰林，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骤起扑打，结果摔倒在地。
作者用这个醉梦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这类士子。
《续黄粱》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宫之后，听见术士说他有宰相之分，便兴高采烈地说：
“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
”后来在梦中作了宰相，却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权奸。
作者最后也用地狱惩罚了他，并说：
“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
”
3、赞扬不肯向科举制度低头的士子
作者对那些不肯向科举制度低头，不屑“易面目图荣耀”的士子，则给予热情的赞扬。
《贾奉雉》中的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
后来他“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中经魁”。
可是当他回头来看这些文章时，却“一读一汗，自觉无颜见人，终于“遁迹丘山”而去。
贾奉雉的入山，说明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绝望，却还找不到当时士子离开科举之后的出路。
这在《罗刹海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罗刹国所重，“在文章，而在形貌”，而形貌又是以丑为美。
十四岁便有文名而又面目较好的马骥在这里被看作“怪物”。
与罗刹国相反，在作者所幻想的“海市”里，马骥被视为“贤才”、“文学士”，得到龙君的赏识，拜驸马都尉，名噪四海。
作者于篇末悲叹道：
“花面逢迎，世情如鬼。
……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
呜呼!
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
”正说明这幻想的破灭。
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
由于蒲松龄身居下层，深知民间疾苦，所以《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揭露黑暗之作。
1、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
《聊斋志异》的再一重要主题，是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
这类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
《促织》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人民十分典型的一篇。
由于皇帝爱斗蟋蟀，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宠，胥吏的借端勒索，逐至“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成名一家便是这无数受害家庭中的一个。
成名因为买不起应征的蟋蟀，受尽官府的杖责，奄奄待毙。
后来历尽艰辛，捕得一头，却不幸又被儿子不小心弄死：
儿惧，啼告母。
母闻之，面色灰死，大哭曰：
“业根!
死期至矣!
而翁归，自与汝覆算耳!
”儿涕而出。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
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住；既，得其尸于井。
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
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
这就是“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剧。
后来成名的儿子复活，魂灵化为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被毁灭的命运。
这只蟋蟀献入宫中后，得到皇帝欢心，抚臣受名马衣缎之赐，县宰也以“卓异”上闻。
这不仅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压榨的残酷，也充分说明了那些官僚是怎样飞黄腾达的。
另一篇作品《席方平》则揭露了封建官府的暗无天日，人民在这里含冤莫伸。
作品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某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搒掠而死。
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隍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莫伸，反遭种种毒刑。
作品虽写幽冥，显然是影射人世。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府没有任何是非曲直，钱就是理。
正如灌口二郎神判词所说：
“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
”如果说《促织》表明了封建统治机构——各级官府是为皇帝掠夺人民服务的工具，那么《席方平》便表明了它同样也是为地主豪绅欺压人民服务的工具。
此外，《聊斋志异》还在不少作品里揭露了贪官蠹役、土豪劣绅种种压迫人民的暴行。
《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过百天，便杖杀五十八人。
《梅女》中的典史为了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出人命。
《梦狼》写世上的贪官都是吃人的老虎，蠹役都是吃人血肉的狼，在他们大吃大嚼下，出现了“白骨如山”的惨象。
土豪劣绅也和贪官蠹役一样横行霸道。
他们的牛践踏了别人的地，还要串通官府把别人关进监牢（《成仙》）；因为争夺一个妓女，土豪劣绅便随便打死人（《向杲》）。
他们看上别人的东西，可以“举付健仆，策马竟去”（《石清虚》）；看中了别人的妻子，就公然闯入人家抢劫（《红玉》）。
作者通过这一幅幅画面真实地揭露出了封建社会“强梁世界”的本相。
2、揭露统治阶级人物灵魂的丑恶
揭露统治阶级人物灵魂的丑恶，《考弊司》、《公孙夏》都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面目。
考弊司司主虚肚鬼王实际上却以割髀肉勒索贿赂，堂下却立着“礼义廉耻”的碑碣。
某贵官以五千缗卖出一个官缺，却勉励买者做官要“清廉谨慎”。
《窦氏》则揭露了统治阶级人物的卑鄙残忍。
地主南三复诱骗了农女窦氏，生下孩子后却不承认，窦父大怒，弃儿扑女：
女夜亡，视弃儿犹活，遂抱以奔南。
款关而告阍者曰：
“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
彼即不念我，宁不念儿耶?
”阍人具以达南，南戒勿纳。
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
质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
这种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正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本性。
四、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聊斋志异》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而且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
席方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他为了伸冤，从城隍到冥王，层层上告，不肯罢休；受到械梏、笞打、火床、锯解等种种毒刑，仍不屈服；两次被押送回阳世，他又都逃回去，直到冤屈昭雪为止。
席方平这种“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顽强斗争精神，表现了对压迫者的刻骨仇恨，也反映了我国人民传统的高贵品质。
《向杲》中向杲的化虎报仇也表现了同样的精神。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塑造了许多反抗的女性形象，如梅女、侠女、张氏妇、商三官等。
商三官的形象尤为突出。
她为了给父亲报仇，竟女扮男装学做优伶，终于在仇人诞辰，登场作戏，手刃了仇人。
五、赞扬人民道德情操的高尚
它也是《聊斋志异》重要主题之一。
歌颂人民高尚道德品质的作品很多。
如《娇娜》写狐女娇娜与书生孔生之间真诚的友谊，《王六郎》中写溺死鬼王六郎与渔夫许某之间的真挚友谊。
此外，《崔猛》中写崔猛为人打抱不平，报仇雪恨；《宦娘》中写宦娘成人之美，这些都和统治阶级人物道德的堕落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中许多形象都优美动人。
除了上述重要主题外，《聊斋志异》还有一些有意义的篇章。
如《颜氏》写孤女颜氏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而官至御史，大大超过了丈夫的才能，表现了作者的民主思想。
《画皮》、《黑兽》等则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寓言。
《画皮》教人要透过外貌看到本质；《黑兽》说明面对强暴决不可延颈受死，对封建社会被宰割的人民有一定启发意义。
《贾儿》塑造了一个有胆量、有智谋、勇于同恶事物斗争的儿童形象，可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读。
《偷桃》、《口技》描写了当时卓越的民间技艺，表现了我国人民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
六、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
著名的有《崂山道士》、《画皮》等。
《崂山道士》告诉人们：
学任何东西都必须不怕艰苦，持有恒心，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学习中满足于一孔之见而吹牛皮，必然碰壁。
《画皮》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
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
《水浒》主题论
紫萸天香发表于2007-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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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是描写北宋后期山东梁山地区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
虽说都是在长期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而成，但它的内容来源同《三国》不一样，后者有丰富的史料来源，是从历史到文学；而前者则是从传说到文学。
故《三国》的结构统一，思想倾向也相对单纯。
而《水浒》则保持着单篇连缀而成的较原始的面貌，思想倾向也异常复杂。
1、“忠义”说
Ａ、忠义的赞歌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
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
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
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
Ｂ、忠义的悲剧（参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49页）
金圣叹《水浒传序》不同意“忠义”说：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
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
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
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
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
宋江等一百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
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
2、“发愤”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是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3、“诲盗”说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是书）不但邪说乱世，以做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树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
臣故曰：
此贼书也。
?
?
?
《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情焚毁水浒传题本》，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4、农民起义说
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杨绍萱、王利器、冯雪峰、等学者先后提出“农民起义”说或“农民运动”、“农民革命”说。
称《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文学形象为手段所作出的一个总结”；“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等。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豫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采纳了这种观点。
但也有人不同意“农民起义”说（参明代文学研究）。
5、投降说
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水浒》是歌颂投降主义行为的。
毛泽东在75年视力急剧下降，所以从北大抽调了一个名叫芦荻的女讲师去给他读书，念《水浒》时他发表了一些看法，本是随口说说，但四人帮为了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制造了丰庆轮事件，大揪投降派，所以大肆鼓吹，使这种观点一时甚嚣尘上。
毛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李希凡说：
“《水浒》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
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所谓的投降派和反修防修的所指。
这种观点由于是政治风气的产物，所以虽然一时很热闹，但在学术史上地位不高。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屏晁盖于一百0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隶。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6、忠奸说（忠奸斗争说）
金圣叹：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则是乱自上作也。
官逼民反，奸逼民反；真正的忠臣义士在“水浒”，而权奸却在“中央”，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宋江是忠义的代表，高俅是奸佞的代表，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英雄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四大奸臣的斗争，贯串全书，是全书的主线；写农民起义意在借助钟馗打鬼，目的是揭露赃官奸臣害国误民，从而劝谕皇帝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
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斗争。
（《中山大学学报》７９．１《评〈水浒〉应该一分为二》）。
侯民治认为作品通过使宋江等人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颂扬忠臣良将。
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的主要依据。
”（《水浒争鸣》２辑《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
7、市民精神说或“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理由之一：
《水浒》中的主人公是大批非农民化的人物，起义军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对土地的要求，作品中没有一处真正的农村景象。
理由之二：
梁山英雄的价值观和个性，更多的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
例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盘分金银”，“图个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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