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专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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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专题
案例一：
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没有GDP这个发明，我们就无法进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贫穷与富裕的比较，我们就无法知道我国的GDP总量排在全世界的第六位，低于美国的9倍，日本的5倍；没有GDP我们也无法知道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已超过1000美元，低于美国和日本的40多倍。
没有GDP这个总量指标我们无法了解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快还是慢，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因此GDP就像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
GDP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GDP，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曼昆认为，准确理解GDP的要点是：
①GDP是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计算的；②GDP包括在市场上合法出售的一切物品和劳务，例如你购买了音乐会的票，票价就是GDP的一部分；③只算最终产品，不包括中间环节；④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例如外国人暂时在中国工作，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
他的生产的价值是中国GDP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否成功，你首先要看他的收入。
高收入的人享有较高 的生活水平。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国的整体经济。
当判断经济富裕还是贫穷时，要看人们口袋里有多少钱。
这正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作用。
GDP同时衡量两件事：
经济中所有人的总收入和用于经济中物品与劳务产量的总支出。
GDP既衡量总收入又衡量总支出的秘诀在于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相同的。
对于一个整体经济而言，收入必定等于支出。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经济的收入和支出相同的原因就是一次交易都有两方：
买者和卖者。
如你雇一个小时工为你做卫生，每小时10元，在这种情况下小时工是劳务的卖者，而你是劳务的买者。
小时工赚了10元，而你支出了10元。
因此这种交易对经济的收入和支出做出了相同的贡献。
无论是用总收入来衡量还是用总支出来衡量，GDP都增加了10元。
由此可见，在经济中，每生产一元钱，就会产生一元钱的收入。
问题：
1、你对于GDP的概念是如何理解的？
2、为什么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案例二：
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从GDP的含义到它的计算方法不难看出，GDP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美国罗伯特·肯尼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弟）“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这句话就是他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对GDP这个经济指标的批评。
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这段颇受经济学家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对GDP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怀疑。
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如果一对夫妇留在家中打扫卫生和做饭，这将不会被列入GDP的统计之内，假如这对夫妇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洁和烹调工作，那么这对夫妇和佣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
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一名男士雇佣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资也将计入GDP。
如果这位男士与保姆结婚，给保姆不发工资了，GDP就会减少。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资企业虽然在我们境内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
一句话，他们把GDP留给了我们，把利润转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如同在天津打工的安徽民工把GDP留给了天津，把挣的钱汇回了安徽一样。
看来GDP只是一个“营业额”，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
在当今中国，资源浪费的亮点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GDP中，都可以增加GDP。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GDP指标，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资源来获得的。
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
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
尽管GDP存在着种种缺陷，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一种包罗万象、反映一切的经济指标，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描述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中，GDP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正因为有这些作用，所以我说，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问题：
1、用GDP指标衡量经济的优缺点？
2、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匹配现象，即有些省市的人均GDP相近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却相差巨大，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近但其人均GDP却相差巨大。
3、你是如何看待我国目前官员业绩考核中的“唯GDP论”现象的，有无更好的考核指标？
4、结合以上问题，给出你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的理解。
案例三：
蜜蜂的寓言启发了凯恩斯——总需求决定理论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
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
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
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
18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
这首诗叙述了一个蜂群的兴衰史。
最初，蜜蜂们追求奢侈的生活，大肆挥霍浪费，整个蜂群兴旺发达。
后来它们改变了原有的习惯，崇尚节俭，结果蜂群凋敝，终于被敌手打败而逃散。
这首诗所宣扬的“浪费有功”在当时受到指责。
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委员们就曾宣判它为“有碍公众视听的败类作品”。
但在200多年之后，这部当时声名狼藉的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发动了一场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总需求决定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萨伊定理。
萨伊是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供给决定需求，有供给就必然创造出需求，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
这种观点被称为萨伊定理。
但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停滞和30年代全世界普遍的生产过剩和严重失业打破了萨伊定理的神话。
凯恩斯在批判萨伊定理中建立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
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
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
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
引起30年代大危机的正是总需求不足，或者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是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下降与利率下降有限度引起的投资需求不足。
解决的方法则是政府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
包括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凯恩斯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总需求分析是中心。
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短期中，国民收入水平由总需求决定。
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周期都是由总需求的变动所引起的。
当总需求不足时就出现失业与衰退。
当总需求过大时就出现通货膨胀与扩张。
从这种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主张称为需求管理，其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当总需求不足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各种支出和减税）与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
当总需求过大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各种支出和增税）与货币政策（减少货币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总需求。
这样就可以实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的经济稳定。
总需求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一场“革命”（凯恩斯革命）。
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例如，如何看待节俭。
在传统观念中，节俭是一种美德。
但根据总需求理论，节俭就是减少消费。
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减少就是总需求减少。
总需求减少则使国民收入减少，经济衰退。
由此看来，对个人是美德的节俭，对社会却是恶行。
这就是经济学家经常说的“节约的悖论”。
“蜜蜂的寓言”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凯恩斯重视消费的增加。
1933年当英国经济处于萧条时，凯恩斯曾在英国BBC电台号召家庭主妇多购物，称她们此举是在“拯救英国”。
在《通论》中他甚至还开玩笑地建议，如果实在没有支出的方法，可以把钱埋入废弃的矿井中，然后让人去挖出来。
已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曾说过，凯恩斯只是用幽默的方式鼓励人们多消费，并非真的让你这样做。
但增加需求支出以刺激经济则是凯恩斯本人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思想。
那么，这种对传统节俭思想的否定正确与否呢?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对生产有促进作用，这是人人都承认的。
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是针对短期内总需求不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总需求当然是正确的。
一味提倡节俭，穿衣服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纺织工业还有活路吗?
这些年当我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时政府也在努力寻求新的消费热点，说明这种理论不无道理。
当然，这种刺激总需求的理论与政策并不是普遍真理。
起码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理论并不适用。
其一是短期中当总供给已等于甚至大于总需求时再增加总需求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其二是在长期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资本来自储蓄，要储蓄就要减少消费，并把储蓄变为另一种需求—投资需求。
这时提倡节俭就有意义了。
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另一个意义是打破了市场机制调节完善的神话，肯定了政府干预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战后各国政府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申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总体上还是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
战后经济周期性波动程度比战前小，而且没有出现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实就连“蜜蜂的寓言”这样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不也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吗?
问题：
1、你是如何理解经济学家经常说的“节约的悖论”的？
2、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刺激内需，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3、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你认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吗？
如果需要干预，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
4、谈谈你对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理论的认识。
案例四：
做大乘数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通货紧缩和亚洲等地区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正确地采取了扩大内需和避免风险的基本对策。
然而，尽管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力度很大，其带动作用却非常有限，连续降息并没有将股市刺激起来，财政扩张也只使国有部门的投资有所增长，而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呈负增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被称为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是个英国贵族，也是个经济学家。
在他学术生涯的颠峰时期，正好（不巧）赶上了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
他提出的救治方案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即降低利率；也包括财政政策，主要是赤字政策和公共工程。
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政策，而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它要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使效果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政府的努力。
为了解释这样的效果，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的概念。
意思是说，当政府比正常情况新增一笔公共工程的投资时，由于该工程要雇用工人和购买设备与原材料，就要支付工资和贷款；而贷款也最后会变成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工人的工资。
因此投资会引致消费，消费支出又会变成生产消费品的工人收入，即消费又会引致新的消费。
如此循环往复，一笔投资就会变成数倍于这笔投资的需求。
这个倍数就是乘数，一个扩张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财政扩张的数额乘以“投资乘数”。
由于这是凯恩斯最早提出来的，所以又叫“凯恩斯乘数”。
后来，乘数概念在经济学中泛滥，又有人提出“存款乘数”。
意思是说，当银行新增一笔存款时，银行会扣掉一定比率的准备金，然后再把它贷出去；获得贷款的企业或者用来支付货款，或者暂时存入银行，无论如何，都会又回到银行；银行仍旧按上面的办法处理。
如此循环，也会使这笔新增存款“创造”出数倍于原来的存款来。
这个倍数就是“存款乘数”。
有趣的是，上面讲的“投资乘数”，今天正好对应于财政政策；而“存款乘数”，正好对应于今天的货币政策，因为所谓“新增存款”是降息所至。
当我们讨论或预测政策效果时，有两个简单的因素：
一个是政策本身的力度，一个是“乘数”。
当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我们既可以说，政策的力度不够，又可以说，乘数不大。
经济学家自然可以讨论政策力度问题，但这更多地是政府的事情；并且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有很多的约束条件的，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
例如，财政的首要功能，还是筹措公共物品的资源。
当财政本身吃紧时，发挥政策作用的余地就很小，更为积极的因素是“乘数”。
毫无疑问，在政策力度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策效应较小，就意味着乘数较小，而又是什么决定乘数呢?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存款乘数”，其产生和大小都和经济活动及其频率相关。
具体地说，就是商品交易的频率和金融交易的频率。
交易频率高，也可以说是交易效率高。
这就涉及到市场的发育和成熟程度了。
在我国，市场制度刚刚建立不久，它信用不足，也缺乏效率，所以交易效率就会较低，交易速度就会较慢，在有些时候，交易甚至会受阻。
一旦交易缓慢或受阻，形成乘数的循环就会较少，乘数也自然会很小。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
政策力度与乘数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相乘关系，有时两者会互相冲突。
政府政策相对于经济制度也并非中性，它经常会产生“体制效应”，即政策本身会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
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负面的体制效应，损害市场制度的改进和完善，结果会使乘数变小。
譬如，为了筹措更多的财政资源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扩大了对市场的管制范围，结果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又譬如，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政府采取了过分保守的金融管制政策，会使问题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金融体系的效率降低，存款—贷款的循环甚至会被中断，“存款乘数”就会变小。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乘数太小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乘数做大。
做大乘数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制度变得更有效率。
既然政府政策会产生“体制效应”，我们的目标就是变负效应为正效应。
在财政方面，既然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是财政的“鸡肋”，进行企业并购和产权交易，就是具有制度变革特征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在公共工程方面，打破国有部门独揽项目的局面，让非国有企业参与公平的竞标，则是扩展市场规则的又一契机；在货币政策方面，只有将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利率分开，才能更有效地使政策发挥作用，同时又使我国的货币体系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一步；即使是财政政策手段，如发行政府债券，也可以用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如利用政府债券支撑起证券市场的交易来。
当然，除了短期手段外，乘数变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忽视这个对政策效果举足轻重的变量。
一个明智而有效的政府更应注重借用经济制度本身的力量。
它在推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应伤及那个会使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的制度基础，同时为了社会与国家长远计，不应一刻忘记改进使政府显得更有效的市场体系。
至少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视野内，它的名字叫“乘数”。
问题：
1、“乘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2、有哪些途径可以做大乘数？
案例五：
利率上调是遏制经济过热的最好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
对于央行上调贷款利率的决定，应该拍手称快。
虽然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没有上调是个很大的遗憾，并且有削减民众财富于无形之嫌。
如果任由我国目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不仅会丧失两年来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果，也会使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难以进行。
那么，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为什么不能够达到政府预期目标呢？
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成效不是如预期那样顺利？
特别今年以来，为什么宏观经济过热又死灰复燃？
我想最大的问题是宏观调控的工具没有好好利用。
如果宏观调控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使用，那么其效果如何是可以想像的。
很简单，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是什么？
就是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并通过这种对经济总量控制来抚平经济周期的波动。
那么对经济总量进行控制有什么工具？
一般来说，有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及税收政策等。
但是，国内两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更多的是中观及微观方面的动作，而真正的宏观调控工具使用很少。
正因为中国前两次加息过小过慢，不仅弱化了银行、民众及企业对利率风险的预期，也使得实质利率过低。
对于前者，由于银行、企业及民众不能够把利率风险考虑到其行为决策中，因此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也就十分正常了。
对于后者，由于无论名义利率还是实质利率都过低，从而使得由政府管制的方式从债权人向债务人利益转移，即谁借到钱谁就会获得利益。
既然企业借到钱就是利益，那么企业不仅会拼命地去借钱，也尽力从银行借到钱来投资，投资过热也就自然了。
因此，要改变目前中国投资过热趋势就得从这最基本、最为核心的地方入手，从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入手，调升过低的利率。
可以说，尽管这次央行调整利率幅度不大，其调动的幅度对企业或个人信贷成本的影响不高，但是它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通过利率调整来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利率调整向市场表明，企业与居民的经济决策必须把利率的风险考虑在其未来的行为决策中。
房地产业应该是这次政府宏观调控最为关注的第一行业，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成本的高低或利率的高低不仅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也决定了房地产炒作与投机的程度。
一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个工具上。
可以说，这次利率的调整明确地向房地产市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央政府有决心有能力对国内过快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对上升过快的房价进行调整。
而且这种调整并不在于这次利率上升的幅度，而是在于市场对这次加息的反映。
估计央行会通过市场反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频率。
既然利率工具启动了，国内的投资过热、银行信贷过热、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的快速增长等市场面临的困难问题也就会逐渐地化解了！
问题：
1、利率是如何决定的？
2、结合材料分析2006年4月28日利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
3、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你认为我国应怎样通过利率调整经济，为什么？
案例六：
我国目前的低消费率合理吗？
我国目前无论是最终消费率还是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国际上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消费率水平。
消费率过低而储蓄率过高将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今后一段时期内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的严重约束。
因此，实行鼓励消费政策，经过经济运行中的政策效果磨损，达到适度消费的目标，应该是我国政府当前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的判断,可以从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两方面来认识。
纵向比较，从我国1981年至1997年16年三大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看,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支出法GDP比重）基本上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持续下降，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的58.8%,居民消费率由53.1%降至47.5%。
横向比较,最终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在70%左右,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也在65%以上。
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为60%左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略有下降。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钱纳里等:
《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
1997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极不正常,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从国际经验比较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推论：
1、不能绝对地看待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存在储蓄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绝对关系。
高储蓄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刃剑"，高储蓄率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埋下消费不足的消极隐患。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中，高储蓄对经济发展的正负面作用影响大小不同。
2、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是有条件的。
投资需求从社会再生产看并非是最终需求，它不是为出口服务就是为消费服务。
在出口主导增长型国家，只有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才能转化为高投资。
在内需主导增长型国家中，只有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率才能转化为高投资率，高投资率才会有高效率。
如果居民消费不足或出口需求不足，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将发生困难，高储蓄将造成资金的闲置。
3.从长期看，经济大国发展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通过出口主导增长型发展起来的经济大国必须及时转换到内需主导增长型模式，转换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振兴消费需求。
将中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率、投资率、出口依存度等指标与日本由高速增长期（1965-1970年GNP实际增长10.3%）向平稳增长期（1970-1975年GNP实际增长5.6%）转换点1970年时有关数据作一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存在落入消费内需不足的“日本式陷井”的危险。
1、出口依存度和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
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为9.48%，我国1997年的出口依存度达到20.3%。
有人认为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因加工贸易比重大而高估，若将1997年GDP和出口总额同时扣除加工贸易额，出口依存度仍然高达9.8%,同样高于日本1970年的出口依存度（注意日本数据中未扣除加工贸易成份）。
为了避免加工贸易的不可比性，我们再比较两国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日本1970年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为0.22%，而我国1997年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为4.5%，这已经达到日本历史上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登峰造极时期的水平。
事实上，我国自1994年以来，进出口顺差占GDP比重在不断提高，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上日本式道路。
2、储蓄率和投资率。
日本1970年的国内储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为40.3%和5.5%,而我国1997年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为41.2%和38.2%。
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超过35%，国内储蓄率高居世界首位。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内需不足并非在于投资内需不足。
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也并非在于国内储蓄不足。
1994年开始我国改变了投资率高于国内储蓄率的局面，国内资金出现剩余，银行存差不断扩大。
3、居民消费率。
日本1970年的居民消费率为52.3%，从历史数据比较看，这是7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纪录。
我国1997年居民消费率仅为47.5%，消费内需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已经比日本近30年来历史最低点还要低近5个百分点，我国消费内需不足问题的严重性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题：
1、一国的国民收入取决于哪些方面？
2、你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高投资、高净出口、低消费”的经济结构能否持续发展？
（如果不能请说明理由并给出合理的经济结构）
案例七：
石油危机的影响
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中一些最大的经济波动源于中东的产油地区。
原油是生产许多物品与劳务的关键投入，而且世界大部分石油来自几个中东国家。
当某个事件（通常是源于政治）减少了来自这个地区的原油供给时，世界石油价格上升。
美国生产汽油、轮胎和许多其他产品的企业会有成本增加。
结果是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又引起滞胀。
第一起这种事件发生在70年代中期。
有大量石油储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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