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怎样演化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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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怎样演化的
语言学家王士元:
语言是怎样演化的?
2017-03-20 知识分子 4评
三种灵长类动物-大猩猩、黑猩猩、网球名将Murray
编者按:
蔡元培老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
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创造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人类有变化无穷的语言。
从古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生物演化以及相对短暂的文化演化。
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不仅解放了双手,对现代人的体型、大脑容量、行为甚至语言方面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当人直立行走后,人类的喉头下降了几厘米,形成了现在的咽腔,舌头也增加了许多动作的空间,为语言的涌现提供了重要条件。
反过来,语言又刺激大脑的发展,强化了大脑记忆等功能。
实际上,语言是人类“约定俗成”的文化的一部分。
撰文|王士元(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研究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责编|叶水送
众所周知,人类与猿类、猴类同属灵长目。
当我们拿上图三张灵长类的相片对比时,直觉反应会认为两种猩猩的亲属关系应该比较近,而离人类比较远,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近年来遗传学研究发现,大猩猩跟人类曾有共同的祖先,两者大约是在1000万年前分离的,而黑猩猩与人类却是在600万年前才分家。
黑猩猩是现存的与人类基因关系最近的亲戚。
这当然会引发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人类是怎样从猩猩那样的动物,演化成当今整个地球的主人?
为什么大猩猩与黑猩猩分开了1000万年,外观上还是那么相似,而人类与黑猩猩分道扬镳才600万年,行为上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扼要地说,关键在于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的不同,这也正是我想在此谈的问题。
人类演化的两个相变:
直立行走和语言
归纳起来,人类的这段演化过程有两个主要的相变:
一个是从用四肢在森林里爬树的生活形态,转变到两足直立在平原上走动;另一个相变是从用手势及简陋的声音来沟通,发展到目前非常复杂的语言。
人类开始采取直立的姿势是在300万年之前,而语言涌现于10多万年之前。
这两个相变的种种细节,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可是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很值得讨论,以便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图2:
左图为三百多万年前Lucy的化石,右图为骨骼复原图。
直立是人类演化中第一个相变。
人类的演化当然要从非洲说起。
达尔文在他1859的书里就提到人类起源于非洲。
现在有种种多学科的数据支持这一理论,包括化石、基因及语言,“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已经相当确凿。
1974年在非洲埃塞俄比亚Afar区发现了一组相当完整的化石,对人类演化的研究特别重要(见图2)。
这套3百多万年的化石是位十多岁的女孩所遗留下来的骸骨,发现者给她起名为Lucy。
目前出土的一系列与Lucy同年代的化石,还不算是Homo(人)属,他们的学名是Australopithecusafarensis,也就是在Afar发现的“南方猿人”。
Lucy的腿在演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她的脚、膝盖、骨盆等化石,经过非常仔细的数据分析后,专家们同意她是双足直立行走的。
至于为什么南方猿人会直立起来,至今还没有个完善的解释。
不过这个姿势上的改变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重新改造了我们整个身体,这里我们主要讲两个革新。
首先,因为上肢不需要老是撑在地上支持着身体,猿人的手就能够逐步地改造来学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拇指与每只手指都变得非常灵巧,能够个别地运作。
尤其是手一定要与眼睛协调配合,动作才能准确有效。
我们的祖先直立后几十万年,在非洲就开始出现很原始的石器。
专家们可以分析出那些石器的种种不同用法,有些是用来敲砸坚果的,有些是用来割肉的等。
在这个阶段,由于手能制造新的工具,也刺激了大脑的发展,而更发达的大脑又能激荡出更多新的发明。
南方猿人的脑容量约有400毫升左右,跟黑猩猩的差不多大小,而现代人的是1500毫升,增长了三倍多。
这样循环性的共同演化,就让人类从敲打石器的直立人,发展到目前发明人造卫星、身处在e世代的新人类,在漫长的演化道路上取得了主宰整个地球的优势。
图3:
古人直立后,身体彻底改造,喉咙下降增加语音的空间,给了语言涌现更好的条件。
图片取自Lieberman,D.E.2013.
除了手及肩膀的改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口腔、喉咙及气管。
黑猩猩的口腔后面基本就是喉咙,只有一条管子。
可是直立后,喉头就逐步下降了几厘米,形成了我们的咽腔,跟口腔大致垂直,因此我们有两条管子可以发声。
这么一来,舌头就增加了许多动作的空间,因此我们能发出的声音也就跟着增加了许多。
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相变,这个相变给我们创造了让语言涌现的重要条件(见图3)。
语言的出现于口腔、大脑密不可分
语言学家很早就体会到,语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种依托的行为。
说话时一定要能发出气流,而呼吸当然是人类维系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
可是因为说话需要的是延长呼出去的气流,以便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如果要能比较精准的控制,就必须把气流的速度跟喉咙里声带的抖动协调好。
声带拉紧时发的是高音,声带放松则发低音。
舌头移动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动作。
说话时,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参与发音,如果小舌位处的软腭下垂,气流通过鼻腔,就可以发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发元音,下巴上升则发辅音,每次上下就可发出一个音节。
这三套动作:
呼气、声带发声、及口腔喉咙调控语音,牵涉到大大小小几十个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准才能说话。
这是历经几十万年才演化出来的能力,特别是大脑里控制这些肌肉的神经网络也是经由演化而来,别的动物没有这些神经网络是学不会语言的。
我们说话时,因为需要的动作很小,一秒钟内往往就能够发出十几个音节,传达不少信息。
这丰富的信息传达能力跟我们的短期记忆及工作记忆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这两种记忆都只有几秒钟长,它们的时间上限基本上约束了思想的复杂度。
若讲者说出一句话,但听者听到句子结尾时已经忘了句头的信息,那么这次的沟通就会失败。
反过来说,因为我们能在一段短期记忆内传达几十个音节,那么这一串音节就可能包含大量的信息。
“约定俗成”的人类语言
说话是语言形之于外的行为,而语音是语言很关键的一部分。
可是更重要的是说的东西要有组织、有语义。
体会到可以有条理地利用不同的语音来代表不同的语义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语音及语义这两个系统结合起来,这是发明语言最基本的条件。
语义的单位是词,用什么语音来代表什么词,没有任何固定的道理,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
词是跟着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总是在改变的。
这一点明朝的陈第就了解得很透彻。
李白“将进酒”里说“朝如青丝暮成雪”,他当时所谓的“青”色,我们现在要说是“黑”才对;用来挡雨的东西在普通话里叫做“伞”,香港话叫做“遮”,而英语叫做umbrella。
这类例子多不胜举,因为语言要表达文化,文化在演化,语言也必须跟着演化。
2002年王士元在云南田野考察时拜访普米族。
北京大学陈保亚摄影。
怎样把词串在一起也需要“约定俗成”,逐渐形成一套套的语法。
例如:
普通话说“给我水”,香港话是“俾水我”,两种宾语的顺序恰好相反;又如:
汉语的动词用在宾语之前,如“喝水”,日语句子里需要加些虚词,而把动词放在宾语之后,如“水o饮mu”。
词汇增加了,词跟词的组合方式也跟着增多,语法就越来越复杂。
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记忆及工作记忆,我们当然也有多种的长期记忆,不但能够掌握到语法以及数万个词,并能把生活里每时每刻的经历都以语言的形式记忆下来,以便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派上用场。
一旦人类发现可以用语音来代表语义,他们就能造出很多的词来,用在生活的每方面。
几十万年前的原始狩猎采集社会所需的词汇,跟一万多年前农业社会的词汇当然不同。
迁徙的狩猎部落只能维持数十个人,农耕及放牧社会则可以容纳几万人口,现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过千万人口。
人口越稠密,使用语言沟通的次数就会越多,语言也就变得越快。
尤其在大都市里,不同的语言大量接触、沟通,词汇及语法就很容易混合。
例如在香港生活,经常都会听到不同地区的粤语、普通话、上海话、闽南话、英语、以及一些东南亚的语言,所以近年来香港话变得特别快。
语言促进人类的文化演化
语言脱离不了文化,随着文化变化,语言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环。
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论是基于物种繁殖时会产生变异,而每一代有些变异体生存下去的机会比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
这也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
可是生物演化因为必须通过遗传一代一代的传递,所以速度上非常缓慢。
蝙蝠也是哺乳动物,可是却不像人类有灵巧的双手,要经过数千万年的生物演化,哺乳类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别演化成人类的手和蝙蝠的翅膀。
文化演化却截然不同,从农业社会到现在,只不过一万多年,由于知识传递能通过语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记载,因此累积得特别快,我们不但发明了空气动力学,制造了种种的飞行工具,并且已经开始探索太空。
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的问题。
虽然我们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们已经有天渊之别。
直立后,我们的大脑、手及语言,三者都在不断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
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能通过语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异地累积知识及发展文明。
演化并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样的竞争,合作往往会更适于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电子信息时代,社会发展地惊人之快。
当然“发展”并不等于“进步”,也并不代表我们总是会朝好的方向迈进,文明的进展取决于我们怎样善用这些知识。
荀子说过: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知识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不会希望再回到像猩猩们生活的原始环境里,因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
希望语言的精练艺术能帮助人类发展出待人处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们应该追寻的路,发展经济与科技的同时也要尽心保护好我们的地球,让我们活得更好。
作者简介
王士元
台湾中研院院士、赵元任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JournalofChineseLinguistics主编;他以创立著名的“词汇扩散理论”而在国际语言学界享有盛誉,曾被选为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首届会长(1992-1993)。
主要研究语言起源和演化、语言与认知、神经语言学等,是与赵元任齐名的蜚声国际的华裔语言学家。